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

今天,我不想讲原来的那个问题,而想从严老在他的讲话里提到的那篇文章《论公分公分公分》出发,讲几个有关的问题。严老那篇文章是半个世纪之前即1935年发表在《东方杂志》上的。我昨天夜里找出来读了两遍,觉得这篇文章很值得我们这些后学认真读一读。这篇文章在五十年前提出来的许多问题,有些我们已经解决了,有些还没有很好解决。所以,我今天不想讲原来提纲里写的全部内容,只讲原来提纲里第五段,结合介绍严老的这篇文章以及就读这篇文章后我想到的一些意见。严老在这篇文章里讲了一个笑话,这个笑话是很有启发意义的。原文说：“今有长方形铜板一片,长50公分,阔40公分,面积0.02公分,厚0.5公分,重8930公分,故其密度为每一立方公分为8.93公分。”这段文章非常幽默,什么单位都是公分,满纸公分公分,因为当时长度、面积、重量的单位都定为公分。1932年2月,国民党政府公布了度量衡法。从1932年至1935年各个科学单位都在研究这个问题,并对此发表了一系列度量衡名词问题的文章。严老的《论公分公分公分》就是其中的一篇。这篇文章逻辑严密,立论精辟,确实切中要害。他讲了上引的笑话后,认真地声称：“用中华民国度量衡法所定名称以写就之文章一段,其中长若干公分也,面积若干公分也,重若干公分也,密度每一立方公分若干公分也,固极正确而明瞭;其如满纸公分,令人望而生厌何！以我国四千余年悠久之历史,及丰富之文字,吾人于言长言重言地,尚不能得数个较适宜之度量衡名词而使用之,其将何以慰祖先而对来兹耶！实则采用任何三个不同之名词,如鸡犬豕或牛马羊,殆皆比公分公分公分略胜一筹。”作者沉痛地指出,以我国文明开化如此之早,语言文字如此之丰富,即使随便拿“马、牛、羊”或“鸡、犬、豕”来代表三个不同的概念,都要比用一个术语代表三个不同的概念好得多。这里提出了现代术语学中一条重要的原则,即一个术语代表一个概念,并且一个术语在一个学科内只能代表一个概念。文章附带指出,照中国旧时的语言文字的习惯,分、厘、毫都是不名数,即指最小单位的十分之一,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科学进步了,度量非常精密了,就更不能把分、厘、毫都当做名数来使用。这里虽然是附带提出了一个小问题,但它的立论符合现代术语学关于尊重语言文字使用习惯的原理——这同时也是社会语言学中一条重要的原则,如果不顾社会语言使用的习惯,常常会受到社会成员的抵制。接着作者提出了一个在当时来讲是非常卓越的意见。他写道：“而同冠以无大意义之公字,……致有一名数义之失者,”什么都叫公,因为当时我国采用公制(C.G.S. system)所以凡是名词都加个公字,造成一个公字有三个意义。他指出,国民初年曾搞过公分、公厘、公毫,后来在长度单位中就改为粉、糎、粍,重量单位中就改为兝、兣、兞。文章指出,与其采用公分公厘公毫还不如用粉、兝这类字。后来在实践中却没有使用这些新造的方块字,却尊重中国语文古时的习惯,以分、厘、毫作为不名数去形容这些具体名数,就变成“分米”、“厘米”、“毫米”,“分克”、“厘克”、“毫克”等,这样既显得系统化,又比较好念。文章提出了一个现在看来也是非常重要的意见,叫做“约定俗成”。他是这样写的：“固非一二人强立之名,特经十余年千百万人试用修正后,应有之结果,大势所趋,孰能禁之！”文章中又提出了我们现在常常碰到的问题：“全国度量衡局近亦确有感悟。故特提倡凡长度面积重量小数之同名者,加偏旁以资识别：长度之公分,书作公;面积之公分,书作公坋;重量之公分,书作公;其它仿此。此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之办法,决非善策。”文章对新造的方块字,坋,,持否定态度,这是值得我们后学深思的。总之,严老在这篇文章里提出了很多到现在为止还是很有创见的意见论点。我想,大家如果有兴趣,不妨拿出来认真读一读。我昨夜读了,得到不少启发。因此,我按原来提纲第五段提出几点意见,向在座专家们请教：1.首先,我想到1935年严老发表这篇文章的时候,当代术语学的创始人维斯特(Eugen Wüster,1898－1977)发表了他的第一部术语学著作。维斯特认为,术语学是处于语言学、逻辑学、本体论和分类学四门学科之间的一门交叉学科。在命名时,首先要建立习惯基础上的技术标准,然后从这个技术标准出发,发展到规范化的标准,最后才照顾到国际化的标准。从习惯标准到规范标准,再从规范标准到国际化标准。这种分阶段的命名思想是有见地的,当然在实际工作中这三个阶段不一定划分得那么明确,阶段之间的距离也不一定很长。他还认为,术语的制定,其概念内涵要非常准确,同时要照顾到系统性即分类,以及单一性,即在单一学科内一个概念只能用一个术语来表达,一个术语只能表达一个概念。但在多学科中共用同一个术语时可以称这术语为多义术语。2.我们现在所说的“自然科学名词”,不是语法意义上的名词,而是当代信息科学中提到的术语。因为它不是语法上的名词,所以实际上包括了语法中的动词、名词、形容词等等。比如“反馈”feedback,60至70年代香港出版的书刊译为“回授”,因此,biofeedback译为“生物回授”,现在我们用“反馈”,近来海外也用“反馈”了。“反馈”通常是一个名词,但有时却也可以当动词用。但它是一个术语,那是丝毫不用怀疑的。这里顺带牵涉到一个问题,即海外华人所用名词术语,常常同我们所用的不同,举一个最常见的例,computer海外通称“电脑”,我们则用“电子计算机”。是迁就即照抄海外译法还是根据我们的原则,科学地加以订定,这是个原则问题。我以为我们应当根据科学内涵、外延和祖国语言习惯加以审定,而不是简单的照抄或拒绝。3.名词术语采取音译还是采取意译的问题,是多少年来争论比较大的问题。例如,是“维他命”还是“维生素”？“维他命”是音译,“维生素”是意译。有人说,“维他命”只维他人的命不维自己的命,这就是望文生义,近乎诡辩了。又比如“雷达”,是望文而不能生义的。