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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世纪中文化学名词发展过程中,郑贞文是贡献最多的其中一位,在无机化学命名方面,影响最深远。在有机化学名词上,用天干符号来表示有机化合物中的碳数目也是由他提出的。中文化学名词规范化的成果——1933年出版的《化学命名原则》,他是重要整理者之一。在化学命名上,郑贞文在1919年发表了《化学定说名略》,次年,他又完成了《无机化学命名草案》(上海：商务印书馆,1920),这本书在无机化学命名上影响深远,被誉“对于化合物之命名,特能推陈出新,诚为命名之圭臬矣”[5]。至于在有机化学名词上,从1919年开始,郑贞文便提出了一些有机命名原则,次年,他参加了科学名词审查会有机化学普通名词会议,并且提出一些批评与建议。可惜,他的有机名词几经修订,在1932年1月脱稿时,“适值上海抗日之役,竟遭一炬,并多年搜集之参考资料,亦荡然无存。”[6]不过,至今依然能在《化学定说名略》及他与杜亚泉合著的《有机化学》(上海：商务印书馆,1920),一窥他最原始有机命名的想法与原则。本文研究的重点是将郑贞文在元素、无机及有机化学名词中的想法及原则分开讨论,以便深入了解他在中文化学名词上不凡的贡献与成就。一、20世纪的中文化学名词在元素名词方面,从1908年由清朝学部所编译的《化学语汇》中,便可以知道,傅兰雅和徐寿在《化学鉴原》所提出的元素名词,即以一个偏旁与一个西文第一音节造字而成,已经为我国化学界普遍接受。在无机名词方面,在甲午战争之后,便逐渐受到日文的影响,即在许多无机名词中插入一个化字,尤其是在二元质无机化合物的名词上。如calcium oxide(CaO),在此之前,大部分的名词是依据它的化学式来翻译为钙氧,1895年之后则翻译为氧化钙。而在有机名词方面,中国人就必须重新建立一套有机系统名词。一来,19世纪大部分所翻译的中文有机名词是以傅兰雅音译的名词为主,如迷以脱里以脱里阿美尼(methylethylamine),如此四个字以上的音译名词,为数不少,便很难引起中国人的共鸣。至于丁韪良(1827～1916)、嘉约翰(1824～1901)及毕利干(1837～1894)等人虽然翻译了一些意译的有机名词,然而数量有限,也无法造成流行;而日本有机名词也是以音译为主,自然也无法形成广泛的使用及传播。直至1908年,虞和钦出版了《中国有机化学命名草》,才开始了中文有机化学系统命名[7]。在20世纪中文化学名词发展的过程中,早些时候,是由科学名词审查会来主导,国立编译馆与中国化学会的成立,更加速了中文化学名词规范化的脚步。不论是科学名词审查会或者国立编译馆,郑贞文都参与其中化学名词制订的工作。尤其是1933年出版的《化学命名原则》,几乎是仰赖郑贞文的热诚与毅力。在前一年召开的教育部化学讨论会上,“译名组提案”是由郑贞文起草的,已成为《化学命名原则》的蓝本[8]。二、元素名词20世纪初,元素名词受到日文名词的冲击,有些日译化学翻译书则是直接使用日文名词,如水素(氢)、酸素(氧)、窒素(氮)[9]。有的则是将“素”字放在傅兰雅名词上,如锂素和铍素[10]。与此同时,江南制造局所翻译的元素名词也蔚为风潮。除了益智书会或者博医会所使用的元素名词外,大部分的元素名词还是采用傅兰雅和徐寿所提出的名词,如《化学语汇》和虞和钦的《中国有机化学命名草》等。自科学名词审查会成立(1916)到《化学命名原则》的出版,在元素名词方面,争议比较多的是氧、氢、氮、氯和砷的翻译[11]。在氧、氢、氮和氯的名词上,科学名词审查会提出了两种版本。一种是不含“气”偏旁的养、轻、淡和绿,另外一种则是冠有“气”部的昜、巠、和。养、轻及淡是否能简化成羊、巠和炎,进而转变成氧、氢和氮是一个争议的地方[12]。至于科学名词审查会所比较属意的冠上“气”偏旁的昜、巠和也备受争议,郑贞文则认为,“所造之字,骤观之似极其机巧,细察之则全涉牵强。”[13]郑贞文认为,oxygen、hydrogen、nitrogen和chlorine等名词,应该翻译为冠上“气”部的养、轻、淡和绿,但可以简化成氧、氢、氮和氯。至于在砷名词上争议,则是在于采用音译的砷,还是传统的砒,或者是由信石所拼成的新字。至于其他元素名词上的译名,由于常常牵涉到是否会与其他元素名词相似音造成混淆,而建议修改[14]。三、无机化学命名在甲午战争之后,中文二元质无机名词便受到日文的影响,即在两个元素名词之间插入一个“化”字。在早期,谈到二元质无机化合物命名原则,最详细的可能莫过于郑贞文所提出来的方法：拟联缀根名以名之,根名既定,则根与根相结之化合物,可加化字于根名之间(而略根字),称曰某化某,阴根之名居前,阳根之名居后。[15]至于郑贞文的《无机化学命名草》,共有三篇,则是包罗万象巨细靡遗,各类化合物命名包括齐全。第一篇为元素命名。第二篇则为根基及其化合物命名,涵盖单根及二元化合物、复根及其化合物、错根及其化合物。至于第三篇,则为错化合物的命名。虽然,其中“尚有不易而不便于通行之处不少,为最有系统而有价值之著作”[16]。事实上,1932年所举行的教育部化学讨论会决定：“单根二元化合物,照郑贞文先生译名商榷乙法之规定命名。”[17]另外,在无机名词上,比较困难的是错化合物的命名,郑贞文的名词更是独占鳌头。四、有机化学名词《中国有机化学命名草》的出现,开启了中文有机系统命名的时代。因此,虞和钦被誉为“替我国制定有机化合物名称的第一人”[18]。虞和钦的名词看来有些繁琐,如异性二个一炭矫基易轮质(xylene,间甲基乙基苯)和壹﹒参﹒伍﹒三个一炭矫基易轮质(Mesitylene,1.3.5三甲苯)。另外,他所使用的字也比较深涩一点,如矫质(烷)、羸质(烯)和亚羸质(炔)。郑贞文便针对这些缺失提出一个更简单的有机名词命名,即以完质、欠质和缺质分别来表示虞和钦的矫质、羸质和亚羸质。至于一碳、二碳、三碳等名词,郑贞文则是以甲、乙、丙等天干符号来表示,如此的有机名词看来就比较简洁[19]。 1920年7月,郑贞文代表丙辰学社出席科学名词审查会有机化学普通名词的会议。由于科学名词审查会的正当性及权威性一开始便受到质疑[19],再加上有机名词复杂繁琐,所以郑贞文便在会后提出一些批评与建议[20]。 即使受到许多批评和质疑,科学名词审查会还是奠定了有机化学系统名词的基础,现今所使用的烷、烯、炔、醛、酮和醚等有机名词便是他们所制订的[21]。另外,虽然科学名词审查会没有采用郑贞文的天干符号,不过之后的中国化学会还是将它纳入有机系统名词中。五、结论在20世纪中文化学名词发展中,在一个庞大而且复杂的命名系统中,似乎没有人能够一枝独秀。不过在这过程中,科学名词审查会、国立编译馆、化学讨论会和中国化学会都扮演了关键的角色,而郑贞文都参与其中,甚至有些时候是主导整个局势的发展。在元素名词上,19世纪由傅兰雅和徐寿所提出的元素名词已经流行多年,虽然有些名词被建议修订,但使用的习惯已经形成,所以20世纪元素名词能够变动的空间非常有限。然而无机及有机名词的情况截然不同,19世纪的名词并未流行。在无机名词上,早期时候,郑贞文就提出较完整齐全的无机命名原则,加上积极地参与这类名词的编译,使他的无机名词成为不可或缺的。在有机名词上,科学名词审查会中所编译的烷、烯和炔三个名词是否受到郑贞文的完、欠和缺的影响,是值得再讨论的重点。至于天干符号的使用是否与郑贞文担任国立编译馆化学名词审查会的主任委员有关,是值得深思的问题。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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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1949年间,国立编译馆负责当时的科学名词审定工作。它取得了较大成绩,编审（编订并组织专家审定）了一大批名词。同时,在名词编审中,它也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近现代科学诞生于西方,在其传人中国的过程中,必须解决译名统一问题。明末清初,虽然西方科学传入中国已盛极一时,但译名混乱情形不严重。清末传入的西方科学远比明末清初来得多来得猛,此时译名混乱现象很多,译名问题引起人们的关注,由传教士组成的益智书会和博医会、江南制造局、清政府学部审定科和清政府编订名词馆等组织为统一译名做了不少编纂、审定科学名词的工作。