汉译英中"中国特征"的保留

如何在汉译英中保留汉语当中的文化形象,此问题一直困扰着译者。“同化”这种翻译方法在汉译英过程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译者应力求保持汉语的原貌,也就是要尽量传译“中国特征”,具体说,就是要尽量表达中文原作的文化特色、语言形式及异常写作手法。“同化法”也要注意限度,实在行不通,还要利用英语特有的表达方式。     

论女性主义视角下的翻译忠实性

受二元对立哲学的影响,传统译论支持作者中心论和原著中心论,赋予原文与作者至高无上的权威地位.女性主义翻译理论是女权主义运动与翻译研究相结合的产物,目的是通过翻译使女性被社会所关注,不再处于次要地位.女性主义译者解构了传统的忠实观,提出了建立于女性主义“写作项目”之上的忠实观,即作者和译者共同参与、共同合作的项目,此理论给翻译研究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     

译者的主体因素与翻译选择——兼谈林语堂《浮生六记》英译本

作为翻译活动的主体,译者在选择“译什么”和“怎么译”时,其主体因素会不可避免地对文本选择和翻译策略选择起着重要影响.林语堂英译的《浮生六记》,可以说明译者的主体因素,尤其是译者文化态度和翻译目的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译者的文本选择和翻译策略的选择.     

追寻语言和谐的乌托邦——本雅明的“纯语言”见解

瓦尔特.本雅明在其《译者的任务》中提出了“纯语言”的概念,并指出译者的任务就是开发纯语言。基于这一思想,他对“可译性”问题持神秘主义态度,并从根本上瓦解了“忠实”的神话。虽然“纯语言”似乎更难以企及,但正是这一理想境界指引着无数译者为之奋斗。     

生态翻译学视域下译者主体性探究

译者是翻译活动的主体，译者主体性是国内翻译研究中的重要论域。一般来说，译者的“能动性”“目的性”“创造性”是译者主体性的本质特征，并且译者发挥主体性存在前提条件和制约因素。在生态翻译学的视域下，译者主体性有新的内涵，即确立“生态人”的身份认同，自觉遵守“译者责任”伦理观的规范和约束，进而通过“译有所为”产出翻译价值，树立“尚生”的生态翻译价值观，发扬翻译的“真善美”。     

二语写作与翻译写作过程的一致性——以林语堂《吾国与吾民》第一章为例

母语对二语写作起积极作用,它以翻译的形式介入二语写作,其过程与翻译写作过程是一致的。在二语写作过程中,母语作为理解中介、内容生成中介和文本输出中介,与翻译写作过程中的感知、运思、表述相一致,二语写作过程实际上就是一种翻译写作的过程。二语写作源于翻译,译者(二语写作者)对从其他来源接受的信息重新编码并进行传递,但又追求写作的文采,在此过程中,译者(二语写作者)的翻译能力和写作能力发挥着重要作用。     

翻译标准制衡下译者的“显形”

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译者的主体地位和主体行为才开始受到重视，因此，进一步弄清何为译者“显形”、影响译者“显形”的因素以及译者“显形”的表现等问题，对翻译实践和翻译研究有重要意义。同时，对译者“显形”的研究不能仅从译者自身的微观角度进行研究，而应将译者“显形”与翻译标准相联系，既促进译者的充分“显形”，又有助于确立较完美的翻译标准，为翻译活动提供指导，促进翻译事业的发展。     

《孙子兵法》复译中的文化误读与译者身份之辨——基于副文本描述的Minford译本个案研究

《孙子兵法》英语复译本在“中学西传”中发挥了无可替代的关键作用。由于中西方文化差异的存在,西方译者对中国文化进行解读时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误读。任何的误读形式都与译者身份密切相关。就《孙子兵法》Minford译本而言,译者采取的有意识误读的翻译策略是由其多重文化政治身份所决定的。本文尝试从文化社会学的“文化误读”概念入手,基于对Minford译本副文本的描述与解释,探讨“文化误读”与“译者身份”之间的内在联系,从而提出译者对源文本的误读反映了译者本人及译者所属群体的社会心理及意识形态观念。     

论女性主义视角下的翻译忠实性

受二元对立哲学的影响,传统译论支持作者中心论和原著中心论,赋予原文与作者至高无上的权威地位。女性主义翻译理论是女权主义运动与翻译研究相结合的产物,目的是通过翻译使女性被社会所关注,不再处于次要地位。女性主义译者解构了传统的忠实观,提出了建立于女性主义“写作项目”之上的忠实观,即作者和译者共同参与、共同合作的项目,此理论给翻译研究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     

