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社会与教育的和谐伦理指向

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要求，给出了教育的和谐伦理指向。履行和谐社会赋予教育的和谐伦理使命，实现教育的和谐发展，是教育支持和谐社会的必然选择。和谐发展的教育目的观、公益导向的教育设计现、义利结合的教育价值现、适当超前的教育发展现、“有教无类”的教育公平观构成了教育和谐伦理的基本内涵。一般说来，和谐发展的教育通过培育和谐的心态、世态、生态和意识，以营造心和、人和、天和、思想和的和谐环境，为和谐社会提供强有力支持。为确保教育的和谐伦理指向，必须：确立使受教育者和谐发展的和谐教育思想；实现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融和：整合教育内涵的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摈弃教育产业化；实现教育公平。     

追问技术悲观主义

本文以问题的方式探讨了以下三个问题技术悲观主义的表现；技术悲观主义产生的原因；技术悲观主义的合理价值。并就技术悲观主义的实质从认识论上作了阐释。文章最后指出，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和谐是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基础。     

第二届“科技与社会发展”中青年南方论坛征文通知

为了进一步加强和扩大我国自然辩证法中青年学者的学术交流，推进自然辩证法的学术研究，由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和华南理工大学主办的第二届“科技与社会发展”中青年南方论坛将于2007年5月19日-5月21日在广州市华南理工大学召开。论坛的主题是：科技工作者的社会责任与和谐社会建设。分议题为：（1）科技进步与和谐社会建设研究：和谐社会建设中科技工作者的社会责任，技术中的自主创新问题，和谐社会的科技保障问题，科技创新与创新型城市建设问题，创新文化与和谐社会建设；（2）科技伦理的问题研究：技术、工程实践中的伦理问题，科技研究中的伦理问题，科技管理中的伦理问题；（3）技术哲学与工程哲学的理论及前沿问题研究：技术、工程的方法论，技术与工程中的社会建构，技术现象学问题，信息、计算与认知的哲学问题等。     

技术行动的嵌入性与技术的产业化

从嵌入性视角考察技术的产业化，提出三种形式的技术行动嵌入性：认知嵌入性、技术系统的结构嵌入性和社会嵌入性，进而从知识和能力的建构，产业技术系统的建构和社会化的价值实现说明了产业化的过程。     

科学和技术：天使抑或魔鬼？（十） 面向西部开发的技术与技术转移——来自“科学与技术：天使抑或魔鬼”论题的启示

针对当代科学技术在发展中所出现的正、负效应以及由此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现状，《自然辩证法通讯》编辑部率先提出并积极倡导讨论“科学与技术：天使抑或魔鬼”的论题，这无论是对于深化认识科学技术的本质和特征，还是对于贯彻落实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和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和建构和谐社会，自然都具有很重要的时代价值和现实意义。     

从社会建构主义看科学哲学、技术哲学和社会哲学

社会建构主义认为知识是“社会建构”的产物。从社会建构主义看科学哲学，就会有社会建构论的科学哲学－－科学是被社会建构的；从社会建构主义看技术哲学，就会有社会建构论的技术哲学－－技术是被社会建构的；从社会建构主义看社会哲学，就会有社会建构论的社会哲学－－社会是被社会地建构的。     

和谐语境下工程的伦理规约

对工程进行伦理规约有助于和谐社会的建构。首先,以知行合一为伦理尺度能够实现工程与人本身的和谐,这是人的自我身心内外和谐的现实圭臬;其次,以和而不同为伦理尺度能够实现工程与社会的和谐,这是人与人的和谐关系的现实载体;第三,以天(地)人合一为伦理尺度能够实现工程与自然的和谐,这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的现实表达。     

和谐产业技术的价值实现

当代技术论和产业技术观没有全面展现当代产业技术的和谐本质和发展趋势。和谐产业技术是产业生产活动中与人、自然、社会和谐发展的技术关系体系，其本质是以人为本的和谐技术关系。技术造成的问题不能仅仅以更新技术来解决，技术关系的和谐发展是和谐产业技术价值实现的根本路径。     

生态文明逻辑下的绿色技术范式建构

生态文明是关于人与自然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文明模式,绿色技术范式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绿色技术范式的建构要以生态文明的逻辑旨趣为前提,而生态文明的逻辑旨趣包含了本体逻辑、价值逻辑、历史逻辑三个大的方面。基于生态文明逻辑旨趣的绿色技术范式建构也应当从技术本体范式、技术价值范式、技术制度范式三个大的方面入手。     