进入民国后,译名统一的任务更为艰巨,相继有组织地审定(或审查)科学名词。1916年,医学名词审查会诞生,以审查医学名词为主。1918年,医学名词审查会奉教育部令正式更名为科学名词审查会,全面审查各科科学名词。到1927年,科学名词审查会已审查通过了一大批名词。1927年,南京政府改教育部为大学院。1928年,成立大学院译名统一委员会,负责科学名词的审定工作。该机构在组织建设和制度建设方面取得了重大成绩,但没有公布过审定好的名词。同年,大学院改为教育部,科学名词审定事宜归教育部编审处办理。该机构也没有公布过审定好的名词。到此为止,名词混乱情形依然很严重。1932年,成立国立编译馆,负责名词审定工作。从1933年到解放前夕,教育部公布了多部由该馆编审的名词。在此期间,科学名词审定工作取得较大成绩,科学名词渐趋统一。一、国立编译馆简史1932年6月,教育部为加强学术文化图书编辑,成立国立编译馆,辛树帜担任首任馆长。该馆所需经费及工作人员薪水由国家拨付。该馆工作分编译和审查两大部分,编译部分包括编译各科名词、专著及教科图书等,审查部分包括审查教育部令各书局呈送的学校用教科图书及标本仪器等。成立之初,设编审、总务两处。编审处又分设人文、自然两组,名设主任一人,由专任编译兼任,主理各组编译及审查事宜;各设专任编审、特约编审及编审员若干人,分任编审及审查事宜。总务处设主任一人,由专任编译兼任,总理总务事宜。1933年7月,将专任编审改为专任编译,特约编审改为特约编译,编审员改为编译。同年11月,取消编审处,仍设自然、人文两组,改总务处为事务组。1936年7月,陈可忠继任馆长。1937年7月,抗战爆发,奉令迁庐山,嗣徙长沙。次年复移重庆。1939年4月再迁江津白沙。在多人的呼吁下,政府于1942年改组扩大国立编译馆,原人文、自然两组保留,原事务组改为总务组,并增设三个新组：教科用书组、教育组、社会组。由教育部长陈立夫兼任馆长,陈可忠任副馆长。同年8月再迁至巴县北碚。1944年2月,陈立夫不再担任馆长,由陈可忠复任馆长。1946年8月返回南京。1948年5月,陈可忠辞去馆长职务,由赵士卿继任馆长。1949年4月结束,撤至台湾。二、国立编译馆编审名词的程序及审定名词的准则在名词编审过程中,编译馆具体负责“起草,整理,及呈请教部审核公布之责”[1]。其工作程序大致为：先由国立编译馆搜集各科英、德、法、日名词,参酌旧有译名,慎于取舍,妥为选择,形成草案。每种名词的草案完成以后,分送各有关学会及各著名大学诸专家征求意见。复经教育部聘请国内专家,组织名词审查委员会(相当于今天的名词审定委员会),加以审定,然后请教育部公布[2]。编译馆没有规定明确的名词审定准则,根据公布的各科名词的凡例来看,编译馆组织的名词审定所遵循的准则是：(1)采用固有的或已通行的名词;(2)如无相当的固有名而又无通行的现成名,则采取意译;(3)如(1)(2)行不通,则采取音译;(4)新造字,多见于化学名词中,使用时有严密的原则。三、国立编译馆在名词编审方面的成绩和不足1.成绩据有关部门统计,在国立编译馆的组织下,到1949年,已经审定并出版的自然科学名词有18种(不含医学)：化学命名原则(1933)、天文学(1934)、物理学(1934)、矿物学(1936)、发生学(1937)、气象学(1939)、普通心理学(1939)、电机工程·普通部(1939)、化学仪器设备(1940)、统计学(1944)、数学(1945)、化学命名原则增订本(1945)、电机工程·电化部(1945)、电机工程·电力部(1945)、电机工程·电讯部(1945)、化学工程(1946)、机械工程(普通部)(1946)[3]、比较解剖学(1948)。此外,笔者还发现以下5种医学名词已经审定并出版：药学(1933)、细菌免疫学(1937)、精神病理学(1940)、人体解剖学(1947)、病理学第一册(1948)。据有关部门统计,在1949年之前还有一批虽然没有出版但在进行中的自然科学名词29种(不含医学)。在整理付印中的有1种,即化学术语;在复审中的有3种：天文学(增订本)、地质学、土木工程·结构学部;二审本在整理中的有1种,即土木工程·测量学部;在初审中的有3种：物理学(增订本)、岩石学、土木工程·铁路与公路部;初审本在整理中的有7种：昆虫学、植物病理学、植物生理学、植物生态学、植物组织学及解剖学、人文地理、自然地理;初稿在油印中的有1种,即普通园艺学;初稿在编订中的有13种：生物化学、细胞学、组织学、普通动物分类学、脊椎动物分类学、植物形态学、植物园艺学、普通植物分类学、水利工程、机械工程·造船、机械工程·铁路机械、机械工程·自动车航空器、机械工程·工具仪器动力厂设备[4]。国立编译馆的名词编审工作促进了当时的科学传播和科学研究。时人对编译馆的这项工作,给予了较高的评价,如“编译馆努力此项工作,成绩斐然”[5]。国立编译馆还组织过有限的名词审定方面的理论研究,比如组织专家讨论地名人名的音译标准。鉴于当时“西文地名人名之音译,向无完善标准,同名异译,学者苦之”[6],于是国立编译馆“拟定厘订地名人名音译标准原则草案,寄请各专家签注意见”[7]。2.不足国立编译馆在名词编审方面取得了较大成绩,但也有不足之处,主要表现在：(1)名词审定组织不健全面对混乱的科学名词,一个好的名词审定组织应该像能驾驭复杂局面的强有力的政党。遗憾的是,建国后才出现这样的名词审定组织。国立编译馆时期的名词审定组织是不健全的,表现在：编译馆不是专职的名词编审机构在名词编审方面,编译馆虽然具有较高的权威性,但不是专职的机构。编审名词仅是其工作的一部分,该项工作常常受到其他工作的干扰[8]。各科名词审定委员会不够完善各科名词审定委员会(当时叫名词审查委员会)往往是临时产生的,名词审定委员(当时叫名词审查委员)也是临时推选或聘请的,谈不上什么固定的任期。而科学名词的审定工作要求名词审定委员会的工作是连续性的。(2)缺乏明确的审定条例虽然各科名词的审定有自己的个性,但作为科学名词审定的一个子系统,必然服从于科学名词审定这个大系统。各科名词的审定必然遵循一些共同的原则,比如收词原则、定名要求、编排体例等等。所以,名词审定组织应该有明确的审定条例,以指导科学名词的审定。遗憾的是,这样的条例当时并未出现。虽然单科名词审定中往往也遵循一些类似的条例,但较为模糊,而且不同的科目有时会有冲突。例如,对于一些人名,有的科目保留原文,比如在《发生学名词》中,“人名暂从原文”[9];有的科目则按音译法译成中文,比如在《物理学名词》中,“西文固有名词,规定中文名词时,除遵依天文数学物理讨论会之规定外,其余均暂照商务印书馆中外人名地名对照表音译”[10]。明确的、适用于各科的审定条例直到解放后才公布。(3)推广措施力度不够国立编译馆有一定的名词推广措施,审定的名词通过教材审查工作,强制执行,但其范围仅仅限于中小学及民众教育教学用书(即：中小学教科图书、中小学课外读物及参考书、民众教育所用的图书)[11]。(4)不太重视理论研究当时,对名词审定工作的标准、程序、推广等方面的研究论文很少见。此外,20世纪30年代国际上产生的一门专门研究各学科术语的一般性问题及普遍性规律的学科,即术语学,对统一名词工作有较好的指导作用,但当时并没有引进来。虽然在名词审定这项实践工作上,国立编译馆取得了较大的成就,但是,除了组织专家讨论地名人名音译标准之外,它几乎没有组织什么理论研究。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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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科学名词审查会是民国时期一个准官方科学名词审查组织,其前身是医学名词审查会。本文详细梳理了医学名词审查会和科学名词审查会的历次正式名词审查大会。近现代科学诞生于西方,在其传入中国的过程中,必须解决译名统一问题。清朝末年,政府已认识到了此事的重要性,1908年,学部审定科(系教材审定,非名词审定)编纂了《化学语汇》、《物理语汇》,1909年,设立编订名词馆。据笔者所见,该馆编订有《数学名词中西对照表》。但上述成绩甚微,所出名词也没有经过专家集体审查。进入民国后,译名混乱现象严重,译名统一工作变得非常迫切。由于医学与民生关系密切,民国时期国内有组织的译名统一工作开始于医学名词。