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丘林学说”在中国（1949—1956）：苏联的影响

众所周知,近代遗传学的诞生是以孟德尔定律的重新发现为标志的。孟德尔定律的思想核心是遗传物质因子的颗粒性假设,近代遗传学的发展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正是这一颗粒性概念的确立过程,颗粒性概念随着遗传学发展水平的提高不断地得到修正和完善。在长达半个多世纪中,孟德尔、摩尔根学说曾遭到各种各样的怀疑和反对,这一点并不令人感到奇怪。尽管这些怀疑和反对在某一时期或某一范围都不同程度地限制了它的传播,但同时又相应地促进了它的发展,不同学术观点之间的争论往往正是遗传学不断发展的内在动力。     

青岛遗传学座谈会的历史背景和基本经验

1956年8月在青岛召开的遗传学座谈会,曾经被学术界认为是贯彻百家争鸣方针的模范,是我国生物科学,特别是遗传学发展的一次历史转折。将近三十年过去了,今天重新回顾青岛遗传学座谈会及其以后的历程,使我们更清楚地认识到百家争鸣方针在发展科学、繁荣学术上的巨大威力,同时也更加认识到贯彻这一方针的艰巨性。     

数量遗传学的第一个世纪——多基因学说的形成和发展

如果把高尔登(F.Galton)于1889年所发表的《自然遗传》(Natural Inheritance)一书作为数量遗传学的起点,迄今已近一个世纪。近百年的累积,使得数量遗传学已经发展成为一门内容丰富、分支较细、文献浩翰的学科。本文仅从历史的角度对数量遗传学基础理论的多基因学说的形成和发展做一概括。一、在争论中诞生高尔登显然受到他表兄达尔文(C.Darwin)的影响,重视变迁中的微小积累,他不象孟德尔(G.Mendel)那样着眼于对比鲜明的特征(或称之为质量性状),而是企图通过对呈现出连续变异的特征(或称之为数量性状)的研究去阐述遗传传递的原理。他运用自己所创立的相关和回归的概念去研究人类群体中已知亲缘关系的对子间的平均相似性。“祖先遗传定     

摩尔根创立基因论的方法论模式

美国著名生物学家托马斯·亨特·摩尔根(Thomas Hunt Morgan,1866—1945)创立的基因论是现代生命科学史上一项重要的科学发现。如果说孟德尔遗传学和达尔文进化论是上世纪生物学两项意义深远的科学成就,分子生物学和现代达尔文主义进化论是本世纪生物学两项影响重大的科学成果,那么,摩尔根的基因论则是前者向后者逻辑发展的历史环节。对于这位在生物学上作出卓著贡献而荣获诺贝尔奖的科学家的治学历程和方法加以研究,可以概括出一种对现代科学研究有指导意义的发现模式。     

达尔文、孟德尔以及科学发表方式—兼及颜青山《从科学普及的角度看“孟德尔之谜”》一文

本文对颜青山《从科学普及的角度看“孟德尔之谜”》一文提出了修正,指出了其中的一些科学和历史错误。达尔文进化论对现代生物学的影响,大于孟德尔的遗传学说。在孟德尔时代,在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已是生物学家们公布自己研究成果的最主要的手段。理论生物学以专著总结学术成果并产生重大影响的传统,自达尔文以来也从来没有断裂过。将孟德尔的成果被忽视的原因归咎孟德尔以论文而不是以专著的形式发表成果,和声称孟德尔开创了新的论文发表方式,都是不能成立的。     

梁思永中国近代考古开拓者

梁思永,著名考古学家、中华民国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他是我国第一个受过西洋近代考古学正式训练的学者,一生致力于考古事业,是中国近代考古学和近代考古教育开拓者之一. 来自父亲的期待 梁思永是梁启超的次子,可谓身出名门.在子女成长的过程中,梁启超不断鼓励他们发挥个人所长,为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 早在19世纪中晚期,现代考古学已率先在欧洲诞生,作为中国近代思想学术巨匠的梁启超,是最早将西方考古学理论介绍到中国的学者之一.1901年,梁启超首倡"新史学",那时他已注意到考古学作为一门新的学科正在兴起.     

