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以《诗》说《诗》”阐释原则的诗教意义

"以《诗》说《诗》"是一种探寻《诗经》本义的阐释方法,突破了汉代由《诗序》所确立的将《诗经》政治化的阐释传统,为《诗经》的审美阐释开辟了道路。在这种阐释原则的主导下,朱熹重申了《诗经》的情感本质和"言有尽而意无余"的审美兴味。对《诗经》本质的重新阐释,使得朱熹建立起一套与《诗序》所确立的"《诗》教"传统迥然不同的诗教体系,把诗歌教育的发生与实现机制理解为以"情"为枢纽的感兴过程,其最终的目的是使读者"思无邪"。     

论“以诗为词”的词学意义

“以诗为词”不仅是创作方法的更新，而且是词学观念和词学意识的改变。“以诗为词”概念的提出，促进了词的“本色”认识。当时的“本色”应该是属于“女性特色”的风格判断，而不仅仅是音乐性特征的认定。正是基于以词这种风格的认定，出现了词学批评中的三个方面的转变。     

试论崔国辅的诗

本文对崔国辅其人其诗作一个较为全面的探讨，既揭示其诗歌内容的主要方面，又指出其存在的一些缺陷。同时对崔诗的表现技巧、风格特色等也作了较为细致的评述。     

在“诗”与“经”的矛盾中把握汉代诗学思想

汉代诗学其主导的、典型的诗学思想可以一言尽之,曰:“诗”与“经”的矛盾.汉人以《诗》为“经”,通经致用,《诗》成为现实政治讽谏的张本.汉代诗学便在以“经”解《诗》的矛盾中确立起来.“诗”与“经”的矛盾表现之一是“虚虚实实的历史批评”;表现之二是“拘拘挛挛的情性说”;表现之三是“是是非非的比兴论”;汉人从以经评《诗》、解《诗》中引伸出的文学理论与原则,又成为其衡《骚》评赋的标准.汉儒解诗形成的《诗》“经”精神,一方面涉及到诗的艺术本质,另方面又过分注目、牵附政教风化,以至于损伤了诗美,也未形成纯粹的诗理论与诗美学.     

试论柏拉图的“非诗”

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宣称"除掉颂神的和赞美好人的诗歌以外,不准一切诗歌闯入国境"。他为什么要"非诗"?"非诗"的背后又隐藏了什么样的精神指向?文章旨在对《理想国》中所列举出的诗人的罪状以及对诗谴责的原因进行分析,从而探究出柏拉图"非诗"的真正用意:为了对公民进行理性教育与启蒙,以及对理想城邦的重塑与建构。     

“以禅喻诗”的多重内涵

严羽《沧浪诗话》中提出的以禅喻诗一说,学者们多有阐释和评说,但由于不能区分悟多方面的意思,导致论述的混乱和片面。严羽提出的以禅喻诗实际包含三重内涵:鉴赏之悟、诗法之悟、作诗时的特殊思维方式——妙悟。     

试论陶渊明的“金刚怒目”诗

陶诗兼有“平淡”、“静穆”与“金刚怒目”两种迥然相异的风格，如何评品并判断其价值的高低，历来众说纷纭。本文试从陶渊明其人的矛盾性格入手而论其诗，阐述前者仅为其表，而后者方是本相之看法。     

论欧阳修《诗本义》对“兴”的文学解读

欧阳修的诗经学专著《诗本义》是北宋诗经学的开山之作和代表之作,《诗本义》一书提出了诸多解《诗》的新见解和新方法,最突出的一点就是在解诗方法上,将《诗经》的文学研究方法纳入经学研究轨道,迈出了从经学转向文学的第一步。探讨《诗本义》如何从《诗》的艺术形式入手研究《诗》,并以此体现出《诗本义》在诗经学逐渐摆脱经学的桎梏,从而走向文学研究的过程中所做的重要贡献。     

“物我交融”与“物我相隔”——陶渊明与华兹华斯自然诗的观物方式比较

陶渊明和华兹华斯,一个代表中国晋宋之际田园诗的顶峰,一个是19世纪英国浪漫主义的丰碑,两位诗人都崇尚自然,返回到了自然之中。由于二者对自然的理解不同,观物方式也大相径庭,一个以物观物,达到了物我交融的境界,一个以我观物,造成了物我相隔。究其原因,源于他们的相异文化背景下所形成的不同思维方式,即西方文化是从分析的角度来对待自然,而中国文化很大程度上是用综合的方法去理解自然。     

论韩愈的“文中之诗”及其意义

韩愈的“文中之诗”,是指其文章作品中所存在的诗体。此处的“诗”是个广义概念,凡用韵语写成的作品均可视为“诗”,相当于“押韵之文”。对韩文中的“有韵之文”的性质判定,我们当从韩愈自道,其时人及后人的看法乃至今人的见解等三方面入手。韩愈的“文中之诗”,具有多方面的意义。一方面可由此进一步把握韩愈的诗学观、古文观,并由此可见韩愈诗歌多样风貌的成因,另一方面有利于对韩愈“以文为诗”现象的公允诠释与《全唐诗》的“新”辑佚。     