1916年2月12日,乘中华医学会召开大会之际,中华医学会、博医会、中华民国医药学会、江苏省教育会、江苏医学专门学校、浙江医药专门学校等的代表黄炎培、俞凤宾、聂会东(J.B.Neal)等31人召开会议,讨论医学名词审查问题。会议决定成立医学名词审查会审查医学名词。此次会议宣告了医学名词审查会的诞生。医学名词审查会以及后来的科学名词审查会是以每年召开一次或两次名词审查大会的方式进行译名统一工作的。1916年8月7日,医学名词审查会在江苏省教育会会所召开第一次正式名词审查大会(文献上有时称年会,有时称大会等,这里一概称名词审查大会)。博、苏教、医药、医学、部(系简称,全称见文末附录)等5个组织的代表20余人出席会议,[1]公推余日章为主席。[2]在正式大会前一天(8月6日)举行的预备会上,议决审查方法如下：(1)经表决,到会代表的三分之二以上所同意的名词,作为统一的名词。(2)不满三分之二的名词,取得票最多的两种名词,再表决一次。如仍不满三分之二,两者并存,但以得票多的名词列在前面。(3)第二次表决时,如有人主张尚待考查,则该名词推到下一日再作决定。[3]此次审查大会,遵照上述审查方法。如：“Applied anatomy”的译名有“医科体学、医科解剖学、应用解剖学”等,经投票表决,三分之二的人赞成用“应用解剖学”,大会遂决定用“应用解剖学”这一译名。“Vertical”的译名有“垂直”“铅直”,经投票表决,在出席会议的18位代表中,赞成“垂直”的代表有11人,赞成“铅直”的代表有6人,均未达到三分之二,故大会决定两个译名并存,但“垂直”排在前面。此次大会审查了解剖学通用名词及骨骼名词,审查通过名词1200条。[4]1917年1月,医学名词审查会召开第二次审查大会。来自博、苏教、医药、医学、理、部等6个组织的30余位代表参加了正式大会。由于要审查的名词不止一种,所以,从这次开始,正式审查大会分为两部分：分组审查会议和各组联合会议。对于后者,有的文献称各组联合会议,有的称各组联席会议,等等,这里一律称各组联合会议,简称联合会议。分组审查会议审查各类名词,有时分组审查会议也推定下次大会所用名词草案的起草者。联合会议决定诸如下次大会召开时间、地点、审查名词类别、所用名词草案的起草团体等事项。此次大会的分组审查会议包含解剖学组和化学组。解剖学组主席为余日章,该组审查了解剖学的韧带名词和肌肉名词等。[5]化学组主席为吴和士,该组审查了化学的化学元素名词。[6]联合会议议决设立执行部,负责处理会前会后的一些事务。执行部由各团体推派代表组成。同年7月,执行部开会,起草了医学名词审查会章程,章程内容是以以往的习惯为基础的。会后执行部呈报教育部,恳祈准予组织医学名词审查会,并呈送了第一次解剖学名词审查本。不久,医学名词审查会不但得到教育部的批准备案,还得到教育部给予的一千元补助金。[7]1917年8月,医学名词审查会召开第三次审查大会。来自博、苏教、医药、医学、理、华东、部等7个组织的30余位代表参加了正式大会。此次大会的分组审查会议包括解剖学组和化学组。解剖学组主席为余日章,该组审查解剖学的内脏、五官两种名词。化学组主席为吴和士,该组审查了化学术语名词。此次大会的预备会还讨论通过了《医学名词审查会章程》。[8]兹将该章程摘录如下[9]：医学名词审查会章程第一条 本会专为审查关于医学药学之一切名词而设,定名为医学名词审查会。第二条 本会系具有资格之各团体推举代表集合而成,他团体亦得继续加入,其所举代表以具有专门学识者为合格。各团体代表每审查一部分名词得举三人,如在三人以上,该团体之表决权仍以三权为限。第三条 凡审查一部分名词,其草案须先由一团体提出,或经大会委托一团体编订,于开会前两个月分送与会各团体,以便讨论时各抒己见。第四条 本会每届开会两个月前,应请教育部派代表与会审查。第五条 本会每届开会之前一日,应先集会员开预备会,举主席、推书记、定审查之日程。第六条 本会审查方法如左：甲 到会人数三分二以上决定者,作为统一之名词。乙 不满三分二者,取比较多数存两种名词再决一次,如仍不满三分二者,并存之,但以多数者列前。丙 第二次之公决,如有人主张尚待考查者,得于下一日决之。丁 若有二种以上之草案同时提出者,得分组审查,以省时日。第七条 凡草案经大会审查决定后,定名为审查本,须印刷分布海内外对于该科学素有特别研究者征求意见。意见书送达本会之期,以发出审查本后四个月为限。审查本整理意见酌加修正后,应呈请教育部审定颁布全国。第八条 本会自每年七月五日(新历)起开会一次,会期以两星期为限,但遇必要时亦得开至二次以上。第九条 本会暂假上海西区方斜路江苏省教育会为机关。第十条 本会设执行部,每团体推定一人组织之,在闭会时期内执行会务。第十一条 凡本会各项费用,暂由发起之四团体(博医会、中华民国医药学会、中华医学会、江苏省教育会)平均分任(草案印刷费,由一团体提出者该团体自任之,由大会委托一团体编订者,暂由四团体分任之)。第十二条 本会章程有提议修改者,须经到会代表三分二之同意方为议决。章程规定了名词审查大会开会时间、名词审查方法、各项费用的摊派方法等。章程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规定了较为科学的名词审查的程序：会前起草、会上讨论、会后征求意见。除了公布《医学名词审查会章程》和后文说到的《科学名词审查会章程》外,医学名词审查会和科学名词审查会均未公布具体针对名词审查的条例(比如名词审查标准、名词编订体例等)。1918年7月,医学名词审查会召开第四次大会。来自博、苏教、医药、医学、理、博物、部等7个组织的20多位代表参加了正式大会。[10]此次大会的分组审查会议包含解剖学组、细菌学组和化学组。解剖学组主席为沈信卿。该组因疑难名词已于前数次大会解决,辩论较少,提前完成。至此,解剖学名词全部完成。细菌学组主席为严智钟。该组因草案的起草员丁外艰未出席审查会,故讨论时颇感困难,进展甚缓,加之各团体代表出席者少,所以中止了审查,并将对于草案的具体意见及应行增删处开送原起草员参考,使有所修正,以便下次审查时更便利。化学组主席为吴和士。该组审查完毕无机化合物名词,便开始审查有机化学名词。但有机化学命名法问题大费周章,历时两日仍未解决。该组于开始审查的前一日已预知此问题极需讨论,便预先推定审查员数人,作具体的研究,修正了原草案。算上各审查员提出的草案,有机化学命名法共有五种,可归纳为造字与不造字两派。经表决,权数相等。最后议决两派各编订草案一种,一起发给各团体、各专家征集意见。等下次开会时,选择一种,然后审查,以示慎重。为预防审查会中止起见,另备化学仪器名词草案一种。[10]1918年医学名词审查会改名为科学名词审查会,并从该月起,每月教育部给予400元补助。[11]但实际上,教育部给予补助金为期仅3年且并未给足。改名后,审查范围由医学名词扩大到各科名词。同年,执行部修改了章程,除了将原文中的“医学名词审查会”改为“科学名词审查会”,并将审查范围由医学名词扩大到各科科学名词外,其余的内容基本维持不变。1919年7月,科学名词审查会召开第五次大会,来自博、苏教、医药、医学、理、博物、科、部等8个组织的40余位代表参加了正式大会。[12]此次大会的分组审查会议包含组织学组、细菌学组和化学组。组织学组主席为沈信卿,[13]该组审查完毕组织学名词。细菌学组主席不详(可能是王完白,因联合会议上是他报告该组审查情形的,按惯例,一般由主席报告),该组审查完毕细菌学总论名词。[14]化学组主席为吴和士,该组审查了化学仪器名词和有机化学名词。[15]上次会议推定徐凤石(主张造新名词)、陈慕唐(主张不造新名词)各起草有机化学名词草案,但徐凤石的草案未到,所以审查有机化学名词时依据的是陈慕唐的草案。[16]联合会议还议决邀请化学学术团体及与化学有密切关系的各专门以上学校均推代表参加下次化学名词的审查。[17]1920年7月,科学名词审查会召开第六次大会。来自部、博、医药、医学、苏教、理、科、华教、博物、北化、北大、北师、沈师、成师、广州师、北工、北农、山农、北物、丙等20个组织的近60位代表参加了正式大会。[18]此次大会的分组审查会议包含细菌学组、化学组和物理学组。细菌学组主席为王完白。该组审查了细菌分类名词、细菌各论名词及免疫学名词。由于细菌总论名词,上次会议已审查完毕,故细菌学名词全部告竣。化学组主席为吴和士。该组此次会议加入的团体甚多,人数骤增,旧代表仅占全体审查员的五分之一。新代表认为上次会议议定的有机化学系统名词不够恰当。