"双性同体"模式:作者-译者的新关系

“双性同体”这一概念源自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用它来喻指原文作者与译者的新型关系。原作者和译者之间关系演变的过程告诉我们,传统的基于“忠实”观指导下的原作者,译者的关系不可避免地被新的关系所替代,但新的学科研究范式指导重铸后的作者,译者的关系亦有其不合理之处。唯有提倡作者/译者间“双性同体”关系新模式,才能在两者之间寻求最佳平衡,译者的主体性才能得到真正的发挥。     

以"译者为中心"的缘由

在翻译的整个过程中，作者、译者和读者三方共同参与其中，哪一方应该被看作主体，谁在这个过程中起关键性的作用？关于这个问题在翻译研究中人们还未达成共识。本文定位了译者在翻译活动中的角色，赞同“译者中心”论，分析了以译者为中心的原因。以“译者为中心”有助于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行使其权力，发挥其主体性和创造性。     

简评林徽因译《夜莺与玫瑰》

针对迄今为止学术界对林徽因翻译活动所进行的研究之不足,着重探讨了英国著名作家奥斯卡·王尔德原著、林徽因所翻译的童话作品《夜莺与玫瑰》在外国文学汉译史上的意义,并分析了该译文的语言特征、归化倾向,以及误译、漏译等等,旨在抛砖引玉,争取有更多的专家学者参与到对林徽因翻译活动的研究中来,以期对其有更加全面、客观而又深刻的认识.     

追寻语言和谐的乌托邦——本雅明的“纯语言”见解

瓦尔特·本雅明在其《译者的任务》中提出了“纯语言”的概念，并指出译者的任务就是开发纯语言。基于这一思想，他对“可译性”问题持神秘主义态度，并从根本上瓦解了“忠实”的神话。虽然“纯语言”似乎更难以企及，但正是这一理想境界指引着无数译者为之奋斗。     

翻译研究中的“误读”的意义及其局限性

通过对翻译研究中的“误读”运行轨迹以及翻译哲学转向给“误读”提供的理论支撑,指出:一方面,“误读”在翻译研究中具有不可忽视的积极意义;另一方面,由于文本的确定性及公共视阈的制约,译者对原文本的“误读”只能体现在翻译过程的理解环节而不是翻译的表达环节,译者应该尽可能的保留原文中容易引起误读的成分,把解读的权利留给读者,使译者可以读到原汁原味的译作。     

委婉语翻译的语用简析(英文)

在原作者,译者,读者的关系链中,译者处于一个中介人的位置,从语用学角度分析,其实也就是同时处于交际三角中的“受众”与“写作者／演讲者”的两角。     

浅析《了不起的盖茨比》两译本的差异性

伽达默尔的三大阐释学原则:“视域融合”、“理解的历史性”和“效果历史”对翻译学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研究者以《了不起的盖茨比》两中译本为案例,试图说明以下三点:译者带着“前见”进入翻译活动中,不同的译本是不同译者的“视域”与文本“视域”融合的产物;由于理解具有历史性,不同时代的译本都带上了各自的历史视域;重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文学翻译中译者的创造性及其限度

在接受理论看来,文本意义的实现有多种可能性,因而不同读者可能产生不同的理解。由于译者同时又是原文的接受者,他对原文的理解和阐释方面的创造性发挥是至关重要的。接受理论关于文本“意义”的概念,可以为译者在翻译活动中的创造性提供理论基础,同时也可以较为详尽地分析译者创造性的某些制约因素。通过讨论,可以认为译者的创造性并非译者对原文有意识的背叛,而是在一定范围内的“个人变奏”。     

意识形态与译者的话语权力

翻译是两种语言之间文化信息交流的社会实践活动,在这一过程中,译者所拥有的话语权力不可避免地要受其所属意识形态的支配和制约。在此笔者运用福柯的“话语”和“话语权力”理论从译者的文本选择、翻译策略两个方面探讨意识形态对译者话语权力的影响。     

基于对话理论的初中语文教师集体“面批面改”简

随着语文课程改革不断深入,“对话”理念成为阅读教学的焦点,将“对话”理论引入写作教学成为了探讨的新领域.基于“对话理论”的“面批面改”是提升初中语文写作教学质量的有效方式.     

后殖民批评话语与异文化表述--谈中国译者从事汉籍英译的资格

后殖民批评试图超越“西方作为主体,东方作为他者”的思雏框架,期望摆脱“西方影响和决定东方”的单向的东西文化交流模式。由此观照中国译者在汉籍英译中的异文化表述,剖析其可行性,进而佐证中国译者从事汉籍英译的资格,以利于中国译者弘扬中国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