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物理学与数学的关系——以时空理论发展为例

关于时空的数学描述是物理学理论中很关键的一个方面。文章从时空理论发展的角度阐述了经典时空理论与数学关系的渊源及数学工具的变换带来的时空认识论的转变、量子场论和超弦理论中时空数学表征的特点及现代物理学高度数学化下人们对实在观认识的转变，并在此基础上讨论了物理学和数学的关系问题。     

自然辩证法教育:从学术到理论转化的逻辑——以“自然规律”范畴演化为例

如何将相关学术研究成果转化到教育基本理论中,成为当前自然辩证法教育理论建设的根本性问题之一。学术界对"自然规律客观性"的质疑和"建构性"的揭示,丰富了"自然规律"范畴的理论内涵,又存在片面凸显其主观性的倾向。自然辩证法教育应当以基本原理为基础,避免理论僵化和学术研究中的片面性,使学术成果按照特定思想逻辑原则合理地向基本理论转化。     

赫胥黎研究的编史学进展:以“达尔文的斗犬”形象为中心的考察

本文考察赫胥黎作为"达尔文的斗犬"的形象在中国的传播过程。它在中国的学界和公众中广泛流传,一直没有受到质疑。然而,该形象简化了赫胥黎与达尔文进化论之间的复杂关系,在某种程度上它甚至成为一个历史神话。19世纪末,"达尔文的斗犬"的形象在英国科学史中被建构起来。直到20世纪70年代,随着英国科学史研究的深入,它才逐步被解构。通过介绍德斯蒙德的历史解释模型和新近的科学文化史研究,可以对赫胥黎为何支持和宣传达尔文进化论有更深刻的认识。     

儒学救世论的现代化透视——以“仁爱”与“和谐”为例

自近现代以科技和经济为主导的西方物质文明日渐陷入困境以来,中西方学者便一直在共同经营着一个十分美好的理念,那就是儒学救世。然而随着人类危机的日益加剧,西方学者并没有坐等东方贤哲以儒家思想去拯救他们,而是对救世课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与他们的丰硕成果相比,传统的儒学救世论已颇显落后。这一现象警示我们,国学研究一定要现代化,要与西方先进文化进行对话和交流,否则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便很有可能沦为教授们的纸上谈兵,而不可能对现代人类社会作出多少实质上的贡献。     

20世纪科学史转向的再考察——以“世纪末物理学”史的编史学研究为例

20世纪的科学史延续并深化了它在19世纪以来的发展,呈现一派繁荣景象。伴随着科学史的职业化,科学史发生了深刻的变革,其研究领域不断扩大,研究内容日益丰富,研究方法逐步多样,展示出全新的面貌。科学史在20世纪的变革主要来自于研究进路上的几次转向,但目前对这些转向的内在结构仍未有深入具体的研究。对科学史主题进行科学编史学考察能够弥补这个缺憾,为我们了解科学史在20世纪的发展带来直观且有益的补充。19、20世纪之交的物理学作为一个科学史主题,在这方面有诸多优势。     

对“多重稳定性”概念的澄清与质疑——以赛博空间中的变项分析为例

伊德的"多重稳定性"是后现象学中极具重要性但又意义含混的概念。多重稳定性来源于变项理论,伊德以多重稳定性来提高身体在知觉分析中的地位。但变项如何通过身体实现多重稳定变化是含混的。在考察伊德对网络中身体知觉分析之后,得出身体并非多重稳定变化的主要原因,这导致了伊德以及使用多重稳定性的人对于此概念产生不同的、有矛盾的理解。通过质疑此概念的构成前提,得出多重稳定性仍需在传统现象学以及新的技术案例中完善自身。     