参加此次会议的丙辰学社也提出草案,但代表们认为不够完善。于是另定系统大纲五条,每日下午由编纂小组拟定下一日的草案,此次会议该组已将脂肪族名词审查完毕。该组还审查完毕有机化学普通名词。物理学组主席为北京大学张大椿。该组审查了力学名词和热学名词。[18]1921年7月,科学名词审查会召开第七次大会。来自博、苏教、医药、医学、理、华教、博物、科、农、南师、广东师、厦大、部等13个组织的40余位代表参加了正式大会。[19]此次大会的分组审查会议包含病理学组、化学组、动物学组和物理学组。各组主席不详。病理学组审查了病理通论名词。化学组审查完毕有机化学名词,至此,所有化学名词均已审查完毕。物理学组审查了磁学名词和电学名词。动物学组因草案未及预备,故此次会议所讨论的是编订方法大纲,预备下年开始提出草案。[19]联合会议还议决1923年应提出动物学名词草案、生理学名词及生理化学名词草案、数学名词草案、矿物学名词草案。这些名词草案用于1924年的名词审查大会。1924年审查的草案提前一年提出,原因有二：一是以免印刷延误时间,二是便利审查员预先参考。因而,会议希望执行部略加修改与草案有关的条款。[19]1922年7月,科学名词审查会召开第八次大会,来自博、苏教、医药、医学、理、华教、博物、科、农、部等10个组织的近40位代表参加了正式大会。[20]此次大会的分组审查会议包含病理学组、物理学组、植物学组和动物学组。病理学组主席为吴谷宜。该组审查了病理各论(尿系统、眼耳鼻咽喉、无管腺及淋巴系统、神经系统、赘瘤学及循环系统、血液等)名词。物理学组主席为恽季英。该组审查完毕光学名词和声学名词,至此,物理学名词全部审毕,前后费时共3年。植物学组主席为吴和士。该组审查了植物学术语及科目名称等名词。这部分名词为前一年中华博物学会开会审查过的名词。中华博物学会为征集意见起见,送科学名词审查会讨论,以此作为最后的修正。所以讨论比较容易,术语名词全部告竣,除对原稿作了少数修正外,还增补不少;科目名称因关系较大,仍须征集意见,待下次会议确定。动物学组主席为薛良叔。因原草案不甚适用,该组此次会议依据薛良叔《近世动物学》临时起草。该组已审查完毕门、纲、目名词及无脊椎动物术语,脊椎动物术语及进化发生遗传等名词待下次会议审查。[20]联合会议议定了统一各科同物异名名词的办法：对于以前已经审查的,由各组互相检查一遍,摘出同物异名词,各推本组代表2～3人,组织协定名词委员会协商确定,但推出的代表须先取得本组公意;对于未经审查的名词,当草案印成后,即由执行部延聘的编校员将各种草案中的同物异名词摘出,油印分发各组,以便审查前另开协定名词委员会会议,使之归于一致。[20]1923年7月,科学名词审查会召开第九次大会,来自博、苏教、医药、医学、理、博物、科、农等8个组织的近50位代表参加正式大会。[21]此次大会的分组审查会议包含医学组、生理化学组、算学组、动物学组和植物学组。医学组主席为吴谷宜。该组审查了病理名词补遗、寄生虫学名词。该组病理名词草案,除了原定博医会草案外,又添了谢崧凡的草案。有部分原虫名词,因草案未备,此次会议未能审查。生理化学组主席为曹梁厦。由于以前化学组所审定的名词,对生理化学而言,尚不敷用,且各代表认为以前审定的化学名词不甚恰当,故生理化学组本次会议仅交换意见,未审查名词。该组希望下次开会时,以前审查过化学名词的部分代表能加入生理化学组进行审查。算学组主席为姜立夫。该组审查了数学名词、代数学名词和解析学名词。该组原名数学组,后认为数学名词不能包括各分支科目名词,经联合会议议决,改为算学组,而把数学当做算学的一个分支。动物学组主席为薛良叔。该组审查了动物学术语名词。植物学组主席为吴和士。该组先将上年遗留的科目名词讨论修正,接着审查本年预备的植物种名。但该项名词,仅为中等教科书及普通药物所需要的种类。其他种名,有待于继续起草、审定。[21]联合会议议决以前审查过化学名词的曹梁厦、陈慕唐、王季梁三人加入下次大会的生理化学组,审查有机化学名词补遗。[21]1924年7月,科学名词审查会召开第十次审查大会,来自博、苏教、医药、医学、理、博物、农、科、协和、部等10个组织的几十位代表参加了正式大会(华东教育会是否与会不详)。[22]此次大会的分组审查会议包含生理化学组、植物学组、动物学组、药理学组、算学组和矿物学组。此次大会审查名词种类与第九次大会预定种类略有不同。原定于此次大会审查的生理学及原虫学名词,因草案来不及完成,推到下一年审查。生理化学组主席为吴谷宜。该组审查了生理化学名词及有机化学名词补遗部分。植物学组主席为吴和士。该组审查了种子植物属名。因为起草员未出席,故审查颇为不便。动物学组主席为薛良叔。该组审查了遗传进化论术语及动物学术语补遗、分类学术语补遗。药理学组主席为王完白。该组原称药物学组,因认为名实不符,故改为药理学组。该组审查了药理总论名词和药理各论名词。算学组主席为姜立夫。该组审查了初等几何名词、解析几何名词、投影几何名词。由于该组本次到会代表人数太少,故讨论时非常不便。矿物学组主席不详。该组所推代表原本不多,只有9人,而此次到会者更少,仅5人。其中吴和士虽由中华博物学会推举在矿物学组,但他已历次在植物学组任审查员,此时,植物学组名词尚未审查完毕,不能另出席矿物学组,所以矿物学组代表实际上仅有4人。这4人中,又有谌湛溪、徐宽甫两人对审查方法及草案体例有意见,并因此与吴和士进行争论,所以此次矿物学组未能审查名词。[22]1925年7月,科学名词审查会召开第十一次大会,来自博、苏教、医药、医学、理、科、博物、华教、农、协和、东南、部等12个组织的40余位代表参加了正式大会。[23]此次大会的分组审查会议包含外科学组、算学组、动物学组、植物学组、生理学组和药理学、生理化学、有机化学合组。外科学组主席为吴谷宜。该组审查完毕全部外科名词。算学组主席为胡文耀。该组审查了微分几何学名词、超越曲线与曲面名词、高等解析名词等。动物学组主席为薛良叔。该组审查了全部哺乳动物种名及一部分鸟类种名。生理学组主席为江清(即江镜如)。该组因为出席人数太少,仅审查了呼吸名词、新陈代谢名词等。药理学、生理化学、有机化学合组主席为江秉甫、余德荪。此次会议药理学名词的审查,成绩甚小,其原因是化学名词以前虽经审定,但尚未完备,而药用植物名称,亦未经植物学组起草审查。故本次药理学名词的审查,常常因为化学名词及药用植物名称而导致无法进行。有机化学名词补遗,因草案未至,未能审查。生理化学名词,因原定起草员认为有机化学前定名词太冗长,颇感不便,而未能起草,故此次会议只是将上次会议未审查完的名词加以审查而已。植物学组主席为吴和士。该组原定此次会议审查胞子植物属名及继续审查种子植物种名,因种子植物种名草案于本月底方可完成,故此次会议只审查了胞子植物属名,范围从裂殖菌起,至红藻类止。[23]1926年7月,科学名词审查会召开第十二次大会,来自博、苏教、医药、医学、广大、华教、工程、农、科、同济、东华、昌大、部、河工、大同、博物、理等17个组织的50余位代表参加了正式大会。[24]此次大会的分组审查会议包含内科学组、药学组、生理学组、植物学组、动物学组和算学组。内科学组主席为吴谷宜。该组审查完毕内科学名词。药学组主席为於达望。该组审查了药用化学名词等。生理学组主席为江镜如。该组审查了生理学的循环系统名词等。植物学组主席为吴和士(前雨农代一天)。该组审查了蕨薇植物名词、真菌类名词等。动物学组主席为秉农山。该组审查完毕鸟类名词。算学组主席为胡明复。该组审查了应用数学名词。[24]由于时局动荡、交通阻隔等原因,原定于1927年7月在武昌举行的第十三次审查大会没有召开。[25]医学名词审查会和科学名词审查会主要由民间社团合组而成,但它们得到了教育部给予的一定补助。此外,教育部不但派代表参与医学名词审查会和科学名词审查会,还公布了他们审查通过的大部分名词。所以,严格说来,医学名词审查会和科学名词审查会是主要由民间社团合组的准官方组织。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改教育部为大学院。1928年,大学院译名统一委员会正式成立,科学名词审查由该委员会负责。鉴于该委员会是完全官方机构,科学名词审查会这个主要由民间社团合组的准官方组织决定自动停止名词审查工作,随后仅仅是整理出版了它曾经审查过的一批名词。附录：医学名词审查会和科学名词审查会与会组织全称博：中国博医会;苏教：江苏省教育会;医药：中华民国医药学会;医学：中华医学会;理：理科教授研究会;华教：华东教育会;博物：中国博物学会;部：教育部;科：中国科学社;农：中国农学会;南师：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广东师：广东高等师范学校;厦大：厦门大学;昌大：武昌大学;广大：广东大学;同济：同济大学;东华：东华大学;东南：国立东南大学;协和：北京协和医学院(校);工程：中国工程学会;北大：北京大学;北化：北京中国化学支会;北师：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沈师：沈阳高等师范学校;成师：成都高等师范学校;广州师：广州高等师范学校;北工：北京工业专门学校;北农：北京农业专门学校;山农：山西农业专门学校;北物：北京物理学会;丙：丙辰学社;河工：河海工科大学;大同：大同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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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贞文与我国化学名词统一工作 总被引：3，自引：0，他引：3