“雷达”(radar)是一种叫做acronym的缩略语,即把拼音文字几个字(词)的第一个字母合起来形成的一个新词——“Laser”(莱塞→激光)也是这一类词。在非拼音化的现代汉语书面语中,只能意译或音译,而不能抽取每一个词的头一个汉字形成一个新的术语,我举出过典型的例子,即MIRV,我们用汉字表达,只能是一大串：“多弹头分导重返大气层运载工具”,决不能略作“多分重运”。“莱塞”(laser)近来已习用“激光”了,这个是意译,好象还比较可取。此外,也有极少数名词术语,以音译传世,例如logic作“逻辑”,Hertz作“赫兹”——后者因为系人名转化而来,又当别论。有些术语半音译半意译,例如“分贝”(decibel)“分”是意译,“贝”是音译。那么究竟是译音容易望文生义,还是译意容易望文生义呢？看来两者都能望文生义。因为汉字同拼音文字不一样,所以我们搞名词术语工作比别的国家困难,别的国家拼音文字只要转写就行了,我们就不行。比如“控制论”(cybernetics),各国的文字如果是拼音的,转写过去就行了,如俄文、法文、德文都是这样。我们不行,只能用“控制论”,我在外国碰到一个台湾学者,他说他认为应该译成“制御学”,这也有道理,因为控制论这个词是从希腊文来的,原来有开船掌舵的意思。上海有个科学家写信给我,说不要用“控制论”这个词,因为容易同“自动控制”混淆。最近有同志发表文章,主张将cybernotics译成“赛博学”,这是音译了。由于我国还是一个以使用汉字为主要交际工具(甚至在目前是唯一的交际工具)的国家,除了人名、地名可以直接音译(转写)过来(最好初见时附原名),还有很多名词术语存在意译还是音译的问题。这个问题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我以为：一、用汉字音译,是吃力不讨好的工作,而且常常会导致“望文生义”,因此,用汉字音译方法来引进新术语,一般地说是不可取的,尤其是某一学科的一级术语(即通用的基本术语)更不可取。二、如果用汉语拼音(拉丁字母)转写,比如二级以下的内涵十分细小的术语,是可能的。三、已经在社会上习用的音译术语,一般不宜改动,即使有缺点,除非会引起岐义,否则以沿用旧译为宜。4.是造新字还是用旧字的问题。如刚才一位同志提到因为事物发展了,《康熙字典》几万个字中没有一个字能表示这种新事物或新概念,就应该造一个新的符号来表达这个事物或概念。——这个符号究竟是创造一个新汉字好还是利用几个汉字组成一个新词好,值得考虑。据已故王竹溪教授统计,《康熙字典》共47073个字,一般讲是42174个字(因为有重字、复字和其它原因,所以总字数有出入)。现在邮电部颁布的标准电码本是从0001到9999,中间有空字,所以不多于10000字。国家标准GB231－80中,第1集收入3755字,第2集收入3008字,共6763字,这是输入电子计算机的信息交换基本字符。按照七十年代的字频统计,采用2163万字的材料,共使用了6374个不同的汉字(有称为“字种”的)。最近,国家标准局和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委托北航电子计算机系抽查了1380万字的材料(包括科技材料),使用汉字达8369个。我举出这许多数字来,说明作为一种符号,方块汉字的数量已不少了,它们可以构成一个音节(即一个汉字),两个音节(即两个汉字)以至三四个音节的词,不造新字也能形成新词表达新的概念。如果承认这一点(即可以利用多个汉字组成一个词),那么,我以为不造新字更有利。过去已被社会公认并广泛流行的,如氕、氘、氚、熵等当然也不必去动它,今后我以为不必在造字上下功夫为宜。可以采取复合汉字组成新词来表达新的概念。例如kilowatt,过去造了一个新汉字：“瓩”,有人读做“千瓦”,有人读做“瓦千”,这个字究竟应该怎么读,旧字典里也查不到,现在好了,分写成两个字,即“千瓦”,两个汉字组成一个词,对应原文的kilowatt,我们把kilo译做“千”,把watt译做“瓦”,合成一个词“千瓦”,这不是很聪明么？5.约定俗成的问题。我不赞成改变已经习惯使用而在表达上没有重大缺陷的名词术语。例如,我不赞成用“赛博学”来代替“控制论”;即使“控制论”这样一个名词不能完全符合cybernetics这门科学的内涵,可是这些年这个词已经用开了,就不必改。再如“信息论”这样的词,也有不同意见,我看既已通行,就以不改为有利。当然,任何名词术语的使用,还有一个优选的过程,必要时会发生自然淘汰,最初创的不一定最后被采用。举个例子,去年美国突然流行AIDS.中央电视台1984年4月27日的国际新闻采用了卫星通讯的一段报道,AIDS译成：“获得性免疫缺乏综合症”。第二天,新华社发布的消息中改译成“后天免疫力缺乏综合症”。对我们一般人来说,“后天”比之“获得性”更好理解。这是个非常长的词组,不能用两三个字来表达,海外用音译。将来优选,或在优选过程中加以人工干预,这都是可能的。碰到新种情况,使用拼音文字的国家就很容易办,如法文杂志把AIDS直接搬过去就行了。我想可能要经过一段时间的使用优选,再加上人工干预(讨论审定)把它确定下来。6.一个术语可能有不同概念的问题,特别在不同学科里使用的时候会发生多义现象。比如information,信息论上译做“信息”,它至少还有下列几种意思：“消息”、“情报”、“问讯”、“资料室”、“通知”、“报告”、“见闻”等等。因此,一个术语在不同学科,不同语言环境中可能有不同的意思、不同的翻译方法。是不是都要统一呢？拼音文字很容易,直接转写就可以了(日文也不成问题,用假名译音)。我们汉语用多个术语对应一个,就比较困难。还有一个问题,特定概念在特定时间里的术语的翻译方法可能有特殊的考虑。如军事科学中俄文Военное искусство,以前译成“战争艺术”,60年代译成“战争学术”,80年代争论这一问题,认为还是作“艺术”对,这不是学术,而是艺术,和领导艺术一样的“艺术”。在特定环境下的特定学科中有特定含义的概念,内涵是否清楚,如果清楚了,定名也许就比较好一些。拜读了严老的文章,使我想到了好些个问题,以上把我个人不成熟的想法同大家讲一讲,不一定对,供大家考虑问题时参考。谢谢。     