自然主义的“直观”概念——以麦克道尔和威廉姆斯为例对自然化理论的探究

塞拉斯对先验哲学的发扬建基于他对康德直观概念的扬弃。而麦克道尔则认为,前者对这一概念的批判性改造是不完备的,有陷入所与论的危险。通过重构塞拉斯的理论,麦克道尔认为他所给出的直观概念既能够保留康德思想的精粹,又可以避免塞拉斯哲学的困难。然而我们认为,他为直观概念所给出的论证存在着严重的问题:由于他对塞拉斯理论的诊断和重构未能使自己彻底摆脱后者思想中的对立性因素,这使得他无法有效地回应一些哲学家的批判性观点,并让自己的经验主义思想与自然主义保持一致。     

科学的地域建构:社会文化因素及其效应——基于“定性与定量综合集成法”的科学活动中心再阐释

基于定性与定量综合集成法对社会文化因素影响科学地域建构表明:文艺、哲学、教育三因素是基础性因素具有启蒙作用;经济、技术和科学三者结合性强,经济对于科学的发展可能是刚性的;政治因素对科学发展具有刺激或保障作用。科学活动的地域建构,最好将这些因素作为一个整体效应来理解。     

“技术中介”视阈下的角色与责任变化——以自动驾驶为例

责任分配是自动驾驶应用中亟待解决的问题。技术中介论提供解决责任分配问题的新视角,一方面肯定技术在调节人的认知和行为发挥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强调技术与人的角色关系是动态变化的。通过自动化层级、角色和责任等因素建立情景分析模型,从而理清自动驾驶中的责任分配问题。在人技交互越来越密切的时代背景下,需要在技术标准和法律的基础上制定新的责任框架以应对更为复杂的责任分配问题。     

公众参与科学传播的路径与机制——以“科学商店”在上海的实践为例

科学商店作为植根于社区的研究组织,旨在解答当地居民和非政府组织的科学疑问,培养他们关于社会需求的意识。本文从科学传播的意义上来看,以上海科学商店运作的实践为背景,分析公众参与对科学商店的价值、内涵以及运行机理的影响。     

开发西北热潮中的边疆矿产资源调查——以"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为例的研究

"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在野外工作的6年,正值中国社会开发西北热潮蓬勃兴起之时,考查团的工作对开发西北热潮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中国地质学者对西北地区矿产资源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果.通过对地质考察报告的解读,总结中国学者在矿产资源调查方面的贡献及其社会影响,分析中国学者以及中国社会关注边疆矿产资源的原因.     

确定"理论与实际关系"的困境:政治指向与发展指向的冲突

追溯“理论与实际关系”如何成为科技政策讨论的公共话语,将这一时期关于“理论联系实际”不同文本置于中国独特政治结构与文化范畴,对其内在意义或指称做出理解与解释,我们发现,内化于“理论联系实际”的双重功能预期,围绕“理论与实际关系”的讨论表现出的价值紧张,“理论联系实际”现实化引发的政治与发展间的冲突,使“理论联系实际”概念内涵在不断调试中变得模糊不清。最后,探讨了“理论联系实际”得以透过外在层面转化为科学家内在道德焦虑,进而转化为自我否定内在动力的独特文化与心理依据。     

Pauli versus Heisenberg: A Case Study of the Heuristic Role of Philosophy

This article analyses an episode in the earlyhistory of quantum theory: the controversy betweenPauli and Heisenberg about the anomalous Zeemaneffect, which was a main stumbling block for the oldquantum theory of Bohr. It is argued that theindividual philosophical views of both Pauli andHeisenberg directed their attempts to solve theanomaly and decisively influenced the solutions theyproposed. The results of this case study arecompared with the assertions of four theories ofscientific change, namely those of Kuhn, Lakatos,Laudan and Giere.     

颜色理论之争的背后--从"原型"视角看歌德的自然哲学

歌德的颜色学实际上是关于颜色的"形态学",它与亚里士多德以降的传统颜色理论是高度一致的.作为歌德自然哲学的核心概念,"原型"成为指导其科学研究的重要原则,并且是颜色理论之争的关键所在.而争论的背后,实质上是两种自然观的深刻分歧.     