进化论的“进化”

1900年由于德费里斯、科伦斯、丘歇马克三人卓越的研究工作，分别独立地重新发现了孟德尔遗传定律。遗传学的诞生给进化研究奠定了科学基础。进化论研究由此突破博物学传统，步入实证分析阶段——进化科学诞生。然而100年的科学实践表明，这条道路是如此艰难：每前进一步都需要借助形而上学的拐杖，至今仍带有强烈的思辨色彩。这一点表明，虽然进化科学已走过了百年的路程，但是它仍然属于年青的科学。进化论的核心是进化机制的阐明。遗传学的诞生，使得先前所有的进化理论都有可能摆到被检验的天平上。在遗传粒子性、多基因遗传和基因多效…     

李森科发表“为生物学中的唯物主义”而斗争一文

“苏联农业生物学”1957年5、6期上,连续刊读了李森科院士“为生物学中的唯物主义而斗争”一文,在这篇文章里,李森科对农业生物学中的重大问题都有所阐述,这里将有关论点摘要如下: 作者在文章开头指出了苏联生物科学的特点:是在辩证唯物主义指导下以及其与实践的联系.此后作者写道:“……米丘林生物学过去和现在都是与科学中的落后状态和反动势力的斗争中发展着自己.它过去和现在一直都反对着虚伪的、非科学不符合客观自然界的、所谓经典遗传学的孟德尔主义、莫尔干主义以及新孟德尔主义原理.米丘林生物学发展了作为有机界发     

谈《遗传学名词》（第二版）公布出版

《遗传学名词》(第二版)已由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公布出版,本刊作部分选登。1989年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现称“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公布了《遗传学名词》(第一版),审定了遗传学名词1519条,少数名词附有简短释文。2001年,中国遗传学会受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的委托,组成了第二届遗传学名词审定委员会,负责修订第一批公布的名词并全部补上释文,同时扩大收录名词的数量。在遗传学界四十多位学者的通力合作下,经过五年努力,从收集到的6000条名词中,先遴选出3000多条并写出释文,然后在广泛征询意见和开会逐一讨论的基础上反复推敲,精心雕琢,完成了全部审定工作。2006年3月出版公布了《遗传学名词》(第二版),共收录审定名词2358条,比第一版增加了55%。遗传学是生命科学领域中各个学科的基础,特别是随着分子遗传学的发展,遗传学在生命科学领域的中心地位日益明显;遗传学使用的术语和名词广泛地渗入其他学科。在审定第一批遗传学名词时,基本上已解决了经典遗传学名词或遗传学专用名词的规范统一;因而第二版任务的重点为收录和注释新出现的名词特别是分子遗传学和基因组学的新名词,以及尽可能地与其他相关学科如细胞生物学、生物化学和分子生物学、免疫学和医学等取得统一,这明显地增加了工作的难度。在过去五年的工作中,主要采用了以下几种做法。1.根据遗传学的内涵来定名和释义对于多个学科共用的名词,主要根据遗传学的内涵来审定。例如,cryptic splice site有“隐性剪接位点”和“隐蔽剪切位点”两种译名,我们选定的是后者。因为在遗传学中,“隐性”和“显性”是描述生物性状遗传的方式,若用“隐性剪接位点”则容易使人误解这个剪接位点是以隐性方式遗传的。同理,cryptic structural hybrid定名为“隐蔽结构杂种”,cryptochimera定名为“隐蔽嵌合体”。又如,orthologous gene和paralogous gene的译名原来分别是“直系基因”和“旁系基因”。这是根据英文单词直译的,没有反映出名词的科学内涵。根据遗传学研究的结果,orthologous gene指的是不同物种中起源于同一个祖先基因的一些同源基因;paralogous gene则是指在进化过程中一个物种的某个基因发生倍增(duplication)后再演化成若干个同源基因。因而,把前者定名为“种间同源基因”,后者为“种内同源基因”。2.固定英文名词和中文名词的对应关系遗传学的不少名词是两个单词缀成的复合名词,把英文单词固定地译成一个中文单词,就可减少一词多名。例如,我们将gene和genetic分别译为“基因”和“遗传”,不相互通用。这样,gene theory是“基因学说”,genetic engineering是“遗传工程”等。同样,在描述DNA的一级结构或其功能时,经常用box来表明一些特定的核苷酸序列。于是,把box统一译成“框”,“框”并不是把若干个核苷酸框在一起的实质性结构,而只是人们在写核苷酸线性序列时,把具有某种功能的核苷酸框出来,如××××××中的“TATA框”;其他如“同源异形框”(homeobox)、“CG框”等。至于cassette则译作“盒”,如与酵母交配型转换模型相关的沉默盒(silent cassette)和活性盒(active cassette)。生物化学和分子生物学名词审定组也把reverse统一译作“逆”,而不译作“反”,如逆转录酶、逆转录病毒等,anti-则译作“反”。又如把inhibition译作“抑制”,suppression译作“阻抑”,repression译作“阻遏”等,这些想法都不谋而合。但可惜的是在获悉他们的这个具体做法时,《遗传学名词》(第二版)已经出版,想要同其他学科的定名取得统一已来不及了。3.采用“又称”“也称”等以期求同存异各个学科各有自身发展的历程,对一些名词的使用已约定俗成,形成了传统习惯,这对取得统一带来困难。这需要有较长时间的讨论、协商和磨合,方能取得成效。因此,与其在短期内强求一致,不如在各个学科之间先兼容并存,待以后再趋统一。所以采用“又称”“也称”等方式介绍两个同义的名词。例如,alternative splicing为“选择性剪接”又称“可变剪接”等。有些争议比较大的名词,如ribozyme,生化学界一直沿用“核酶”。可是,从英文单词和名词的科学内涵来看,译成核酶是比较牵强的。ribo-代表的是核糖而不是核;-zyme虽然是代表酶(enzyme),但ribozyme毕竟不是生物化学中所说的酶,因为酶是蛋白质而ribozyme是核糖核酸。所以,ribozyme的确切名词应是酶性核酸,是具有像酶一样的催化活性的一种核糖核酸。只是考虑到生化学界一直沿用核酶,所以兼收了这两个名词。prion该怎么译,一直争论不休,莫衷一是。目前存在的名词有十多种,如朊病毒、朊粒、朊毒体,蛋白感染子、感染朊,普恩蛋白、普利朊、普里安和普里昂等。prion的全称是proteinaceous infectious particle,即蛋白质感染性粒子。由于prion不含核酸,肯定不是病毒,因而不能称为朊病毒;朊代表蛋白质,朊粒、蛋白质感染性粒子等都比较贴切,但未能达成共识。为此,采用了类似基因(gene)、克隆(clone)等名词音译方式,把prion定名为“普里昂”,同时兼收了两个“又称”的名词：“朊粒”和“蛋白质感染性粒子”。《遗传学名词》(第二版)的出版标志着第二届遗传学名词审定委员会的任务已告完成,同时又意味着收集辑录和统一更多遗传学名词的开始。名词的收集和注释要与学科的发展同步,及时地从新发表的文献中积累,并尽可能地及早提出一个规范的名词。长期滞后是不利于学术交流的,因为这不仅会长期存在一实多名,而且对以后统一规范增加难度。表观遗传学的定名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Epigenetics见诸文献后,就出现了表遗传学、外遗传学、后生遗传学等,在复旦大学《英汉遗传工程词典》第三版刊出的表观遗传学的推动下,很快得到了认同。同样,对loop的译名,已有学者提出应以“襻”取代过去的“环”,这是一个很好的意见,应引起重视。又如,1998年第一次出现的名词metagenomics,已有多种译名,如元基因组学、宏基因组学和超基因组学等。可是,这些名词都不能望文生义地了解专门学科的内容。实际上,它研究的是一个生态环境中混杂了各种生物体基因组的总体,即不是一种生物体的基因组而是多种生物体基因组混杂在一起的DNA,所以称为混杂基因组学比较贴切。* 赵寿元教授为遗传学名词审定委员会主任。     

