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神话历史——从“中国神话”到“神话中国”

神话在今日学科体制中归属于文学是一个大错误。因为神话概念远大于文学。神话作为初民智慧的表述,代表着文化的基因。后世出现的文、史、哲等学科划分都不足以涵盖整体性的神话。作为神圣叙事的神话与史前宗教信仰和仪式活动共生,是文史哲的共同源头。中国早期历史具有“神话历史”的鲜明特点。文学人类学与历史人类学的会通视角,是重新进入华夏文明传统,重新理解中国神话历史的门径。从《尚书》《春秋》到《周礼》《说文解字》,古代经典体现着神话思维编码的统一逻辑。参照玉神话与圣人神话的八千年传承,呼吁学界从文学视野的“中国神话”转到文化整体视野的“神话中国”。     

卷首语

本期“文学人类学研究”栏目主题是神话历史与四重证据法,共刊发了4篇文章。叶舒宪《珥蛇与珥玉：玉耳饰起源的神话背景——四重证据法的玉文化发生研究》通过对珥玉礼俗与珥蛇神话的相关性探索,运用四重证据法,为玉文化发生研究提供神话学的理论解释。唐启翠《神话与仪式：礼制探源新视野——兼论儒家神话再发现的可能与必要》认为,     

卷首语

叶舒宪先生主持的“文学人类学研究”栏目至今已是第三期,本期的主题是“仪式、神话与历史”。他的《仪式叙事与历史书写》论述了仪式研究的文化阐释意义,从“仪式叙事”看中国礼经的文化内涵,仪式叙事、文化认同与历史书写等三方面内容;荆云波《中国古代礼仪中的神话思想》认为,中国古代礼仪是发生在世俗世界的神圣叙事,在仪式的背后,隐匿着潜在的神话信仰和神话思想;唐启翠《以“初”为常与仪式叙事——中华文明探源之神话礼仪视域》以《礼记.月令》中仪式叙事为例,探讨了作为神话编码的“以初为常”这一认知与实践思维如何规约着仪式叙事与考古“物语”叙事,并使考古物语与文本文献、神话仪式叙事的对接、互证互释以揭示中华文明之源的内在依据。“民族学人类学研究”栏目刊发了白耀天的《郎“狼”兵说》,该文以详实的资料、可靠的论证对郎人缘起与衍化、“狼兵”的战斗力、“狼人”的扩散与消失进行了梳理和阐述。“民族文学研究”栏目刊发了三篇文章。朝戈金的《多元文化格局中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认为,多元文化格局中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走向和命运是多元文化格局的一个重要部分,保护民族文化已经广为中国学界和社会各界所共识;王宪昭《论母题方法在少数民族神话研究中的应用》认...     

从《春秋》看“神话历史”

在对“神话”与“历史”的双重反思与参照下,华夏文明的历史叙事有其独特的发生形式,它们不仅受神话思维的支配,而且呈现出与所谓神话“历史化”不同的“神话历史”特征。文章以此为切入点,通过理解《春秋》的性质与特征,论证有关神话与历史对立与分道扬镳的观点,不但有助于解释中国文化基因,而且会造成新的遮蔽;重新理解神话概念的穿透性和生成性,是重新进入中国式神话历史的必要途径。     

《论语》中的“智德”思想研究

《论语》是孔子的弟子和再传弟子记录他言行的语录体著作。“智”是孔子思想中的一个重要德目,这一思想在《论语》一书中有具体体现。从《论语》一书中可以看出,“智”包涵“闻见之知”和“德性之知”两种。以孔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追求两种理想人格：“知者”与“仁者”,因此“智德”与“仁德”并列成为先秦儒家最重要的两种德行,两者相关但是不等同。仁智兼备就是儒家的理想人格———圣人。儒家在道德修养上追求仁智双修的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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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文学人类学研究”的栏目主题是“神话历史”,共刊发4篇文章。Lisa Raphals著,胡建升、周黎译的《古代占卜比较研究的中国视野》谈了占卜的分类,对20世纪希腊的占卜、古典文学和社会科学进行了阐述,论述了占卜理论的中国视野,由对中国和希腊材料的比较进而对人文进行了讨论。林炳僖《韩国神话历史初探》认为,神话与历史并非相互对立,而是不断互补转化。     

