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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苏丹红”鸭蛋和“孔雀石绿”多宝鱼、桂鱼(并称“红蛋绿鱼”),把中国人的餐桌扰得不得安宁。放眼国际,看看素以注重食品安全著称的德国、日本如何保证农产品质量?德国:鸡蛋用编码体现质量德国人向来以谨慎严谨著称,安全意识非常强,对于食品安全更是到了一丝不苟的地步。商店里,琳琅满目的食品,包装都是中规中矩,没有一点马虎。就拿小小的鸡蛋来说,为确保安全,每个鸡蛋上都有编号。一个鸡蛋拿在手上,看壳上的不同标码就知道它来自哪国、哪地和哪个饲养场。在德国的市场上,从来没有看到过不带包装的鸡蛋。它们通常装在硬纸盒里,一个鸡…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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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许多人来说,经跑道滑行后起飞的飞机(aeroplane,airplane)和不用在跑道上滑行就可飞起来的“直升飞机”(helicopter)是比较熟悉的东西。然而也有不少人把“直升飞机”叫作“直升机”,这是怎么回事？到底哪种叫法正确？许多人并不清楚。以表意方法命名汉语科技名词的一般规则常常是以中心词素表示它的科学分类属性,再以能体现该事物(或概念)与其他事物区别的特征(或特性)的词素来修饰、限定中心词素,把这些词素按一定的结构方式组合起来即代表该事物的名称,以此来实现“一词一义”。用这种方法命名的词,相当多数可以从字面上直接看出此事物的上位概念(属),以及它的主要特性(种差)。这就是术语命名原则中“系统性”的要求之一。如果一个词的属和种差弄错了,则命名不科学,易引起理解错误。例如“直升飞机”许多人一看就理解它是一种“飞机”(属),它区别于其他飞机的特点是不用跑道,直接飞起来。要弄清楚这种理解对不对就应该从该词所归事物的科学分类体系来看就明白了。飞行器是一个大家族,几十年来这个家族中子孙不断繁衍。它们的“家谱”(分类体系)目前通常表述如下(仅摘录了相关部分)：从这个家谱体系看出,飞机和直升机的共同点是,他们都是利用空气动力来飞行的,都是重于空气的航空器,他们是这类航空器中的“平辈兄弟”,所以直升机不是飞机的“儿子”(衍生物),不能称为“直升飞机”。从分类的原则来看它们在结构、外形以及飞行性能等方面有很大的差别。例如它们产生推力和升力的形式不同。飞机是由动力装置(发动机)带动螺旋桨或向后喷气,产生前进的推力(或拉力);飞机有固定在机身上的机翼,机体被发动机推进时,相对的气流通过有特殊几何形状的机翼就产生升力。直升机没有产生拉力或推力的螺旋桨,也没有固定在机身上产生升力的机翼(个别直升机上有装在机身上的产生辅助升力的短小机翼),它是以发动机驱动在机体上方的旋翼,在静止的空气或相对的气流中产生升力。驾驶员控制旋翼旋转面的倾斜角度可产生向前、后、左、右的水平分力,使直升机既能垂直上升下降、空间悬停,又能向不同方向飞行。从以上对飞机与直升机“同”与“异”的对比,自然明白直升机不是飞机的一种。为此,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航空名词审定分委员会已将“直升飞机”这个名词,科学地正名为“直升机”。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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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多媒体技术用语定名时 ,第一个要定名的术语就是“媒体 (ｍｅｄｉｕｍ ,ｍｅｄｉａ)”。因为一旦“媒体”这词的名字与内涵确定无误之后 ,“多媒体”就自然好理解了 ,从而多媒体技术、多媒体系统、多媒体通信、多媒体计算机、多媒体数据库、多媒体广播等术语的涵义也就迎刃而解 ,不必过多作解释与说明了。确实 ,越基本的术语越难定名 ,就拿ｍｅｄｉｕｍ(复数形式为ｍｅｄｉａ或ｍｅｄｉｕｍｓ)一词来说 ,《英华大词典》上有如下的解释 :(1)媒介物 ;传导体 ;媒质 ,基质 ,介质 ,介体 ;中间物 ;环境 ,生活情形。 (2 )手段 ,方法 ;媒介 ;(ｐｌ…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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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了编辑部转来的林元章先生《对“等离子体”名称的质疑》一文,我们早有同感。此名词英文是plasma,其他拼音文字都采用类似的拼法或音译。中文是方块字,科学名词尽量采用意译是我们的传统。意译有“望文生义”的好处,但要有分寸,过之则将留下后患。近年来我们的新实践经验表明,意译要掌握几条原则。1.新名词应该尽量照字面直译,企图在译名中包含概念解说的作法不一定可取“等离子体”译名的缺点有二,一是太长(一般以二三字为宜),二是随着科学的发展,它已不能概括此词现代的含义。这些缺点都源于当初订名时企图把概念的解说包含在订名中。plasma的早期定义是离子(包括电子作为负离子)正负电荷相等,它整体上保持电中性,故曰“等离子”。后来出现了non-neutral plasma,就得译作“非中性等离子体”,使我们陷入“不等的等离子体”的尴尬局面。现在看来,像台湾那样把plasma一词直译作“电浆”是可取的。这样,plasma ion source可译作“电浆离子源”,而不必叫做“等离子体离子源”。plasmon可译作“电浆子”甚至“浆子”而不必作“等离子体子”或“等离子体激元”,简短多了。有人说,“电浆”是个什么东西？让人看了莫名其妙。其实对于外国人来说,plasma一词也是莫名其妙的,有个Plasma Center(等离子体研究中心)还被一般人误认为是献血站呢,因为plasma有“血浆”之意。其实科技名词只是代表一个概念的符号,一般说来不能把概念的内涵表现在字面上,就像一个人的姓名并不包含这个人的身份、人品、性格等各方面的信息一样。名词的制定应当简短和专有化,解释概念的内涵不是必要的。早年我们把spectrum译作“光谱”,这个“光”字是我们加上去的。后来到了微波波段,只好把spectrum译作“波谱”,对于电子来说,spectrum又得译作“能谱”,同一个外文词,对应着多种中文译名。令人为难的是,在一篇外文文章中笼统地提到spectrum时,我们不知道在该处该译作什么谱。2.保证科技名词的专有化,应回避日常用语科技名词都有专门的内涵,用太俗的用语容易使概念混淆。例如luminescence一词包括荧光(fluorescence)、磷光(phosphorescence)等发光过程,但白炽灯泡的发光则不属于此列。现在把luminescence译作“发光”是不恰当的,“发光”一词太通俗了,不宜用来表达专门用语。且不说“发光”一词已沿用很久,难以改变,我很久都想不出此词好的译名。现在想了个半音半意的译名供大家评议：“留明”。“明”者光明也,有“光”之意。“留”有驻留之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某些长余辉的发光过程,但主要还是取其音。于是luminescence mechanism作“留明机理”而不作“发光机理”,luminescent powder作“留明粉”而不作“发光粉”,等等,听起来似乎还爽朗。3.半音半意的译名是可取的近年来科技术语中缩略词愈来愈多,除了在汉语中插入几个外文字母外,还有没有别的办法？半音半意的译名是一种出路。这是有先例的,如invar译作“殷钢”,permalloy译作“坡莫合金”。把charm quark译作“粲夸克”则是王竹溪先生的杰作。SQUID全译应作“超导量子干涉器件”,这样长的名称是不可能推广使用的。曾有人建议叫做“冷子管”,没有被广泛接受。我的方案是叫“司圭器”,“司圭”取其音,“器”取其意。此外,SQUID有可能用来作量子化的电压标准,“司”为掌管,“圭”者圭臬也,有标准之意。同样地音译,这样可多少照顾一点含义。 ①赵凯华教授是物理学名词审定委员会主任。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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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物质到底是不是无限可分的? 《庄子·天下》篇中有一个命题:“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意思是物质可以无限地分割下去,永无止境。科学史上根据“无限可分”的思想批判了分子、原子和基本粒子不可再分的思想,认为这些观点是形而上学的。一九六六年,我国科学工作者提出了“层子模型”,指出基本粒子是由层子(外国叫夸克)组成的,而层子本身也还是无限可分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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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现在未来学很发达,制定科学术语时必须考虑到语言和文字的未来发展。汉语词从单音节向多音节发展是合乎语言发展的科学规律的,因为这一规律可以大大减少汉语中的单音节同音词的数量,从而避免交际中单音节词造成的误解。在电传日益发达的今天,信息传递中避免误解,适当增加必要的羡余性(redundancy,或译作“多余度”、“多余信息”)是十分重要的。双音节词从信息论角度来看是最合理、最有效的音节构成,所以象“铊”“铒”“钐”“钷”“铕”这类人为地制造出来的元素名称是同语言发展规律背道而驰的。除开已经通用的氢、氧、钙、钾、锰等词外,建议以后不要生造上面那种汉字。从文字发展规律来看,汉字早晚是要被拼音化文字取代的,在目前这一从汉字到拼音化的过度时期,我们应该尽量减少而不是增加汉字的数量。因此从文字发展的规律着眼,也不应生造上述这类汉字。汉语拼音化以后单音节的同音现象所造成的歧义会更加严重(因为在书面上汉字的形体可以帮助视觉区别同音词),所以尤需尽量避免生造单音节的汉字。(二)语言的发展同一切事物的发展一样,是对立面斗争和统一的辩证过程。一方面从历史的演变来看,汉语的单音节词越来越少,双音节、三音节词越来越多,甚至产生一些三音节以上的词,如“社会主义”“布尔塞维克”等。这从音节增多的角度来看,是一个繁化的过程,但是另方面,语言中简化的过程也在不断发展。语音就是在繁化和简化这一对矛盾既相互对立又相互统一的过程中发展前进的。所以制定科学术语必须考虑到这一辩证规律。我们不能因为反对生造单音节词和生造表达这些词的新的汉字,就走向另一极端：主张全盘西化,即将外来术语音译后照搬过来。需知印欧语言中有许多两个音节以上的词,照原样音译过来,必然增加汉语中的很多三音节、四音节、五音节词,这不仅会增加学习语言的人的记忆上的负担,而且不符合汉语双音节词占多数这一客观规律,所以“德律风”“德谟克拉西”“狄克推多”分别被“电话”“民主”“独裁者”取代,是完全符合简化这一规律的。在外语中同样存在简化的规律,如英语用TV这个双音节的缩略语代替了television这一四音节词,俄语也借用了TV取代原来的四音节词Телевизор1。日语也借用了这个词,简略为三音节词：テレビ。俄语的злектронно－вычислителъная мащина(电子计算机)有十三个音节,十分啰嗦,也正在被借自英语的简洁的Komnbютep(三音节)所取代。此外,由于汉语(指现代汉语普通话,下同)是元音型语言,即元音在全部音素中占的比例很大,元音与辅音的比例超过欧洲许多语言2);加之汉语中很少出现欧洲语言中常见的辅音连缀的现象,汉语中开音节(以元音结尾的音节)占的比重很大3),因此外语词音译成汉语以后,音节数目往往会增加许多。例如上引英语的democracy,dictator音译成汉语后都多出了一个音节,因此术语采用全盘音译的原则,只会增加汉语的繁化程度,是不利于交际的。