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知行合一”说与中华民族伦理精神

王阳明“知行合一”说在社会实践与伦理道德领域，具有适应各个时代的精神内涵。阳明本人就是把“知行合一”的理论用于指导实践的典范。阳明的乡约模式及其在明代中后期的推行，恰好充分体现了“知行合一”说的社会实践价值，这一化底蕴对于形成中华民族伦理精神和民族性格，曾经起过不可忽视的作用；对于今天的精神明建设，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试论王阳明的良知说

良知说是王阳明主观唯心主义哲学体系的三大组成部分之一,又是他的学说的核心。正如王阳明自己说的:“吾将以斯道为网,良知为纲”。王门的众多弟子和流派也都公认“吾师良知之学,乃三教之灵枢”,对之顶礼膜拜,深信不疑。良知说在明代中叶以后曾风靡一时,在以后的很长时间里,仍保持着广泛的影响,并引起了激烈的争伦。因此,研究良知说,是深入揭示王阳明哲学本质的关键环节,也是研究王门后学必不可少的步骤。本文试就这个问题提出一些粗浅看法,以就教于国内外专家。     

王阳明世系考索

详尽地考索了明代心学大师王阳明的世系，明确了王阳明所属的“姚江秘图山派王氏”出自晋代王羲之伯父的乌衣大房世系，纠正了长期以来王阳明“始祖为晋右将军羲之”之说的错误。     

《大学》在王阳明思想中的架构

从前期《大学古本原序》与《大学古本旁释》的“诚意”之教，到后期《大学古本序》与《大学问》倡导的“致良知”说，王阳明的大学思想是由初创逐步发展到成熟的。其间，既包括了王阳明恢复《古本大学》并推崇其为达到“万物一体”的道德境界的“大人之学”的努力，也包括了王阳明对《大学》思想内容的重解，以服从其心学体系的需要。     

《大学》在王阳明思想中的架构

从前期《大学古本原序》与《大学古本旁释》的“诚意”之教，到后期《大学古本序》与《大学问》倡导的“致良知”说，王阳明的大学思想是由初创逐步发展到成熟的。其间，既括了王阳明恢复《古本大学》并推崇其为达到“万物一体”的道德境界的“大人之学”的努力，也包括了王阳明对《大学》思想内容的重解，以服从其心学体系的需要。     

王阳明“昂扬人的主体精神”的两重性

对王阳明提出的“昂扬人的主体精神”的看法历来态度不一。否定态度有之，肯定态度有之。本文就王阳明“昂扬人的主体精神”的两重性谈点粗浅之见。一、倡导“昂扬人的主体精神”是王阳明终身人生哲学的理想追求。王阳明于公元１４７２年生于浙江余姚县一个世代书香门第的家庭。少年时代的王阳明即倡导“昂扬人的主体精神”。一次，他问塾师：“何为第一等事？”塾师回答说：“惟读书登第耳。”他却不以为然，反驳说：“登第恐未为第一等事，或读书学做圣贤耳。”［１］这种“学做圣贤”的思想，反映出王阳明自小就有独立思考的精神，经略四…     

论公安派文人的政治思想

在明代士人中,有些士人把儒家的道德绝对化,儒家道德伦理不仅成为他们行为的准则,而且也是处理政治问题的根本原则。但是,把儒家道德伦理绝对化和泛化并不能解决现实政治问题,因而,明代另外一些士人如王阳明、李贽等对这种政治思想进行了反思。公安派文人深受王阳明、李贽等人的影响,提倡无为而治,指出了如何对待小人的原则,表现出了重实效的特征。     

论王阳明对“何思何虑”的解读

王阳明对“何思何虑”的解读以程朱之学为背景,认为圣人无需思虑的原因是其能够去除思虑之私心、顺应万物自然之理并体悟天理。通过扬弃程朱之学,王阳明建构起了对“何思何虑”的独特理解,其内涵包括三个方面：第一,“何思何虑”的性质是本体与工夫的统一,而非效验;第二,达到“何思何虑”的主要途径是思虑天理和致良知,次要途径是去除私心;第三,去除思虑之私心的根本方法是穷此心之理,而非于事物上穷理,亦非分居敬和穷理为两事。王阳明对“何思何虑”的解读在明代思想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使阳明心学而非程朱理学成为众学者理解“何思何虑”时的主要参照。     

由“童心说”管窥李贽的美学思想

“童心说”是李贽美学思想的核心。李贽从“童心说”的观点出发，以绝假纯真为审美原则，提倡“自然之为美”，反对“中和之为美”，主张无意为文，反对有意为文的美学思想。这些关学思想，无论在理论上和创作上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四唐说”历史分期三部曲

“四唐说”的提出与完善，经过了三个历史阶段：一、宋代，“四唐说”雏形得以凸显；二、元代。“四唐说”骨架得以成型；三、明代，“四唐说”论说得以完善。“四唐说”的拈出，标志着人们对唐诗流程有了更合乎历史与逻辑的分期。     

略论王学左派对汤显祖思想及戏曲《牡丹亭》创作的影响

明代王阳明学说的兴起是中国思想史上一个划时代的事件,而王学左派对当时的思想界和文学界有着更为积极的影响,本文通过对戏曲家汤显祖所处这一特定社会环境的介绍,以探讨汤氏思想形成及《牡丹亭》创作的意义和影响。     

