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嫁接：社会工作介入离婚诉讼分析

我国离婚制度的改革与完善离不开专业社会力量的参与和介入，而社会工作尤其是家庭社会工作的快速发展为其介入离婚制度提供了可能。司法实践和行政管理过程中人们对社会工作介入离婚制度的必要性还无清晰认识。对此问题的讨论，可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其一，离婚制度的指导理念；其二，离婚制度建构的社会适应性；其三，家庭社会工作的专业价值。应通过考察离婚制度与社会工作理念的契合。对社会工作介入离婚制度的具体范围进行探讨。     

再论离婚损害赔偿制度--以权利救济为视角

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始建于19世纪,通过各国家庭法不断改革,得以日益完善并被保留了下来。但尽管如此,该制度也并非尽善尽美的。作为一种权利救济手段,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应从方便操作和节省诉讼成本的角度出发,在原来的基础上适当扩大过错范围,并通过合理的适用过错推定原则以及有条件的承认当事人之间关于离婚损害赔偿的协议以降低权利人获得救济的成本。从而最终成为一项既能体现其权利救济价值,又能使诉讼成本最小化的法律制度。     

欧盟十国欲就涉外离婚法律“加强合作”之解析

欧盟十国欲在涉外离婚法律领域适用阿姆斯特丹条约引进的一定数量成员国间加强合作,这是欧盟涉外离婚法律领域中最新、同时也正处于进程之中的动态。在欧盟成员国不能达成全体一致,阻碍了欧盟在涉外离婚法律领域通过罗马规则Ⅲ的背景下,在涉外离婚法律领域启动加强合作程序是打破此僵局的途径之一,但并非唯一途径,还有其他四种可能的方案。加强合作究竟是进步还是倒退,这取决于个人看待这个问题的角度。     

浅谈我国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几个问题

2001年4月28日我国修正后的《婚姻法》首次规定了离婚损害赔偿制度。这一制度的确立是我国离婚立法改革的重大成果,有利于更充分地保护无过错方的合法权益,保护婚姻的合法利益。本文主要探讨离婚损害赔偿的适用范围、第三人能否作为离婚损害赔偿的义务主体、离婚损害赔偿是否以离婚为要件等问题。     

詹姆斯·马丁

詹姆斯·马丁1933年出生于英格兰，身为六大洲荣誉博士，世界著名管理和信息技术专家，被誉为该领域“最重要的谋士”，在《电脑世界》25周年纪念版评选的计算机领域全球最有影响力人物中，他排名第四。马丁1952年毕业于牛津大学物理学专业，195孽年加入lBM，     

要离婚，先出国

在1974年5月以前，西欧国家中，意大利与西班牙、爱尔兰同属不准离婚的国家，所有居民都无权离婚。1974年5月12日，意大利举行全国公民投票，有2／3的公民投票赞成离婚。从此，意大利公民才取得了合法的离婚权。尽管仍有很大势力的天主教会竭力反对离婚，但意大利的离婚率还是出现了迅速上升。根据意大利国家统计局的数据，     

离婚时学位、资格证书等人力资本分割补偿制度探析

学位、执照等资格证书具有很强的人身专属性，代表着一个人某些专属领域的能力、水平。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取得的学位、资格证书、执照等人力资本，是否可算为夫妻共有财产，离婚时如何分割，实行分别财产制的夫妻，离婚时如何进行家庭劳务的补偿，我国现行婚姻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对此并未作出规定。本文对离婚时学位、资格证书等人力资本分割补偿制度进行探析，建议我国婚姻法通过司法解释或者立法修改的形式，对此作出规定，这将有利于家庭夫妻伦理关系的稳定与和谐，夫妻双方相互扶持，真正实现男女双方在婚姻关系中的实质平等。     

英格兰东北地区成功战略与发展研讨会举行

“英格兰东北地区成功战略与发展”研讨会1月12日在上海市科技创业中心创业城二号楼举行。上海与英格兰东北地区的孵化器合作始于2003年,从一开始就受到了两地政府的重视,也得到了各孵化器、孵化企业及相关机构的积极响应。2004年5月,英格兰东北经济发展署与上海市高科技企业孵化器网络(即现在的上海科技企业孵化协会) 正式签署了科技合作备忘录。此后,双方通过组织代表团互访、合作举办研讨会等多种形式共同推进两地在多媒体、生物医药、纳米技术领域的科技交流与合作。     

浅述我国离婚法定理由

离婚自由是婚姻自由的一个重要方面，我国的《婚姻法》给出了法律规定，将夫妻感情破裂作为离婚的法定理由，并将调解作为前置性程序。但夫妻感情破裂难以界定，不能涵盖离婚理由的各个方面。本文试图从法定理由简要剖析，探讨我国新修改的离婚法定理由的不足，并进行了对策分析。     

浅谈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下施工企业应面对的问题

《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50500-2008）（简称《计价规范》）的颁布实施，是工程建设领域的一件大事，是工程造价管理改革的一个里程碑，它开创了工程造价管理工作的新格局，必将推动工程造价管理改革的深入和体制的创新，最终建立由政府宏观调控，企业自主报价，市场有序竞争形成工程造价的新机制。     