外语为了减少术语的音节数目,达到语言简化的目的,除了采用上述缩略词的手段外,还有一种方法是将一个词的词义引申。例如“蝶泳”在英语中本来叫做butterfly stroke(蝴蝶式的游法),有四个音节,很罗嗦,现在简作butterfly,即将“蝴蝶”一词引申为“蝶泳”,减少了一个音节。如果汉语将这个游泳术语音译,就成了“白脱弗莱”,比英语多了一个音节,所以远不如义译为“蝶泳”,简洁明了,易懂易记。从这个义译中可以看出：汉语术语还有这样一个特点,即有些联绵词中的单个音素本来是没有意义的,但是在术语中却可以获得整个联绵词的意义,如“蝶骨”(形状象蝴蝶的头骨),“蝶形花”(形状象蝴蝶的花)中的“蝶”获得“蝴蝶”的意义,尽管在日常语言中只能说“蝴蝶”,不能单说“蝶”。这也是语言简化和汉语词趋向于双音节的规律在起作用,因为“蝶泳”比“蝴蝶泳”或“蝴蝶式的游泳”要简洁得多,适合于成为一个表达科学概念的词。语言中的这一简化和繁化的辩证规律是制订新的科学术语和进行术语规范化时必须加以充分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谈到这里顺便要说一下术语和非术语的界限问题。这个界限是模糊的(fuzzy),术语进入日常生活,就成了非术语,这两者之间并没有一条泾渭分明的界限4)。如“木星”“火星”“播种”“及格”“休克”“幅度”本来分别是天文学、农业、教育、医学、物理学中的术语,由于在日常生活中经常使用,一般人已不感到它们是术语。上面举的“蝶泳”也是同样的情况。因此创制科学术语必须符合构词的规律,因为术语是语言词汇的一部分,术语和非术语有着许多共同的特点。上面讲到的汉语词的双音节趋势就是一条术语和非术语都应遵循的规律。这个不可抗拒的规律几乎随时随地都在我们眼前发生作用。例如随着北京许多高层建筑的拔地而起,在北京人的口语中出现了一个新词“塔楼”,指象高塔一样的大楼,它比“高层建筑”少了两个音节,而且不象“高层建筑”那样书面语言的味道十足,很可能会进入全民语言。“彩电”5)“电脑”也正在分别取代“彩色电视机”“电子计算机”。这是汉语词趋向于双音节这一规律在术语(也是日常生活用语)使用中的生动表现。术语和非术语除了有共同的一面以外,还有不同的一面,这就是术语通常都是单义的,很少模糊性(fuzziness),而日常生活用语则往往有许多意义(如“好”在《现代汉语词典》中列了十四个义项,“作”列了六个义项),常常具有“模糊性”。因此在制定科学术语,进行术语的规范时必需考虑到术语的单义性和非模糊性这一特点。(三)语言中还有一对矛盾,即“非理据性(unmotiveness)”和“理据性(motiveness)”的矛盾,也就是说语言中有些词的命名是无法从其构成要素(词素)中了解其意义的,这种词叫做无理据的词(unmotivated words)。如英语的skate(冰鞋)从共时角度是无法解释它命名的原因的。另一类词叫有理据的词(motivated words),即这些词的构成可以从其构成要素中找到构词的根据。英国著名的语言学家厄尔曼(S.Ullmann)将这类词叫做透明词(transparent words),也就是说它的组成部分象透明的东西那样显而易见。如德语的Schlittschuh(冰鞋)就同英语的Skate不同,其意义完全可以从其词素：Schlittern(滑冰)的词根和Schuh(鞋)推出。汉语的“冰鞋”也是这样。俄语的коньки(冰鞋)从Конь(马)的指小形式得名,比喻穿起冰鞋象马一样跑得很快,也是有理据的词。理据的学说最早是瑞士著名语言学家,结构主义的鼻祖索绪尔提出来的。他说过：在世界上“不存在这样一种语言,其中没有任何东西是有理据性的;但是也不可能想象有一种语言,其中一切都是有理据性的”6),尽管有理据性也还是约定的,不是词义的全部根据。不同语言的理据程度是不同的。一般说来,英、法语的理据程度远不如德、俄、汉语高。例如汉语的“手套”和德语的Handschuh(“手套”由Hand〔手〕和Schuh〔鞋〕构成7)),都是“透明词”,但是英语的glove,法语的gant(意义都是“手套”)从共时角度(即不分析其词源)着眼,却是无理据的词,植物学上的术语“细香葱”在德语中是Schnittlauch,由Schnitt(切、割)和Lauch(葱)组成;在俄语中是лук－по－рей,由лук(葱)和порей(韭菜)组成,都是透明词;但是英语的Chive,法语的Cive(细香葱)却是无理据的词。在欧洲语言中德语词素以高度的理据性著称,外来语较少,多半用本民族语的词素构成新词(包括科学术语),因此我国旧社会大学学工科的必修德语。其原因除当时德国科技发达,文献较多这一主要因素外,德语词的高度理据性恐怕也是一个因素。语言学中的理据性这一理论对制定科学术语有很大的指导意义。一般来说,我们应该尽可能使术语有理据性,因为这样的词易学易记。在进行术语规范化时,如果有几个名称需要从中进行挑选时,除了那些早已用开,约定俗成的情况外,原则上应尽量挑选有理据的词。从这个角度分析,汉语的“氧”就不如日语的“酸素”(さんそ)好,因为“氧气”最初写作“养气”是有理据的,但是写作“氧”以后,就失去了理据性;而“酸素”的“酸”是英语Oxygen(氧气)的词源词素Oxy－(源于希腊语,原义是“酸”,gen－也源于希腊语,原义是“产生”)的义译,“素”则是德语stoff(要素,物质)的义译,因此是有理据的,而且符合双音节词的规律。汉语命名为“氧”很可能是考虑到系统性的原则(这也是制定科学术语和进行术语规范化时必须遵循的一项原则),因为氢、氮、氟等元素名称都是单音节词,而且都是从“气”省形。但是日语的“酸素”也合乎日语的系统性原则,因为日语的“氢”叫“水素”(すぃそ),是德语Wasserstoff(“氢”,由Wasser〔水〕加stoff〔要素、物质〕构成)的义译词,德语词又是英语词hy－drogen(氢)的部分义译词。因为hydrogen是由希腊词根δρо－(水)和réν(产生)构成的。从这里可以看出英语词oxygen(氧)和hydrogen虽然较长(有三个音节),但也是符合系统性原则的,尽管在共时它们是无理据的,只有懂希腊语的人,才能明了这两个词构词的理据。日语的“水素”虽然符合理据性、双音节性、系统性的原则,但又不大符合简洁性原则。例如日语将“氢弹”叫“水素爆弹”,就远不如汉语的“氢弹”简洁。可见理据性、双音节性、系统性,简洁性这些原则有时相互间会发生冲突,这是在制定科学术语和进行术语规范化时必须充分考虑到的。(四)术语是属于语言学研究的领域,术语学是语言学中的一门学科。但是非常遗憾,我国社会学界,包括语言学界,很少有人从事这方面的研究。这是一种很不正常的现象。现在反倒由自然科学家走在前面,带头从事自然科学术语的规范化和术语学的研究。社会科学家在这方面应该向自然科学家学习,迎头赶上。社会科学中术语混乱,影响交际的现象也很严重。如上面谈到的词的组成要素,语言学中就有词素、语素、词位、语位等许多术语表达这同一概念。但是至今还没有人牵头来从事社会科学术语的规范和统一。就拿咱们大家都知道的马克思的一句口号“各按所能,按需分配”(Jeder nach seinen Fhigkeiten,jedem nach seinen Bedürfnissen)来说吧,各国都是将nach译作“按”,如俄语译作no,英语译作according to,法语译作selon,日语译作応(ぉぅ)じて,都译得很准确,唯独汉语误译作“尽”,以致引起我国经济学界有些人仅仅根据“尽”字对这句口号进行了不少批评,有人说这是极左思潮的产物,有人据此批评马克思和斯大林8)。这说明社会科学方面一个译法的错误,会造成多么严重的混乱,其后果之不良,远胜过自然科学。政治口号虽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术语,但从广义上说,也未尝不可以纳入术语。如现在实行的“开放政策”就既是政治纲领,又是社会科学术语;所以我们引用这个例子,说明社会科学术语的准确性有着十分重大的政治意义,应该引起社会科学工作者的高度重视。最后我们想对会议召集者“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这个名称本身提点意见。“名词”在汉语中有两个涵义：一是与“动词”“形容词”等相对而言,一是指“术语”。由于术语不仅包括前一个意义上的名词,还包括动词(如“氧化”“催化”“元唇化”“电镀”等等),形容词、副词等,所以最好将委员会的名称改为“全国自然科学术语审定委员会”,免得产生误会,以为不管动词、形容词等的审定。本文注释：1)目前读法还不规范,有读Tи Bи的,有读Τэвэ的。写法也不规范,除上面两种按照读音的写法外,还有写作TB的。2)汉语元音和辅音的比例是19∶21,而俄语是6∶35;西班牙语是5∶20;德语是17∶23。3)汉语中只有(n)(り)两个辅音能构成闭音节,欧洲语言中几乎所有的辅音都能构成闭音节。4)详拙文“模糊语言初探”,刊《外国语》1979年第4期。5)还出现了“彩电村”这样的新词组,指家家都有彩电的村庄,见《光明日报》1984年9月14日孙扶民的报导,王庄“简直是彩电村”了。6)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第2编第6章§3,巴黎,1949。7)把“手套”叫做“手鞋”,似乎有乖常理。其实语言的名称(包括有理据的词)都是约定俗成的。我国古代就曾把“袜子”叫做“足衣”。日语将“地板”叫做ゅか汉字写作“床”：日语将“屋顶”叫做ゃね,汉字却是写作“屋根”。日语中的“天井”(てんじょぅ)指的是“天花板”“顶棚”。8)详拙文“马克思提出过‘各尽所能’吗？”,刊《学习与探索》1979年第5期,《新华月报》文摘版1980年第2期转载;“斯大林同志并没有错！”刊《经济问题》1983年第12期。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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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术语是语言词汇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术语学也是语言学的一门重要学科。要制定术语,正确翻译术语,必须了解和掌握语言规律,否则就可能出错,甚至闹出大笑话。下面举几个例子：首先,让我们分析一下形容词的级这个语法范畴在不同语言中的不同使用。汉语表达“高等教育”、“高等数学”、“高等哺乳动物”这三个概念时都是用形容词的原级修饰名词①。但是英语却全用形容词的比较级修饰名词,如higher education,higher mathematics,higher mammals;俄语则全用最高级,如Высшее оьразсвание,влсщая математика,влсшие млекопитающие。德语中的这些短语有的用原级,如Hochschulbildung(高等教育),有的用比较级：hhere Mathematik(高等数学),hhere Sugetiere(高等哺乳动物)。用1965年美国科学家札德(L. Zadeh)首创的模糊理论②的术语来说,“高”是模糊词(fuzzy words),它的比较级和最高级都是些模糊限制词(1inguistic hedges)。从语言理论角度着眼,不论用什么级,都是正确的。但是,对每个具体语言而言,必须遵循该语言的约定。由于没有注意这几种语言在表达上的差别,《语言论》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29页)误将higher mammals(高等哺乳动物)译成“较高级哺乳动物”,令人忍俊不禁。汉语中用原级,英语中用比较级的例子还不限于上面这些。如计算机所用的“高级语言”,英语中叫做higher language。更多的例子有“高级党校”：higher party school;高级法院：higher court;高级小学：higher primary school;an institu－tion of higher learning(高等学校);a higher leading body(高级领导机关)。英语表示“高等学校”、“高等教育”必须用比较级,因为high school不是表示“高等学校”,而是表示“中学”(美国)或“大学预科”(英国)。再举一个例子：不同语言对客观中的温度这一连续统(continuum)的切分方法是不同的。不同语言所反映出的人对同一事物的温度的感受也是不同的。这个问题对哲学,特别是其中的认识论,对理论物理学都有很大的意义。