谈谈科学学

近两年来,在我们的国家里,科学学这个名称讲得很多,许多人都关心这门学问的发展。外国不少人说,这门学问的创始人是贝尔纳。我认为这种说法未见得完全恰当。因为一门学问的创立,同这个学问名称的确定,不是一回事。比方,关于中国社会学的发展,日本一位著名社会学家看了《光明日报》的报道后,在东京《每日新闻》上写了一篇文章,讲中国的社会学,是从燕京大学办的人文学报开始的。我不赞成他的这个说法。我在日本访问时,同这位学者在一起     

在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成立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

今天,我本来没准备讲话,刚才听到钱三强同志、叶笃正同志讲话中几次提到我的名字,我只好讲讲。1978年我担任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主任委员,是个光杆子。他们二位讲我做出了很多成绩,实际上我应该检讨。做为一个科学工作者,一个长期参加过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工作的科学工作者,我参加今天这个会,确实感到非常高兴。钱三强同志十多天前就写信给我,邀我参加这个会,他讲,我对于委员会的成立一定会感到非常高兴。是的,我的心情确实非常高兴。我的高兴是有道理的,我就来讲讲这个道理。距现在三、四十年前的事情,我想在座的各位,大家都知道一个大概,用不着我来重复。我现在要谈谈五十年前、六十年前,以至七十年前有关自然科学名词审定的一些情况。叶笃正同志提到,1919年我国就开始了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工作,这个我多少知道一些。中国最早的科学组织是中国科学社,它是1914年由一些留美的学生任鸿隽、杨铨、胡明复、胡刚复、秉志、竺可桢、王琎等发起,并与在法国留学生中以何鲁为首的“学群”社联合而成立的。1919年,我在南京高等师范读书,那时中国科学社已搬回国内,先在上海大同大学,后来搬到南京成贤街文德里,一些成员把自己家里的藏书拿出来办了一个图书馆。整个社和馆只有一个工作人员。胡刚复先生,我的南高老师之一,同时在宁沪两地任教,家住在上海,每周他在南京三天,就住在科学社里。社内馆中大大小小的事情都落在他一人身上。中国科学社除按月出版《科学》杂志外,就开始从事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工作。那时,准备名词审定稿件都是刻蜡版,印油印;我因常去科学社图书馆看书,也就自然而然地作为胡刚复先生的助手,参加了一点这类工作。使我一生难忘的,就是在electricity译做“电气”这一条下,胡刚复先生注上：“电不是气。电气,电气,误人不浅！”还有一个例子,我要多讲几句。在三十年代初,我写了一篇文章登在《东方杂志》上,题目叫做《论公分公分公分》。(注：见《东方杂志》第32卷第3号第79－82页)大家听起来,这个题目好不奇怪。那是我用来抨击当时国民党政府实业部度量衡局强制推行他们制定的度量衡法的。那时的度量衡单位名称,南京政府度量衡局规定：centimètre(厘米)叫公分,gramme(克)叫公分,面积单位déciare也叫公分。这是因为,那时我国接受了国际度量衡标准(公制),于是国民党政府公布了度量衡法,就把中国老的度量衡单位前面都加了一个“公”字,例如公斤、公里、公尺、公升、公顷。由于老的度量衡单位名称到某一地步之后,就不再立专名,而统以分、厘、毫、丝、忽、微表之,因而尺、寸之后有分,两、钱之后有分,亩之后也有分,所以在公制中就有公分、公分、公分的出现。当时国民党政府教育部国立编译馆召开会议,自然免不了要谈到这个单位名称问题,大家都不以度量衡局所公布的为然,特别是中国物理学会同仁,一致主张依国际度量衡命名法于mètre(米)和gramme(克)前各加语首Déci(分),Centi(厘),Milli(毫),Décimilli(丝),Centimilli(忽),Micro(微),和Déca(什),Hècto(佰),kilo(仟),Miria(万),Hectokilog(亿),Mèga(兆)。