制度环境对企业社会责任的驱动机制——基于多案例的探索分析

本文从组织社会学的新制度理论出发,应用案例数据、理论阐述和研究模型相互印证的探索式案例研究方法,通过5家企业的资料编码和分析归纳,讨论了企业外部制度环境、企业社会战略反应和企业社会绩效之间的内在驱动机制。研究发现,制度环境中的规制、规范和认知压力对企业社会战略反应和企业社会绩效存在正向影响;企业整合社会计划、激励员工参与和评估社会责任的战略反应亦对社会绩效有正向促进作用。本文弥补了"经济理性"视角在企业社会责任驱动机制研究中解释力不足的缺陷,也为政府和企业制定社会责任推动政策提供了新的思路。     

导师与研究生的科研关系研究

导师与研究生的科研关系是一种具有法律效力的委托-代理关系。在导师与研究生的科研关系中,存在着难以避免的代理问题、寻租问题、道德风险问题和逆向选择问题。导师与研究生的科研关系需要一种"必要的张力"。这种张力不仅应该约束研究生的行为,更应该约束导师的行为。     

实践与"运用概念的艺术" --略论恩格斯的自然科学认识论思想

恩格斯的自然科学认识论既不同于近代经验论、唯理论、先验论,也不同于反映论.通过恩格斯对数学概念、物理学概念、形而上学概念的考察可以看出,恩格斯的自然科学认识论属于实践论.     

再论中国古代数学与儒学的关系——以六至七世纪学者对于礼数的不同注疏为例

本文通过分析贾公彦、孔颖达、甄鸾、李淳风等对于《仪礼·丧服》"去五分一以为带"的注疏、注释,揭示出诸家对于礼数的数理解释不尽相同。具体来说:一、贾、孔等遵循注疏儒家经典的做法,把数学知识作为儒经的一部分,他们对于礼数的理解是依据汉字结构,其算法实施不需要筹算;二、甄、李等则重新组织儒家经典以适应当时数学著作的体例,他们从数学的角度去理解礼数,其算法有一个筹算过程。从历史语境来看,这发生在甄鸾扩展数学应用范围,以及唐代政府注疏儒经和注释算经活动的背景下。本文认为我们需要拓展中国古代数学的内涵。在此基础上,数学与儒学的关系并非一成不变:据《周礼》所载,周代九数是周礼的一部分;之后,九数发展为以《九章筭术》为代表的相对独立于儒学的数学体系;另一方面,至唐代,学者们通过注疏儒经也发展出相对独立的数学体系。因此,诸家对于礼数的不同注解反映出:儒经数学是儒学天然的一部分,算经数学则是相对独立于儒学的知识体系,尽管甄鸾、李淳风等通过《五经筭术》试图重建数学与儒学的紧密联系。     

NSFC重大项目“大型水利工程对重要生物资源长期生态学效应”的立项思考

针对我国水资源紧张与生物资源可持续利用的矛盾 ,通过生命科学部六处、工程材料学部五处和地球科学部四处共同组织多学科专家反复论证、生命学部专家咨询组评议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委务会审议 ,最终启动了“大型水利工程对重要生物资源长期生态学效应研究”这一重大项目。旨在探讨大型水利工程与生物资源持续利用关系的多学科整合型研究 ,解析大型水利工程对重要经济生物资源的影响机制 ,为建立我国可持续发展的流域经济、合理的流域管理体系和符合生态安全的水资源开发制度提供科学依据。本文介绍了“大型水利工程对重要生物资源长期生态学效应”这一涉及大型水利工程与生态系统健康命题的立项与思考 ,探讨了学科间交叉与整合型研究的重要性     

科学划界:"世纪审判"案例分析

本文为划界问题的研究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案例分析。通过分析美国联邦法院审理阿肯色“ 5 90法案”采用的科学划界标准以及鲁斯与劳丹和奎恩之间的争论 ,可以使我们深刻地认识到划界标准的理论探讨与司法运用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 ,以及划界问题与反伪科学之间的密切联系。本文赞同将划界标准看做是一个动态的、不断完善的发展过程 ,而不是去消解划界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