例如“温泉”(日语同汉语)在英语和德语中分别称作hot spring(或well),heiβe Quelle(热泉),在俄语中却叫做горяиий источник(烫泉)。《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79年)对“温泉”的解释是“温度在当地年平均气温以上的泉水”。这只是模糊地说明了温泉温度的下限,没有说明上限;因此上述几种说法各取了温泉的不同热度作为命名的根据：汉语取的温度最低,俄语取的温度最高,英、德语介乎二者之间。三种说法都是对的,这里也体现了语言的约定俗成的规律。不同语言有不同的约定的说法,相互之间不能替换。类似的例子还有“温室”(日语同汉语),在英语中叫hot house(热室)。在法语中也叫serre chaude(热室)。但是,温室里的温度不可能烫人,所以俄语不能叫горячая комната,而是用теплый(温暖的)构成теплица(温室)。《现代汉语词典》对“热”的解释“温度高”(同冷相对)是十分模糊的。事实上“热”在下述不同情况下所指的温度是迥然不同的。例如“三伏天很热”在我国通常是指30℃左右至40℃左右,“热水”的热度却可以从摄氏一、二十度到七、八十度,直到滚烫的水以下的热度。“趁热打铁”、“热处理”中的“热”,却至少在数百度以上。因此“趁热打铁”在俄语中是куй железо,дока горячо(趁烫打铁)。我估计“趁热打铁”这个成语是从英语或法语、德语义译过来的③,因为在这些语言中都说strike the iron while it is hot;battre le fer quand il est chaud;Das Eisen schmieden,so lange es heis ist④。(意义都是“趁热打铁”)。如果我这个估计是正确的,这是语言比较可以为汉语探源提供证据的一个生动例证。同“温泉”的例子相反,汉语的“热血动物”(也可以叫“温血动物”或“恒温动物”)在英、德、俄语中都是warm－blood animal,warmblütiges Tier,Teплокровное(животное)(意义都是“温血动物”)。这时,“温(如温水的热度低于热水)——热(烫)”的对立中和了⑤。汉语的“烫”在《现代汉语词典》注为“温度高的物体与皮肤接触使感觉疼痛”。其实,“烫”和“热”在某些情况下是对立的(如“温水”、“热水”、“滚烫的水”构成三种对立的温度)。但是在某些情况下这种对立中和。例如“烫澡”,(用热水)“烫脚”中的“烫”不仅不会使皮肤感到疼痛,相反,只会使人感到舒服。因此“烫澡”在英语中是take a hot bath(洗一个热水澡)。“烫脚”在英语中是bathe one′s feet in hot water(在热水中烫脚)。(病人)“发烫的前额”也不会使触摸病人的大夫的皮肤感到疼痛,所以英语说“a hot forehead”(热的前额)。汉语的“热水瓶”事实上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装的是滚烫的水,不等它变成热水就都用光了。汉语的“烫伤”指的已经不是皮肤一般地“感到疼痛”,而是皮肤甚至肌肉受了创伤。“烫鸡”的温度在100℃左右,比“烫澡”、“烫脚”的温度要高得多。汉语和俄语说“今天天气很热”时,只能用“热”,“жарко”(意义也是“热)而不能说“烫”,“горячо”(烫)。但是波兰语却可以说gorco(相当于俄语的горячо)(烫)。因此俄语说得不地道的波兰人往往会说出сегодня оченъ горячо(今天很烫)这种波兰式的俄语句子(我1987年访问波兰时亲耳听到不少波兰人说这种句子,令掌握俄语的人感到可笑)。总之,表示温度的词是一些模糊词,不仅不同语言之间,就是同一语言之间表示各种温度的词的界限都是模糊的,游移不定的。比较这些词不仅对发展模糊语言学有很大的意义,对制定术语、掌握和翻译术语也有很大的参考价值,否则就会受外语的影响,误将“温泉”说成“热泉”(如以英语为母语的人学汉语时可能犯的错误)或“烫泉”(操俄语的人说汉语时可能犯的错误)。§2.上面说的是语言的内部规律。制定术语还必须了解语言未来的发展规律,即与未来学(futurology)有密切关系。例如,如果象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中所推测的那样,未来世界的语言会先溶合为几个区域语言,然后再溶合成一个全世界共同的语言,那末,自然翻译外语术语应尽量采取音译的方法,以利于全世界语言的统一。因此,futurology就应译为“佛托罗洛基”。然而,斯大林的这种推测很可能是主观的。从现代社会的发展看,也许未来社会的人都具有高等文化水平,人人都掌握多种语言(欧洲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多半会好几种外语;加拿大等国的双语制,瑞士等国的多语制也预示了这种可能性),无需统一全世界的语言。也许未来社会人人都有一个随身携带的多语种的自动翻译电脑,也无需全世界的语言溶合为一。现在英语在世界范围内普及的速度越来越快,传播的范围越来越广,也许它会成为全世界通用的一种语言,与各种民族语言并存,成为它们的族际语。总之,未来语言的命运问题是属于未来学的一个重要问题。斯大林的推测只能说是一种假设,是多种可能性中的一种,绝不可能是定论,更不可能是公式。斯大林把他的推测说成是формула,他的原义可能是“提法”,中译者译成“公式”,更增加了这种推测的武断性质⑥。根据世界语言不会统一成一个语言的规律,术语还是应以意译为主,因此futurology还是译为“未来学”易为国人所接受。这里涉及汉语的另一个内部规律,即汉语中复合词占的比例很大,从其词素很容易推断出词的意义。例如“肝炎”在英语中叫做hepatitis。“肠炎”在英语中叫做ent－eritis,“肺炎”在英语中叫做pneumonia,“胃炎”在英语中叫做gastritis,“肾炎”在英语中叫做nephritis,“关节炎”在英语中叫做arthristis。在俄、德、法语中,其名称与英语大同小异。从这一比较中可以明显看出,这些病名在汉语中易学易记,而在上述外语中十分难学难记。如果将英语的这些病名音译成汉语,可以想象会给国人交际造成多大的困难。当然,对学医的人来说,音译有利于他们进行国际交流。但是,这样的人究竟是少数。§3.同未来学密切相关的是科学的发展不断提出新术语的制定和规范化的问题。例如在1965年美国科学家札德提出“模糊数学”的理论以前,英语中没有一个统一的术语表示与“精确”相对立的概念,那时常用的词有vagueness(罗素和布莱克都写过以此为题的论文),ambiguity等⑦。由于札德将其第一篇论模糊集的论文叫做Fuzzy ests(模糊集),从此fuzziness才获得固定的科学术语的意义,它与ambiguity(歧义),vagueness(含混不清)便分别表示不同的涵义了⑧。法语中也是这样,小罗伯尔法语词典所列pricis(精确的)的反义词有十三个之多,但最后作为模糊数学、模糊理论所用的术语固定为flou.汉语中也是这样。清朝汪中写了一篇有名的论文《述学·释三、九》。他将数词的精确涵义称为实指,将其模糊涵义称为“虚指”。这种名称容易同汉语语法中的实词和虚词混淆。何况模糊涵义仍为实指,而并非虚指。《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79年)对“模糊”的注释是：1)不分明,不清楚;如“字迹模糊”,“神志模糊”;2)混淆：“不要混淆阶级界限”。模糊理论的产生给“模糊”这个词提供了一个新的义项“不精确”。希望新版的词典会添上这一涵义。《同义词词林》(上海辞书出版社,1985年)在“清晰”的反义词中列了“模糊”(见该书第175页),但在“精确”的反义词中只列了“错误”许多反义词语,唯独没有“模糊”(同上,第186－187页)。这反映了该词典没有考虑到随着科学的发展,“模糊”产生的新的涵义：“不精确”。模糊理论还能解释一些术语存在的合理性。例如“遥控彩电”中的遥控器其实拿到隔壁房间就不起作用,但这并不影响“遥控彩电”这一术语的存在,因为“遥”原本就是个模糊词。这正如“下半旗”时实际上只是把旗子下到旗杆的1/3左右的地方,也不影响“下半旗”这一说法的合理使用。因为“半”不象《现代汉语词典》、《辞海》等许多词典所注释的那样在任何地方都等于“二分之一”。相反,在许多情况下,它表示的是模糊概念。如“犹抱瑟琶半遮面”中的“半”就不可能精确到二分之一的地步。“下半旗”中还有一个“错误”：尽管从语法上分析,只能分析为“下|半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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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语是表达概念的,在现代术语学中,必须研究术语所表达的概念以及这些概念之间的关系。从逻辑学和本体论的角度来看,科技术语都构成概念系统,它们之间存在着“属一种关系”或“整体一部分关系”,术语研究中的概念和概念系统,与科技术语的规范化和标准化有着密切的联系。我在《从语言学角度看科技术语之间的关系》(见本刊1990年第2期)一文中,从语言学的角度分析了科技术语之间的关系,本文拟从逻辑学和本体论的角度,对术语研究中的概念和概念系统作一初步的分析。一、概念概念(concept)是人类思维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反映事物的特有属性的思维方式。世界上的事物之所以千差万别,就是因为每个事物都有自己的属性,任何事物都有许多属性,其中有的属性是这类事物中每个分子都必须具有的、把该事物与其它事物区别开来的特有的属性,有的属性则只是其中部分分子所具有的偶有属性。概念只是反映事物的特有属性,不反映事物的偶有属性,因此,概念具有抽象性,它是去掉了事物的偶有属性之后形成的抽象表现。例如,“自行车”这个概念,如果将现存的全部自行车中非本质的偶有属性去掉,如外表油漆的颜色、新旧的程度、厂家的牌号,那么,就可以发现所有的自行车都具有如下的共同的特有属性：(1)在性质上,它们是机器,是能够做功的由相互铰接在一起的部件形成的组装物。(2)在形式上,所有的自行车都包括两个能够在地面上转动的轮子,一对脚踏板和一组齿轮链条传动机构,车上留有骑车人的坐位。(3)在功能上,这一类机器可以充当交通工具,骑着它一个人可以走得比步行快几倍。这就是“自行车”这一名称所代表的概念的抽象表现。概念是知识的基本单位,是人们一定阶段认识的总结,是人们认识成果的结晶。任何科学研究的成果,都要以概念的形式固定下来,数学中的正数、负数、微分、积分,化学中的化合、分解,物理学中的力、加速度,都是人们对具体事物认识的概括。在科学史上,许多新概念的提出,都有力地推动了科学发展的进程。概念又是思维的最小单位。思维活动中进行判断、推理,都是以概念为基本单位来进行的。离开了概念,任何判断和推理都不能进行。所有的科学概念都是通过名称来表示的,语言是思想的物质外壳,名称则是科学概念的外部语言形式。概念和名称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概念是思维的最小单位,是全人类性的,而名称则因语种的不同而不同,具有民族性。例如,汉语的名称“标准星”,英语的名称“standard star”,都是表示在测光、光谱分类等天体物理观测中用作基准的恒星,概念相同,而在不同的语言中则用不同的名称来表示。从理论上说,在同一种语言中,一个名称与一个概念之间的关系应该是单参照性的。因而,对于任何一个术语来说,一个名称应该与一个并且只与一个概念相对应。如图所示：但是,在实际上,尽管在同一种语言中,一个概念往往可以有几个不同的名称,这就产生了术语的同义现象。同义现象会导致术语使用的混乱。我们在术语工作中,应该尽量减少术语的同义现象,这是术语标准化的任务之一。二、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任何一个概念都有内涵(intension)和外延(extension)。概念的内涵是反映到概念中来的事物的特有属性,也就是构成这个概念的所有属性的总和。例如,汽车的内涵是下列属性的总和：(1)“车”;(2)“由发动机驱动”;(3)“有驾驶机构”。运货汽车的内涵,除了包括上述3个属性之外,还应包括第4个属性：“用于运输货物”。油槽汽车的内涵,除了包括前面4个属性之外,还应包括第5个属性：“用于运输石油或汽油”。