其实常用的也只不过Kilomètre(仟米),Mètre(米)Centimètre(厘米),Millimètre(毫米)和Kilogramme(仟克),gramme(克),Milligramme(毫克),以及Mégewatt(兆瓦),Ki1owatt(仟瓦),Watt(瓦)等而已。国民党政府实业部度量衡局竟下令禁止编译馆会议所通过的度量衡单位名称方案。中国物理学会不得不派中央研究院杨肇燫与北平研究院严济慈两人去南京向行政院申诉,当时的院长汪精卫接见了我们。汪对我说：“你在东方杂志上发表的《论公分、公分、公分》那篇文章,我曾从头到尾读过。义正辞严,应把实业部关于度量衡法的命令撒销”。我所以谈起这件事情,是想说明这项工作并不简单。当然,现在在党的领导下,经过这么多年的努力,工作推动一定会比我们那时好得多。再举一个例子。大概1910年前后,南、北(即南京、北京)数学界所争的一个问题,就是mathematics是译成“数学”好还是译成“算学”好？北方主张叫“算学”,南方主张叫“数学”。我在前清末年读算术时用的书叫“笔算数学”。后来好长一个时期,小学、初中的arithmatic叫做算术。现在看来,各有各的好处,数学、算学大概也不致发生误会。我们现在讲“数理化”,不讲算理化,这是个习惯问题。一个概念有两种译名,而在不同的地方用,我想还是可以的,但如果在同一个地方用,就不行了。1978年以后,国家计量局(今天不知有没有在座的？)推行国际单位制,有一个大小数词头的问题,很有意思。我国古代小数有分、厘、毫、丝、忽、微,微是10－⁶,而大数就是十、百、千、万、亿、兆,兆是10⁶。那时的亿是10⁵,兆比亿大,1兆等于10亿。我上中学时,那时中国人口是400兆,用现在的话讲起来就是4亿。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官方把亿变成比兆大了,变成1亿等于100兆,也就是我们现在使用的亿了。这个问题我希望搞科学史研究的同志,搞自然科学名词审定的同志可以研究一下,究竟是从什么时候改起的。大小数词头的命名,国家计量局有一套,而我国已故物理学家、物理学会的王竹溪同志又有一套,王竹溪同志精通中国古代文字,我是很佩服他的,我佩服他懂我国古代文字比佩服他在物理学上的贡献还要甚之。此外,那时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刚刚成立,机构很大,任务也很重,它也有个名词定名的问题。我是副主编之一。他们也来同我讲,要我把名词审定工作抓起来,这样多的事情,使我这个光杆子不敢多管这项工作。要搞好名词工作,最终是要依靠广大群众,要大家都来使用。开始时是你们自己在搞,在翻译、定名,然后大家使用,你用、我用、大家用,用到一定程度,再来商量一下,审定一下。这就是中国古话所说的“约定俗成”。不要一开始就找一些人,弄一个班子,关起门来,什么名词都来研究,印一大本一大本的词典。现在许多部门都在一本一本地印词典,我不便点名,我的办公室里就有不少。新中国成立以后,于1950年在原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之下设立了“学术名词统一工作委员会”“文革”中被去消了,至1978年,国家科委开会讨论恢复全国名词审定委员会时,我去参加了,武衡同志提出名词工作机构是否叫做自然科学名词统一委员会,我就提出不要用“统一”两个字,改成“审定”为好。其实审定和统一没有多大区别,不过还是用“审定”更好一些,“统一”好象只能有一个。这也是非常符合“约定俗成”的原则的。现在科学技术发展很快,哪一个人也不会全懂所有的学科。科协的学会就有100多个。搞名词审定工作,要依靠这些学会。这是我一贯的看法。要加强和学会的联系,学会与学会之间也要多联系。我们绝不要以为“我是国务院批准的,我在名词方面是权威”。国务院给了我们多大的权？当然国务院十分信任我们的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的60名委员,而且见到这个名单我很高兴,大概百分之九十几,我都是知道的,都是我们这些老头子组成的。虽然这样,有了一个有权威性的委员会,但是工作绝不要自满,自以为“我这个工作是权威”,不要这样。实际上这个权威不是什么人可以封的,不是胡耀邦同志可以给我们封的,也不是邓小平同志可以给我们封的,他们也不会来封。这个权威要通过我们的工作自然而然地体现出来。这一点不知我讲得对不对,不对的话,你们只管批评。但我讲得都是我的心里话。总之,今天我很高兴,谢谢大家,耽误了大家的时间。     

