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与《金瓶梅》细节刻画比较点滴

《红楼梦》中赵姨娘借助巫术几乎致死凤姐、宝玉，《金瓶梅》中潘金莲用驯猫扑肉的方法致死官哥儿。两种写法实际上是“神事”和“人事”因素的比较，很明显，《红楼梦》在这一点上的现实主义程度远不如《金瓶梅》，且《红楼梦》中巫术的写法也不是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     

《红楼梦》对《金瓶梅》的继承与超越

“深得金瓶壸奥”的脂批,道出了《红楼梦》与《金瓶梅》的渊源关系。本文从题材选择、构思立意、人物塑造、艺术表现、语言风貌五个方面和社会历史内涵与文化思想底蕴、艺术功力、诗意与美感、“蝉蜕于秽”四个方面分别论述了《红楼梦》对《金瓶梅》的继承和超越,从而说明《红楼梦》达到了极高的艺术品位。     

《西游补》：文人独创长篇通俗小说的滥觞

《西游补》是晚明文人董说创作的一部通俗小说，但长期以来它的独特价值和特殊地位一直不为人们所重视。本文力图从作家创作宗旨、思想倾向、作品取材、作品结构等方面，通过对《西游补》与《金瓶梅》、《红楼梦》的对比，论征《西游补》是我国古代文人独创长篇通俗小说的发初之作。     

《金瓶梅》履痕寻踪

与《三国》、《水浒》相关之资料，存世颇多，而同为名著的《金瓶梅》之资料，见诸于记载稀少。因而导致《金瓶梅》研究之艰难。学界曾发下宏愿，遍检明延至清代群籍，不会不有蛛丝马迹。然一、二人，所及有限，不能穷尽典籍无遗。我们只能将阅读前人笔记中只言片语，勾稽出来，作为资料。其难度确如“披沙淘金”，所淘之金指《金瓶梅》耳。如果学界群起，当可觅得《金瓶梅》所履之真迹，是为小引。一、《金瓶梅》“书影”“书影”不取固有义，这里指书的影子，从前人笔记中，并未明指，而只是暗指，只有模糊的影子，或情节、或人物、或器物…     

《歧路灯》在中国小说史上的地位

《歧路灯》是真正的文人独立创作的、以家庭为中心描摹世态的杰出长篇白话小说,是中国长篇白话小说《水浒传》—《金瓶梅》—《红楼梦》这一写实主义传统的历史长河中的一个中间环节,它既是《水浒传》《金瓶梅》的继承和发扬光大者,又是与《红楼梦》在几乎相同的历史条件下,由具有不同世界观、艺术观的作家的不同创作实践下的产物。     

我国四大名著书名的由来

《红楼梦》这部古典小说还有《石头记》、《风月宝鉴》、《金陵十二钗》等书名,但都没有《红楼梦》更符合原书旨意。原书的“凡例”说,“红楼梦”是“总其全部之名”。意思是说,整部小说写的就是红楼一梦。“红楼”和“朱门”一样,是古代王侯贵族住宅的代称。不言而喻,“红楼梦”就是说红楼贵族的显赫无非南柯一梦。     

不写之写——《聊斋》的构思艺术

张竹坡评《金瓶梅》、脂砚斋评《红楼梦》,在艺术构思方面,都提出了一个“不写之写”的问题。张竹坡在《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读法》中,谈到《金瓶梅》的作者写的六个妇女用了不同的方法时说:“其正写者,惟瓶儿、     

论《甄嬛传》对《红楼梦》的戏仿

《甄娠传》对《红楼梦》的戏仿在《甄娠传》里诸多地方能够找到痕迹,其中最主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人名与情节或者性格的暗合,其次是叙述与话语的模仿,最后是人生哲理的相似。《甄娠传》对《红楼梦》的戏仿可以说只是一种写作技术层面的借鉴,《甄嫒传》之文学艺术成就虽远不能跟《红楼梦》相提并论,但她精致典雅之语言、独具匠心之情节、沉伟岸之哲理在后宫（或说“宫斗”）题材小说的苑囿里的确独树一帜、鹤立鸡群,这是我们必须肯定和承认的地方。     