科研创新学科 滴水成就人生——记河海大学水文水资源与水利工程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学术带头人任立良

今年初“中央一号”文件出台,但让人激动的是,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不像以往七年一样重心在“三农”问题上,而是转向关注水利.2 011年7月8日,中央水利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这是建党九十周年、新中国建立以来第一次以中共中央名义召开的水利工作会议.国家对水利工作的重视,必将推动我国水利事业和水利学科向纵深发展.正如“中央一号”文件所说:“兴水利、除水害,事关人类生存、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历来是治国安邦的大事”.而兴水利、除水害,需要科学的方法和先进的技术支撑,作为中国水利学科的一流学府,河海大学秉承水利特色,争创世界一流,在水文学及水资源、水利工程学科上都处于中国乃至世界的领先地位.而曾担任河海大学水文水资源学院院长的任立良教授,则带领着他的团队在水文学科研究的道路上迈步前行.     

中国陆地生态系统碳收支

中国是全球CO2排放总量最大的国家之一,因此中国陆地生态系统的碳收支平衡受到科学界和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本项研究利用3种相互独立的方法,即地面清查结合遥感数据、生物地球化学模型和大气反演模型,定量描述了中国的碳收支及其变化机理。上述3种方法得出的结果十分相近,对中国碳汇大小的估计在0.19—0.24PgC/yr之间。这表明中国的陆地生态系统在20世纪80—90年代吸收了我国同期化石燃料碳排放的28%—37%。同时,中国陆地生态系统碳汇的空间分布并不均匀,主要位于中国南部。研究显示,我国人工林的增加、区域气候变化以及植被恢复尤其是灌丛的恢复是我国陆地生态系统碳储量增加的主要原因。     