不哲的哲学怎样哲起来

我们大学现时的哲学课本身就不太哲。这是当前中国教育和学术中存在的诸多有待解决的问题里突出的一个。哲学教材缺乏必要的难度和应有的深奥，或简言之，没有问题意识。教材里几乎未见到“难”或“深”的问题。“费心思虑、绞尽脑汁或令人不得不长考”，那好像只是学数理化或电脑软件设计等专业学生的事。哲学而缺乏难度深奥，那还叫哲学吗？我曾在一篇文章里这样感慨地写道：“两千多年后的今天，当你捧读中国古典哲学，无论是《周易》还是《老子》、《孙子》；当你披阅古希腊罗马哲学，无论是爱利亚学派还是麦加拉学派，你仍然感到其中有难度有深度。而这，正是其至今仍具魅力的奥秘之一。《老子》八十一章，第一章就说：道，乃‘玄之又玄，众妙之门。’这里且不谈老子的‘道’究竟为何，但他关于道之玄妙及善为道者微妙玄通的看法，毕竟是点出了哲学真谛或至少有合理之处。爱利亚的芝诺难道不知道阿基里斯可以追上乌龟吗？他是知道的。但是他通过思辨，仍然提出了著名的四个‘芝诺悖论’。在那个人类哲学童年时代，他通过艰难地哲学思索，提出了这些至今仍令不少人感到其难的困惑，尽管他当时无法解决这些问题。”（郭和平：《无难度无深奥的哲学无魅力》，载《青海社会科学）2005年第2期）但我们的哲学课成了知识课，讲知识背知识考知识，     

勿置我于非科学之境地

读《开卷》第五期罗新璋、王理行二文 ,触及我近年来特别关心的一个出版物上硬要把汉字方块字改为阿拉伯数码的问题。这件事我认为是既不讲科学也不讲民主的一个典型。为此我写过许多文章 ,不再重复。在这里我只讲为了避免对我的误会 ,以为我可以接受强加于我、置我于非科学境地的事 ,我近年来曾作过努力 ,曾采取的措施和对我所采取的措施的改进办法。先讲我的一个基本观点 ,本来用汉字或数码尽可以各行其事 ,无需以权力来干涉、由权力机构作出规定。用什么来表示数量本属于自由的范围。在这里也有一个平等的问题。这一点且按下不表。我单讲…     