郑贞是我国化学名词统一的奠基人之一。他在商务印书馆任职期间就致力于该项工作；国立编译馆成立后，担任化学名词审查委员会主任，起草的《化学命名原则》是我国名词统一工作的一大成就。统一化学名词的确立，是中西两种化融合的重要表征，为化学的中国化创造了条件，推动了我国化学教育的普及和提高。化学名词的统一，在一定程度上也改变了人们的思维，并为汉语的生长和发展提供了新方向，具有深远的化意义。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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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中文化学名词发展过程中,郑贞文是贡献最多的其中一位,在无机化学命名方面,影响最深远。在有机化学名词上,用天干符号来表示有机化合物中的碳数目也是由他提出的。中文化学名词规范化的成果——1933年出版的《化学命名原则》,他是重要整理者之一。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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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性代数教材介绍到矩阵求逆公式时,都要引进如下一个矩阵这里Aij(i,j=1,…,n)是矩阵A=(aij)n×n中aij元的代数余子式,但在构成(*)矩阵时转置排列了。此(*)矩阵在现行多数书中被称作A的伴随矩阵(adjoint matrix),并记作A*这一称谓沿用已久。就拿此中文译名来说,至迟在1956年的《数学名词》(中科院编译出版委员会名词室编订,科学出版社出版)中已这样定名。而在1938年的《算学名词汇编》(科学名词审查会编印)中,“adjoint matrix”则译作“附属方阵”。中译无可厚非,问题在于用adjoint matrix命名(*)矩阵是否适当？我们来看：首先,这一命名存在歧义的麻烦。因为线性代数课程本身以及一些后继课程,会要讲到概念与之完全不同的伴随矩阵,指的是矩阵A的共轭转置矩阵同一名词和符号,出现完全不同的涵义。这与数学名词(也是一般科学名词)的单一和专用,即(至少理论上)应是一词一义的单义性原则相悖。其次,从名词要与概念的内涵相符这一科学性原则考虑,“adjoint matrix of A”除了表明它与矩阵A的某种相关外,对于所指称的矩阵的特性几乎无所反映,所用符号“A*”在此对所表述的概念也不具有更多的启示。第三,再从名词的专业性和流行性(时代性)来考虑,不难发现几乎所有当代文献中A*的使用都是按照(2)的理解;而我国现行“国标”(GB3102.11-93)也明确界定符号A*在数学中指的是(2)。综上,可以认为用伴随矩阵A*命名(*)是欠妥的。一些作者就使用了另外一些名称。例如,有的使用经典(古典)伴随矩阵[1,2],冠以限制词来表示(*)矩阵;有的则回到早先的附属方阵[3]。在相应的符号上,有的仍沿用A*,有的则改用adjA。但是所有这些,说到底还是adjoint matrix,只是中文译名变化并未能改变问题之所在。另有一些作者使用了相伴矩阵(associate matrix)[4]、转置伴随矩阵(adjugate matrix)[5,6],从而回避了前述歧义问题,后者更点出了(*)矩阵“转置”的特性①。顺便说一句,“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公布的《数学名词》(1993年)已列入了“adjugate matrix”这一词条。笔者在[7]中曾对(*)矩阵使用了另一命名,着眼于准确明晰地反映这一概念的内涵所指的特征。事实上,(*)矩阵的元Aij是矩阵A=(aij)中aij元的代数余子式,这一事实不妨记为cofA=(Aij)即,“cofactor of matrix A”;又,这些Aij元在(*)矩阵中是经转置排列的,即有故此矩阵可直接称为A的余子式转置阵,记如(3)。很明显,这一命名和记号清楚地揭示了(*)矩阵的全部内涵与特性。作为一个组合派生名词,“余子式—转置—矩阵”的命名,在线性代数学科概念体系中,结构层次合理清晰,与相关概念逻辑相容成为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正确命名和规范使用数学名词与符号,是数学工作者和数学教育工作者共同关心的问题。笔者管见,难免失当,谨此就教于有关学者专家,期望引起进一步的探讨。 ① 较早指出(*)矩阵的转置特性的有如柯召译А.Г.Курош的《高等代数教程》(商务印书馆,1953)第102页,在译名“附加矩阵”后括弧内又写了“倒置矩阵”。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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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末年主要是传教士在译介西书的时候注意到名词统一的问题,并开始有所实践。益智书会以及后来的两个名词审查会作为民间力量,在生物学名词的审定和统一方面影响深远。清学部的编订名词馆和中华民国国立编译馆作为政府部门,分别在不同时期参与或领导了科学名词的审定和统一工作。中国科学社等科学社团在生物学名词统一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生物学的发展、官方力量的介入都是生物学名词统一的必要因素。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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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对已公布的生命科学各学科名词的一义多词问题及其原因作了分析,并就解决该问题提出了两点建议。自1989年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原称“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公布《微生物学名词》以来,迄今为止已公布了与生命科学有关的12个分支学科的规范名词[1～10],使我国生命科学界长期以来存在的名词混乱、定名不准和用名不当状况有所改善,在统一生命科学名词方面取得了明显效果。但是目前生命科学各学科之间的“一义多词”问题仍然比较严重。21世纪是生命科学的世纪,对生命科学名词的统一和规范化提出了更迫切和更高的要求,“一义多词”的名词亟待统一。本文根据笔者近年来在编写《英汉-汉英生态学词汇》一书时所收集的部分资料,谈一些认识,供大家参考。一、一义多词现象举例生命科学是自然科学的基础学科,是历史悠久、分化和发展迅速的一门科学。