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政策规律论

科技政策作为国家或地区对科技活动组织、干预、调控而制定和形成的施政方针、制度措施等规则体系，有其自身的规律。科技政策规律主要包括顺从主流律、生命周期律、效力周期律、利益调控律和辩证发展律五个方面。     

在纳米科技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同志们: 在今天的会议上,科技部、国家发改委、教育部、中国科学院、国家基金委等五个部门各自介绍了“十五”期间在纳米科技领域立项、部署等工作的进展情况,白春礼同志代表国家纳米科技指导协调委员会专家组介绍了纳米科技发展的态势,对我国纳米科技发展提出了重要的建议;会议还听取了部分省市、地方、科研院所、企业代表的交流发言。我们可以感受到,自2001年7月五部委联合制定、并发布《国家纳米科技发展纲要》(以下简称《纲要》)以来,大家群策群力,为纳米科技发展作出了重大努力,做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对于这些成绩要给予充分肯定。概括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论科技政策制定主体的变迁与模型选择

本文从科技政策的制定主体的角度，分析了制定主体的演变，以及由此引起的对科技政策模型的选择的变迁，并结合这种发展趋势，研究了当前我国的科技政策制定主体与模型选择问题。     

北洋政府时期科技政策的基本内容与特征

1912年至1928年间,北洋政府制定和实行了一系列科技政策。这些科技政策诞生在特殊的历史环境里,具有明显的特征:以技术应用为主,基础研究薄弱;以工业科技政策为主,对农业方面重视不足;科技政策以短期效益为主,缺乏长远规划等。尽管北洋政府的科技政策具有局限性,但这些政策对当时的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有促进作用,其中的一些科技发展思想,对后续政府制定相应的科技政策也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基于资源基础观的科技资源共享机构建设机制研究

科技资源共享是优化国家科技资源配置的重要手段之一。本文从资源基础理论出发,深入分析了我国科技资源管理和服务机构的发展历程以及不同发展阶段的资源需求,提出依据科技资源管理和服务机构的发展阶段,制定促进科技资源共享组织发展的对策建议。本研究将为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建设和地方科技条件平台建设提供参考。     

科技政策咨询的产生、本质和作用

科技政策咨询产生于二战之后现代公共决策咨询制度发展成熟的基础之上，是现代国家依赖专家获得专门知识并联系公众，从而制定科技政策的根本途径。它保证了科技政策制定过程中的科学性、民主性与前瞻性，成为21世纪社会进步和政治民主的必然发展趋势之一。     

科技创新能力及其与科技基础设施关系的研究

在知识经济时代,增强国家创新能力,提高国家竞争力是国之大计。针对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建设的需要,本文分析了国家科技创新能力的基本概念和内涵,系统探讨了科技创新能力与科技基础设施的外在和内在关系,以期为国家科技基础设施有效发挥其创新支撑作用提供参考。     

试论国际交流中的民生科技合作

近年来,主要发达国家把利用科技解决民生问题作为制定科技政策或设立科研项目的导向,并相继推出了以发展民生科技为主要内容的政策及战略,同时在能源、环境、人类健康等涉及民生的领域开展了广泛的具有实质的国际科技合作。面对世界科技政策新的发展形势,本文提出了我国应更加注重民生领域国际科技合作的观点及其建议。     

中国科技体制改革新论

本文提出了科技体制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的内部结构以及外部环境因素分析框架;并依据这一分析框架,对改革开放以来科技体制改革的五个"里程碑"及其阶段进行了评判性考察。文章重点讨论了宏观层面的管理协调问题,中观层面的国家科技计划体系和经费分配问题,微观层面的科技评价和激励机制问题,并提出了科技体制改革的政策建议。     

科技风险识别差异及其治理:以纳米科技发展为例

科技给人类带来利益的同时也带来了各种风险。但是不同利益主体对风险的识别存在着差异,甚至存在着冲突。在此以纳米科技发展为例,分析了多元利益主体对风险识别目标、识别模式,以及风险归因的差异。针对这些差异与冲突,我们认为需要加强科技风险治理,从而实现纳米科技负责任的发展。     

澳大利亚科学基金高度重视研究伦理审查制度——一基于对NHMRC和ARC科学伦理制度的考察

作为澳大利亚最重要的国家科学基金机构,近年来澳大利亚研究理事会( ARC)和国家健康与医学研究理事会( NHMRC)在建立健全针对受资助研究项目的多层次、系统化的研究伦理审查监督与问责制度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果.本文专门就这一问题展开探讨,以期为我国科学基金相关制度的健全和完善提供经验借鉴.     

