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犯罪支配理论的现实思考

德国刑法理论中犯罪支配说是关于正犯与共犯区分的通说,该说以是否存在对共同犯罪的实际控制为立足点对正犯和共犯进行区分,这成为大陆法系国家刑事立法和司法借鉴的范本。该理论应当引入我国刑事司法之中,以解决我国司法实践主从犯难以区分的困境。     

论修正的共同犯罪——片面共犯

片面共同犯罪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片面共犯的理论一直争议不断。传统的共同犯罪在处理各种新型的多人共同犯罪的案件时表现出各种问题,一些案件单凭共同犯罪无法很和解决,片面共犯理论是解决问题的一种方法。片面共犯作为共同犯罪的一种特殊形式,其存在不仅在理论上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在实践中也有存在意义。究竟是否应该提出片面共犯的理论,是否可以在实践中运用这一概念,本文将予以探讨。     

浅谈片面共犯

片面共犯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是客观存在的。由于刑法学者的基本立场和共犯观念不同,在片面共犯的归属问题上自然结论各异。而在人类进入21世纪之后,刑法学者及刑法理论也应与时俱进,树立全新的共犯观念。     

间接正犯概念演变及其情境

初始,间接正犯系正犯·共犯分离体系下,限制正犯概念在共犯极端从属性说处罚遗漏现象下的直白描述,仅具名称。而后,共犯限制从属性说通行,间接正犯的外延仍旧扩张,其内涵飘忽不定。刑法理论自觉从"正犯性"定义间接正犯,在犯罪事实支配理论对其内涵的阐释下,间接正犯从直指现象的名称成为内涵丰富的概念。其演变的背后反映了刑法理论的变迁——共犯从属程度从极端从属性说到限制从属性说;正犯·共犯区分基准从形式客观说到犯罪事实支配说;共犯处罚根据从责任共犯论到因果共犯论;刑法理论从形式观转向实质观。纵然包括间接正犯概念在内的刑法理论转向实质性,但其形式性无法亦不应被湮没,刑法理论必须承认并安置必要的实质性元素,以寻求二者平衡,并维系自身合理性。     

非同案共犯供述的证据效力

以非同案共犯供述为研究对象,阐述非同案共犯的基本概念及与其他相关概念的区别。关于证据属性,在介绍证言说、供述说的主要观点基础上,建议借鉴证据自由主义理论解决证据属性争议。关于证据价值,认为非同案共犯供述证明力具有双重特征,一般具有实质证据的普遍价值和补强证据资格,并对如何有效发挥其证据价值提出建议。结合实践分析了需引起重视的三个突出问题,并提出了具体建议。     

论刑法中的对合犯罪

对合犯在大陆刑法中属于共同犯罪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但在将此概念引入我国刑法理论时,却与我国的共犯理论产生了冲突。因此,有必要跳出我国刑法中的共犯理论体系,将包括对合犯在内的具有对合关系的一类特殊的犯罪即对合犯罪单独归类进行探讨。在犯罪构成上,对合犯罪具有犯罪客体同一性、客观对合性、主体依存性及主观对应性等特征。对合行为在我国刑法中主要表现为买卖行为、渎职、失职行为与一定违法行为间的对合行为及其他对合行为。对于对舍犯罪的处罚主要有对合双方行为都是犯罪和仅对合一方行为构成犯罪两种模式。     

论在经济交往中盗赃物的善意取得

善意取得制度是民法的一项重要制度，受物权法调整。我国现行立法对善意第三人的权益保护不周，尤其是在刑事司法实践中，善意占有人的权益常常受到侵害。我国善意取得制度立法宜采“中间法立场”，兼顾所有权保护与交易安全，对盗赃物等占有脱离物，在立法技术上，采“例外规定主义”。     

司法公正、高效与权威路径探析——以法院职权为视角

司法公正、高效与权威，是我国法院司法工作追求的价值目标。目前我国司法公正、高效与权威的实现存在哪些障碍？如何正确看待这些障碍及解决之？文章试从当今我国人民法院在司法实践中有关公正、高效与权威方面的问题进行探讨，进而从立法层上提出自己看法与建议，以期在我国快速建立起公正、高效、与权威司法体制。     

论独立教唆犯

刑法典关于教唆犯的规定存在诸多问题，其原因在于对独立性说与从属性说的调和。我国刑法应当以独立性说作为立法的理论基础，将独立教唆犯按照预备犯处理。     

片面共犯问题研究

关于具有片面合意的犯罪人能否成立共同犯罪的问题,中外刑法理论界历来存在争议。笔者认为,应该承认片面共犯是共同犯罪,只不过应该是共同犯罪的一种特殊形式。片面共犯成立共同犯罪存在于片面实行犯、片面帮助犯,不存在片面教唆犯。     