孙膑和孙武是何关系

金琛之所以会拍摄《战国》,其实是日本著名演员中井贵一给他的提醒。两人因在2007年拍摄电影《凤凰》而结缘。中井贵一表示希望再拍金琛导演的戏,并且最好是部中国古装片,演绎中国历史人物一直是中井贵一的愿望,二人一拍即合。"虽说讲得是中国古代的事,但我们都觉得那应该是个国际化的故事,中井贵一提示我,有关孙膑这一段在日本非常受关注,后来我又了解到这段故事也被美国人所熟知。"这就是金琛完成了电影《战国》的初衷。海内外对孙膑的关注源于人们对孙氏兵法这一"兵学圣典"的推崇。而孙氏兵法里除了《孙子兵法》还有《孙膑兵法》,这两者之间存在内在的师承关系。《孙膑兵法》与《孙子兵法》     

马克思主义和科学技术

这是一个很大的题目,也是在我国理论界和科技界讲了多年的题目。我今天这个发言,只就当前情况下这方面人们关注的三个问题,讲一些意见,同大家讨论。     

鲨鱼搬家

今天要和大家讲一讲鲨鱼的故事。前不久北京海洋馆里的鲨鱼集体搬了一次家。因为海洋馆里原来的鲨鱼馆就要被改名叫做中华鲟馆了。这个鲨鱼馆长29米,宽11米,深4.4米,看起来就像是一个由篮球场变成的一个大鱼缸。过去人们可以透过特制的亚克力幕墙,近距离的观察鲨鱼,而且那里面有很多非常精彩的表演。鲨鱼池里有大大小小各种鲨鱼一共20多条,尤其是几条大鲨鱼在海洋馆里生活了近5年,它们都是小时候就来海洋馆安家了。这些年,愉快地生活在这个宽敞的大房子里,拥有几分悠然闲适,甚     

谁都不是神

正"谁家能不遇上个病人,你就能保证你这一辈子不生病吗?你把他抓走了,我们都得等死。我不想死,我想活着。行吗?"老人用颤抖的双手抓住曹斌,乞求警方放过药贩子。这是热映电影《我不是药神》中催人泪下的一幕。在无法找到法理与情理之间的平衡点时,电影将矛头对准了跨国药企,直指资本家     

要灵学,还是要自然辩证法?

关于“人体特异功能”问题,一个多钟头里是不可能讲清楚的。我已做了“广告”,要写一篇长文章,在《知识就是力量》上陆续发表。估计有六、七万字。总的题目叫“评两年多来耳朵认字的宣传”。文章写出来,是对还是不对,请大家再来评论。今天我想专门讲讲:人体特异功能的研究就是灵学的一个变种;灵学是一门伪科学;灵学是同唯物主义根本对立的,是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严肃批判过的,它同自然辩证法是不能同时并存的;我们这个研究会是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参加我们这个会的同志在这个问题上应有明确的立场,要在灵学和自然辩证法之间给出一个明确的选择:要灵学还是要自然     

与建筑有关的几个概念--《自然辩证法词典》一个试写条目的提纲

前记:1987年6月我在与建筑工程部和一位副部长谈话后,回家写了这样一个提纲,供他本人和一般的读者参考.但是十多年了我一直没有利用这个提纲动手去写<自然辩证法辞典>里的关于建筑物的那个"试写条目".现在我决定略作修改后把这个提纲拿出去发表.     

沟通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的桥梁

在我的书房里,《自然辩证法通讯》、《自然辩证法研究》、《科学与哲学》、《自然辩证法杂志》等刊,从它们的创刊号之期开始,一直保存到今天。虽经几次搬家,但它们始终都伴随着我进入新居。它们经常在我手中,闯进我的眼帘,它们与我结下了不解之缘;而对我来说,实际上是伴随着它们走过我的学术生涯。     

关于保卫科学精神——在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节选）

作为我们研究会的理事长，我没有理多少事，主要理了一件事，就是保卫科学精神。所以我要讲讲这个问题，虽然与王国政同志的工作报告会有重复，但是，我亲历的事会讲得准确些，对他的报告是个补充，报告中讲的有些我就不讲了。     

论基础科学和技术发展的关系——在科技演讲会上的报告

今天我和各位所讨论的是基础科学和技术发展的关系,同时,也借这个机会向大家介绍一下我和中国同事们多年合作的结果.世界科学的发展,中国以前有着很重要的贡献.在科学史里,尤其在物理学,光和物质相互作用最早的课题是公元前4世纪周朝《墨子》里就有详细的记载;在天文学方面,在3 300年前中国就有第一个超恒星的记载.这些都对近代物理学的发展作出了很重要的贡献.这是我所找到甲骨文上人类第一次记载超行星的报道,这是3 300年以前.在技术上,大家都知道中国有很重要的贡献,包括火药、指南针、造纸和印刷术,这对人类历史的进程有很重要的影响.今天我们享受着由基础研究所带来的前所未有的成果,例如通信、计算机、交通、医疗等诸多领域,大大提高和改善了我们的生活.     