嬗变的前奏——论《诗经》在先秦的流传与应用

《诗经》本是上古文学作品，汉代经儒家神化处理遂变文学作品为儒家经典。本文力图从西周时期的“以声为用”，春秋至春秋战国之交的“声义皆用”及战国时期的“以义为用”这三个方面来阐述《诗经》在先秦的流传与应用。以期揭示《诗经》变成儒家经典这一嬗变的必然性。     

儒家神话的再认识

文章从神话概念的反思入手,论述神话和信仰在发生学上的相互依存关系,提示更新现代中国学术中的神话观,使之从民间文学的狭小范围中释放出来,还原为文明发生的原型编码及体现文化基因的神圣叙事。在此基础上重审儒学与儒教之争,提出＂儒家神话再发现＂的当代课题,从比较神话学视野重估孔子与《论语》的文化价值,讨论经学传统中对＂凤＂与＂麟＂的阐释特点,论证＂天命＂及＂圣＂、＂德＂等核心概念的宗教学、神话学背景,揭示＂君子比德于玉＂说的信仰根源,发掘儒家神话背后更加深远的华夏玉教大传统。     

神话·传说·仙话——高中课文中的神话典故摭谈

神话是祖国宝贵文化遗产的一部分,由于神话是人类童年时代的文学,具有“儿童时代的天真”,因而显示出“永久的魅力”(马克思语),对后世有着深远而广阔的影响,不少文艺创作直接取材于神话,高中课文中的许多篇目,如《黄山记》、《五蠹》、《涉江》、《梦游天姆吟留别》等等,也大量运用神话典故。凡课文注释中加“传说”“相传”一类字眼说明的(以别于真有其事的历史典故),基本属于这种情况,据统计,仅象这样作出注释的神话典故就达30余处之多,而我国文字记载的神话又只零散地保存在《山海经》《淮南子》《庄子》等古人著作中,为了便于以整个神话体系作为参照,更深入系统地了解这些神话典故,本文拟就这些神话典故的类型和作用,作一浅说。     

论“仁爱”精神及其现代价值

儒、墨、道、法是中国传统道德的四大支柱,但中国传统道德以儒家为主流,而儒家伦理道德规范体系之核心就是仁爱。本文旨在探讨仁爱的基本含义及其历史沿革,并思考继承与弘扬仁爱精神对现代社会的意义和价值。 一 从字源看,“仁”字在中国历史上出现得较晚。据考证,“仁字是春秋时代的新名词,我们在春秋以前的真正古书里面找不出这个字,在金文甲骨文里也找不出这个字。”(郭沫若:《十批判书》)仁字最先出现在《诗经·国风》里,《郑风·叔于田》云:“洵美且仁。”《齐风·卢令》载:“其人美且仁。”但其含义均是赞美“武士的男性气概”。(黄俊杰、刘岱主编:《中国文化新论》)     

先秦儒家“君子观”的流变

在先秦儒家所设定的社会体系中,除了处于统治地位的“君”和处于被统治地位的“民”之外,还有一个阶层是社会的中坚力量,即“君子”。在先秦儒家的观念里,“君子”是儒家理想人格的象征,而一个君子应该具有的基本的构成条件并非一成不变。从《论语》《孟子》《荀子》等先秦儒家经典著作中,撷取关于“君子”的片段,梳理先秦儒家“君子观”的变化轨迹。     

卷首语

本期“文学人类学研究”栏目的主题是“文学人类学与神话历史＂。日本学者吉田敦彦著,况铭译的《日本神话与希腊神话间奇妙的类似》,通过对日本最早的文献《古事记》和《日本书纪》中记述的神话群与希腊神话进行参照与对比,循着这些相距遥远的神话叙事呈现出的奇妙契合,可以对日本神话起源的文化传播线索带来新的思考视角。     

《答约伯》：神话研究的一种分析心理学范式

《答约伯》是荣格最为看重的著作。荣格在《答约伯》中分析了《约伯记》、福音书、《启示录》等《圣经》叙事。从分析心理学出发,荣格认为《约伯记》揭示了上帝的双重本性,并以上帝意识的分化与整合为线,重构了《圣经》的神话历史。荣格的《答约伯》为神话研究特别是“神话历史”命题提供了一种分析心理学的范式。     

