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陶”地辩说——“陶”在定陶,不在肥城

本文从历史地理的角度,着重考辨了范蠡末年定居之“陶”是今山东的定陶,而不是肥城的陶山。文章不仅考证了“陶”为定陶的源流和沿革,而且对定陶、肥城两地的地理位置、当时的政治经济、社会地位以及范蠡的择地观念等多方面作了比较和辨析。     

范蠡陶地“肥城”说商榷

1998年《齐鲁方圆》第2期发表了蒋铁生同志的文章《范蠡徙陶考》(下简称蒋文)。笔者拜读再三,收益非浅,但对其结论“范蠡最后的归宿是肥城陶山,而是不常说的定陶”,不敢苟同,这里谨按蒋文的论据顺序作一辨析。 其一,蒋文说:定陶在春秋末属于宋国,范蠡来到齐鲁交界但仍属于齐地的陶山,更合情理。《史记》中“间行以去,止于陶。”应指齐地之陶山,而非宋     

范蠡徙陶考

范蠡,春秋末楚国宛人,字少白,为越国大夫。在吴越争霸中,他帮助越王勾践向吴王求和,后又赴吴为质三年。返越后又辅佐勾践发愤图强经过十年生聚,十年教训,使越国国势昌盛,最终于公元前四七三年灭吴,使吴王夫差自杀。后又助勾践在徐州（山东滕县）大会诸侯,称霸中原。他功成名就之后,认为勾践为人“可与同患,难于处安。”就断然出走齐国,后来又迁徙到“陶”。对于范蠡徒陶的解释,《辞海》和现行的高校教科书中大多认为是山东定陶县。 通过对史料的重新研究,结合肥城的历史遗迹,我认为范蠡的最后归宿是肥城陶山,而不是常说的定陶。现考释如下。     

范蠡“止于陶”考辨

关于范蠡晚年“止于陶”之“陶”，向有定陶、陶山两说。但据大量史料分析，定陶说或更近史迁原初判断，也更符合其它史籍逻辑、区域文化和人情事理。但其它地区的范蠡传说也非空穴来风，它们多在范蠡曾经活动过的地方，或是南北文化交流交汇处。范蠡研究，应致力于其辩证智慧的开掘，而不必在其落脚地上过分纠缠。     

“陶”就是定陶述论

最近,有位同志著文《‘陶’不是‘定陶’》,文述“《史记》中《越王勾践世家》和《货殖列传》中的‘陶’与《项羽本纪》中的‘定陶’不是一地,在《史记·项羽本纪》9—12自然段中,曾五次出现‘定陶’两字,都写全称,无一处省略‘定’字,……这样一对照,把‘陶’理解为‘定陶’实在没有道理。”其实这是一种误解,陶与定陶是一地。春秋战国时,陶地叫作“陶丘”、“陶邑”、“陶”。“陶”后改称“定陶”,是范蠡居陶     

肥城陶山范蠡古迹略考

“避君隐陶称朱公流芳百世,聚财万贯济黎民功盖千秋”。这是陶山范蠡祠的一幅楹联。大清顺治十五年(公元1658年)重修范蠡祠时,有肥城知县史廷桂撰书。此联歌颂了范蠡在越灭吴后。毅然辞别越王,舍弃高官厚禄,到陶山甘心做个普通百姓——陶朱公,和经商至富不守富,仗义疏财做善事的高尚人格精神。今天,做为商圣、商祖的范蠡,其经商思想的现实意义,不言而喻,就其高尚人格而言,也具有强烈的时代精神。范蠡在陶山经商,做了不少好事,在肥城大地有广泛的社会影响,这位县太爷用“流芳百世,功盖千秋”称赞范蠡,集中体现了后世对这位先贤的敬佩和怀念之情。范蠡对社会作出了重要贡献,群众不会忘记他,人们永远怀念他,经过二千四百多年漫长的历史岁月,陶山范蠡墓葬、祠堂等古迹,屡毁屡修,延续存世,流传至今。虽然近百年来,军阀混战,外族侵略,历次运动,使古迹再三遭到破坏,时至今日,遗址还是保留了秦、汉、唐、宋、金、明,清等朝代的不少石刻文物。这些不同时代的文物,是对陶山范蟊古迹真实性最好的说明。下面简略做些介绍。     

春秋时期陶邑经济盛况研究

陶邑，在今山东省定陶县境内，是春秋时期中原地区的一大商业都会。越国大夫范蠡帮助勾践灭吴后，弃官至陶，采取多种方式经商致富，商业繁荣，经济兴旺，使陶邑成为“天下之中”。这一经济盛况带动了此区域整个经济的发展，历经汉唐而不衰。     

