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元好问的诗学观

元好问(1190—1257),金朝太原秀容(今山西忻州市)人。他是当时中国北方最杰出的一位大诗人。自宋以来,他的诗名与苏轼、黄庭坚、陆游、杨万里相媲而毫无逊色。在文学批评方面,当时南方有严羽,是以佛学论诗出名的诗论家,著有《沧浪诗话》;在北方有元好问。主要是以儒学论诗的杰出诗论家。在元好问的文集和诗集中,保存着不少的论诗的篇章。如他研究杜诗的专著《杜诗学》一卷虽已亡佚,但其序文《杜诗学引》却仍然使我们知道他对于杜甫具有相当深刻而透辟的认识。但最值得我们注意的,则是他最著名的代表作《论诗绝句》三十首。     

如何构建中国气派的文艺批评

当下学院化文艺批评和社会化文艺批评中存在着功利化、模式化和商业化的不良现象,对文艺生态造成了伤害;造成这种不良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对博大精深的中国文艺理论遗产和批评传统的忽视,我们应重视并发扬从先秦到1980年代之间的文化批评精神,以构建新时代具有中国气派的文艺批评。     

西方人如何看待中国的崛起(上)

一些西方人对中国的崛起似乎有一种天生的敏感。早在19世纪初,拿破仑就告诫西方人要“让中国沉睡”。他说:“那里睡着一个巨人。让她睡着,因为她一旦醒来,将震撼整个世界”。到了20世纪90年代,这句话已成了许多西方人的口头禅。英国《经济学家》周刊在1992年11月28日出版一期中国特刊,刊头就是《当中国醒来时》。西方人对中国的崛起十分关注,其主要观点可概括为以下四个问题。     

“天人合一”观与中国诗学民族特性的形成

古代中国人以朴素的有机系统观看待宇宙，认为人与自然不可分离，是相通无碍的。这就形成了独特的“天人合一”观。儒、道、禅宗三家都持“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它对中国传统诗学影响深远：从这一宇宙观出发，认为艺术创造于物我互通、心物交感之中，而西方人则从主客二分出发，认为艺术是主体对客体摹仿的产物；中国诗学从人与自‘然的和谐中去寻求艺术的美，而西方人则从审美对象的物理属性中去寻求和谐之美；中国传统诗学强调心与物相合，我消融于物，化入其境，西方人却从思维与存在的关系来分析事物，艺术创造中强调主观情绪和知性的介入。     

略论批评家的主体性

文艺批评中客体和主体的关系文学艺术发展的历史证明,文艺批评是随着文艺创作的产生而产生的。在原始社会,人们已经自觉或不自觉地创作出了一些作品,但那时因种种条件的限制,还没有产生文艺批评。文艺作品,作为一个客观现象,是先于文艺批评而存在的。之后,文艺创作日趋丰富、繁荣,人们出于让文艺发挥出更积极的作用以及总结创作中的经验教训等等的目的,开始对作品进行介绍、解释和评论活动。于是就产生了文艺批评。随之,也就出现了如何处理批评家与批评对象的种种复杂关系问题。马克思说:“有意识的生命活动直接把人跟动物的生活区别开来。”有了意识,人就能够以自我为中心,建立一     

方拱乾诗学思想谫论

方拱乾是清初流人之一。他主张诗歌要写真性情,寄托要静而专,但诗歌亦要发挥其娱乐的作用。同时认为“诗当用人,勿为人用”,诗歌要有个性。方拱乾论诗推崇杜甫,对杜诗甚为喜爱。在此诗学观的指导下,方拱乾的诗歌为清初诗坛注入了一股新的活力。     

整合与创新：清代广西壮人接受杜诗的变异学研究

文学变异学重在研究跨民族交流中文学文本的变异情况，而杜诗在广西壮人的接受变异上鲜有涉猎，本文以此为案例从跨时空的传播、文化传统的激活以及文学创作的创新等角度来发掘其传播中的双向互动性、对中华文化的共同建构性，从而发现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一种多民族间互补互济的共同发展过程。     

中国古代文论中形神论及其发展浅说

形与神是中国古典文艺理论中一个历来为人们瞩目的问题。中国古代文艺理论中的形神论,要求形神兼备,更强调重神而略形。所谓“传神”的思想乃是我国古代文艺批评的一个重要传统。探讨这一对范畴的发展源流、轮廓及轨迹,对于理解中国古代艺术及其理论的特色很有意义。     

美国·世界·中国——一个不确定的时代

奥运会后的中国人，似乎有点找不准感觉了。先是国内曝出“奶粉丑闻”，相关企业、政府部门的恶劣行为让人震惊与愤怒，成功举办奥运会所带来的兴奋以及国际社会对中国的高度赞誉几乎瞬间消失。紧接着，仍在演进中的美国次贷危机又掀起一波狂澜，对美国自身及整个国际社会的冲击达到了一个新高潮，“十一”长假期间的中国人也在感受着这场金融风暴的凶猛。     

高铁：曾高喊“我能”的那些黑嘴们

似乎在一夜之间，“保证安全”的中国高铁忽然出现了安全方面“严重的隐患”，这成为高铁减速的一个重大理由。这一次，老百姓是从官方的口中确切地得到一个与自己推断相符的结论。     