解读现代婚姻高离婚率问题

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中国城市婚姻正面临着一场巨大的挑战,离婚率逐年攀升。观念变革、社会流动日益频繁、个人享乐主义的盛行、越来越简化的离婚程序、妇女社会地位的提高、媒体的大肆反面宣传等都是导致城市高离婚率的因素。现代社会的人们应该摆正心态对待婚姻,加大对女性的关爱;国家则应加强婚姻管理工作,正确引导社会舆论,以逐步解决高离婚率问题。     

法治视野中的离婚自由

婚姻自由包括结婚自由和离婚自由两个方面。保障离婚自由是婚姻自由原则的基本要求,没有离婚自由,婚姻自由就失去了应有之意和存在的根基。有必要在法治的视野下审视婚姻法中的离婚制度存在的问题,以期完善婚姻法中的离婚制度．实现真正的婚姻自由。     

论我国离婚的法定条件

我国现行婚姻法规定离婚的方式有两种,即行政程序离婚和诉讼程序离婚。行政程序离婚的法定条件是夫妻双方自愿离婚,且对子女和财产问题已有适当处理,实际上采用的是婚姻关系破裂标准。诉讼程序离婚的法定条件是夫妻感情确已破裂,调解无效。但婚姻关系是否破裂、破裂程度的标准难以把握。同时,以夫妻感情破裂作为准予离婚的标准不十分符合我国当前婚姻状况实际,有悖婚姻自由原则。从婚姻的本质、马克思主义婚姻观、我国离婚制度的历史沿革、人们婚姻家庭观念的变化和离婚司法实践来看,以婚姻关系破裂作为诉讼离婚的法定条件更为适当、科学。     

离婚现象的理性思考--辩证统一的历史观和社会观

论述了人类婚姻史上离婚现象的否定之否定,即中世纪用婚姻的牢固性、不可离异性否定了原始婚姻的松散性,而现代社会又用离婚自由否定了中世纪的离婚不自由.进一步指出,离婚现象的否定之否定的本质在于婚姻中个人行为和社会行为的矛盾统一.婚姻从表象上是个人行为,从本质上是社会行为.既要从个人出发,保证离婚自由,又要从社会角度,保持婚姻的相对稳定性,是现代社会面临的主要矛盾.     

宗教多元化背景下的印度婚姻家庭法改革刍议———以印度教与伊斯兰教为例

印度自20世纪中期以来开始了大规模的属人法改革运动,婚姻家庭法改革首当其冲.这场主旨为“统一化”、“世俗化”的法律改革,在宗教多元化背景下,面临诸多现实困境.印度教徒与伊斯兰教徒人数占全印度人口总数的94％.传统风俗、宗教信仰的交互碰撞以及印度教民族主义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所引发的教派纷争,使得印度婚姻家庭法改革屡屡受挫.“Shah Bano”案正是这一现实问题的真实写照.因此,在宗教多元化的特定背景下,只有确立宗教宽容、平等互信的基本理念,才有可能成功推进法律统一化与世俗化改革的进程.     

西方学者关于近代早期英国私人生活述评

私人生活史在西方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之后逐渐受到学者们的重视。目前虽然尚无学者专门研究近代早期英国私人生活史,但是很多西方学者在研究近代早期英国的社会问题时,都涉及了私人生活史的内容。归纳起来,西方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六个方面:婚姻与家庭、两性关系、个人财产权利与继承、社会交往与流动、宗教与文化生活和私人休闲生活。     

中国离婚率变动对住房价格的影响研究——基于空间计量模型的实证分析

住房作为每个家庭的必需品,与老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而离婚率作为婚姻稳定性的综合反映,是否会对住房价格产生影响,值得关注.基于2003年～2017年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面板数据,运用空间计量模型研究离婚率对住房价格的影响,结果表明：1) 离婚率对住房价格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离婚率每上升一个千分点,住房价格上涨6.26%,说明离婚率攀升不仅代表婚姻市场不稳定,而且容易造成住房价格快速上升.2) 依据中国房地产调控政策,进行分时段模型估计,结果表明2003年～2009年、2010年～2017年中国离婚率对住房价格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其影响程度呈现下降(从0.130 7到0.041 8).因此以政府为主体,对房地产市场进行宏观调控仍然是未来经济健康发展的必要手段.3) 中国离婚率对住房价格的影响始终不具备空间溢出效应,即本省(邻省)离婚率对邻省(本省)住房价格影响不显著,这可能与住房价格较强的空间集聚性和房地产政策的户籍限制有关.     

民法典亲属法编的制度安排和意思自治

民法典亲属法编可以分为亲属法通则、婚姻和父母子女三部分。在规定亲属法基本原则时,应删除＂计划生育原则＂而增加＂善良风俗原则＂。亲属法领域完全有着意思自治得以适用的广阔空间,而婚约、结婚、离婚协议等均为意思自治的具体体现。     

现阶段我国婚姻伦理存在的问题及其矫正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民众的婚姻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主要表现在大龄未婚青年增多、婚外情和婚外性增多、离婚率上升、家庭暴力普遍。婚姻家庭的稳定与否直接影响着社会的稳定与发展,研究我国婚姻伦理的现状,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显得尤为重要。     

英国行政改革的做法对我国城市公共物品供给的启示

英国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为改变国内财政紧张的局面，应对全球化时代，在行政改革上，对政府角色进行了重新定位和职能优化，在公共领域引进了市场机制、企业化管理，取得了较为显的效果。我们应结合我国实际，对城市公共物品供给的现状及问题进行分析，借鉴英国行政改革的做法，特别是英国在公共领域改革的经验，提出我国城市公共物品供给的思路及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