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悖论逻辑归属问题探究及其拓展

基于普通逻辑的悖论研究既不能准确把握道德理论悖论的辩证特性,更不能为道德实践悖论提供令人信服的逻辑支撑。只有诉诸于辩证思维和辩证逻辑,才能真正揭示悖论本质,并就道德悖论逻辑作出恰当定位。道德理论悖论应当归属纯粹理性逻辑范畴,而道德实践悖论因具有与之不同却又相似相通的形成原因和解悖路径,可以划归极具辩证意义的实践理性悖论,从而引发逻辑及其悖论研究的领域突破与学术创新,构建统摄纯粹思维与行为推理、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的全新的逻辑学说和悖论学科。     

市场经济的“道德悖论”与现代员工素质建树

市场经济存在着社会发展的道德诉求与经济发展的非道德冲突之间的矛盾。这一经济条件下的道德悖论无论在社会范围内还是企业范围内都有所体现。理清这一悖论的内在关系、塑造适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德体系,需要从理念入手,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经济人也是道德人”的市场主体理念,确立一个既讲求功利又讲求仁善的道德框架。企业道德体系是通过全体员工的素质提高而建树的,所以说提高员工素质是解析市场经济的道德悖论、塑造新时期道德体系的基础方略。     

论道德榜样

近年来,××道德模范、感动××人物、最美××等的评选、宣传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应,带来的是满满的正能量。这也充分说明了人类社会的道德生活离不开道德榜样。而树立什么样的道德榜样以及如何宣传道德榜样,作为掌握和控制社会道德资源的政府无疑拥有话语权。但由于主客观种种情形的存在构成了对道德榜样的道德生活的"绑架",因此,为其"松绑"就是还道德榜样作为一个生活人应有的幸福。不仅如此,社会还应通过对道德榜样的道德回报鼓励人们弃恶从善,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但应该明白,从归根结底意义上来说,道德回报是对道德榜样的某方面高尚德性的回报,而不是对道德主体的回报。道德榜样作用的发挥凭借其个人德性与公众道德生活之间的契合得以实现。虽然普通公众与道德榜样之间在德性水平上存在差异,但二者道德地位上的平等使得每个普通公众都有成为道德榜样的可能。     

从王船山礼之经权思想管窥传统道德悖论的解决

儒家早期经权思想是关于道德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统一的思想。孟子提出了“反经行权”思想，并开解决传统道德悼论之先河。王船山巧妙地将儒家经权思想运用到解决传统道德悖论的问题上，认为在礼用方面经权思想非常必要，提出了“因礼以达权”与“权伸而不损于礼”以及“循礼之经”与“行礼之权”的方法论思想，并认为道德悖论解决的尺度是“求其称”。船山运用儒家经权思想成功地解决了传统道德悖论的问题，并将传统经权思想推向了新的高度，实现了礼之经权思想的价值开新。     

伦理学研究的当代取向与道德悖论研究——从新中国成立60年来伦理学研究与道德建设的状况看

新中国伦理学研究与道德建设基本建构了中国特色的伦理学学科和道德建设体系。经济社会的迅猛发展所导致的社会伦理结构的剧烈变迁,向当代伦理学理论和道德建设实践提出了新挑战。以研究道德冲突、道德矛盾和道德困境等现象、规律和消解理路为旨归的道德悖论研究,不仅与伦理学研究和道德建设当代取向具有相应性,更具有代表性。     

中国现代性路径选择必须规避的三个悖论

作为现代化的后来者,中国现代性及其道德谋划同样面临和必须规避解构真实性、颠覆传统性、极具宰制性等三个悖论。"解构"之后意味着"重构","颠覆"之余急需要"重树","危机"之中寓含着"转机"。以深厚的传统文化为根基,以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为主旋律,以后现代视角反思和回望我们来时的路,沿着传统与现代、外来与本土"有机结合"的基本路向,"重树"因现代性及其道德谋划"颠覆"了的社会道德体系,"重构"被其"解构"了的社会关系的整体性和真实性、人格的完整性和同一性,以期求当代中国人尤其是青年人在传统文化认同、社会关系认同和人格同一性认同等方面出现新的"转机"。     

“经济增长—贫富差距扩大”悖论问题的伦理学思考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我国的经济得到了快速的发展,经济增长十分明显,这是发展市场经济的＂善果＂;但是伴随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的贫富差距也在不断扩大,这是发展市场经济的＂恶果＂,这种＂善果＂与＂恶果＂同现同在的＂经济增长——贫富差距扩大＂悖论其实质是道德悖论。需要认清这种悖论的产生以及产生的原因,在此基础上,才有可能提出合理的消解悖论的理路。     