“国风”之“风”新探

传统的观点多认为“风”是民间歌谣,可是“风谣”说如果成立,那么先秦时期就曾出现过一个从人人会作诗(“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到无人会作诗(“《诗》亡”说)的怪现象。同时,两汉以来曾进行过多次“采风”,可是所采到的民歌却无法与“国风”相比。这并不是劳动人民的文化素质愈来愈低,而是“风”根本就不是什么民间歌谣,其实质是“巫风”。或者说,巫是先泰时期的诗人歌手,风是“巫歌。” 文章首先通过对《易经》中古歌谣与《楚辞》的作者皆为巫的考证,论证出《诗经》的作者亦是巫。其次,《礼记》:“命大师陈诗以观民风”,其中“民”在此指臣,引伸为诸侯;“风”指“歌舞为巫觋之风俗”。由于列国的巫觋歌舞之风体现了礼乐制度,所以在礼坏乐崩之际引起了周天子的极度重视,从而所陈之“诗”即是巫觋歌舞时所唱的乐诗。其三,探讨了“省风作乐”的实质与“诗不能作”的原因。最后揭示了巫风中的“性”文化,“郑声淫”等是巫风中性文化的产物。并探讨出孔子“乐正”并不是删诗而是修正或订正诗,即将诗中的“淫声”之处改正过来,使之符合礼教。     

范蠡徐人考

范蠡是什么地方的人？学术界基本上有两说。一说为楚宛人，一说为徐人。本文认为楚宛人说不足信。《越绝书》说范蠡“其始居楚”，不能理解为范蠡是楚人。范蠡是徐人，徐亡于吴，范蠡助越灭吴，一是徐人与越人是姻亲，二是因流亡徐人在越。     

《梦溪笔谈》“弓有六善”补证——兼揭王琚《射经》之衍变

“弓有六善”在《考工记》时代已经滥觞,唐代王琚《射经》有所进步,沈括撰《梦溪笔谈》“弓有六善”节,首次披露“弓有六善”名目并作说明性文字。所论甚有见地。“弓有六善”的第一善,沈括原文应是“往体少而劲”,而不是“性体少而劲”。王琚《射经》,又称《教射经》,全文载于唐杜佑《通典》,并无“弓有六善”节。明唐顺之《武编》依次辑录王琚《教射经》、其他作者的射法以及“弓有六善”,经茅一相整理的唐顺之《稗编》始将王琚《教射经》和《事林广记》射法、“弓有六善”节等误合为一书,称“王琚《射经诀》”。《说郛》卷101的“王琚《射经》”乃是明末陶珽所增补,实以《稗编》的“王琚《射经诀》”为蓝本,略为删节而成。     

对“山东建国自治军”的再认识

当年劫车津浦路拉洋人上抱犊崮，酿成民国第一大案的孙氏集团──山东建国自治军究竟属于什么性质的队伍，本人曾在所纂《孙氏集团与临城劫车案》一文中阐明观点：“它不是一支单纯的土匪武装，而是一支具有农民起义特色的武装力量”。这一观点要想为大多数人所接受，确乎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这支队伍本来就产生在被称为“匪窟”的抱犊崮山区，且其成员不少是被称为“惯匪”、“兵痞”的农村无业游民，当年的媒体言论没有离开一个“匪”字，当地群众也一直称之为“马子”。而承认这支队伍具有革命性质的确乎寥寥无几。只有1926年由中国共…     

“野草”具名的长久心理蕴含

“想将糟粕收敛起来”,“一面是埋葬,一面也是留恋”、于是便“造成一座小小的”《坟》.感慨于这几年交了“华盖”运,遂集成了《华盖集》、《华盖集续编》.“回射”成仿吾以无产阶级之名,指为‘有闲’,而且‘有闲’还至于有三个,“就偏”编成而名之曰《三闲集》”.     

浅议陶渊明诗文系年的“语调相关”说

陶渊明的《与子俨等疏》,作为写给陶俨等五个儿子的事实上没有成为遗嘱的遗嘱篇,因其篇旨的特殊性,不时引起论陶家的关注。探讨其系年,自然成为重点课题。千多年来,经过学者们的研判,基本有系年于51岁和56岁宋受禅之后,57岁、59岁两种观点。 系年于陶公51岁说之由,从陶渊明作品的内证看有两点。其一,疏文中有言:“吾年过五十”,按通常理解,定为五十刚过较为合适。其二,疏文中的“汝辈稚小家贫”,最小的儿子陶佟当不超过十五六岁,与《命子》、《责子》等篇之叙相吻合。从有关陶渊明史传的外证看,颜延之《陶征士诔》称:“年在中身,疢维痁疾”,指明陶渊明五十岁左右,有热无寒之疟病经常发作,这与疏文中“吾年过五十,……病患以来,渐就衰损”的情况相合。     