从李白诗之研究看文学研究与诗歌传统

在中国，研究李白的成果丰硕，但继承古诗方面都很吝啬。在新文学运动中则普遍陷入了一种“国外的月亮就是圆”的成见，而文学研究的谬误是以造新词为发端的，“哲学”、“文学”、“文章”等词汇都变得很含混。中国悠久的诗歌文化传统，应该成为现代人生活的一部分。国外来的只是可以尝试，不足以依赖。     

《鸱鸮》及其对汉代寓言诗赋的影响

从《诗经》里唯一的禽言诗《豳风.鸱》到汉代的寓言诗赋具有这样一些共同点:从精神上看,这些寓言诗大多描写了人生的悲惨遭际;从作者的身份上看,大多属于“士”这一阶层;从方法上看,都是借托禽言而抒人生况味;在人称上,由纯用第一人称到多人称转换;在叙事上,由单角色过渡到两个角色的对话。种种变化都显示了寓言诗不断发展的过程。     

简评汉武帝的历史功过

从开边拓土、尊儒兴学、知人信佞、奢侈酷暴、悔悟改过等五个方面对汉武帝的历史功过进行评价,认为汉武帝五十多年的统治生涯中有功也有过,功大于过,不失为一位具有雄才大略的帝王和杰出的历史人物。尤其是他知过能改的精神,更值得后世人们学习借鉴。     

初盛唐咏物诗的生命意识

初盛唐咏物诗以言志类为主,大多抒发建功立业的豪情,表现一种理想的人格境界或开阔明朗的情致,追求个体在社会中的生命价值;缘情类咏物诗虽然有追求社会生命价值的实现受阻带来的挫折感和失落感,但其根基仍驻扎在坚强的自信力之上;闲情咏物诗在悠闲散淡中透出自适自足的生命满足感与和谐感。初盛唐咏物诗风骨文采兼备,体现了人的社会生命和个体生命和谐完美的统一,表达了唐代诗人刚健明朗、自信闲雅、自然和谐的生命意识。     

论英廉在津登览纪行之作

英廉不仅是乾隆朝的一位馆阁重臣,也是其时一位重要的诗人.英廉曾经数度为官天津,期间,登临和饱览了津门许多名胜古迹与自然风光,创作了诸多风景吟咏、述征纪行的诗篇.这些诗歌抒发了他内心的淡泊情怀,也寄寓着他人生的高远志趣,与他一以贯之的出世精神和隐逸思想是相一致的.     

九叶派诗的内向性美学探求

在20世纪40年代的诗坛，九叶诗派的诗学探索是独特而卓有成就的。他们以个性鲜明、风格独特的成熟的现代诗作取得了中国新诗在内向性美学探求中最好的阶段性成果，从美学意义上，他们将中国新诗的内向性探索推向了臻于成熟的境地。经由这样的探求，他们坚韧而执着地追寻了一个回来的世界，精神终获还乡之路，人的生命存在终归诗意的栖居之所，诗行间深蕴的诗性智慧既洞视了现实，又体悟了人生。     

《咏怀诗》格调论

从诗歌在自我形象上的纯真高洁、傲世独立；在境界上的高远辽阔、苍茫博大；在情感上的至纯至真、直率诚恳三个方面，结合作品，具体论述了阮籍《咏怀诗》的高格调。认为吉川幸次郎对阮籍诗歌的评论是符合实际的，论阮籍的《咏怀诗》，应主要从这三个角度去着眼。     

浅谈辛弃疾词中的助词"了"和"却"

近代汉语助词体系的形成是近代汉语形成的重要标志,宋代是近代汉语助词体系发展的重要历史时期。以宋代辛弃疾词为主要考察对象,结合前后历史时期相关语料,可以初步探索助词"了"和"却"产生和使用的基本情况。     

陈子昂的文学观及其诗文实践

初唐之际,陈子昂＂文章道弊五百年＂的诗文革新论、＂汉魏风骨,晋宋莫传＂的文学风格论、＂兴寄都绝,每以咏叹＂的文学本质论、＂当有知音,以传示之＂的文学创作论的文学观及其诗文实践,承继汉魏风骨,开启盛唐气象,为盛唐诗文奠定了基调,唱响了＂盛唐之音＂的序曲。     

毛泽东诗词当中“飞动”与“沉思”的英译

论述了如何在英译中更好体现毛泽东诗词的特点。指出毛泽东诗词多用动词,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飞”字,从而形成毛泽东诗词的“飞动之美”。于飞动之外,毛泽东诗词另有一种沉思之美。提出对于毛泽东诗词当中的“飞”字,英译文应注意表现出其动态、力度、气势、形象,以传达出毛泽东诗词所蕴涵的气势与气魄。同时,对于毛诗当中表沉思的诗句,则应注意选用表示阴柔的或沉思性的单词或短语,这样才能如实传译毛泽东诗词的语言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