论道德法律化的合理性及限度——以“常回家看看”入法为视角

道德和法律在调整范围和价值追求等方面有一定的重叠。在我国现阶段道德滑坡、约束能力不断弱化的背景下,提高公民道德水平,重塑社会道德体系便显得尤为迫切和重要。道德法律化作为其中一个有效途径,有其必要性和可行性。修订后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中"常回家看看"入法便是道德法律化的一个例证。然而无论道德或是法律的调整作用都不是万能的,道德法律化也有其局限性,"常回家看看"入法也存在一定的操作困境;需要在此基础上,界定道德法律化的合理限度,并对提高"常回家看看"法律的可操作性和执行性提出合理化的规制措施。     

"网络追杀"的伦理审视

"网络追杀"是网民对不道德行为进行谴责而引发的过激的网络民间道德维系行动,既有一定的社会道德正效应,却产生了更多的社会道德负效应。"网络追杀"运用了道德评价、道德谴责和道德惩罚等传统的道德约束维系机制,但是随着"追杀"的升级,网民的道德行为发生异化,"网络追杀"异化为"网络道德暴力"。"网络追杀"昭示网络已成为社会道德建设的重要场域,为抑制"网络追杀"的道德负效应,正确引导"网络追杀"等网络行为,必须加强网络的自律规范建设。     

技术控制语境下的道德恐慌策略分析

西方国家以技术理性为核心的社会控制方案在风险社会中受到挑战与冲击。作为化解风险危机措施之一的道德恐慌策略频频被派上用场。这种策略以社会冲突论为其立论前提,以道德相对主义、社会标签理论、实用主义为其理论基础,在现实运用过程中又存在着悖论。在深受全球化影响并致力创建和谐社会的当今中国,我们需要借鉴与批判西方发达国家的道德恐慌策略,需要强化风险议题的主导权与审查权、话语权与解释权,建构道德信念与正义安全的支撑体系以防范道德恐慌现象的无序蔓延。     

贯彻“以德治国”方略的思考

针对如何贯彻以德治国方略提出看法：一是以德治国重在建设;二是德治具体实施途径阐述,包括以德治国思想基础的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是以德治国的体制基础,还要大力加强公民的道德教育和实践、以德治国希望和信心在青年一代等．     

略论迪尔凯姆关于"理性化"的道德教育的见解

迪尔凯姆关于"道德教育"的理论着重回答"道德"与"德性"的构成,现代德性与传统德性的区别与沟通,现代道德教育的实施等至今仍引起关注并值得继续探讨的问题.鉴于此,对迪尔凯姆关于"道德教育"理论的介绍,至今仍有意义.     

“主体性”思想与主体“实践性”德育

学校德育要树立“学本位”思想和“主体性”德育的观念,突出道德发展中学生主体的实践性,发挥学生的主体性作用。     

关于在高等学校贯彻"以德治国"方略的思考

以德治国作为我国的治国方略之一,它与依法治国既有相辅相成的关系,又有其不可替代的作用。高校贯彻“以德治国”方略,必须坚持“以德育人”。要从培养高素质专门人才和拔尖创新人才的高度,进一步加强高校德育工作,着力构建高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德育大环境;以德育教材建设为基础,以校园文化建设为主线,以师德建设为重点,以大学生思想品德教育导师制为机制,创建高校德育环境工程;强化道德建设重在实践的德育理念,在德育实践中不断优化德育实践过程。     

中国人对待他人"愚行"态度的实证研究

明智的行为虽然本身并不是道德行为,但常常受到人们的赞誉,同样,不明智或没有什么直接、明显“好处”的行为,未必是不道德的行为,人们对它的态度却多是贬意的。人们对愚行的不同理解及接受,可以折射出社会对他人多样性行为和各种差异行为的承认程度。通过社会调查的实证数据,可以揭示出普通中国人对“愚行”的普遍态度。     

大学生道德教育“生活”模式转换的理论依据

大学生道德教育模式的改革已迫在眉睫,学术界从不同的角度对道德教育回归生活进行了探索与论证,道德教育向"生活"回归的趋势愈来愈明显,我们暂称这种模式为"道德教育‘生活’模式",文中对当代道德哲学、当代道德心理学、当代道德社会学的发展做了概述,并将"知性"模式与"生活"模式的理论依据进行了对比论证,最后指出"生活"模式的出现是有其理论依据,顺应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