裁判错误的成因分析及对策思考

裁判错误是司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客观存在,对其成因进行探究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对于司法公正的实现、司法权威的树立、法治社会的达成都具有深远的意义.裁判错误产生的原因主要集中在法律制度、案件事实、法官素质等方面因素之中,因此完善法律制度,建立正当程序保障,提高法官职业道德素质与专业素质,是有效防治裁判错误的主要应对措施.     

法官职业道德浅析

法官职业道德是指基于法官职业特性,在长期司法实践中形成的对全体法官具有普遍约束力的价值观念、行为规范和风俗习惯的总和,它鲜明地表现为程序性,与特定社会的道德不完全相容。当前我国法官职业道德建设存在着一些问题,本文将从法官职业道德作用,目前法官职业道德存在的问题和途径出发,对法官的职业道德作简略探讨。     

论司法的道德风险

司法正义是社会正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司法的价值目标,涵盖整个司法行为和司法过程,是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的统一。实践领域,司法在实现正义过程中,存在着一定的道德风险,可能走向正义的反面———非正义,并给社会道德及秩序带来负面影响。司法活动中的道德风险主要源于两个层面:一是司法制度的内在缺陷;二是司法制度的运作者———法官个人的因素。因此,规避司法道德风险,一要立足于制度改革,建立一个独立、开放的司法制度,二要通过法官伦理制度化培养法官优良品德,加强法官职业道德建设。     

我国的法官职业化建设及模式选择

为了维护司法的稳定性和权威性,我国法官队伍的职业化已成为法律专门化和司法程序规范化的时代要求。法官职业化至少要具备共同的知识背景和职业道德,以及响应的保障制度做基本条件。我们必须从法律教育,法官选任等方面入手,最终实现法官的活动专门化,知识系统化,队伍职业化。     

论我国法官释明权制度的建构

法官释明权制度在国外被广泛适用,其有助于实现司法公正和司法效率。目前,我国民事诉讼模式正全面地由职权主义转向当事人主义,释明权制度对我国民事诉讼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其能有效缓解审判改革冲突,能促进审判改革顺利进行,进而实现现代司法价值目标。应从释明权范围的界定、行使释明权的原则和正确行使释明权的保障三个方面思考我国法官释明权制度的建构问题。     

论英国治安法官制度的优越性

源自英国的中世纪的治安法官制度,是指不具备职业法官资格的普通公民直接被任命为法官,以兼职方式到法院就特定种类的案件,大致独立地进行审判的制度。这一制度以英国的治安法官制度为典型,该制度具备了司法民主、司法高效率和降低司法风险等特点,本文以综述的角度对治安法官制度各个特点的优越性进行阐述,希望以此能为改善当前我国的刑事诉讼提供点滴思绪。     

论“选定法官”的不可行性

我国台湾地区实行的民事诉讼当事人合意选定法官制度突破了传统的"法定法官"制度,是对传统的很大的一个挑战。这一制度从理论上对于提升民众对司法的信赖度,优化司法资源的配置,推进司法民主化进程有很大的促进,但是确没有考虑到实践中的配套措施以及司法氛围,导致整个制度在实践中的不可行性。     

法官遴选制度探析

自1997年10月党的十五大提出司法改革以来,最高人民法院积极探索法院体制改革,针对目前法官整体素质不高,司法不公和司法腐败泛滥等现象,如何提高法官素质,改革法官遴选制度已成为法院体制改革的重要课题.联系实际,对法官遴选制度的必要性和现实意义进行了分析阐述,并对改革中的具体措施提出了建议.     

两大法系法官遴选制度之考察

法官遴选制度是法官精英化的制度保障，它包括法官资格和遴选程序两方面的规定。本文介绍并比较分析了两大法系四个国家（德、日、英、美）的法官遴选制度，以期对我国司法改革的纵深发展有所裨益。     

我国法官继续教育问题研究

近年来,我国法官队伍建设取得了较大成就,但问题依然颇多。全国有大量的法官未接受系统的正规法学教育,司法能力欠缺和职业道德水准不高。此外,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我国又出现了法官数量不足,尤其是一线办案法官严重缺乏的问题。不仅如此,而且法官流失现象屡见不鲜。自实行国家司法考试以来,初任法官要求较高,法官招录较难。对此,需要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加强法官继续教育,建设一支数量充足、素质优良的法官队伍。这对于践行司法公正,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及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具有重要意义。     

建立法官职业化制度之我见

建立法官职业化制度是市场经济的迫切要求。应实行法官“少而精”政策，大幅度精简法官编制；建立严格的法官选拔制度；建立法官保障制度；重视法官的职业道德建设。     

也谈法官职业道德教育

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职业道德基本准则>,并在全国法院系统开展了以法官职业道德为重要内容的"一教育三整顿"活动,但何为法官职业道德?其主要内容是什么?有哪些提高法官职业道德教育的途径?笔者在此谈谈自己的一些认识.     