文艺民俗批评的理论基础与实践应用

中外文坛 ,对文艺评价的文艺批评模式 ,是随着对文艺认识的不同而不断变化的 ,文艺民俗批评就是其中一个新的样式。人世间 ,谁也不会以纯粹质朴的眼光去看待世界。任何人 ,落地伊始 ,社群的习俗便开始塑造他的思想和行为。他看世界时 ,总会受到由此而构成的民俗思考原型的剪裁和编排。一国一民族文艺的创作和评论 ,也无法排除这一影响。人从自然界走来 ,一直处在生物和文化双重进化之中。人和异类根本的区别 ,在于人是以民俗为核心的文化存在。文艺创作不写人的这一存在 ,就难以刻画出鲜明的“这一个” ;文艺批评不剖析人的这一存在 ,也难以揭示人物深层的心灵。文艺民俗批评在后现代文艺批评中自有它独特的天地     

看中国

<正>1幸福中国人幸福感12年不变盖普洛调查报告表明,中国人并未因经济发展而觉得更幸福。自1999年以来,中国的平均GDP增长率在10%左右,2010年,中国的人均GDP(以购买力平价计算)为7536美元,是1999年的3.5倍。然而,这一增长似乎对盖洛普咨询公司最基础的幸福指标——生活质量评估没有任何影响。盖洛普让受访者在0～10中选择一个数字来代表自己的生活质量,自1999年以来,中国在该项指标的得分一直低于5,最近几年还略有下滑。     

行为还是艺术:文化学视野中的中国当代"行为艺术"

行为艺术作为现代艺术的一个分支，已经在中国大地上出现并传播开来。可是各地相继表演的“行为艺术”却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原因就在于和传统艺术的比较中如何对其界定。行为艺术有其独特的文化心理和社会历史背案，因此其与传统艺术在形式和内容上均存在不小的区别。而对中国的行为艺术来说，由于社会环境及历史条件与西方不同，又不可进行简单类比，必须结合中国文化的实际情况来分析。在现代都市中，尽管行为艺术有颠覆性和反传统的固有特征，但最终仍然不能脱离艺术审美的某些本质，这也正是判断行为艺术的重要依据。     

中国古代论诗绝句的承传

我国古代论诗绝句的承传,主要体现在两大系统中：在论量形式方面,主要表现为三条线索,即杜甫《戏为六绝句》论诗形式的承传、元好问《诗词三十首》论诗形式的承传及吴可《学诗诗》论诗形式的承传;在论量内容方面,则表现为两条线索,即偏于评诗论人的承传和偏于谈艺论理的承传。上述五条线索,组构出了我国古代论诗绝句的理论批评空间。     

浅析中国民族音乐教育现状

民族音乐的概念被提出直至这一理念在当今中国的沸沸扬扬，这一切对于中国民族音乐教育体系的建立是有着极大的推动作用的。而经过了这蜜月期的等待，那些似乎是近在眼前的成功却似乎变得越来越远，理想与现实的并存使得冷静地审视中国民族音乐教育的现状成为了前进过程中的必需。     

文艺批评的一个光辉范例——读马克思《致斐·拉萨尔》

马克思评论拉萨尔历史剧《济金根》的信,是极为重要的文艺理论著作,其中包涵着马克思关于文艺创作的许多重大原则问题的经典性意见,又是极为重要的文艺批评著作,它为文艺批评提供了一个光辉的范例。本文是从文艺批评角度,并且主要是在文艺批评标准问题以及运用批评标准于文艺批评实践上,谈谈这封信对我们的指导意义。     

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时代化的逻辑关系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是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的重大命题。无论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中，还是在整个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都可以堪称是中国共产党人独特的重大理论创新和理论贡献。就其逻辑基础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时代化都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要求。实质上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时代化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不能够将两者之间的关系做简单处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时代化关系的探讨，不能够忽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一核心价值的阐释，这是其中国化与时代化两者关系统一的逻辑旨归。     

杜甫《李潮八分小篆歌》阐论兼与苏轼诗比较

在此，我想着重阐述的是杜甫近十首论书诗中最引人注目的一首《李期八分小篆歌》．因为杜诗中提出了“书贵瘦硬方通神”这一著名的命题．我想援以比较的苏武诗是《孙莘老求墨妙亭诗》，因为东坡居士针对杜诗提出了“杜陵评书贵瘦硬、此论未公吾不凭。短长肥瘦各有态，玉环飞燕谁敢憎”的沦点。但无沦杜诗还是苏诗．千百年来不断得到广泛的注意．其原因决非因为两诗捉出了两种不同的书法审美观这么简单，因此·假若我们的研究仅停滞于就诗论诗、就诗论书这两点上．恐难深窥杜、苏这两位唐宋诗坛巨擘之堂奥、本文试就以上某些问题作一阐论。在…     

社区建设的中国特色——基于传统文化视角的阐释

通过对中国传统文化特点及其基本精神,传统价值取向的论述,对社区建设基本内容及状况的描述,对传统文化在社区建设中重要作用的证明与论述,试图建立一个以传统文化为主要维度的社区建设框架,一方面,让更多的人了解与认识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是先人留给我们后人的一笔宝贵财富;另一方面,在当今社区建设过程中更有意识地发挥利用这一宝贵财富,努力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使我国的现代化建设成为真正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     

由鲁迅的“立人”思想谈及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自觉

“立人”是鲁迅关于现代“人“独立人格和自主精神的一次伟大思考，也是中国知识界一次明确地对自由解放、独立尊严的现代入本思想的呼吁和倡明。与两千年封建王权专制统治下中国读书人的一种对权势的依附性人格相比，鲁迅的“立人”代表了一次伟大的精神自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鲁迅区别于中国历史上传统文人，完成了自己由传统文人到现代知识分子的转变，而这一转变也同时预示着五四风潮中，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迎来精神自觉的一个新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