“酒”和“山水之间”与“醉翁之意”——20世纪30年代“两个口号”论争的深层原因新论（二）

三、“两个口号”论争的主要内容 以上介绍仅只“两个口号”论争的时代背景及其过程，我们当然需要知道“两个口号”论争的具体内容。针对徐行2月号《礼拜六》和《新东方》发表《评“国防文学”》等文认为“国防文学”属于“全民族的文学”而非“真正彻底反帝的社会层”并“骂国防文学的主张者陷入‘爱国主义的污池’”等观点，周扬紧接着就在这年4月《文学界》第一号发表和周立波同名的《关于国防文学》。     

“兴”并非最早出现于《诗经》

编辑同志:贵刊81年1期刊登的《谈〈诗经〉中“兴”旧表现方法》一文云:“作为诗歌的表现方法,和赋、比一样,兴也最早出现于《诗经》。”我认为,作为诗歌艺术表现方法的兴,在《诗经》中被大量而成熟地运用着,这是事实,但它却不是“最早出现于《诗经》”。就是说在《诗经》之前,兴就已经出现了。《周易·明夷初九》云:“明夷于飞,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又《中孚九二》云:“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     

“不就”与“就”的异同以及“不就”的词汇化

《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没有收录“不就”,可见,在《现代汉语词典》中,“不就”没有取得词的地位,但“不就”却在现代汉语中高频出现,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比较“不就”与“就”在表量上的异同及原因,并从历时的角度呈现“不就”的词汇化过程、原因。     

《春秋》与“羲”：“羲”的文化渊源及内涵之探

虽然《春秋》全文并无“羲”字，但“三传”通过阐释《春秋》之“羲”，正好衔接了“羲”在此前后的文化内涵，将本来仅是针对“天-王”关系的“羲”扩展到“天-王-诸侯-大臣”、“中国-蛮夷”的维度。孟子和其他战国思想家又进一步将其扩展到君子修养和普通个体的心性使用层面，“羲”成为一个重要的伦理道德性范畴。这种衔接并非巧合，“羲”之所以成为阐释《春秋》的核心，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春秋》的文本性质与功能具有“羲”的原始发生内涵与指代功能：“羲”将“羊”置于“我”之上，它表征出王权的神圣性、仲裁性，以及神灵监督王权的合法性。《春秋》包含了天与时政纲领的依赖关系，以及天与君王及大臣的责任关系。它既能表征出王权的神圣性，又能监督王权的合法性。“神”与“王”的神圣关系、史官记事对“王”的监督功能是“羲”和《春秋》内在相通的契舍点。历来阐释《春秋》者无不从“螽．”牢着眼，这不是偶然，而是间接地．旁证了《畚教》的巫虫性和文化功能．     

新诗向何处去?——评“崛起”论

近几年来,以《在新的崛起面前》、《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和《崛起的诗群》等三篇文章为代表的“崛起”论,在我国诗坛掀起了值得注意的波澜。“崛起”论纵横捭阖,洋洋洒洒,讨论的范围很广,阐发了颇为“新颖独特”的艺术主张,提出了许多重大的原则问题,并具有“旋风般的勇气”的挑战姿态。在“崛起”论者看来,新诗“六十年来不是走着越来越宽的道路,而是走着越来越窄的道路”,现在唯一的出路,就是     

论杜甫夔州诗中的“江湖”

“江湖”一词,新版《辞海》说有两个意义:一是旧时指隐士的居处,并以《南史·隐逸传上》“遁迹江湖之上”为例;二是泛指四方各地,如“走江湖”,并以杜牧《遣怀》诗中的“落魄江湖载酒行”为例。《辞源》修订本的解释又略有不同: 指江河湖海。庄子大宗师:“泉涸 鱼相与处於陆,相昫以湿,相泻以沫,不 如相忘於江湖。”史记一二九货殖列传: “(范蠡)乃乘扁舟浮於江湖。”泛 指五湖四海各地。如俗谓流浪四方为“走 江湖”。梁惠皎高僧传五竺法汰:“与道 安避难,行至新安,安分张徒众,命汰下 京。临别,谓安曰:‘法师仪轨西北,下座 弘教东南,江湖道术,此焉相望矣。’”唐 杜牧樊川集外集遣怀诗:“落魄江湖载酒 行,楚腰纤细掌中轻。”     

唐甄的“知人善任”说

唐甄(1630—1704年),原名大陶,字铸万,后更名甄,别号圃亭,四川达州(今达县市)人,是明末清初的一位卓有成就的进步思想家。唐甄所著《潜书》内容极其丰富,其中有不少真知灼见,它的哲学、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思想及其价值,学术界正有不少评述。本文拟就唐甄的“知人善任”说作一简要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