概念的外延是反映到概念中来的事物的数量范围。对“数量范围”可作两种理解：第一、数量范围是指分别地加以考虑的该概念所包括的各个个体的总和。这些个体应该具有同样的抽象程度。例如,“大象”这个概念的外延是印度象、非洲象,“北欧国家”这个概念的外延是丹麦、芬兰、冰岛、挪威、瑞典。这种外延叫做同类外延。第二、数量范围是指分别地加以考虑的构成整体的各个部分的总和。例如,“齿轮”这个概念的外延是指构成该齿轮的各个嵌齿的总和,哪怕这些嵌齿中有被磨损的或损坏的;“化学元素系统”这个概念的外延是指氢、氧、硫、铀、铹等;“汽车”这个概念的外延是指车体、制动器、方向盘、车灯等。这种外延叫做成分外延。概念的外延和内涵的关系可用下图说明：车这个概念的外延车这个概念的内涵从图中可看出,概念的外延越大,所包括的事物越多,则概念的内涵就越小,所包含的属性就越少;概念的外延越小,所包含的事物越少,则该概念的内涵就越丰富,所包含的属性就越多。这种关系叫做概念的内涵和外延的反变关系。根据概念的内涵和外延的反变关系,人们可以对概念进行限制和概括。三、概念的组合由简单概念可以组合成复合概念。从术语学的角度来看,概念组合(combination of concepts)的方式主要有四种：(1)限定(determination)：由一个概念来限制另一个概念,叫限定。限定可以丰富被限定概念的内涵,增加被限定概念中属性的数目。这样,通过限定形成的新概念将成为被限定概念的下位概念,被限定概念是属,而新概念是该属的种。为了避免在限定时出现混乱,我们必须注意在概念体系中各个概念所处的层次。通过限定形成的复合概念,在自然语言中往往表现为由代表原概念的两个词构成的词组。例如,英语中“machine tool”(机床)这个复合概念是由machine(机器)和tool(工具)这两个概念复合而成的,这时,表示这两个概念的两个词machine和tool,都在词组machine tool中保存下来了：machine＋tool→machine tool但有时复合概念在自然语言中仅表现为一个词,在这个词中,仅有一个代表原概念的语言成分被表示出来。例如,在德语中,Drehbank(旋床)这个复合概念,是由Werkzeugmaschine(机床)和drehen(旋转)两个概念复合而成的,这时,表示这两个概念的两个词中,只有drehen在单词Drehbank中被保存下来,这时,Drehbank是一个合成词：Werkzeugmaschine＋drehen→Drehbank又如在英语中,spanner(扳钳)这个复合概念,是由tool(工具)和to span(以指量距)两个概念复合而成的,这时,表示这两个概念的两个词中,只有span在单词spanner中被保存下来,这时,spanner是一个单纯词,由词根span加后缀－er构成,按正词法规则,拼写为spanner：tool＋to span→spanner有时,复合概念在自然语言中表现为一个新的单词,而在这个新单词中,不含有表示原概念的任何语言成分。例如,英语中tandem(双人自行车)这个复合概念,是由bicycle(自行车)和propelled by two persons(由两个人来骑)两个概念复合而成的,但在表示这两个概念的两个语言成分中,没有任何一个语言成分在单词tandem中被保存下来,tandem是在构词上同bicycle和propelled by two persons完全无关的一个词。(2)合取(conjunction)：有两个概念平行地按“逻辑加”的方式合成,叫做合取。合取后形成的复合概念的内涵,就是原来两个概念的内涵的总合。例如,英语的smoke(烟)和fog(雾)两个概念,通过合取而形成复合概念smog(烟雾)：smoke＋fog→smog德语的Schnee(雪)和Regen(雨)两个概念,通过合取而形成复合概念Schneeregen(雨夹雪)。德语的Mahmaschine(割草机)和Dreschmaschine(脱粒机)两个概念,通过合取而形成复合概念Mahdrescher(联合收割机)。(3)析取(disjunction)：由两个概念平行地按“逻辑或”的方式合成,叫做析取。析取后形成的复合概念的外延,就是原来两个概念的外延的总和。用析取方式形成的复合概念是原来两个概念的上位概念的或类概念。例如,英语中的boy(男孩)和girl(女孩)这两个概念,通过析取而形成复合概念child(小孩),这时,child或者是boy,或者是girl,它的外延等于boy的外延与girl的外延之总和。(4)联取(integration)：由若干个不同的单独概念联合成一个新概念,而新概念的外延和内涵都不能简单地等于原来诸概念的内涵总和或外延总和。例如,英语的Austro－hungary(奥匈帝国)这个复合概念,是由Austria(奥地利)与Hungary(匈牙利)这两个不同的单独概念通过联取而成的。它的外延或内涵,都不简单地等于Austria与Hungary的内涵之总和或外延之总和。概念组合的研究对于术语学有三个方面的价值：(1)通过概念组合的分析,可以阐明构成复合概念的各个单独概念在语义上的关系。如英语的spacecraft(宇宙飞船)这个复合概念,是由space(宇宙、空间)和craft(飞行器)这两个概念通过限定而形成的。由此我们可以阐明space和craft在语义上的限定关系。(2)构成复合概念的各单独概念之间的关系在构成概念系统时起着重要的作用。(3)构成复合概念的各单独概念之间的关系往往(不是必定)会影响到术语的结构。四、概念的属性构成概念的任何一种特征,叫做概念的属性(characteristics of concept)。概念的属性可以是简单的(如“红色”),也可以是复杂的(如“马列主义”)。概念的属性可以分为下面几种：(1)内在属性：这种属性只涉及事物的本身,而不涉及此一事物与它一事物的关系。例如,形状、大小、材料、颜色等。(2)外在属性：这种属性涉及此一事物与它一事物的关系。最常见的外在属性是来源属性和目标属性。指出一个事物来自什么地方,通过什么人或者采用什么手段显示其存在或得到使用的外在属性,叫做来源属性(characteristics of origin)。例如,某一事物的发现者、发明者、描述者、制造者、供应者、生产地、生产方式。指出一个事物用于什么目的的外在属性,叫做目标属性(characteristics of purpose)。例如,某一事物的使用方式、应用领域、装配地点。(3)等价属性：构成概念的属性可以彼此替换而不改变其内涵,这些可以互换的属性,叫做等价属性。等价属性的互换不是由于逻辑学上的等价而引起的,而是由于本体论上的联系而引起的。例如,在“等边[等角]三角形”这个概念中,“等边”和“等角”这两个等价属性,不是由于逻辑学上的原因,而是由于在三角形中,“等边”和“等角”这两个属性的联系而引起的。在“凸[会聚]透镜”这个概念中,“凸”和“会聚”这两个等价属性,也不是由于逻辑学上的原因,而是由于在本体论上,对于一个透镜来说,“凸”和“会聚”这两个属性是等价的。研究概念属性的意义在于：(1)便于确定概念的内涵。(2)概念属性的改变,常常会引起概念内涵的改变,从而导致新概念的产生,这样,人们的认识也就深化了。例如,“原子”这个概念,过去它的属性主要有：“不可分性”、“物质的最小单位”等,而现在它的属性却改变为“可以裂变”、“可分性”等。“原子”这个概念的属性的改变,说明人们对于“原子”的认识更加深化了。(3)便于划清不同概念的界限。(4)便于描写概念的定义。(5)便于构造概念体系。(6)在构成术语时,如果利用与概念属性有关的词语,可以从字面上阐明术语的普通含义。例如,“远程导弹”这个术语中的“远”、“程”、“导”、“弹”等与概念属性有关的词语,有助于理解这个术语的字面含义。(7)便于确定在不同语言之间术语的等价关系。(8)便于确定在同一语言中,用不同词语表示的同义术语。五、概念系统通过逻辑关系或本体论关系联系起来的概念的集合,叫做概念系统(system of concepts)。在概念系统中,各个概念之间可以发生纵向联系和横向联系,或者至少发生纵向或横向中的一种联系。一个概念系统可以同一座建筑物相比拟,其中,概念好比是砖,而概念之间的关系就好比是灰浆。在一个概念系统中,概念之间的逻辑关系是建立在诸概念相似性的基础之上的,这种逻辑关系可以形成“属一种关系系统”。在一个概念系统中,概念之间的本体论关系是建立在代表概念的各个个体在空间上或时间上邻接性(即空间上的接触或时间上的连续)的基础之上的。最重要的本体论关系的概念系统是表示“整体一部分”关系的系统以及表示发生、发展的系统(例如,动物的谱系表、语言的谱系表、产品的谱系表,等等)。此外,在一个概念系统中,概念之间还存在着其它的关系,如因果关系、工具关系、继承关系,等等。概念系统可用图形来表示。概念表示为点,而这些点之间的连线表示概念之间的关系。如果用一个分类表来表示概念系统,那么,可以采用多层次的数字标记来表示概念在系统中的位置。例如,1－3－7－6表示该概念处于概念系统中的第一个层次的第一位、第二个层次的第三位、第三个层次的第七位、第四个层次的第六位等结点所连接而成的路径的末端。表示概念系统时应遵循以下原则：第一、明确性：使用概念系统的人大多数不是专家,因此,概念系统应该尽量明确清楚、启人耳目。第二、可理解性：人类的智力在一定时间内仅能理解有限数目的概念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因此,概念系统一定应该是对用户友好的、可理解的。概念系统过于复杂会使系统失去解释力,使用户感到茫然。第三、透明性：概念系统中各种关系的类型和分类标准应该是透明的,它应该使用户对于术语系统设计人的思想一目了然。模糊的信息将会导致误解,并使系统的价值受到怀疑。第四、可扩充性：概念系统应该是灵活的,如果后来出现新概念,概念系统应该有能力把这些新概念纳入其中,而不对系统作大的修改。当然,如果在某一学科中,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那就得对概念系统作大的修改甚至全盘推翻。不过,在一般情况下,应该保持概念系统的稳定性,并使其能灵活地进行扩充。为了达到这些要求,概念系统的规模不应设计得过大,最好能先设计一些小的概念系统,然后,再设法把这些小的概念系统联系起来。概念系统的研究是术语工作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这是因为：第一、概念系统可以揭示某一专业领域内各个概念之间的结构关系,这就为系统地研究该专业的术语提供了条件。第二、概念系统有助于详尽无遗地研究某一专业领域内的术语所表达的全部概念,帮助研究者发现所收的术语有无重大遗漏。第三、透彻地理解了概念系统中各个概念之间的各种关系,有助于构成新的术语。第四、研究不同语言之间的概念系统是否协调一致,有助于发现这些语言中相应的术语是否等价。第五、根据概念系统编纂而成的词典有很强的系统性。如果在术语系统中使用这种词典,便于进行联机检索;如果把它们打印出来,也便于阅读和使用。第六、概念系统可以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术语的含义,这对于术语工作者的培训和术语教学也是有助益的。六、概念系统的图示法为了形象地表示概念系统中概念的逻辑关系,可以采用图示的方法(graphic representation)。主要的图示法有：(1)树形图表示法：按概念抽象的不同程度,将概念在树形图中加以排列。如图所示：例如,关于“运载工具”的各种概念,可用树形图表示如下又如,关于“印刷术”的各种概念,可用树形图表示如下：(2)扇区表示法：把一个圆按层次分为不同的扇区,在扇区中注上抽象程度不同的概念。如图所示：以上面的“印刷术”概念系统为例,各个扇形中的标记所指的概念如下(3)矩形区表示法：把一个矩形按层次分为不同的小矩形区,在各个小矩形区中注明抽象程度不同的概念。如图所示：各矩形区中的标记所指的概念与上例相同。七、概念的逻辑关系根据概念之间的相似性,可以把概念的逻辑关系(logical relation)分为以下几种：(1)同一关系：两个概念的外延完全相同,它们之间的逻辑关系就是同一关系。例如,“机器翻译”和“自动翻译”这两个概念之间,便具有同一关系,因为它们有相同的外延,都表示利用计算机进行的语言翻译。(2)属种关系：两个概念,如果其中的一个概念把另一个概念的外延完全包含在它自己的外延中,那么,这两个概念之间的关系就是属种关系。例如,“交通工具”和“汽车”这两个概念之间的关系就是属种关系。在具有属种关系的两个概念之中,外延较大的、包含另一个概念全部外延的那个概念,叫做属概念。上例中的“交通工具”就是属概念。