“技术生态”概念的基本内涵研究

技术哲学语境下的“技术生态”概念的形成主要有两个背景：技术建构论自身的缺陷与当代技术社会发展的生态化趋势要求技术观作出新转变；在学科交叉背景下，生态学为技术哲学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与方法。技术生态是对技术体系内部或外部各层次、各要素之间在共同演化过程中所形成的联动关系的一种形容与描述方式，其早期形态可追溯至新石器时代的组合工具。技术生态的判定标准有两条：至少由两种功能不同的技术构成，且技术之间要具有互补关系；技术之间能够产生协同效应。技术生态的基本结构分为由技术间互动构成的内部生态和技术与环境互动构成的外部生态。在一定意义上说，技术生态论是一门“关系”哲学，它强调社会与技术之间、不同技术体系之间的依存性、共生性与和谐性，追求发展过程的科学性、协调性与可持续性。     

风险社会中的科技伦理:问题与出路

风险社会是全球化时代不可避免的境遇,风险社会中关于科技伦理的理解发生重大变化,也使科技伦理本身的发展面临重大问题与困境.导致这种困境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本文认为,基于人类整体的和未来的根本利益具有普世意义的科技伦理价值观应当成为我们不懈的追求,科技伦理与科学技术发展的历史循环、对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分裂与对立的历史性批判是走出困境寻求出路的根本思路.     

马克思不是"技术决定论者"吗?--兼与刘立先生商榷

针对刘立先生"马克思不是技术决定论者"的现点及其论证,本文从两个方面提出相反的论证:第一,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兴起和发展,根本性的决定因素是技术,而不是市场需求.这与历史唯物主义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基本原理是内在一贯的.第二,马克思认为,社会形态取决并适应于技术发展水平.这无疑是一种技术决定的倾向.此外,本文还对刘立"技术决定论是非辩证思维"的观点进行了驳正.     

论技术创新与文化产业制度创新悖论

从理论视域来看,技术创新与文化产业制度创新具有契合点,两者是对立统一的矛盾体。从产业发展的实际来看,一方面,技术创新推动了文化产业制度的创新,但技术创新宽泛性为制度创新设置更高壁垒;另一方面,制度创新也推动了技术创新的进程,但文化产业制度创新滞后性又成为技术创新的内在障碍。于是,形成了技术创新与文化产业制度创新的二元悖论。而要走出两者关系的悖论,需基于技术创新对文化产业制度进行重构。     

论马克思不是"技术决定论者"

本文从两个方面论证马克思不是技术决定论者：第一，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兴起和发展，根本性的决定因素是市场需求，而不是技术；技术本身也是由市场需求决定的。第二，马克思在对社会和技术及其变迁的研究中，始终坚持辩证的方法。这与技术决定论的非辩证思维是根本对立的。     

技术的问题之域

技术在当代人类社会实践中造成普遍性的问题;技术的问题之域主要包括技术与生态、技术与社会、技术与生产力、技术与政治、技术与社会意识、技术与规范等方面.马克思主义技术观不仅着眼于科技本身,更着眼于人类长远的总体利益,为技术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基本原理和根本出路.     

论风险观念视野下的科技观

风险观念视野下的科技观立足于对“技术公害”等现实问题的反思,揭示了科学技术与社会发展的复杂矛盾。这对于我们超越传统科技观,富于启发意义。但这种科技观的后现代主义消极立场,决定了其诸多的局限性。本文意在表明,我们应当把化解风险危机作为现代化发展的动力,作为新型科学技术发展的契机,切实实现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协调发展。     

技术的价值负荷过程

用技术形态论的观点，打开技术黑箱，具体分析技术的不同形态及其价值的负荷过程，有可能消解由来已久的技术中性论与技术价值论之争。技术是人的目的的展现方式，目的的设定就负荷了人的价值。技术在其形态转化过程中由于技术活动主体的不同，便设定了不同的目的，负荷了不同的价值，并使技术的潜在价值现实化，乃至出现发明目的与创新目的的相悖，这就是技术价值的异化。研究技术异化应该特别关注技术的商业化过程。     

发展伦理学视角的传统技术观批判

目前,技术哲学关于技术问题的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和探讨体现了不同层面上对技术观的反思.从根本上说,技术观的反思和批判应该遵循发展伦理学的解释原则,因为发展伦理学的尺度才是技术观批判的应有的尺度,也是解决技术如何发展问题的根本尺度.     

从自主的技术到技术的政治--L.温纳(Langdon Winner)的技术哲学思想及启示

本文考察了温纳的技术哲学思想.从研究自主技术出发,分析了温纳自主技术观的根基、表现,并在研究技术作为政治现象的两种方式的基础上,探讨了温纳所提出的技术的政治,包括技术的内在政治性本质、技术作为政治现象的特征以及控制技术的可能.在此基础上,本文认为,技术已经成为我们的生活方式,技术的民主控制问题值得我们思考.     

从“鲲龙”命名说起

随着经济、政治的发展,我国文化越来越受到重视,体现在科技领域,文化对科技产品名称所起的作用不言而喻。文章通过运用文献查阅法、调查法先对“鲲龙”名称进行介绍,随后又对具有中国特色的科技产品命名现状、特别案例及其命名反思进行分析,以表明我国科技产品中国名称的命名特点及文化对其发展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