民事诉讼司法认知现状之检讨——立法与司法的双重视角

源于英美法系的司法认知制度被世界许多国家立法所吸纳并已步入我国制度移植的空间。我国民事诉讼法未明确规定司法认知,仅司法解释略有涉及。但作为法官在审判中不可避免地要使用事实认定方法,我国在司法认知方面绝非一片空白。因此,很有必要全面检视我国司法认知现状,以为合理借鉴提供起点参数。从立法层面讲,我国现有的关于司法认知的法律规范存在着立法位阶偏低、定性模糊以及缺乏程序规定等不足;从司法层面讲,则存在着法官怠于司法认知、迷信司法鉴定而轻视司法认知的问题。究其原因,该种状况的形成与我国证据虚无的传统理念、超职权主义的诉讼模式和社会发展的相对落后直接相关。     

论我国释明权制度的现状与完善

法官的释明权在大陆法系国家存在已久，但在我国是一个较新的概念。民事诉讼立法理论和司法实践中都存在一系列待明确的问题。本文在论述我国民事诉讼规定的释明权制度立法与司法的前提下，提出关于完善这一制度的建议。     

法官如何思考——法官意识形态的选择困境

司法克制主义与能动主义是法官在司法活动中必然面临的司法哲学模式。司法克制主义,由于它表现出的对法律规则及其意图的尊重,使法律有了相当大的可理解性和预期性,得到了广泛的尊崇;而司法能动主义表现出的最大限度地追求个案正义、弥补立法不足等优势也得到了众多支持者的垂青,于是这两种模式的激烈碰撞将法官带入了选择困境。在我国法治建设中,法官应秉持一种温和的能动主义的司法理念,以更好的实现法治,追求正义。     

“赔偿减刑”的法经济学分析

"赔偿减刑"是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基于一定的国际和国内背景而产生的。该制度在司法实践中的良性运行无论对刑事被告人、被害人或其家属来说都是收益大于成本的,属于帕累托改进;对司法机关来说,也提高了司法效率。但由于立法的不完善,"赔偿减刑"的适用存在一定的风险。因此,必须通过完善立法、保证程序法设计的合理性与正义性以及加强法官的职业伦理道德建设等来保证"赔偿减刑"制度在司法实践中促进公平与正义的实现。     

法官配备制度研究

法院“案多人少”的矛盾近些年来不断加剧，巨大的办案压力使法院法官特别是基层法院法官叫苦不迭。但我国法院工作人员，乃至法官数量在世界各国却傲居榜首，我国法院受理案件数也并不比国外多多少。党中央提出要合理配置司法资源，解决法院“案多人少”的矛盾。所以，当前研究法院内部配置正当其时。本文将对我国法院法官配备制度的现状进行分析，并为我国法官配备制度的完善提供立法建议。     

论产品责任中的纯粹经济损失

对于纯粹经济损失案件的处理究竟是适用合同法的调整还是适用侵权法的救济,各国至今没有统一的司法实践。纯粹经济损失已成为各国法官们面临的棘手问题。从法解释学的角度看,我国现有的立法资源还是为产品责任中的纯粹经济损失作了相关的规定,然而法律的模糊性要么让法官陷入有心无力的境地,要么造就法官滥用自由裁量权。因此有必要构建我国产品责任中的纯粹经济损失保护制度以便解决司法实务面临的尴尬。     

论法官精英化

法官大众化已不适合现代法治发展的要求。实现法官职业的精英化是实现司法公正的保障、是提高司法效率的必由之路。法治时代呼唤法官精英化。随着依法治国方略的实施,如何打造法官精英,已成为追求司法公正与效率的现代司法体制的必然要求。本文就法官精英化的内涵,法官精英化价值及实现法官精英化的途径等方面展开了探讨,并提出了自己的一些见解。     

控辩关系失衡的成因及对策

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增强了我国辩护制度的民主性和科学性。但由于我国特殊的经济、政治体制和法律文化渊源,加上司法体制、法制制度及律师自身等多方面原因,使辩护制度不够完善,辩方力量弱小,从而导致控辩双方力量失衡。为了改变这一状况,我们必须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扬民主、健全法制;树立新的法观念,增强中国民众法律文化的底蕴;法官中立,检察院专司控诉,加强辩护力度;发迹律师的管理体制,赋予律师执业的独立性;提高律师的职业道德和业务素质。只有如上,才能增强辩方的力量,完善辩护制度,达到控辩双方力量的基本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