被属概念所包含的、外延较小的概念,叫做种概念。上例中的“汽车”就是种概念。对于一个具体的概念来说,它可以是某个概念的属概念,又可以是另一个概念的种概念。例如,“汽车”这个概念,对于“轿车”来说,它是属概念;而对于“交通工具”来说,它又是种概念。可见,属概念与种概念是相对而言的。概念之间在逻辑上的属种关系不同于在本体论上的事物的整体与部分的关系。在具有种属关系的两个概念中,种概念的内涵一定会包含属概念的内涵,但是,在事物的整体与部分之间,部分并不具有整体特有的属性。例如,“交通工具”和“汽车”具有属种关系,“汽车”一定具有“交通工具”的特有属性,我们可以说：“汽车是交通工具”。可是,“汽车”与“方向盘”之间则是整体与部分的关系,“方向盘”并不具有“汽车”的特有属性,我们不能说：“方向盘是汽车”。(3)交叉关系：两个概念的外延有一部分相同,而另一部分不相同,这两个概念的逻辑关系就是交叉关系。例如,“共产党员”和“教授”这两个概念在逻辑上具有交叉关系,有一部分共产党员是教授,而有一部分共产党员不是教授,有一部分教授是共产党员,而有一部分教授不是共产党员。具有同一关系、属性关系、交叉关系的两个概念,它们的外延至少有一部分是相同的,因此,这三种关系是可以相容的。(4)全异关系：如果两个概念的外延完全不相同,它们在逻辑上的关系就是全异关系。例如“小麦”和“玉米”这两个概念的外延没有任何相同的地方,它们就具有全异关系。全异关系又可以分为并列的全异关系和非并列的全异关系两种。如果两个概念有全异关系,并且还有共同的邻近属概念,那么,它们之间的关系,就是并列的全异关系。例如“钢铁工人”和“纺织工人”具有全异关系,它们又有一个共同的邻近属概念——“工人”,这种全异关系就是并列的全异关系。如果两个概念有全异关系,但是没有一个共同的邻近属概念,那么,它们之间的关系,就是非并列的全异关系。例如,“茶杯”和“苹果”具有全异关系,但是,“茶杯”的邻近属概念是“杯子”,“苹果”的邻近属概念是“水果”,它们没有一个共同的邻近属概念,这种全异关系是非并列的全异关系。(5)否定关系：一个概念的否定属性构成了另一个概念的属性,那么,这两个概念在逻辑上就具有否定关系。例如,“加压”和“减压”这两个概念就具有否定关系。对于一个概念系统来说,在上述各种关系中,以同一关系和属种关系最为重要。根据概念的逻辑关系,我们把概念按一定的序列特征加以排列,就可以形成逻辑纵向序列和逻辑横向序列,并由此构成概念系统图。例如,我们可以有如下的概念系统图：如果只根据一种序列特征来排列概念,则可形成单维序列。例如：从图中可看出,我们首先按推动方式的不同,把发动机分为“燃汽发动机”、“电力发动机”和“风力发动机”三种,再根据燃料的类型,进一步把“燃汽发动机”分为“汽油发动机”和“柴油发动机”。但是,在实际的术语工作中,在一个层次上,概念往往同时有多个序列特征,这时,就可以形成多维序列。例如：这时,在同一层次上,至少使用了三种序列特征：管子的材料、管子的功能、管子中流动的物质。如果我们按这三种序列特征对上面的概念系统加以重新排列,则可把这个多维序列改变为三个单维序列,其中的概念关系比之于上图就更清楚了：可见,在构造一个概念系统时,如何安排概念的各种序列特征,是十分重要的。八、概念的本体论关系根据代表概念的各个个体之间在空间上或在时间上的邻接性,可把概念的本体论关系(ontological relation)分为以下几种：(1)空间上的整体一部分关系：由于把整体划分为部分的标准不同,由同一整体划分成的各个部分可能不完全相同。一般说来,我们应该遵循一种自然的标准,但这种标准常常因人因事而异。例如,汽车与其各个部分的整体一部分关系可表示如下：第二种划分比第一种划分粗,究竟粗到什么程度,细到什么程度,要由具体情况来决定。(2)时间上的连续关系：根据这种关系,可以了解产品的生产过程、生物个体的发育过程、语言的发展过程,等等。例如,印欧语在时间上的连续关系可以表示如下：与概念的逻辑关系不同,上述关系不是根据概念本身的相似性,而是根据概念所代表的个体在实际上的关系而建立的。因此,我们把这种关系叫做概念的本体论关系。在术语工作中,常常把概念系统的逻辑关系和本体论关系混合起来使用,这样,就形成了一些非常复杂的概念系统。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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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前苏联于1957年成功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以来,近半个世纪间世界许多国家送上太空的,或借助他国的运载工具发射升空的空间飞行器和空间探测器已经数以千计。其中有面向地球的通信、气象、海洋、资源、导航、测地、定位、军事等等人造地球卫星;还有探测月球、太阳、日地空间、行星和太阳系小天体的行星际探测器;更有在各个波段(可见光、红外、微波和射电、紫外、X射线和γ射线)观测天体和宇宙的天文卫星和空间望远镜。每一个空间飞行器都有专名和编号,不同的国家对专名的选取、侧重和偏好各不相同。在升空的空间探测器中,美国的占大多数,其贡献和影响也是最大的。本文就专门谈谈美国的空间天文探测器和天文卫星的专名和它们的中文名。由于和人造地球卫星相比,空间天文探测器的轨道飞行航程较长(例如探测海王星的路径就横跨太阳系的半径长度),飞行时间较长(例如“先驱者”10号飞行了31年才终止联系),运作时间也较长(例如“哈勃”空间望远镜1990年升空至今仍在服务,还一直有所新发现),因此在各种媒体出现的频率较多,受到公众的关注也较多,其中有些已成为公众耳熟能详的“时代名称”和“时代名词”,例如“哈勃”空间望远镜、“旅行者”2号行星际探测器、“火星探路者”、“猎兔犬2”。美国为空间探测器选取专名有三个倾向。一是“拟人化”。其对应的中文译文可以是“人”、“员”、“家”、“者”。我国天文学名词审定委员会(下文简称天文名词委)推荐用“者”。二是“缩称化”。往往为了采用一个便于上口和便于记忆的缩称,还不惜改动原有全称。天文名词委推荐照用该缩称,这是国际趋势,就像WTO、DVD、CCTV等缩称那样,早已无人见怪。三是“人名化”。主要是用知名天文学家之名,即在空间探测器成功运作之后往往再另冠以人名。下面就分别谈谈这三种“化”。见表1～表3。附注：(1)“Apollo”是希腊神话中的神灵。“阿波罗”探测器系列是载人登月计划,共有12人次实现登月。(2)“Pioneer”亦曾译为“先锋”,天文名词委的推荐名为“先驱者”。(3)将“Viking”译为“海盗”,无误,但不贴切。迄今所有空间探测器的取名都是积极的、进取的、善意的,惟有1975年发射的这2个火星探测器的中文译名却是恶意的、贬抑的,而按其原意本应指“海上漫游者”或“海上探险者”。当天文名词委成立时,“海盗”之名约定俗成已有十年之久,出现在报刊和书籍中的全是“海盗”,再想更正已很难了。(4)“Voyager”亦曾译为“航海家”、“旅行家”。天文名词委的推荐名为“旅行者”。(5)“Helios”1号和2号是美国和德国联合研发的。(6)“Ulysses”是但丁“神曲”中的探险英雄。(7)“MO”在飞抵火星前夕失踪。(8)“Clementine”是希腊神话中的女神灵。(9)“MGS”直到2004年仍在环绕火星执行探测任务。(10)“MPF”投下的“Sojourner”成功地软着陆。曾将其音译为“索杰纳”。天文名词委认为音译不可取,并将译名定为“旅居者”,现已获得媒体和公众认同。(11)“MCO”着陆时陨毁。(12)“MPL”着陆时陨毁。(13)“奥德赛”系指长程探险旅行。(14)和(15)“MER”A和B发射成功后,在美国曾公开征求专名,结果由一位9岁女童取名的“Spirit”和“Opportunity”中选。在媒体上曾有过“精神”和“机会”的译名,天文名词委的推荐译名是“勇气”和“机遇”,而没有死译。附注：(1)OSO系列共有8个探测波段不同、探测仪器不同以及考查任务不同的探测器。(2)IMP系列共有10个不同的探测器。(3)OAO系列共有3个不同的空间望远镜。(4)RAE系列共有2个不同的设备。(5)SAS系列共有3个不同的高能天文装置。(6)机载天文台建成后冠以天文学家Kuiper之名。(7)ST升空运行后冠以天文学家Hubble之名,缩称也相应地改为“HST”。(8)GRO成功运作后冠以物理学家Comptom之名,缩称也改为“CGRO”。(9)MAP成功运作后加上科学家Wilkinson之名,并将缩称改为“WMAP”。(10)空间红外望远镜“SIRTF”升空后,为了纪念天体物理学家Spitzer将探测器改名为“Spitzer Space Telescope”,缩称是“SST”。附注：(1)“OAO-3”升空后的第2年得到专名“Copernicus”,以纪念哥白尼诞辰500周年。(2)“HEAO-2”发射的次年,为了纪念爱因斯坦诞生100周年,冠以“Einstein”专名。(3)木星探测器的专名。Galileo于1609年首先观测到木星的4个大卫星。(4)土星探测器和土卫六着陆器的专名。Cassini和Huygens都是17世纪观测土星、光环和土卫,并有新发现的天文学家。(5)卡西尼携带的土卫六着陆器。(6)高新X射线天体物理观测台“AXAF”成功运作后,取得专名Chandra,以纪念天体物理学家Chandrasekhar。* 李竞研究员是天文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委员。① 探测器的中文译名有的是约定俗成的,有的是天文名词委推荐并已被媒体和公众认可的。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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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恩在其《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考察范式之间的争论时，发现(或声称发现)不同范式的支持者不仅对于世界是个什么样子有分歧，而且对于用来评价理论或范式的合适准则或方法也有分歧。事实上，在库恩看来，每一个范式，对于问题的解答是否能算作解答，都有它自己的准则或规则；对于问题的重要性都有它自己的标准。如他所称，与一个范式相联的理论甩此范式的准则来看一般是足够好的理论，而用对立范式的准则来看就不是好的理论．那末怎样才能在对立范式之间作出合理选择呢?答案很简单，不能，在库恩看来，即便这些理论是完全能翻译的，也不能，范式之间的选择因此不可能获得合理的说明；这就是为什么这种选择必定是(用库恩不恰当的原话来说)“格式塔转换”、“信仰的跳跃”或“皈依”。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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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ontology的译名问题,近年来成为哲学界讨论的热点。我们注意到,与ontology相关的术语在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领域中使用也十分普遍,而译名同在哲学中一样纷纭不一。无疑,弄清这个术语的哲学含义,将有助于其他学科中该词译名的统一。本文先简略介绍一下哲学界关于ontology译名讨论的情况,然后提出我们的建议方案,以供斟酌和参考。一、译名讨论的一般情况从词源来看,英文的ontology ,以及德文的Ontologie,法文的Ontologie,最早均来自拉丁文Ontologia,而拉丁文又源自希腊文。就希腊文的字面意思说,它是指关于on的logos。在希腊文中,on和onta(相当于英文的being和beings)是动词兼系词einai(相当于英文的to be)的分词和动名词及其复数形式。既然ontology就是关于on的学问,那么,对这个词的词根on的理解是否准确,对于ontology的翻译来说,就是一项基础性的工作。从中国哲学界的情况看,过去的译法大致有以下五种：a)译为“有”或“万有”,如杨一之先生译黑格尔《逻辑学》;b)译为“在”或“存在”,如熊伟先生译海德格尔《形而上学导论》,陈嘉映先生译《存在与时间》;c)译为“实体”或“本体”(一般哲学史教材的处理);d)译为“本质”(一般哲学史教材的特殊处理);e)译为“是”或“是者”,如陈康先生译注柏拉图《巴曼尼得斯篇》。