《伯牙奉琴》中的琴道与礼乐文化

《伯牙奉琴》是秦腔传统剧中少有的文辞古雅之作。儒家“以礼为教、以乐为教”的主张对中国艺术发展起到根本性的导向作用。士人是琴与礼乐关联的主要纽带。作为中国民族文化的代表性器物,琴是乐器、礼器,也是道器。剧中关于琴论述的实在用意,是为了凸显儒家传统的“礼制”“道统”“纲常”等思想。对儒家经典的复排,其意在渲染“儒—礼乐—琴”三位一体的观念。戏曲《伯牙奉琴》展示了礼乐文化在民间生活中生长的另一个面相,以琴道寓意礼乐,进行世俗性的高台教化。     

“再生”神话与庆春仪式——冠礼仪式时间探考

关于冠礼举行时间，历来是礼学研究中关键而聚讼难已的问题。文章以“再生”神话的知识、视野和四重证据法，在世界范围成年礼举行时节、象征意义与庆祝宇宙重生的庆春仪式的象征性认同关系的通观下，结合中国以庆春仪式实践报本反始的“再生”神话，和新出《日书》文献，重新考察了《夏小正》“二月冠子取妇”的记载，尝试对中国冠礼原初行礼日期及其仪式象征进行新的探讨，试图提供一种化解纷争的解释。     

《黑暗传》:汉民族神话史诗

受到文化界广泛关注的汉族民间叙事长诗《黑暗传》作为一种“活态诗史” ,具有“神话史诗”的特征 ;完全可以将《黑暗传》认定为“汉民族神话史诗”。     

《水浒传》神话解读

《水浒传》的创作受到中国神话的影响,其中石头神和玄女神话最为突出。《水浒传》张扬了“替天行道”的主旨,而石头、玄女神话因素就构成了“天”的内蕴,即天理与天意。不仅使小说在结构上保持内在的统一性和稳定性,体现了作者的艺术构思,而且在内容上强化了小说的安良、安民而匡时救世的主题色彩。     

关于传统文化与中国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几点思考

关于传统文化与中国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几点思考＊陈立立三、中国的重民思想为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为民思想准备了一定的条件（一）中国传统的重民思想重民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色之一，这种思想可溯源于殷商时期，儒家经典《尚书·盘庚上》记载：“重我民”。儒家另一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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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人类学研究”栏目本期主题“文化大、小传统的神话编码”,本期的三篇文章分别探讨神话研究的三种媒介载体,或称文化编码方式,即语言文字叙事、图像叙事、物的叙事。米尔恰·伊利亚德（著）,王伟、王乐琪（译）,叶舒宪（校）《铁器时代的神话》对今日从事神话学跨学科研究提供非常重要的启示,对大、小传统再划分的文化符号理论,具有宝贵的借鉴作用。安琪《神话的图像叙事：明代丽江壁画研究》显示文学人类学研究者如何从图像叙事的神话进入对本土文化的再认识。王宪昭《感悟神话：激活人类文化传统的基因密码——读叶舒宪先生主编“神话学文库”》文章从中国本土文化的神话学建设方面着眼,指出叶舒宪主编的“神话学文库”（第一辑）具有在百年学术史梳理、母题索引数据编码模式的建设性以及在大小传统的划分与文化符码的编码等理论的创新性。     

先秦儒家义利观新探

先秦儒家伦理思想是一个博大精深的理论体系,其中义利观是一重要组成部分。它在儒家经典中,就是所谓的“义利之辨”。朱熹视之为“儒者第一义”(《朱文公文集·与延平李先生书》)。 有人认为,先秦儒家义利观就是重义轻利。更有甚者,有人不究全部内涵和精神实质,仅仅抓住重义轻利的抽象概念,并赋予一种狭隘的理解,便笼统否定,大加挞伐。有鉴于此,本文本着求实的精神,对先秦儒家义利观作一历史的考察和辩证的分析,以还其本来面目。 “义”的原意为礼仪的仪,后来假借为适宜、合宜,即人生活动,人际关系中的应当和准则。先秦儒家所说的“义”,一般是指道德上的应当、应该。“义者,宜也”(《中庸》)。义在与私利相对时,意谓国家、天下之大利,也称作“公义”。“利”的本意为锋利,后引申为利益、好处、财利。先秦儒家所说的“利”,一般是指在社会生活中人们的物质利益和功利,有时是专指个人的私利。所谓义利观,就是中国伦理思想史上关于道德行为与物质利益关系问题的认识或看法。综观先秦儒家代表人物孔子、孟子和荀子关于义利观的经典论述,我们不难看到,先秦儒家的义利观有着丰富的内容。把这些内容归纳起来,笔者认为其主要观点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