有相当多的名词属于基本名词,对部分或全部分支学科具有普遍适用性。但是从已公布的各学科名词来看,对不少基本名词,在各学科之间却定名不一(见表1)。表1所列仅是与生态学关系比较大的一些名词。生命科学各学科间的一义多词问题由此可见一斑。二、产生一义多词问题的原因1.对概念的内涵理解有明显分歧生命科学的词汇多数是从国外翻译过来的,而对若干概念,国外的认识也不一致,这便成为译名混乱的根源之一。比如Lincoln等人认为“acclimatization”是生物对变化的自然环境条件的渐变可逆性调节。与此相对应,他们认为“accliamtion”是生物对人为或实验环境因子的渐变可逆性调节[14]。Mackenzie等人[15]和Resinger等人[16]的观点与他们基本相同。但是Collin[17]和Ricklefs[18]把“acclimatization”与“accliamtion”视为同义词,认为是生物对环境变化的形态或生理可逆性变化反应。难怪“acclimatization”的译名有“驯化”[3,12]、“[风土] 驯化”[9]和“气候适应”[12],等等。同样道理,“allelopathy”的译名有“异种克生[现象]”[1]、“化感作用”[6,11,13]和“异种化感”[9],等等。笔者认为“异种克生”仅表明了某种生物的代谢分泌物对其他生物的不利作用,而“化感作用” 和“异种化感”则表明了某种生物的代谢分泌物对其他生物的有利或不利作用。但是“异种化感”仅包含种间作用,而“化感作用”则既包含了种间作用,又包含了种内作用。土壤学名词(定义版)(1998)[13]把“allelopathy”定名为“化感作用”,认为它是指“植物分泌某些化学物质对其他植物的生长产生的抑制或促进作用”。虽然该定名和定义均比较好,但是同其他定义[14,16,19]一样,该定义的信息有严重欠缺,没有指明是种间“其他植物”,还是种内“其他植物”,或二者均包括在内。笔者认为可将“化感作用”定义为“植物分泌的化学物质对异种植物或同种其他植物产生的抑制或促进作用”。生命科学概念体系是一个逐渐形成和发展的动态体系。对生命科学基本概念的定名应当反映生命科学的最新发展水平。名词的内涵变了,名词本身也应相应变化。比如“allelopathy”最初是指植物通过释放化学物质对其他植物发芽或生长的抑制作用,现在认识到它是植物的一种普遍的抗竞争机制[19],包括种间竞争性化感作用和种内竞争性化感作用[15],既有不利作用,又有有利作用[20]。对“allelopathy”内涵的全面认识,是给其定名和定义的必要前提。2.对概念的措辞不同即对概念的内涵理解比较一致,但在遣词用字上却存在差异。如“被动运输”与“被动转运”,“单态”与“单态现象”,“异域种”与“异地种”,等等。从表1可以看出,生命科学各学科的一义多词现象多属于此类。汉语文化博大精深,可供表意的词汇丰富、数量庞大、涵义细致。虽然为择优定名提供了较大的选择空间,但另一方面也成了出现一义多词的另一原因。由于对外来词汇没有一个统一的翻译标准,加上个人遣词用字习惯的不同,以及对概念理解的细微差异,便造成了一个概念多种名称。3.对“规范名词”和“不推荐用名”的认识不同在已公布的生命科学各学科名词中均有一些“不推荐用名”。在这些“不推荐用名”中,有的名词在这一学科为“不推荐用名”,而在另一分支学科却为“规范名词”。如“生命带”和“广布种”在《植物学名词》中均为不推荐用名[9],而在《动物学名词》中却为规范名词[6],等等。4.各学科之间的定名协调工作较差在近年来的名词审定工作中,生命科学各学科分别进行,且历时较长,客观上给定名协调工作带来一定困难。但是协调工作不力亦是造成一义多词问题不可忽视的原因之一。从表1可以看出,大多数概念的一义多词,不是认识上存在本质区别,只是措辞不同而已。所以加强各学科之间的协调工作,对此类问题还是比较容易解决的。三、对策生命科学名词的规范化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多数分支学科已完成第一批名词审定,有的学科正在进行名词审定;已完成第一批审定工作数年的一些学科,不久将要进行增补、修订和补充定义的工作。为了进一步做好生命科学名词规范化工作,首先应鼓励和加强对有关概念的研究,注意学科间的相互学习和借鉴,以提高和统一认识,为择优定名和名词定义打好基础。这是其一。其二,要加强各学科之间,以及与交叉学科之间的定名协调工作。建议成立一个生命科学名词审定协调机构,管理和推动生命科学各学科以及与交叉学科之间的名词审定、修订和定义的协调工作。* 王孟本研究员是生态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委员。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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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民初,国内物理学名词的译名非常混乱,这成为近现代物理学在中国快速传播的巨大障碍。从1920年开始,大批归国留学生为审定物理学名词进行了多方面的努力:他们讨论并确定了物理学名词的翻译原则,为审定名词奠定了基础;他们先后主持了科学名词审查会物理组和物理学会名词审查委员会的工作,并陆续编订了《物理学名词(第一次审查本)》《物理学名词汇》和《物理学名词》三部词典。到1934年,在留学生的全面主导下,国内的物理学名词基本上得到了统一,西方物理学在中国的本土化进程因此大大加快了。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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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近代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工作,始于清朝末年(1906年),当时,在大学部设立了科学名词馆,由严复任编纂。辛亥革命胜利后,江苏教育会之理化教授研究会曾组织过物理学、化学等名词术语的审定工作,1918年成立了科学名词审查会,着手分学科组织术语审定,1927年设立译名统一委员会,1928年大学院改组为教育部,专设编审处负责各学科名词审订工作,1932年成立国立编译馆,统由该馆组织专门队伍开展了多学科名词术语的审定,截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该馆尚有数十种各学科名词术语草案,为新中国自然科学名词术语的审定与统一工作提供了素材,奠定了基础,为推动学术交流,繁荣学术气氛起了积极作用。一、解放前地质学名词审定工作的历史回顾地质学名词的审定,当以1923年董常所编《矿物岩石及地质名词辑要》〔1〕为最早,这虽然尚属个人编纂辞典之类,但他搜集之广,又经多人参与审订,订名上尚称准确、严谨,流传甚广。1927年大学院成立的译名统一委员会虽然着手审定矿物学、岩石学、地质学名词,但尚属初步草案。1930年杜其堡(1898－1942)编成了《地质矿物学大辞典》〔2〕,填补了当时中国自然科学名词辞典的一项空白,辞典共1145页,收录了地质学、矿物学、岩石学、晶体学、化石学、地文学名词术语,并选编著名地质学家的传略和肖像,除每条目做扼要解释外,尚附有插图说明,每条注有英文和德文〔3〕。杜其堡以10年之心血,倾注于这部辞典的编订,编成后又经著名地质学家翁文灏、赵亚曾等的严谨审订,正像翁文灏先生在序中所指：“按专门辞典之作,盖所以集学术之大成,便学者之检阅,意至善用至广也,……。地质矿物学辞典教育界既久感此需要,则杜君此编,固亦今日不可不有之书,殆亦今日中国地质矿物学界力能贡献之作”〔4〕。国立编译馆负责编订的有关地质学名词,分矿物学名词,普通地质学名词、岩石学名词,以及古生物学名词。矿物学名词于1932年着手收集材料,1933年开展审定,由当时教育部聘请了老一辈地质学家章鸿钊、丁文江、翁文灏、王宠佑、李四光、何杰、王烈、叶良辅、谢家荣、杨锺健等15人为审查委员,进行逐条审定,于1934年由教育部令公布,《矿物学名词》包括普通矿物学及矿物分类学,共6,000余条,附有英、德、法、日文〔1〕。