近年来,经过辨析和讨论,这些译法已经简化了许多,根据有的学者的归纳和概括[1],现在对词根on的理解和翻译大致有以下三种不同意见：(1)讨论相关问题,并且意识到on的多义性,但主张使用“存在”一词来翻译。(2)主张区别对待,在不同的场合使用不同的译名,认为“有”、“在”、“是”三种译法各有合理性,应该根据对具体哲学学说的理解,在不同的场合使用不同的译法[2] 。(3)主张应该用“是”来翻译。现在持这种主张的人很多,可以说已经成为一种居于主流地位的意见,包括前面一些观点的主张者,也改变原来的看法而持此种主张。由于on在汉语中出现了“有”、“在”、“是”等不同的译法,相应地,ontology也出现了不同的译名,如“万有论”、“存有论”、“本体论”、“存在论”、“是论”等等。单从字面上看,“本体论”的译名距离词根的含义最远,但它反而流传最广。据有的学者考证,最初把它译为“本体论”的是日本学者。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上半叶,日本哲学界普遍采用“本体论”的译名,这影响到中国并延续到今天。但20世纪30年代以后,日本学者已逐渐放弃“本体论”而采用“存在论”一词,大约从50年代至今便几乎完全用“存在论”代之,“本体论”这一术语已经消失[3]。中国也有一些学者,例如陈康先生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提出,用“本体论”来翻译西语中ontology这个概念,严格说并不确切。近年来,关于ontology的译名之争,又重新成为哲学界讨论的一个热点。有人(这样的人并不少)继续沿用“本体论”的译名;有人则主张启用“存在论”的译名;而更多的人,与主张把on翻译成“是”相一致,认为ontology只有译为“是论”,才忠实于这个西文词的本义。但无论是他们自己还是不赞成这种译名的人都感到,“是论”这个词在中文里显得很别扭,很不习惯。因此可以肯定,讨论还将继续进行下去,而且短期内难以达成大家都可以一致接受的意见。关键在于,如果on的多义性不能排除,那么,ontology的译名也就不可能定于一尊。二、译名讨论中的相关学理事实上,译名之争中牵涉到复杂的学理,既有语义方面的差异,也有学说史的根据,还有不同文化传统的转换问题。只有分别弄清这些问题,才能对译名之争获得较为清晰的见解。首先,从语义角度看。据海德格尔考证,在希腊文中,on的含义是双重的：既可以指“在者”(“是者”、存在物)的共性(being in general),又可以指“在者”(“是者”)的基础(ground of being)。前者接近于“本质”,后者接近于“本源”。显然,这两种所指之间存在着重要的差别。由于二者的混淆,导致传统形而上学用“在者”、“是者”(Seiende)的寻求,代替了对“存在”、“是”(Sein)本身的追问。因此,笼统地把关于on的研究称为“本体论”,具体是用它指称关于“存在者”、“是者”的研究,还是用它指称关于“存在”、“是”的研究呢？这是一个必须明确的问题。如果用ontology来涵盖这两个方面的研究,就需要在它下面的分支中明确地区分出来,哪一个分支是研究“存在者”、“是者”的,哪一个分支是研究“存在方式”、“是之方式”的,否则,就会忽略“存在论差别”而铸成大错。其次,从学说史方面看。在西方哲学文献中,Ontologia一词最早见于德意志哲学家郭克兰纽(Rudolphus Goclenius,1547～1628)用拉丁文编撰的《哲学辞典》(1613)中,他将希腊词on(即being)的复数onta(即beings,“存在者”、“是者”)与logos(意即“学问”、“道理”、“理性”)结合在一起创造出新词Ontologia,意即“存在学”或“存在论”、“是论”。稍后,德意志哲学家卡洛维(Abraham Calovius,1612～1686)在《神的形而上学》(1636)中,把此词视为“形而上学”(Metaphysica)的同义词。1647年,另一位德意志哲学家克劳堡(Johann Clauberg,1622～1665)又将onta 与希腊词sophia(“智慧”、“知识”)结合,创造出同义新词Ontosophie,也是“关于存在(是)的学问、知识”之意。稍后,法国哲学家杜阿姆尔(Jean-Baptiste Duhamel ,1624～1706)也使用了这个词。笛卡尔(Rene R.Descartes,1596～1650)把研究实体或本体的第一哲学叫做“形而上学的On-tologie”。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von Leibniz,1646～1716)及其继承者沃尔夫(Christian Wolff,1679～1754)试图通过纯粹抽象的途径,建立一套完整的、关于一般存在物和世界本质的形而上学,即独立的Ontologia的体系。沃尔夫把哲学分为理论哲学和实践哲学两大部分,理论哲学再分为逻辑学和形而上学,形而上学包括Ontologia、宇宙论、理性心理学和自然神学。这样,他就在实际上把Ontologia视为哲学中一门基本的、相对独立的分支学科。他并且对这一学科作了如下界定：“关于一般性‘在’(entis)就其作为‘在’而言的科学。”[4]沃尔夫分类的显著特点,就是在学科水平上把Ontologia归属于形而上学(Metaphysica)的一部分。这个分类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主要表现在：西方学术界普遍接受了沃尔夫对ontology学科地位的界定,把它看作形而上学(metaphysics)的一个分支,有时甚至把二者等同起来,用ontology来指称传统上被叫做“形而上学”的整个学科。然而,正是On-tologia这个术语,在哲学史上被赋予了特殊的含义,需要通过学说史的考察才能明确。虽然Ontologia这个术语直到17世纪才出现,但对相关问题的研究却早在古希腊时代即已开始。Ontologia一词在18世纪得到普及和传播以后,西方学者都普遍使用这个术语来叙述古希腊哲学,认为古希腊哲学中已经产生了对相关问题的思考。例如《不列颠百科全书》(第15版)“ontology”条目中说：“这个术语直到17世纪才首次拼造出来,然而它同公元前4世纪亚里士多德所界定的‘第一哲学’或形而上学是同义的。”亚里士多德明确提出,ti to on(存在之为存在,是之为是)的问题将被永远追问下去,“第一哲学”就是研究“作为存在的存在”(to on hei on)的学问。而在他看来,“实体”(ousia,substantia,substance)问题正是“存在”的中心问题,因而也是第一哲学的核心问题。亚里士多德说：“‘存在是什么？’这个问题,正是‘实体是什么？’这个问题。”[5]那么,什么是实体呢？后世哲学家们对此的回答纷纭不一,理念、单子、绝对精神等等被先后确立为“实体”。在这种回答中,依据“实体”来理解“存在”(“是”)的方式被固定下来,而“实体”又被理解为万有的终极根据,成为某种具有神性的事物。这样,就Ontologia这个词自17世纪出现以后,标志着传统西方哲学关于“实体”的研究已经发展成为形而上学的一种特殊历史形态来说,用“本体论”来标志它就是相当准确的了。就是说,作为西方哲学关于on的学问,从柏拉图到黑格尔,似乎在事实上已经形成了一种有特定内涵和特殊规定性的理论形态,这种形态反映了传统西方哲学处理这一问题的历史特征和思维方式,它可以而且应该被叫做“本体论”或“实体论”。最后,从中国文化传统中语词的约定意义看。在中国古代哲学中,相当于上述意义上的“本体论”的那部分哲学学说,被叫做“本根论”,指探究天地万物根本原因和根本根据的学说,其意义与“本体论”一词基本吻合。中国古代哲学家一般都把天地万物的“本根”归结为某种无形无象而与天地万物根本不同的“东西”(如“气”、“理”、“心”等),也与西方哲学家把“本体”或“实体”(相当于最高存在者)理解为某种最高的终极的“存在者”,而这种最高的终极的“存在者”又被视为天地万物的最终根据和最高原因基本一致。据有的学者研究,在汉语语境中,“本体”一词与“客形”相对,“客形”是变化不定的状态,“本体”则是本来恒常的状态[6]。这种语义与亚里士多德所谓“实体常住不变而只是变换它的性状”的说法也非常接近。所以,用汉语中的“本体论”一词来诠释和理解西方哲学史上那种以追求最高存在者为最高使命的哲学形态,是较为适当和合理的。当然,它们之间并不是完全对应的。综上可见,学说史上存在着把ontology理解为“本体论”的事实,而这种理解又可以从中国文化传统中获得一定的支持和辩护,这也许就是这个译名能够广泛流传开来的原因。三、本文所建议的术语翻译方案上述情况说明,“本体论”这一术语不能简单对待,它有着充分的学说史根据。但是从译名讨论的情况看,大多数人认为,采用“本体论”来翻译ontology,或者把汉语的“本体论”这一术语与西方作为一门哲学分支学科的ontology,作为含义相同的概念等同起来,是完全错误的。因此,如同日本哲学界的做法一样,中国有的学者也主张彻底废除“本体论”这一术语。本文不赞成这种做法,而是主张保留“本体论”这一术语,并赋予它以恰当的含义。在还没有找到更好的办法的情况下,我们建议将作为一门哲学分支学科的ontology译为“存在论”,同时继续保留“本体论”一词。被保留下来的汉语“本体论”这一术语,可以有两种不同的含义：(1)它不再用来指称作为一门哲学分支学科的ontology(存在论),而是用来指称西方哲学史上探讨on的问题时,历史地形成的一种哲学形态——实体主义或实体中心主义的哲学形态。(2)或者将它降格为ontology(存在论)的一个子概念,即“关于存在者(是者)的学说”这一学科子分支,同今天兴起的另一个子分支——“关于存在方式(是,或是态)的学说”相并列,则更符合当代哲学与科学思维发展的新形势。这里的关键,是要把握学科与学说的界限。作为一门分支学科,从而作为一个通用名词,ontology标志着西方哲学的相关研究形成了一个历史悠久的传统。在这个传统中,所讨论的问题是公共的;但具体的解答方式和形成的思想观点是不同的。前者相当于我们所说的学科层次,后者相当于我们所说的学说层次。这两个层次不应该互相混淆和取代：讨论同样的问题,并不妨碍可以有不同的看法,形成不同的学说、学派和思想观点(在“哲学”这门学科中,尤其如此);同样,所主张的学说、所隶属的学派和所表达的思想观点不同,也不妨碍讨论的可以是同样的问题。事实上,对作为一门学科的“存在论”(ontology)的研究,已经历史地形成了不同性质的学说或不同的哲学理论形态。其中,依据“存在者”和“实体”去制订方向的传统形而上学,对这门学科的问题的回答采取了“本体论的方式”。而在现代西方哲学中,实证-分析哲学“拒斥形而上学”,但蒯因仍保留了“ontological commitment”(可译为“存在论上的承诺”)的提法;欧陆现象学、存在哲学和解释学则通过对传统本体论的批判,开创了探讨存在问题的新方向。这个新方向的突出特点在于：不是强调实体,而是强调关系;不是追求存在者,而是注重存在方式。因此,我们必须把作为一门分支学科的存在论和对于这门学科所探讨的问题的某些具体的解答方式区分开来。在用“存在论”来标志作为一门分支学科的“ontology”这一点明确以后,我们或许可以用“传统本体论”和“现代存在论”两个术语,来标识这门学科的两种不同的历史和理论形态。具体可参见下图：在“存在论”的理论视野中,“传统本体论”与“现代存在论”是它的两个子科目。但是,传统西方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就其对ontology的研究和回答来说,事实上已经形成了两种根本相反的方式。因此,我们必须在翻译中把它们严格区别开来。此外,还应该注意到“本体”一词在汉语中的特殊用法。“本体”一词在中国语文中的使用情况是非常多样化的,而且这两个字原是可以分开来用的,如“本末”之“本”,“本根”之“本”,“本性”之“本”,“体用”之“体”等等。至于“本”“体”二字合用为“本体”一词,大约是在宋明理学中,其含义各家解释不同。如张载《正蒙》说：“太虚无形,气之本体,其聚其散,变化之客形尔。”(《太和》)这里的“本体”是指本来恒定的状态。朱熹讲本体有三义：“性之本体”、“形气之本体”、“天理自然之本体”。例如他说：“大抵人有此形气,则此理始具于形气之中,而谓之性。才说是性,便已涉乎有生而兼乎气质,不得为性之本体。”(《朱子语类》卷九十五)他在解释《易传》“形而上者谓之道”时说：“但即形器之本体而离乎形器,则谓之道,就形器而言则谓之器。”