关于名词工作

名词,是指汉语中的科学术语。它的统一对国内、国际学术交流的意义是很明显的,譬如在充分利用计算机处理汉字信息时,名词的统一是个前提。此外还可指出社会上和政治上的因素。有些名词一直影响到日常生活。今年开始,大家已感到计量统一的影响,粮票上写的是2500克,而不是5市斤。汉语名词的统一,在祖国统一大业中也是必要的。Feed back一词,香港在50年代用“回授”,现已和国内一样叫“反馈”。但在香港、台湾流行的“电脑”一词,目前正在冲击原来的“电子计算机”一词。将来会统一到哪一个？目前难于预测。这里就涉及名词应该怎样统一的问题。不妨介绍尖锐对立的两种做法(我们的工作只能两者折中)。一是马宾、林立《中国文字改革的几个问题》(1986,展望出版社)提出的,一些国际共通词,不用汉字而用拉丁字母。他们列举了各门学科中在英、德、法、俄四种文字中三同(同拼法、同音、同义)的词,共13000多条,如mathematics,physics都是,又如岩石圈,四国文字都是lithosphere(其读法可仿汉语拼音)。他们的意见确实说明了一个长远的方向,即中国文字改革的大方向,但还不能作为当前工作的指导原则。另一种意见中,专家们努力从古汉语中寻找词汇,甚至创造新的方块字。我们应该尊重固有文化,但这种做法也不应是方向。这方面有成功的例子(王竹溪的湍流、粲夸克),有并不高明但已无法改的(数学中的幂,物理中的熵),有未能流传开的(汇叫“尾闾”),有不应再提倡的(《力学与实践》1979：4中的“”)。我们的现实办法,得既照顾传统、现状,又考虑到将来。专家们提出过各式各样的原则,最常提到的是四个字——约定俗成(《荀子·正名》)。力学名词工作委员会在工作一两年后,可能也得拟出一个《力学名词命名原则》来。名词工作是长期的。不是有了权威机构、有了法令就解决问题。借用计量方面的例子。1935年严济慈《公分.公分.公分》一文抨击把centimetre,gramme,déciare都叫公分的不合理性。建国后1959年、1985年国家已两次作了有关规定。但1986年7月底中央电视台播放的日本电影《疑惑》的台词中,还是“3公分加1公分,一共高4公分”。再如,数学界名词审定工作开始于1923年,经过十多年工作,在1938年出了有7000词条的汇编,首先是把mathematics定名为“算学”而不用“数学”。又五十年过去了,如今知道“算学”一词的恐怕不多了。下面用些具体例子说明不同的难度。有些词在不同学科中已经约定俗成,容易统一。伺服马达和英文音相近,音义兼顾,这是少有的例子。laser曾叫莱塞,没有行通,还是用钱学森提出的激光。熵、焓是生造的汉字,但不必再改。泵(刘仙洲提)造得比熵好,虽从拉丁化看又不如帮浦(这词连《辞海也不收),也不必改。流变学定得比英文还要确切,Bingham造的rheology只有流的意义有一类词,略有争议,也许先规定第一、第二,用上一阵再说。英文中的mechanical,汉语中用机械或力学,视上下文而定。压力就是压强,如同时采用,得加说明性的定义。量纲、因次,已逐渐统一到量纲。有三个S起头的英文字,steady,stable,和stationary,含义不同,在汉语中也会逐渐统一到反映这种差别的词。还有一些词也许短期内确定不了的。人为地规定第一第二也无济于事。如向量、矢量,又如摄动、微扰。可以举一个常用词,声还是音,可能得具体情况,具体处理(见《力学与实践》1980年2期,如超音速和超声波,录音机和噪声,音乐和声乐)。涉及人名、地名的词,其命名原则更非单个学科或自然科学界所能解决的。以上举些例子,说明名词工作的性质和难处。我们不象数学界或物理学界有几十年名词工作的经验,但他们(以及其他学科)的经验可以借鉴。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殷切希望不是名词组织成员的与会同志也来关心这项工作。〔编者按〕：此文是力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副主任朱照宣在中国力学学会第三届理事(扩大)会议上发言的节选部份。他对名词工作的意义、方法都提出了简洁明了的看法,还叙述了某些有趣的提法和观点。有些观点和做法,可能还可以进一步商讨。在此我们将此文向大家推荐,希望大家来稿,谈谈各人的看法或交流工作上的一些经验。群策群力,使得名词审定工作开创出一个生动活泼的局面。     