在矿物订名上以矿物的物理性质为主,以化学特性为次,尽可能多采释义为原则,为我国的矿物命名奠定了科学的原则与方法。《地质学名词》(普通地质学)于1934年送教育部审核。教育部聘请了章鸿钊、丁文江、翁文灏、李四光、叶良辅、谢家荣、郑厚怀、王恭睦、朱庭祜等17人为审查委员,经一年多的逐条审订,于1935年发送中国地质学会复审,经过大量修改,于1936年整理公布,《地质学名词》近万条目,与矿物学相同,附英、德、法、日文〔1〕,仍以释义为原则,包括天文地质学、地形学、外动力地质学、火山、地震、经济地质学、构造地质学、地壳运动以及重要的地层学名词等,正是由于这部分名词包罗万象,虽然经过17人的审查委员会逐条审定,也难以一一修订完善,仍有不少不当甚或是错误之处,这在《地质论评》第3卷第3期(1938年)李悦言的专文中做了系统的评述〔5〕,不仅指出订名错误之处,也提出具体修正建议,如侵蚀盆地(Basin Karst)应改为喀斯特盆地,粘土石(claystone)应改为泥岩,冲积丘(Alluvial cone)应改为冲积锥等,不一一赘述〔5〕。国立编译馆虽然做过审定工作,还仅限于草案阶段,这就是解放前夕留下来的地质学名词草案,岩石学名词草案,矿物学名词草案等。二、新中国成立后地质学名词审定工作的发展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央人民政府文化教育委员会下,设置了学术名词统一工作委员会,属于自然科学系统由中国科学院负责组织各学科审查小组,地质学审查小组,聘请尹赞勋、王竹泉、王嘉荫、李春昱、侯德封、袁复礼、张文佑、陈光远、杨遵仪、谢家荣为委员,据我记忆,像孟宪民、冯景兰等也经常参加审定活动,经两年多的审定,于1953年定稿,在全国范围内征求意见后,于1954年正式公布〔6〕。这次审定公布之《地质学名词》乃以中英对照,以中文为正编,以英文为副编,其内容范围：包括地质现象、地质作用、地质构造、古地理、矿床学、工程地质学、水文地质学、地貌学,以及与地质有关的钻探,采矿部分名词在内,矿物、岩石以及古生物学名词另有编册,未列入其内,这次公布之地质学名词是由政府组织审定的,审定要求严谨,科学性较高,得到学术界的赞誉。按照地质学名词审定的原则与方法,于1954年公布了《岩石学名词》(汉英)〔7〕,《矿物学名词》(汉英)〔8〕,1956年公布了《英俄中古生物学名词》〔9〕;《综合地质学名词》〔10〕,1957年《水文地质学及工程地质学名词》〔11〕(俄中对照)。此外,还编订了中俄对照的《岩石学名词》〔12〕(1956年),俄英中《矿物学名词》〔13〕(1957年)。这里以中俄岩石学名词为例,说明其特点：1.范围：岩石学的原理、成因、分类、产状、成分、结构、性质、形变、内外作用等,都包括在内;2.订名：以物理性质为主,以化学特征为次。凡对特殊结构、构造以及特殊意义者,悉从其含义而定。3.文种：虽系中俄对照,仍附注相应的英文;有的选译名词,一般保持原作者所订原名,有德文、法文、意大利文等;4.审查组：聘请谢家荣、王嘉荫、苏良赫、冯景兰、何作霖、袁复礼、朱福湘、刘乃隆为审查组成员。这一时期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工作,受到政府的关怀和重视,把这项工作提到了重要地位,正像郭沫若院长在《序言》〔14〕中所述：“目前我们国家正在积极准备进行计划性的经济建设。为适应这种需要,文教部门必须大力发展科学研究事业与技术教育,大量培养科学技术人材……。因此各种学术专门名词之使用,已经不只是少数高级知识分子的事情,且已成为广大人民的需要。这些情况说明统一学术名词工作在今天尤其有重要的意义”。同时,还着重指出：“这些工作乃是一个独立自主国家在学术工作上所必须具备的条件,也是实现学术中国化的最起码的条件。由于这样,统一学术名词工作才具有它实际的迫切的需要,……。”〔14〕正是由于国家的重视,才获得较大的进展,取得可喜的成就,公布了一批又一批自然科学名词术语,为全面发展我国的科学技术,做了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作。三、地质辞书词典的编篡弥补了审定工作的中断六十年代初到七十年代初期地质学名词审定工作虽一度中断,但有关出版机构,在严密组织下,以各种形式。聘请本学科学者、专家,集体编订了一批质量较高、有影响的辞书类工具书,为国内外学术交流、科研、教学、生产起了重要作用。下面选其一部分做简要介绍：1.《英汉综合地质词汇》〔15〕1970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这是根据1957年版进行的修订和增补,共收集有关地质学、岩石学、矿物学、古生物学、地球物理学、工程地质学、水文地质学,以及深部钻探、采矿术语25,000条,该书出版后,深受读者欢迎,已多次重印,可以说,是我国地质工作者常备的工具书。2.《英汉矿物种名称》〔16〕这是中国矿物岩石地球化学学会、中国地质学会矿物学专业委员会联合组建的新矿物及矿物命名委员会审定,他们以Fleischer的《矿物种名汇编》(Glossary of Mineral species,1980)为蓝本,并参阅了国内外有关文献整理编订而成,多次经过专门审定会议讨论订名,组织了国内著名矿物学者进行严格审定。像蒋溶、陈正、池际尚、郭宗山、彭志忠、丁毅等都参加编订与审定工作。该书内容包括1980年底以前发表在国内外有关书刊的矿物名称、重要变种名、族名概称和同义词等共3,100词条,值得提及,书中还收入了新中国以来发现的新矿物,如黄河矿(Huanghoite)、湘江铀矿(Xiangjiangite),斜方钦铀矿(Orthobrannerite),氟碳铈钡矿(Bastnaesite)以及香花石(Hsianghualite)等,成为中国地质矿物工作者难得的工具书,为中国新矿物的研究和命名工作提供了重要科学资料。该书于1983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1988年又重新发行了修订本。3.《英汉现代地层学词典》〔17〕1983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该书收集现代地层学术语1,460条,每条做扼要的词义解释,尽可能运用当代术语学的基本原理,做释义性的解释,诸如地震地层学(seismic stratigraphy),定量地层学(quantitave stratigra－phy),动力地层学(dynamic stratigraphy)等术语。4.《英汉地质词典》〔18〕1983年由地质出版社出版,该书共收词近15万条,包括三十多个学科,主要有地质科学及其所属各个学科,其中有普通地质学、矿物学、岩石学、地层学、构造地质学、大地构造学、矿床学、工程地质学、水文地质学、地震学、火山学、煤田地质学、石油地质学、地球化学,也包括一些新兴学科,诸如遥感地质学、数学地质学、环境地质学、宇宙地质学等,组织国内二百位著名地质学家参加审定,是历经五年的成果。也是地质工作者常备的工具书,有着广泛的影响。5.《地质辞典》〔19〕1983年陆续由地质出版社分五个分册出版,该书是由原国家地质总局责成书刊编辑室和中国地质科学研究院组织力量编纂而成,历经几年的努力,有三十多个教学、科研和生产单位参加编订,经过全国四百多个地质单位征询意见和修改,是我国第一部综合性地质辞典(带有解释),包括四十多个学科,一万一千多词条,共达三百多万字,其特点是对许多地质科学的基本概念,做了定义性解释,特别是对具有中国特色的地质现象,分别做了论述,像在第一分册中大地构造学部分专门分列出中国区域构造,震旦地块、华夏地块、昆仑山地槽、喜马拉雅地槽、震旦褶皱带、喜马拉雅造山带等都一一做了基本概念及特征的论述。众所周知,中国大地构造学派是各有特点的,理论观点自成体系。该书中把几个主要学派各自分成独立系统,并集中篇幅加以注释,以不同学派的术语,反映出不同学派的理论概念,使读者对中国大地构造学说、学派有系统的概念,这正表现出中国地质术语是反映地质现象特征和概念内涵的。该书分列的主要学说有：多旋回说(65条),断块构造说(82条),地洼学说(86条),波浪状镶嵌构造说(65条);而地质力学则分为构造要素、构造地块、构造体系、构造级别、序次、岩石力学性质、构造应力场、地壳运动七大部分,所列词条较多(共364条)。