(《朱子语类》卷七十五)关于“天理自然之本体”,他说：“性者,人所受之天理;天道者,天理自然之本体,其实一理也。”(《论语集注》卷三)朱氏所说三种本体的意义有层次的不同：天理自然之本体,指理本身;性之本体指性的本然;形器之本体指存在的根据。王阳明讲“心之本体”,如云：“人心是天渊,心之本体无所不该,原是一个天,只为私欲障碍,则天之本体失了。心之理无穷尽,原是一个渊,只为私欲窒息,则渊之本体失了。”“夫心之本体,即天理也。天理之昭明灵觉,所谓良知也。”(《传习录》卷下)王阳明所谓心之本体即是良知,亦即先验的道德意识。这里所谓本体是本来状况之义,心之本体指心的本来状况。可见,在中国传统文献中,“本体”一词的含义是多种多样的。在日常语言中,“本体”一词的用法更是极其多样的,有“基本”、“基础”、“根本”、“根据”、“本质”、“真实的”、“本来的”等等含义。且看下面一段话：“是的,已经走向世界、走向成熟的中国体育正在回归体育的本体意义。……我们不再把竞技场上的比赛视为‘政治理念’和‘阶级’的较量。今天的我们绝不会把赛场上的失败看作不可容忍的‘国耻’。”[7]这里所说的“本体”一词,相当于“本来的”、“真正的”意思。这从作者自己在后文中所给予的解释就可以看出来。作者在这里反对的是在体育上附加本来不属于它的内涵,特别是政治内涵的做法,而希望“回归”体育本身体能、技能竞技的本来意义。由于“本体”概念使用中含义极端多样化的情形,我们在研究和把握西方传统哲学的“本体论”时,不能从日常语言角度去理解,而应该从严格的哲学意义上去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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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价值”与“科学的价值”具有不同的含义。后者是一个以科学为价值客体的概念，指“科学（对于人和社会来说）有什么意义，它包含了科学的多种可能的价值系列或集合。“科学价值”则相反，它是一个以科学为主体的概念，是以科学的需要和尺度为标准所作的价值判断，其确切涵义应该解释为“对于科学的价值”或“在科学上的价值”，即（包括人和社会的活动在内）任何事物“对于科学来说的价值”或“在科学上的价值”，即（包括人和社会的活动在内）任何事物“对于科学来说有什么意义”，它们“是否适合于科学的尺度、满足科学的需要、为科学服务”。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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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东部时间6月21日(北京时间6月22日),国际顶级物理学刊物《物理评论快报》(Physical Review Letters)在线发表了上海交通大学贾金锋教授及其合作者率先观测到物理学家寻找多年的神秘粒子——马约拉纳费米子(Majorana fermion)的论文。在物理学领域,基本粒子有两大家族:费米子家族(如电子、质子)和玻色子家族(如光子、介子),分别以物理学家费米和玻色的名字命名。一般认为,每一种粒子都有它的反粒子,费米子和它的反粒子就像一对长相一模一样但脾气完全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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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科学名词审定工作,我接触得很少,而这很少的接触也只限于数学的某些方面。我主要是从一个数学名词使用者的角度来谈论科学名词审定工作的,所以这个标题可能不恰当。但我觉得,各学科名词有其共性,我国各学科名词的审定工作也有其共性,因而“解剖麻雀”仍然可以起“举一反三”的作用。但这样做就难免会把某些特殊性当作共性。如果读者认为本文不适用于数学以外的科学名词,那就请在阅读时,在有关地方,加上“数学”两字。当然,即使限于数学名词,我的意见也可能有许多错误。本文只是作为名词使用者和名词审定者之间的一次思想交流。(一)关于选定名词的原则我完全同意审定自然科学名词的根本要求是三化(规范化、标准化、系统化)二性(科学性、通俗性)。我在这里只想提一些具体原则,作为三化二性的补充。我举数学名词的一些例来加以说明,为了省得写出有关概念的定义,例中用了些惯用的英文名词。1.名词最好能较准确地表达其所代表的科学概念。其次是照外文字义汉译,不得已时才音译。关于最后一点,意见较一致,现在的名词,音译过来的也极少。下面只谈前两点。外文名词一般是能表明其所代表的概念的,因此,从外文字面汉译一般是可以的。但由于各种原因(包括外文本身的局限性,一字多义,以及概念发展等),这种译法也有时不妥。例1.英文skew本身有“斜”的意思,但有些数学概念,英文名词虽冠以skew一词,其实与“斜”无关,汉文用“斜”就不妥当。如skew symmetric这个副词,《英汉数学词汇》1)(以下简称《词汇》)中汉文都作“斜对称”就不妥。skew symmetric matrix(或skew matrix)skew symmetric teusor都和“斜”不相干,把它们依次叫做“斜对称阵”,“斜对称张量”就不妥,远不如《数学名词》2)(以下简称《名词》)把skew symmetric定为“反称”(“反号对称”的简称)。又如skew lines,《词汇》作偏斜〔直〕线3),《名词》作敧斜〔直〕线,也都不妥。两条skew lines可能是垂直的,而不垂直的却可能skew。有不少人把这种直线叫做“异面〔直〕线”,这个词表面上似乎和“共面直线”相对立,其实不然;因为即使是共面直线,也总有两个不同的平面(即“异面”)分别经过它们。“共面”的反面是“不共面”或“非共面”。我用了“相错直线”这个词,可能未必理想,但我以为比“偏斜”、“敧斜”或“异面”强。即使用“非共面”或“不共面”也比“异面”好。例2.《名词》在其“序例”中指出,当form表明“齐次多项式”时就用“齐式”,这是很好的创造。可惜《词汇》却用了“形式”和“型”。这两个词自然是从字面译过来的。“形式”的缺点,正如《名词》序例中说的,“容易使人误作通常的而非数学的词语”。至于“型”,用处也不少,《名词》和《词汇》在type下就注有“型”这个词。例3.geodesic一词,《名词》里列了三个汉语名称：“短程线(最短程线),测地线,大地线”,其中后两个是照字面译的,而在复合词中则都用“短程”,其倾向性是明显的。《词汇》保留了“测地,短程”两词,但在复合词中,则专用“测地”,我以为是后退了一步。例4.geometric series有两种常用汉名：“几何级数”和“等比级数”,前者是直译,不如后者好。geometric mean也与此类似。例5.unimodular group一词可以代表两种截然不同的概念。一种是行列式等于1的线性群,汉文可作“幺模群”(或“单位模群”),比“特殊线性群(special linear group)”强。这两个名词代表同一概念,我认为可以放弃后一个。另一种是左不变测度和右不变测度相等的李群,这种群就不能叫做“幺模群”而可以叫做“单模群”。虽然也是直译,却考虑了其内容的特殊性。这个例也说明,有时需在不同场合采用不同直译。例6.circular helix通常叫圆柱螺〔旋〕线,general helix叫“一般螺〔旋〕线”,都是直译。但“一般螺线”是指切线方向和某个固定方向作固定角的曲线(包括直线作为特款),它一般不作螺旋状,所以是名不副实的,不如叫做“定斜曲线”。spiral叫“螺线”或“蜷(quán)线”,前者容易与helix混,后者太不通俗,可否叫做“卷线”？2.科学名词的总字汇量要扩大。在名词规范化,标准化的要求下,名词和概念要一一对应,过去一个名词代表着不止一个概念(以及一个概念有着不止一个名词)的情况必须改变,而专门名词象普通常用词语的现象也要尽可能避免。这就自然地要扩大科学名词中所含的字汇量。汉语词汇丰富,只要运用适当,这个问题一定能够完善解决。扩大字汇量也完全可以不违背通俗化的要求。例1.“域”字通常可以代表(a)domain of rationality又可以代表(b)连通开集。习惯成自然,要改一定会遇到阻力。过去有人把(a)叫做“体”,这个名词在《名词》里还保留着,可否重新起用？另一方面,英文的field既代表(a),又用于诸如“矢场(vector field)”,“直线场(field of lines)”等等。这类的field就都可以袭用“场”字不变。这样,“体”,“域”,“场”就区别开了各不相犯。此外,integral domain就叫做“整环”,region就可以叫做“区”(不叫“区域”)。例2.“矢〔量〕”和向量代表着同一个概念,我倾向于用“矢”。同样,“幺”和“单位”比较,我倾向于用“么”。“幺矢”比“单位向量”不更简明吗？例3.interval现在多数人叫“区间”,远不如“节”好。我记得“节”是老名词(解放前中国科学社出版的《算学名词汇编》就可能用“节”,手边无此书,无法核查)。例4.“无尽”,“无穷”,“无限”我记得早年是有明确分工的。“无尽”是指个数的无尽。《名词》中还可以找到“无尽集”,“无尽小数”,“有尽级数”,“无尽级数”等词,现在把“无尽”,“有尽”都贬斥了(我个人偶然还用,有时还用“无数”)。这就增加了“无穷”,“无限”的负担,《词汇》中各有一百多条,而且有时一个概念既用“无穷”又用“无限”。可以考虑恢复“无尽”这个词,让三个词适当分工。我还觉得“无限”和“无极限”字面接近,最好能避免象“无限序列有极限”或“无限序列有上限”之类的说法。例5.algorithm叫做“算法”,太一般化了,《数学名词补编》1)里还保留了“规则系统”和“演段”,可用。graph叫做“图”,有时可以,有时不妥(如“图论”)。例6.upper bound和least upper bound现在依次叫“上界”和“最小上界”或“上确界”。我总觉得不妥,因为“界”的两边应当是不同的,界只能有一,不能有二。《名词》里bounded set下保留了一个“囿集”,这个字是可以用的,但也许有人嫌不通俗。我曾用了“栏”2)字,于是bounded就是“有栏”,upper bound就是“上栏”,而east upper bound就可以叫“上界”,互不混淆。例7.类似地,“情况”不如“款”,“共变”不如“协变”,“一致”不如“均匀”,“大括号”不如“纽括”(“括弧”也可叫“圆括”),“密切”不如“吻切”,(“密”字已用于“密度”,“稠密”),“有理”不如“命分”,……值得指出的是,数学概念在迅速增长,而若干年来数学名词所采用的总字汇量却相对地在缩减,这个矛盾应当引起重视。这条讲的是“开源”,下面讲“节流”。3.名词能短则短这条原则道理较明显,上面举的例有些也可以同时说明这条原则的运用。总之,如果有长短不同的几个名词都代表着同一个概念,而其他条件不相上下,就选用其中较短的一个;如果名词中有可删的字就删掉,例如criterion就可以叫做“判准”而不必叫“判别准则”。有人总想避免用单字作词,其实不必。点,阶,高,…,人们用惯了,即使不太方便,也没有发生什么问题。4.冠以人名的名词,如已有适当的代替,就选用后一个。(参看《补编》的“序例”。)数学上冠以人名的名词是很多的,其中绝大多数如泰勒级数,洛伦茨变换是很难找到替身的。但也有例外,如“罗巴契夫斯基几何”又名“双曲几何”,我以为宜用后者。另一种非欧几何就叫“椭圆几何”。这是符合“系统化”原则的。又如“交换群”就不必叫“阿贝尔群”。再举英文名词混乱导致汉文名词混乱的一例。英文Gaussian curvature又名total curvature,汉文曾把它叫做“全曲率”而Gaussian curvature的面积分就叫做“总曲率”。但因英文有时也把这个面积分叫做total curvature,于是后来就有人把Gaussian curvature叫做“高斯曲率”,把它的面积分叫做“全曲率”。这也涉及曲线曲率(挠率)的线积分是叫“总曲率”还是叫“全曲率”的问题。(二)外国人名汉译问题如何处理外国人名问题,不同作者有着不同意见。有人主张在所有科学文献中,外国人名全部译成汉文。但这种办法有时似无必要,例如在涉及科学史料时,外国人名很多,其中有些人名并不常见,只是偶一提到,全部译成汉文,就未必适宜。另一些人主张全部不译,保留原名,这办法最省事,但也有难以贯彻之处。