司法实践中的罪刑失衡

审视一下目前我国刑事立法与司法的现状,罪刑均衡原则的贯彻执行状况实在令人担忧,由于很多原因,罪刑失衡现象仍较为严重。实践表明,要真正实现罪刑均衡原则,首先要正确理解罪刑均衡原则的含义和来源,然后研究分析罪刑均衡原则深刻的实践意义,包括在立法领域和司法领域,并探讨完善罪刑均衡原则的对策。     

试论被害人承诺的构成要件及其法律效力

很多国家的刑事立法都对被害人承诺问题作出了规定,我国刑法典虽然没有明确规定该问题,但在司法实践中已有所运用。被害人承诺阻却违法性的理论根据是被害人对于自己有权支配和处分的利益在不侵害公共利益的前提下放弃了刑法的保护。加大对被害人承诺理论的探讨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明杂剧《僧尼共犯》简论

冯惟敏的杂剧《僧尼共犯》,通过僧尼的爱情故事,肯定人的情欲与物欲,反对封建礼法与佛教清规,反映了鲜明的时代特征.在艺术上妙设科诨,重视宾白,提倡本色,并对杂剧体制有所创新.     

挪用公款罪认定中的若干问题

挪用公款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进行非法活动,或者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进行营利活动,或者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超过三个月未还的行为。在司法实践中,挪用公款罪的认定主要涉及到“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的理解、公款的范围、挪用公款的数额计算、挪用公款罪共犯的认定、挪用公款罪转化为贪污罪的认定等几个方面。     

论死刑的限制

死刑是剥夺人的生命的刑罚,它的适用必须受到严格地限制。限制死刑的路径多种多样,立法论者主张通过修改刑事立法来限制死刑,司法论者主张通过司法程序来限制死刑。在我国,限制死刑的最佳路径应数解释论,即通过司法解释来明确什么是罪行极其严重,什么是必须立即执行。     

论我国释明权制度的现状与完善

法官的释明权在大陆法系国家存在已久，但在我国是一个较新的概念。民事诉讼立法理论和司法实践中都存在一系列待明确的问题。本文在论述我国民事诉讼规定的释明权制度立法与司法的前提下，提出关于完善这一制度的建议。     

不安抗辩权的效力探究

在简要阐述不安抗辩权的含义及我国立法现状的基础上,着重讨论在不安抗辩权效力的设计上,中止履行的范围是否及于履行的准备行为;中止履行的时间应否自合同成立后开始;后履行方提供适当担保时间的确定;后履行方拒绝及时提供适当的担保时,先履行方取得合同的解除权是否是不安抗辩权的效力。对这个问题的探讨,有利于深化对不安抗辩权效力的认识,建立更加完善的规则,促进司法实践。     

民事诉讼司法认知现状之检讨——立法与司法的双重视角

源于英美法系的司法认知制度被世界许多国家立法所吸纳并已步入我国制度移植的空间。我国民事诉讼法未明确规定司法认知,仅司法解释略有涉及。但作为法官在审判中不可避免地要使用事实认定方法,我国在司法认知方面绝非一片空白。因此,很有必要全面检视我国司法认知现状,以为合理借鉴提供起点参数。从立法层面讲,我国现有的关于司法认知的法律规范存在着立法位阶偏低、定性模糊以及缺乏程序规定等不足;从司法层面讲,则存在着法官怠于司法认知、迷信司法鉴定而轻视司法认知的问题。究其原因,该种状况的形成与我国证据虚无的传统理念、超职权主义的诉讼模式和社会发展的相对落后直接相关。     

有关陈水扁命运的N个悬念

11月12日，台北地方法院合议庭以“涉嫌贪污、罪行重大。且有勾串共犯和湮灭证据之疑”。裁定将陈水扁“收押禁见”。“卸任总统”如今成了没有名字、代号为2630的囚犯。这位“前总统”的未来命运将会如何？人们心头不由又多了N个问号。     

我国教唆、帮助自杀行为可罚说质疑

近年来,一系列有关教唆、帮助自杀的典型案件经媒体报道而广为人知。这些案件的判决结论在舆论场上引起广泛关注的同时,在学界也激起了学者们关于教唆、帮助自杀行为定性的又一轮思考。应当说,教唆、帮助自杀行为既不能够单独入罪,也不能被论以故意杀人罪的共犯。在现行立法框架之下,其可罚性得不到合理的理论证明。在理论界与实务界作为主流观点的可罚说,不无反思之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