此外,该书还比较系统地分列了板块构造说,使收集的词条术语更具时代感。《地质辞典》五个分册是：第一分册：普通地质学、构造地质学(上下册)第二分册：矿物、岩石、地球化学、同位素地质学等第三分册：古生物学、地史学、地层学等第四分册：矿床学、应用地质学、包括海洋地质学、工程、水文地质学〔19〕第五分册：地质普查勘探技术方法(上下册)此外,与地质学科密切相关的学科,还编篡出版了《英汉综合地震学与地球物理学词汇》〔20〕,《地球物理勘探词典》〔21〕《英汉石油地球物理勘探词汇》〔22〕,《英汉地质学缩写词汇》〔23〕、《古生物命名拉丁语》〔24〕、《自然地理学名词》〔25〕、《英汉自然地理词汇》〔26〕等,为地学界的学术交流,起了重要作用。四、当前地质学名词审定工作的现状上述地质辞书、词汇的编纂与出版,虽然弥补了统一审定工作的中断和不足,但由于各单位缺乏统一审定术语的原则与方法,出现了一词多义,或一义多词,特别是在引进新词中未能严格按术语学原则要求,缺乏科学性,使中文术语不能准确地反映所指概念,造成一定混乱现象。近年来地质科学迅猛发展,反映新学科、新理论、新概念的术语大量涌现,像环境地质学、灾害地质学、旅游地质学、城市地质学、农业地质学等新学科、新分枝的建立,都要创出反映新学科内容和术语体系,必须有一个统一而权威性的命名原则与方法,加之国内外学术交流的频繁,科技情报信息的传递,新学科的开拓、新概念的引进、科技图书文献的编纂、出版和检索,特别是科技术语库的建立与使用,都有待于科技术语的规范化、标准化。鉴于此,国务院委托国家科委、中国科学院组建了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负责全国自然科学各学科的名词术语的审定与统一工作,1987年委员会委托中国地质学会组建了地质学名词审定委员会〔27〕,并初步制定了工作条例和审定原则与方法,确定了审定范围、审定步骤和具体工作安排。学会决定由当时的理事长程裕淇教授任主任委员,由两位副理事长王鸿桢教授、叶连俊教授为副主任委员,聘请著名地质学家30余人为委员。分为8个学科组：1.地质学综合名词组,2.地史和地层组、3.构造地质学组、4.矿物学组、5.岩石学(沉积学)组、6.地球化学组、7.矿床学(含能源地质学)组、8.环境地质学组〔27〕。经过1987年分学科收词,集中讨论初稿,1988年形成地质学名词草案,几经讨论和整理,于1989年,在程裕淇主任及两位副主任主持下,召开了第一次地质学基本词的审定会,出席会议的委员,历时三天分学科进行了严肃认真的讨论,最近确定第一批地质学基本名词约4500－5000条,其中地质学综合性名词170－180条,地史与地层学450－500条,构造地质学500－550条,岩石学850－900条,矿物学650－700条,地化800条、矿床学450－500条,环境地质学(水文、工程地质学)450－500条。《草案》整理后,将发送全国有关单位征询修改、补充意见。再经整理后,将召开第二次审定会,经过委员会讨论通过,送交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复审后,批准公布。五、关于地质学名词审定公布的几点思考即将公布的地质学名词,是第一批地质科学领域内的基本词,其数量仅在4500－5000词条,其余亦将分期分批由委员会负责审定,由全国委员会予以公布,其特点是由国家统一组织,有计划地进行审定,因此,审定的各学科术语,应达到标准可靠,这不仅要求在科学性上是高标准,而且也要在使用汉语特征上达到高水平,鉴于此,根据个人所接触的范围,提出几点建议,以供最后定稿时参考。1.补充与增加新名词术语问题现已初步讨论的四千余词条的地质学名词中,强调基本词较多,而有忽略反映地质科学新理论、新思维、新概念的术语较少,缺乏时代感、像近两年内实施国际岩石圈计划过程中形成的新学科,幔岩学、幔岩矿物学,特别是在地球科学面临横向交叉、综合、相互渗透的形势,涌现出大量交叉性理论和概念,像地质重演律、地质全息律、间断平衡论、海—地—气耦合,全球地学大断面(GGT)以及计算机断层摄影扫描术(CT)、地质回向系统、地质黑箱方法〔28〕等,认为在讨论过程,应适当增加一些反映新思维的术语,以表示公布的地质学名词有明显的时代信息。2.与相邻学科的重复问题地理学名词(第一批)共1428条已于1988年5月正式公布〔29〕,地球物理学名词(1339条)〔30〕。亦已公布,古生物学名词,虽包括一少部分地层名词,亦进入定稿阶段,因此,地质学名词(基本词)与相邻学科名词虽有一些的重复,地质学名词可能是在地学几个学科中最后公布的一种,避免重复与本学科的系统性问题,就自然成为突出需要讨论的课题,我认为,既是分期分批审定,就难以求全责备,宁可少些系统性,也尽可能减少重复,少数重复的术语,必须严格求其统一,不然就失去这次全国统一审定自然科学名词的真实意义。3.审定地质学名词工作中,要贯彻“双百”方针。学术论战是地球科学本身特点决定的,也是地学自身发展规律的要求,中国地质学就是在长期学术论争中求得发展和进步,近年来中国地质学界、学派林立,假说纷纭,可以说所有的理论、假说,都要以其明确的概念,创用术语来表达,术语的统一也是概念上统一,涉及到各学派对各种地质现象的不同认识和论点。矿床学领域内,有多源成矿理论,也有层控时控成矿规律,传统的还有热液,交代、围岩蚀变、变质、重熔、岩浆、火山喷发等成矿假说,国内都在不同时期,不同阶段进行过论战,也都有各自的侧重者,反映这些概念的术语选择和定义,则要历史而客观考虑,避免厚此薄彼,特别是在中国大地构造学的术语审定中更是敏感的学科领域,多旋回说理论、断块构造说、波浪状镶嵌构造说、地洼学说、地质力学,以及板块构造说,都各自有其完整的独立概念体系,各自创用一套反映其理论概念的术语,表达不同的论点,有别于其它学派,因此,在审定工作中要充分尊重现实,特别是在词条取舍中要慎之又慎,要公正地弘发各学派学术论点的概念系统,尽可能采纳其创用的术语。此外,还有中国冰川理论的争论、“中国贫油论”的争论以及地层划分、新矿物命名原则等,都应在相继公布的地质学名词中有所反映。4.与《地质矿产名词、术语及代码》的协调和统一问题。本文中列举的地质学词汇、辞典均属工具书类,而《地质矿产名词、术语及代码》〔31〕属于国家标准,它的覆盖面是全学科性的,涉及35个学科60分册,共10余万词条,既包括传统常用术语,也有现代地质学发展中新出现的概念。基本反映了地质矿产科学发展现状,是由国家技术监督局组织,地质矿产部牵头,动员各有关学科专家集体编纂而成,早已于1987年审议完成。这对地质学名词审定工作来说,一方面是创造了更有利的基础,许多词可以借鉴,另一方面重复是在所难免了。但这次审定工作可在科学性上,在确定术语反映事物内涵概念方面,多做些推敲;另一方面,在精选新词上,多从当代术语学的原则与方法方面显示出优势,以便使公布的地质学名词有自己的特色。更为重要的是加强与《地质矿产名词、术语及代码》的协调与统一。5,重视与台湾、香港地区以及汉语国家地质名词的协调。最近笔者阅读了台湾出版的《经济地质学的发展》,《台湾四十年的地质学的发展》、《台湾地质矿产现状》,特别是1981年由赵敏修编纂,台北出版的《地质学名词词典》〔32〕,其中有许多术语是与大陆不相同,其中有些地质学用语另具特色,像反映台湾地区地层、构造,特种地质现象的术语,也应适当选用。结语我国地质矿产事业发展迅猛,现在世界上已知的150多种矿产,我国都已找到,其中138种已探明了储量,稀土、钨、钼、钒、钛、汞、铅、锌、铜、锑等20种储量,居世界前列〔33〕;1∶20万区域地质调查实测面积639.97平方公里(1986年)达到应测面积88.9%;煤炭产量占世界第一位,钢铁占第四位,石油占第五位,黄金占第六位,有色金属占第七位〔34〕。全国地质系统大军已达百万,从事地质的队伍已达386861人(1986年)〔35〕地质学术语是这支大军的工作语言,学术活动的交流工具,因此,地质学术语的统一和规范化,就越发显示着紧迫性和重要性,特别是面临能源、资源、保护环境、防止和预测预报自然灾害的重大任务之际,这项工作更与经济建设,科学技术现代化密切相关,也是发展地质科学的基础性工作,〔附记〕本文是根据1989年3月第一次地质学名词审定会上的发言稿整理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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