首先,有一批人名,汉译早已通用,如牛顿,欧几里得,爱因斯坦等,实在不必故意回避,至少,也应注上汉译。其次,有些人名,可用汉字(如日本人名)或拉丁字母(如英、德、法、意、西等)或俄文字母(如俄、保)写出,有的可转写成拉丁字母(如印,阿拉伯),情况也够复杂的。总之不能全用原文。再次,这种办法,有时使读者不知如何正确读音,不便记忆,更不便于国内外交流。当然,还有用第三种办法的,就是一部分用原文,一部分汉译。我主张：外国人名都应有统一汉译,至于行文中如何使用,则可由作者根据情况区别对待,不必强求一律。至于人名汉译,自以音译为主,而音译自应根据其本人的民族读法,例如不能按英文拼音规律来译德、法人名。为了统一汉译,除了已经通用的不必另拟者外,应一律参照统一的译音表。商务印书馆1973年出版,辛华编的《译音表》,包括了85种外文的汉文译音,可以作为统一译音表的基础,必要时,只须经过语言专家重审,即可定案。有了统一译音表,即可先把较常见的外国科学家人名译成汉文,公布实行。其余外国人名可暂由作者根据译音表自拟,遇有分歧,再谋统一。对于这种译音法,我个人的经验是,译成汉文后,往往可以破译回去,实在方便。这个办法可以解决大多数科学家人名的汉译问题。但还有一些人名尚待商榷。例如日本科学家人名用汉字,但读音和汉语不同,是否应注上其英译？朝鲜和越南等国人名又如何处理？类似问题希望请有关专家研究,再作出决定。外国科学家人名的汉译,是涉及一切学科的问题,应有一个统一的组织来负责,以免出现同一个人在不同学科中有不同译名的情况。由于各学科都有不少冠以外国科学家人名的名词,外国人名译名表更应当从速制定,首先公布。当然,对于较常见的人名,在公布前要征求有关学科专家意见,使它们的汉译和通用的一致;如有分歧,则协商解决。(三)其他科学术语问题最近见到江嘉禾同志一篇文稿,提到“成套术语”问题。他举数学中的in和into,on和onto为例,认为由于我们没有统一区别它们的方式,同一句外文就会有不止一种汉译,而不同汉译就可能有不同涵义,而且对于同一种汉译不同读者还可以作不同理解。这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有些常用术语,的确可以有统一处理的办法。我们可以把“…maps E into(onto) E*”译成“…把E映射到E*之内(上)”,但如果没有统一的规定,又不加注释,读者仍然会理解错了,此外,我觉得现在常见的术语也有不尽确切之处。如“趋向(趋近)于极限A”,就值得商榷,我以为“趋于极限A”更好;因为,那句话要陈述的是完成质变的后果而不是描述量变的过程。这种微小的差异,也许无关宏旨,不过顺便提及。但这和另一个更带根本性的问题,即科学汉语的问题有关。我们汉文科学著作正在迅速增多,这对于我国科学的普及与提高当然是可喜的现象。但不能不承认,我们的科学汉语,包括我自己写的在内,还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是有些语句不合乎汉语规律(过分西化),有的用词不当,有的句子太长,等等。这就增加读者的困难,甚至导致读者误解其内容。我们承认,汉语和其他语言一样,总是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科学汉语还随着科学发展而发展)的,在发展过程中,必然要吸取外语中可以为我所用的因素(文言文中也有许多合理因素应当保留和发展),但另一方面,总不能过分偏离或违背仍然公认的汉语传统的规律,语法,句法,结构等等,否则就会严重影响我国科学文化的发展。据我了解,已经有不少同志注意到并着手研究这个问题,我希望语文学家和科学家紧密合作,对此作出贡献。由于现行的汉文科学出版物中,出现一些问题,有人便怀疑汉语能否正确表达科学思想,我认为这种怀疑是没有根据的。汉语历史悠久,词藻优美丰富,对发展我国科学文化起过并起着决定性作用,一种准确、严密、简练、通畅的科学汉语一定会逐步完善起来。(四)吸取历史经验和教训我们的科学名词工作是有基础的,成绩很大,也有缺点。我对于这方面的历史,只是略有所知,而且主要也是关于数学名词的,但仍愿就管见所及,加以回顾,并作粗浅分析,目的在于引起重视和讨论。谬误之处,必定不少,望熟悉情况的同志指正,以便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保证这次名词审定工作,取得满意的,预期的成果。我国科学名词之所以有目前的基础,首先要归功于我们广大科学工作者长期的辛勤工作。凡是创造过科学名词的人都有一份功劳。古代的科学家们不用说,只说近、现代把西方科学介绍来我国以及在本国土壤上发展科学的人,对于科学名词的创造,都作出过自己的贡献。这些人在使用和创造名词的时候,自然主要是从自己工作的条件和需要出发的,很难要求他们有全局观点。他们在介绍西方科学的时候,所用名词自然要受到有关国家名词体系的影响。这些因素当然会造成名词不统一和缺乏系统性。二十年代,我国科学家们开始下决心改变这种混乱状况。在中国科学社的组织领导下,科学家们博采古今中外科学名词的合理成份,制定了审定名词的原则,第一次系统编订了各种科学名词表,这是开创性的工作。可以想见,当时的工作是十分繁重的,成绩是巨大的,是我国科学名词工作的一个跃进。以数学名词为例1),科学社科学名词审查会1923－1931年审定的《算学名词汇编》于1938年出版;1936年审定的《数学名词》(由国立编译馆)于1945年出版。(这套名词,下文简称为科学社名词。)可惜在当时条件下,出版时间落后于审定时间很多,又值战乱期间,未能广泛流通,因而这套名词,未能为广大数学工作者所充分利用,即未能充分发挥应有的作用。本文作者引以为憾的是,这两本名词虽也曾用过,但早已失落,草拟本文时无从参考。解放后,在中国科学院名词室的主持下,在科学社名词工作的基础上,对各科名词重新厘定和补充,使我国科学名词工作又迈进了一大步。仍以数学名词为例1),1956年和1964年由科学出版社先后出版了《数学名词》和《数学名词补编》。(这套名词以下称为科学院数学名词。)这是科学社数学名词的发展。由于以前规范化、标准化的要求尚未提到日程上来,这两套名词有一个共同点,即同一个概念下有时并列了几个名词供人选择。我感到可惜的是,科学社数学名词中某些好名词未能在科学院名词中保存下来。其所以如此,也是可以理解的：科学社数学名词既未能充分普及,以后的作者有时就不免自造新词,新词流通既广,根据“约定俗成”原则,就取代旧词了。科学院数学名词公布之后,名词混乱现象略有减少,但远未终止。其客观原因,我估计主要是四个。第一,名词表发行量小,又未再版,不能充分普及。第二,一个概念多个名词的情况仍不少,又都只是参考性的,不带任何强制性。第三,它本身有其缺点,即科学性、系统性还存在一些问题。第四,后来出版的词书发行量大,在一些人心目中,其实际权威性大于经过专人集体审定的名词表。应当指出,这些问题之产生,都有其历史条件,尤其是不可以苛责于名词的审定人的。我国自然科学名词的全面审定,现在是第三次,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开始进行的。它有更明确的规范化、标准化的原则,这使它有极大的权威性。它是在前两次审定工作的基础上进行的,有丰富的经验教训足资借鉴。科学名词规范化在国外也已经积累了不少经验,“他山之石,所以攻玉”。因此,我们有理由对这次工作提更高、更严格的要求。例如：1)必须动员尽可能多的科学工作者关心并参加这项工作,使它具有足够的群众基础。为此,就要做广泛的宣传工作,建立必要的联系网。2)关于组织工作,除各学科名词审定分委员会外,还应成立外国人名汉译审定委员会,它和各学科分委员会都应是常设机构,负责分批审定名词及随时解决出现的问题。3)各学科审定名词时,都应有自己的具体选词原则。4)审定各学科名词一般可以科学院名词为基础,参考科学社名词以及其他词书。5)每批审定名词出版,必须保证供应,根据市场需要,随时翻印。6)为了保证这次审定的名词有权威性,须制订一些措施,例如规定某些出版物(包括词书)必须采用,但同时也要欢迎提出意见,供修订时参考。总之,有了审定名词的一般原则和具体原则,我们只要加强组织领导,充分发动群众,把权威性和群众性结合起来,不断总结经验,注意工作方法,就一定会取得工作的全面胜利。注释：第1页 1)齐玉霞编订,1982年科学出版社版。2)中国科学院编译出版委员会名词室编订,1956年科学出版社版。3)方括表示可省略的字,据《名词》。第3页 1)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名词编订室编,1964年科学出版社出版。2)相当于德文的Schrankc。第5页 1)参考江泽涵《我国数学名词的早期工作》数学通报1980年第12期。第6页 1)见上页底注。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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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子和层子的复合模型登场了。虽则是在意料之中,但毕竟是人类对物质结构的探索中一个值得重视的历史性事件。一、今年三月,应邀在美国得克萨斯州大学讲学的戴元本教授寄回一封信,信中说: “温伯格最近的兴趣在夸克、轻子复合模型方面,他做了一个工作,在一个……模型里,研究如何……(使)粒子得到不同的质量。”“他请来这里作报告的人也多半是讲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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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计量单位(如米、克等等)的统一采用是科技发展的大势,它含义明确,克服了多种旧制并行所造成的混乱,优点是很多的。不同的国家,不同的行业,大家都采用国际计量单位,可以减少误解,便于交流。原则上讲,不符合国际计量单位的旧制,应该予以废除。但废除旧制不可能也不应该“完全彻底”,要有一个限度,不宜于一刀切。有些涉及人民大众生活习惯的计量单位即需要慎重从事。我国现行的度量衡旧制是尺、斤、升,与公制的米、千克、升是简单的3、2、1的关系,其实是很容易换算,大可不必予以改变的。日常生活中的尺、斤旧制,完全可以与公制并行。它不像1米=3.28英尺那样麻烦。因此,废除旧制应该有一个限度。在化学方面,废除“当量”浓度是有道理的,但“当量”一词不应全面取消。例如法拉第定律,96500库伦的电流涉及一个摩尔的电子转移,作为一个“当量”,是一个明确的概念。似不应谈虎色变,连名词委员会的“化学名词”一书中也不敢提“当量”二字。全面废除当量的概念,打击面未免太宽了一些。以下想再举几个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首先,有一些“封闭”体系,是不应该强求一致的。例如,旧制热量单位“卡”按规定应改为“焦耳”,但在食品的热量方面就没有改的必要。食品热量的“卡”的表示法,既是习惯用法,又不会引起交流上的误解,改起来毫无好处。这种封闭体系和宝石的“克拉”一样,是不该急于改动的。另外举一个例子。血压历来用毫米(汞柱)表示,90毫米、150毫米,一目了然。现在改用“千帕”表示,上面两个数字就成了11.8与19.7千帕。这样一来,数值范围变窄了,很不方便。新的血压计上虽然毫米与千帕并行,但前者是“非法定”单位。最近一个有关献血的公告,所规定献血人的血压,只有千帕值,可见推行力度之大。必须指出,在这里千帕表示法不仅仅是不方便而已,而且是不科学的。“毫米”数值表示的是“表压”,即用“表”量出的超出大气压力之外的附加压力。真正的血压还要加上大气压(通常为760毫米左右)。但大气压因时而异,因地而异(与海拨有关),加起来之后的数值(总压)没有用,说明问题的是表压。对于深水作业的潜水员来说更是如此,其血压可以成倍地增长,只有表压基本不变。但千帕没有“表压”的含义,不能用于表示血压。若说某人的舒张压是11.8千帕,甚至5.4千帕(低血压患者),是要闹笑话的,因为这些都属于“减压”状态,快要达到“热血沸腾”的地步了。用千帕表示血压,已取得“法定”的地位。但它不合理,不科学,应予以取消,并恢复毫米表示法的应有地位。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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