普斯陶伊(Pusztai)事件及其思考

本文对98年英国引发转基因食品安全性争论的Pusztai事件进行了梳理并澄清了一些误解,展现了大科学时代科学研究与商业资本、政府、环保组织和公众之间的关系并作出分析,通过这一事件的复杂性表明了科学研究存在利益冲突、具有价值负载,表明了科学家角色的变化.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2008财年价值评议综述

美国国家科学委员会（NSB）于2009年5月发布了《国家科学基金会2008财年价值评议过程报告》（报告编号NSB-09-43）,汇总与分析了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2008财年项目申请、评议、资助以及相关情况。本文介绍了该报告的主要内容。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2009财年价值评议综述

美国国家科学委员会(NSB)于2010年5月发布了《国家科学基金会2009财年价值评议过程报告》(报告编号NSB-10-27),汇总与分析了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2009财年项目申请、评议、资助以及其它相关情况,并介绍了NSF支持变革性研究(transformative research)的情况。     

1940年中央研究院第二届评议员的选举

1940年举行的中央研究院第二届评议员的选举,是该院首届评议会在抗战时期的大后方主持的评议会的改选活动.文章主要基于档案资料,对这次选举的酝酿、筹备和进行过程以及影响等进行了论述和分析.选举之前,评议会以<国立中央研究院评议会条例>为基础,制定了较为周密而民主的选举规程,做了充分的筹备工作.国立高校教授和推选委员会选举评议员候选人后,评议会严格按照选举规程和评议员资格对当选候选人进行了资格审查和决选.这次选举要较首届评议员的选举有明显的改进,对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选举的成功举行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在中央研究院学术体制的建设进程中,它是一个起到承前启后作用的重要环节.     

中国科学的体制化进程缕析——兼与西方国家的比较

从晚清时期西方科学的传入,到以中国科学社为首的民间科学社团的陆续建立,再到中央研究院等官办研究机构的诞生,中国科学的体制化逐渐形成。中国科学的体制化是包括广大留学生在内的新知识群体“扩散和移植”的结果,因此与欧美诸国有着相似的一面,带有一些模伤的痕迹。但不可否认,中国科学的体制化又有着自己的特征,这是由中国的具体国情所决定的。     

中国近代生物学名词的审定与统一

清朝末年主要是传教士在译介西书的时候注意到名词统一的问题,并开始有所实践。益智书会以及后来的两个名词审查会作为民间力量,在生物学名词的审定和统一方面影响深远。清学部的编订名词馆和中华民国国立编译馆作为政府部门,分别在不同时期参与或领导了科学名词的审定和统一工作。中国科学社等科学社团在生物学名词统一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生物学的发展、官方力量的介入都是生物学名词统一的必要因素。     

2005-2012年我国生物制药产业创业态势分析——基于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数据

生物制药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关系国民经济和人类健康。以医疗、健康市场需求为目标，从生物制药知识、技术、工艺出发的生物制药领域的创业活动，是生物制药产业发展的最小单元和不竭动力。本文基于2005-2012年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生物制药领域中小企业的相关数据，分析了生物制药中小企业的创业特征、盈利能力和区域分布，提出了加强我国生物制药中小企业服务化战略布局的建议。     

浅论科学合作中的知识转移问题及对策

本文引入企业知识管理中的知识转移概念,讨论了知识转移在科学合作研究中的作用。随着科研合作的开展,知识转移与科研合作逐渐相互渗透,已经成为科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和目的,它是一个科研组织提高核心竞争力和科研水平的重要途径。本文通过分析知识转移的层次、过程和障碍因素,对科研组织及科研人员如何更为有效地进行知识转移进行了探讨。     

国防白皮书中本源概念的英译研究

国防白皮书作为军事外宣文本,其翻译传播效果关系到中国军事形象的塑造和语言安全,而源语语言社团独有的本源概念是其翻译难点。文章选用2010—2019年的《2010年中国的国防》《中国武装力量多样化运用》《中国的军事战略》《新时代的中国国防》的中英文本为语料,建立双语平行数据库,采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法对历年本源概念及其翻译策略进行了分类与对比,然后主要围绕传播受众和效果两个角度对本源概念的英译进行分析,并进一步探讨了翻译传播过程中的语言安全,以期为军事领域的本源概念英译及语言安全研究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