“中国术语学”的名实之辨与学理之思——兼议“中国术语学”建设的问题域确立

随着我国术语学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的推进,“中国术语学”建设问题引起了学界更多关注。如何推进“中国术语学”建设,其问题域的确立至关重要。文章尝试对“中国术语学”的概念及其问题域的确立进行学理层面的探讨,旨在对“中国术语学”理论建设有所裨益。     

卡介苗传入中国研究

卡介苗是法国科学家在实验室中发明的预防结核病的疫苗,本文梳理了卡介苗传入中国并在解放后得到大规模应用的历史,分析了中国解放后大规模接种卡介苗的原因,并进一步探讨了中国应用卡介苗接种技术几乎与西方同步的原因。     

近代中日生锑冶炼技术的比较研究——兼论技术转移中本土技术与外来技术的关系

近代中国的生锑冶炼技术发展经历了由日本传入中国的国际技术转移过程。通过中日生锑冶炼技术的对比可以发现,虽然两者在技术原理和所用制炼设备方面基本一致,但在具体的设计与布局等方面变异较大。这种变异是国际技术转移过程中本土技术与外来技术交互作用的结果。在此过程中,外来技术决定了技术的发展方向,而本土的传统技术既为技术转移提供了必要的知识基础又对外来技术进行了技术识别和筛选。     

从“经世济民”到“计学”——翻译中的传统“经济学”的概念转型

中国经济学概念的现代转型在清末民初的演进过程常深陷于“西化”与“欧化”之漩涡,然而近代中国西方经济学译介过程并非简单地移植,亦非中国传统经济学发展的结果,而是近代救亡图存的历史语境和传统经济学双重体系影响下的产物。从西方经济学的学科名称economics的庞杂译名中可窥一斑。虽最终以“经济学”胜出而告终,但严复所译“计学”在众多译名中独树一帜,其译名概念意义凸显了西方经济学的社会功用与学科功用,也在语言层面兼顾了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中的经世之说,有利于学科确立和西方经济思想进一步传播。对“计学”的深入分析将有助于加深学界对近代经济学话语体系形成初期的认识。     

“政治传播”定义发展探究

目前中国对“政治传播”这一术语的概念界定尚不明晰,没有统一的认知,甚至出现将“政治传播”和“政治传播学”混淆使用的情况。文章通过梳理政治传播在西方和中国的发展脉络,比较各种对“政治传播”这一术语的定义,发现“政治传播是特定共同体中政治信息扩散和被接受的过程”这一定义相对准确。     

再谈"中国古代数学中的‘黄金分割率''''"--与蒋谦、李思孟先生商榷

中国古代数学虽然有过辉煌的成绩,但中国古代数学与黄金分割无内在联系,蒋文[1]搞混了黄金分割的本质,把"河图"、"洛书"、"贾宪三角形"、"五运六气"等与没有逻辑关系的黄金分割率联系在一起,这是不合逻辑的没有根据的主观臆断,它给人造成一种错觉,似乎黄金分割率在中国古代数学中早已有之,这是不符合客观事实的误断.     

试析钱学森术语译名的“中国味”

“中国术语学”建设的关键在于立足中国术语研究和实践,凸显其中国特色。“中国味”体现了钱学森对术语定名工作的基本理念,是其术语翻译思想的集中体现,对“中国术语学”建设具有重要启发。然而,钱氏术语译名的“中国味”还有待进一步厘清内涵。文章从形、音、义三方面出发,结合钱学森术语翻译实例,考察钱氏术语“中国味”在术语翻译中的体现及其适用限制,以期详明“中国味”的内涵,丰富术语翻译理论,为构建“中国术语学”理论提供借鉴。     

《地学志》评介

地学志杨文衡著见：《中华文化通志》第7典《科学技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1月第l版482资在我国地学史研究方面,新近一部值得称道的著作问世。这就是杨文衡先生撰著的《地学志入该书是第一部将我国地学从古代至现代的发展历史进行了较系统和全面阐述的著作。首先,在我国地学史研究中,长期以来倒重于地学的分支学科,特别是地理学史的研究。实际上,我国古代的“地”的观念,就是综合的地学观念,既包括地理学的内容也包括地质学的内容。《周易·系辞下》中有“古者包特氏之王天下也,仰则现象于天,俯则视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     

白璧中的微瑕──对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中科技史知识的“吹毛求疵”

白寿彝先生主编的《中国通史》是中国历史研究的皇　皇巨著。对于科技史知识给予了充分重视,是它有别于传统中国历史学著作的一个显著特点　。但是,书中的科技史部分也存在着诸如叙述不准确、概念不清楚、对科学原理理解有误、　对古代科技文献解读有偏差之类的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无损于该书所享有的崇高的学术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