从孙应鳌《琐言》探其对王阳明心学之继承与发展

明代大儒孙应鳌,贵州清平(今凯里炉山)人,官至工部尚书、国子监祭酒,生于明嘉靖六年(公元1527年),19岁时,受业于王阳明大弟子贵溪徐樾,“即传其所受阳明心斋之学”,系王阳明的再传弟子。孙应鳌对儒学,特别是对儒家主观唯心主义学派集大成者王阳明的心学造诣颇深。莫友芝在《黔诗纪略》中评其为“海内群以名臣大儒归之”。孙应鳌乡居时,筑学孔精舍讲授儒学,为王阳明心学在贵州的传播,作出不小贡献。其《寄学孔书院诸会友琐言》(简称《琐言》),“为乡里立教”,继承并发展了王阳明的心学。宋代程朱理学的僵化教条,以及他们讲的穷“理”的途径比较繁难,士大夫把程朱理学当成获取名利的工具,使其学说逐渐丧失对人心的羁绊作用。王阳明批评明代中叶的社会风气是:“知识愈广,而人欲愈滋;才力愈多,而天理愈蔽。”(《传习录》上)因此,他想从整饬人心     

王阳明诗歌的“有”“无”之境

王阳明不仅是明代杰出的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军事家和书法家，而且还是一位优秀的诗人。“一体之忧”，即“有”之境；“一体之乐”，即“无”之境，两者构成了王阳明诗歌“有无之境”的心学色彩。王氏诗歌是明朝诗歌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古代诗歌的宝贵财富。     

性灵说溯源

考察整个南朝文学文论,发现“性灵说”在南朝已初步形成。以范泰、谢灵运等为代表的南朝作家所言说的“性灵”,是指生命本真的自然天性,包括心灵本真的自然情性。从而奠定了“性灵说”重真性情、崇尚自然与个性的核心思想。“性灵说”在南朝初步形成,佛教大乘涅架学佛性论思想的影响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谢灵运是以“性灵”体现佛性的一个典型。南朝“性灵说”体现了对人“心”的重视,重视体现人本真情性的“心”的灵动与活力。     

李贽《水浒传》批评思想的现代阐释

“发愤”说和“忠义”说是李贽《水浒传》批评思想的集中体现。前强调小说应是“发愤之作”，“不愤则不作”，即现代所说的创作激情；后是对小说主的概括，肯定了梁山起义的正义性。李贽的《水浒传》批评思想及其艺术分析在当时的“小说界”影响很大，有力地推动了我国古代现实主义小说的健康发展。     

论道家思想对苏轼“辞达”说的影响

“辞达”，是儒家文论的一个重要命题。苏轼对“辞达”说的阐释全面而又深刻，具有里程碑式的地位和作用。而苏轼解读“辞达”说所持的通达态度，又明显地受到了道家思想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是全方位的。本文即试图对这种影响做一浅略的分析和梳理。     

略谈王阳明的“良知说”

王阳明是宋明时期主观唯心主义心学集大成者。他创“知行合一”说,对抗程朱的“知先行后”说;创“良知说”,对抗程朱的“即物穷理”说。在程朱理学占绝对统治地位的封建社会里,他独树一帜,与之对抗。尽管这是唯心主义内部主观唯心主义与客观唯心主义的斗争,但表现了王阳明大胆探索,蔑视权威,敢于向权威挑战的积极进取精神。在中国哲学史上,占有突出的地位。 一、“良知说”产生的背景 王阳明的“良知说”,是他晚年的主要教学内容。根根年谱记载,他在贬谪到贵州龙场驿     

王阳明人性思想探析

王阳明在批判吸收既往的人性思想的前提下,构建了一套以气为基础、以良知为核、以至善为目标的天道性命相贯通的人性思想。王阳明的人性思想试图消除宋儒二元人性论的紧张对垒、提出了富有辩证思想的道即性即器的人性论。该理论为明代人性论的转向、彰显人的主体性以及沟通生死等层面具有重要的价值,并为当代人性论的建构具有借鉴意义。     

明中叶王学的崛起与会通思想的流行

本文在明代政治、经济发展演变的背景下说明王阳明心学崛起的必然性,认为王阳明心学是商品货币经济发展、社会经济结构变化的产物,也是人的价值提高、人性解放的产物。进而分析了王学与禅学的异同,说明其对明中叶后社会思潮的深刻影响。关于会通思想,主要揭示了它的基本特征与多样化的表现形态,以及其在思想、文学和社会各界风靡的情形。     

寓教于乐 生动活泼——语文知识教学琐谈

语文知识的教学,如果只是照本宣科,诠释概念,死记条文,学生就会感到枯燥乏味,当成一种负担。重要的是要使学生对这门课程产生兴趣。心理学家认为,兴趣是构成学习动机中最活跃、最现实的成分。明代学者王阳明说:“今教童子,必使其趋向鼓舞,中心喜悦,则其进自不能已。”美国教育家布鲁诺也说:“学习的最好刺激,乃是对所学材料的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