试论《红楼梦》后四十回的作者为曹頫

畸笏叟在“脂批”中注明自己是《红楼梦》后四十回的作者，是他用“辛酸之泪哭成此书”。畸笏叟就是曹頫。曹雪芹去世后，是他的父亲曹頫写了《红楼梦》的后四十回。与曹頫同时代的袁枚，在《随园诗话》中明确指出，曹寅之子作了《红楼梦》。     

《金瓶梅》、《红楼梦》小说创作中的模糊手法

《水浒传》、《三国演义》、《金瓶梅》、《红楼梦》，是我国著名的古典现实主义小说，产生在十五世纪至十八世纪的四百年间。在欧洲，作为浪漫主义狂潮的反动，十八世纪产生了像巴尔扎克、狄更斯、斯汤达尔等著名的现实主义作家，尽管中国的“四大奇书”的出现比欧洲早。而且两地悬隔，声气不通，但两者还是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     

《红楼梦》“爬灰”“养叔”探赜

《红楼梦》中焦大所骂“爬灰的爬灰，养小叔子的养小叔子”，原是《风月宝鉴》的“通部大纲”，喻指贾敬，宝玉与秦可卿淫乱导致天香楼悲剧，表现“戒妄动风月之情”的主题。后来，创作主题的改变，《石头记》形成“全部之王惟二玉二人”的情节格局，《宝鉴》的中心故障变为从属于宝黛主线的重要辅助故障，“爬灰”的主子由原来的贾琏“家史”替代贾敬，“养叔”情节变为宝玉与袭人的主仆淫乱，表现“离合悲欢炎凉世态”主题。人物关系由此形成大对调，说明《石头》是在《宝鉴》基础上修改而成的。而《宝鉴》天香楼故事改头换面，疑点重重地存在于80回《红楼梦》今本，除反映曹雪芹对家世反复进行不同层次的艺术观照，使作品主题和情节结构脱胎换骨地再创造，还能成为《红楼梦》作者争论的一方佐证；不仅证明曹雪芹就是《红楼梦》的真正作者，而且本书是他在自己的创作稿《风月宝鉴》基础上，多次修改，而形成《宝鉴》、《石头》、《石头》、《红楼》的演变事实。     

浅析《红楼梦》中的萨满文化

《红楼梦》成书于满汉文化大融会的乾隆时代。曹雪芹深受满族文化的影响，巨著《红楼梦》带有浓郁的萨满色彩。萨满“三界”、“三魂”说，“万物有灵”、“灵魂不灭”等观念在《红楼梦》文本中得到了艺术渗透和升华。     

《金瓶梅》话本内证

学界在论断《金瓶梅词话》为话本时，多据以下两条资料：一是《茶香室丛钞》十七。”《平妖传》、《禅真逸史》、《金瓶梅》皆平话也……”；一是张岱《淘庵梦忆》卷四曾记裁：祟桢七年。甲戌十月，携楚生往不系园看红叶。……杨与民弹三弦子、罗三唱曲、陆九吹萧，与民复出寸许界尺，据小梧，用北调说《金瓶梅》一剧，使人绝倒。”     

试论《红楼梦》与《金瓶梅》的关系

本文通过对《红楼梦》和《红楼梦》与《金瓶梅》的比较 ,多方面阐述了《红楼梦》对《金瓶梅》的继承关系 ,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红楼梦》对《金瓶梅》的发展和创新     

《西游补》:文人独创长篇通俗小说的滥觞

《西游补》是晚明文人董说创作的一部通俗小说,但长期以来它的独特价值和特殊地位一直不为人们所重视。本文力图从作家创作宗旨、思想倾向、作品取材、作品结构等方面,通过对《西游补》与《金瓶梅》、《红楼梦》的对比,论证《西游补》是我国古代文人独创长篇通俗小说的发轫之作。     