扣帽子,费厄泼赖——兼答许良英、仲维光同志

在《自然辩证法通讯》1986年第3期上有两篇批评我的文章,一篇是仲维光同志的《是自然辩证法,还是黑格尔的自然哲学?——对查汝强同志两篇文章的质疑》,一篇是许良英同志的《历史理性论的科学史观刍议》。许良英同志在文章的最后部分不提名地批评了我。我已经写了《是发展还是取消自然辩证法?——答仲维光同志》一文,作为对仲维光同志文章主要内容的答辩。在我的那一篇文章中,对仲维光同志文章全盘否定黑格尔自然哲学、反对对范畴体系问题的探索、取消自然辩证法、把宇宙无限论和物质结构无限可分论当作经院     

对“‘有限而无边’是否就‘不可超越’?”一文的质疑

1986年,笔者曾与其他四位同志一起,在《中国社会科学》第3期上发表了“对查汝强同志两篇文章中一些自然科学问题的商榷”一文,指出了查汝强同志两篇文章中的十六条科学性错误。此文的目的即在于严肃学风,使自然辩证法的研究立足于更坚实的科学基础之上,当然,它并未穷尽查文中的所有自然科学错误。此后,查汝强同志随即在同年的《中国社会科学》第5期上发表了“对刘兵等五同志《商槿》的答辩”,就这十六个问题一一为自己辩护。随着争论的展开,查汝强同志后来甚至在《光明日报》上的一篇有关文章中说,“我自己丝毫没有缺乏自然科学根据的感觉。”针对查汝强     

关于"我国的一个哲学学派"

于光远先生在这两篇文章中再次阐述了中国哲学自然辩证法学派的特点 ,对“人工的自然”、“天然的自然”、“社会的自然”概念又做了进一步的论证与说明。他也对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的名称是否变更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他还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修订和编撰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一书和《中国自然辩证法词典》提出了主张和具体的思路。更难能可贵的是 ,他在文中提出了新的科学技术的哲学问题 ,提出了认识论的新的途径问题。于老严谨的学风 ,缜密的逻辑思维、清新的理论思路 ,字里行间所洋溢的激情 ,很难让我们与一个年届九旬高龄的老人联系起来。我们希望有更多的年轻学者加入到中国哲学自然辩证法学派的建设中来 ,参加到于老将主编的《社会的自然大辞典》中来。有志于此的学者请与《自然辩证法研究》编辑部联系。     

“中国图书馆分类法”书名不准确

《中国图书馆分类法》(第4版)于1999年3月出版。因贯彻中国学术(光盘版)检索与评价数据规范的需要,我刊于1999年9月购书1册,目的是为了今后在我刊刊载文章的同时,对刊载的文章进行分类查询用。可是从书名来看,给人的印象仿佛是对图书馆进行分类。一次偶然的机会,读到《科技术语研究》1998年12月刊载的著名物理学家严济慈的文章“论公分·公分·公分”。文章抨击了30年代初度量衡法中的混乱问题,一个公分可以是长度单位、面积单位及重量单位,一个名词包含三个不同的物理意义,使普通百姓不知所措,难以区分。在《中国图书馆分类法》第4版编制说明和使用手册前言中都提到书名“中国图书馆分类法”是由“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改名而来,简称都为“中图法”。对其简称没有异议,也能理解。可现在出版的第4版,书名全称改名为“中国图书馆分类法”却使人难以理解了。依笔者之见,书名或用以前的名称“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或改为“中国图书分类法”。关键是图书二字不能省略,因为书中的内容是图书分类,而非图书馆分类。     

开设物理学史课的探讨

我国目前大学里应用的物理教材,对物理学各领域的历史发展及其思想渊源很少叙述,往往使学生感到许多重要的思想结论似乎是凭空而来的,难以透彻理解掌握;只知道各种成功的结果,不了解曾经有过的失败经历和尚存在的争论问题。这不利于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有鉴于此,不少教师希望在高年级学生中开设一些选修课,介绍近代物理学发展的背景资料,并讨论物理学中的一些哲学问题。为此,我们在1982年上半年以《科学史和科学哲学》讲座的名称开设了这方面的第一门课。讲座分三部分共25讲。第一部分讲20世纪著名物理学家的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