纱帽戴上头，人格早已落地——《金瓶梅人性论》之四：官吏论

有一种误解：《金瓶梅》属意于“市井”，是一部迷恋于“国房’’的书。一误再误，四百年来有许多人误读、误解、误评、误詈《金瓶梅》。     

封建礼教的无奈奠品--论潘金莲与王熙凤悲剧人生三部曲

《金瓶梅》中的潘金莲与《红楼梦》中的王熙凤，都是作者精心塑造的封建社会“弱者群”中的“强者”，她们都企图依恃美貌、睿智，发挥机巧权变，在各自所处的生活环境中自我抗争、自我追求直至最后毁灭。她们的一生明显有着自我挣扎、自我奋斗的轨迹，但在封建礼教尚存的男权社会不能容忍她们有独立人格的女性自我。因此，她们终究逃不出作为女人的悲剧命运。     

短了骂詈，成不的《金瓶梅》——“骂大会”琐议

数百年来,《金瓶梅》就被目为“大抵市诨之极秽者”(《味水轩日记》)的“淫书”.“五四”运动以来,特别是近十年来,才基本上给它“平”了“反”,并给了它一个比较公正的“说法”:“她是一部很伟大的写实小说,赤裸裸的毫无忌惮地表现着中国社会的病态,表现着世纪末的最荒唐的一个堕落的社会的景。”(郑振铎《谈金瓶梅词话》)即便如此,也还有些好心的读者,作如是之想:把书中淫秽情节连同闺房媟语,市井骂语,通通芟除,岂不更好?曰:否.如此一来,“干净”倒是“干净”,但,因为书中没有了当时“社会的病态”、没有了“世纪末的最荒唐的一个堕落的社会的景”,它也就难以成其为《金瓶梅》了.出土的鼎彝,浑身土花锈斑,煞是“难看”,你若是用现代技术,将其全部除去或磨光,试想那还成其为出土文物吗?就《金》中的詈词骂语而言,那也是这部反映晚明市井生活的“世情书”,“风俗图”所不可或缺的“景”.短了骂詈,便成不的《金瓶梅》.它毕竟不是清代中叶写那钟鸣鼎食之家的“悲金悼玉”的《红楼梦》。 一、“骂”、“詈”二宇考略及“骂大会”的定名 “骂”,“詈”二字,《说文解字》并收.《说文通训定声》解释二字的构成及含义说:“骂,从网,马声.”是个形声字.又引《释名》释其义云:“骂,迫也,以恶言被迫人也.”是     

《金瓶梅》与东京开封--《金瓶梅》社会价值初探

《金瓶梅》与东京开封的关系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课题。过去不少学者都断定，《金瓶梅》是“借宋之名写明之实”，但是，从该书与东京相关的回目、人物、地名和事件上看，将这一论断绝对化显然是不切合实际的，它实质上是降低了《金瓶梅》自身的社会价值。小说作者是想让人们知道，社会罪恶的渊薮在皇帝在权奸，豪绅恶霸是权奸集团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二者狼狈为奸，欺压百姓。书中对性的描写，是作者对那个物欲横流、贪贿公行的社会现实的无情揭露和嘲笑。《金瓶梅》艺术化这种社会丑恶，是它对中国文学的一大突出贡献。     

《金瓶梅》成书上限新证

《金瓶梅》成书时限一直是不解之谜，本文以有力证据证明《金瓶梅》成书上限可定于万历元年。其主要证据为：一、第68回的“新河一带”“毁闸折坝”，“南河南徒，淤沙无水”、“疲弊之极”、“贼盗梗阻”等史实均发生于隆庆元年之后；二、第77、78回提到的济州管屯产生于嘉靖二十五年重修济宁卫之后，计亩征收银两，“秋税”、“夏税”均不征收实物，发生于万丙八年之后；三、书中所提到的三大丧和生辰八字按万年历推算均排在隆庆五、六年，梅节先生有证。总之，《金瓶梅》成书时间为万历元年至万历二十年。这是《金瓶梅》研究的一项新的重要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