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山东商人在北京的商贸活动研究

清代北京城的商业活动中,山东商人占据着重要的地位。自顺治年间始,招远、莱阳、海丰（今无棣）、黄县、章丘、曹州府等地的商人先后开始了在京城的商业经营。他们所从事的行业主要是绸布业、饭庄酒馆业、粮食业等,此外还有油盐、石磨业。山东商人在京建立了山东会馆、齐鲁会馆、山左会馆等十四个会馆。清中叶后,山东在京经商人数逐渐增多,规模也逐渐扩大,使得山东商人有资本和实力与山西商人共同把持北京的工商业发展。     

论唐代商人的社会地位

唐代商人社会地位逐渐提高，主要表现为商人经济势力膨胀，并向政治渗透，商人获得一定的文化教育权利，在意识形态领域内已受到正面宣传。政府扶商政策是商人地位提高的前提，社会商品经济繁荣是商人地位提高的基础。土地兼并及均田制的废弛为商人地位提高提供了大好机遇，开放的社会风气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商人地位提高，促使唐代社会政治结构，经济结构及价值观念发生了变化，亦为宋代商业的鼎盛繁荣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明清盂县商人与地方社会

明清五百余年的历史中,因地缘优势、资源条件的不同,山西各地区的商人呈现出不同的发展轨迹,它们共同构成了晋商的辉煌历史。盂县商人作为晋东商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明清两代得到迅速发展,不仅促成县邑成为当地经济重心,乡村集镇亦因之迅速崛起;而且境内民众形成了外出经商的传统,经营范围涉及直隶、京师等多地,经营行业多样。商业的发展推动商人积极参与社会活动,在县邑以捐资修庙和庙会经济为主要活动;在行商区域则以修建会馆和义园为主要活动。这些活动提升了盂县商人的社会地位,增强了其社会影响力。     

"边缘商人"还是"中心商人"?——中世纪威尼斯商人角色定位

威尼斯商人在中世纪经济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中世纪威尼斯的地理位置、经济繁荣的程度,以及威尼斯商人的社会地位,决定了中世纪的威尼斯商人是“中心商人”而不是“边缘商人”。     

明代徽商与英国商人之比较

16~17世纪,中国徽商和英国商人的社会地位与经济地位都不相符,但他们采取的应对方式却不同,徽商提出"农商皆本"希望扭转社会价值观念不得而转向奢华享受,英国商人则选择依附于现有等级谋求发展,加之财产继承制度的不同,明代的商业资本如昙花一现,而英国商业资本则顺利过渡为工业资本。     

世界商业文明与中国商人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被确立为指导中国长期发展的战略方针。在这种背景下, 无论从事何种行业,经营意识与经营能力已经成为现代人一项必备素质之一。而谈到经营,离不开对商品、商人与商业的发展溯源。当我们按照商人的头脑与方式,重新认识并应用身边的资源,使之转化为市场认可的价值时,便拥有了这种素质和能力。除了个人素质提升之外,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背景出发,与中国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遍布世界各地的重要商业力量——世界华商,尤为值得我们关注,他们为中国以及全世界经济社会发展贡献了巨大力量,同时日益担负起更为重大的社会使命——营造和谐、美好的世界商业文明社会。     

明清时代的鄱阳商业与商人

文章利用方志与墓志中的商业与商人史料,分析了明清时代鄱阳县本地商业状况与外来商帮构成,以及鄱阳商人的经营行业和商贸地域.透过商人的传记资料,可以看到士人为商人写传,大力肯定商人的志业,商人则高度认同士人所代表的儒学主流价值观;方志为商人立传,商人为桑梓与国家效力,体现的是士商之间、商人与国家和社会之间相得益彰、"美美与共"的良性互动.     

近代榕沪果桔贸易关系试析

橄榄和桔子是福州的土特产,在福州的商贸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福州商人以上海为终点,或以上海为中转站,大规模从事福建与江南、华北、东北、台湾等地的果桔贸易。经营果桔业的榕商实力雄厚,在上海组成了地缘与业缘合一的会馆。会馆的功能多种多样,使商人在异地他乡有极大的归属感。     

水上交通、水利堰坝与流域社会 ——以清代民国广西桂江流域碑刻为中心

本文通过解读清代民国时期广西桂江流域现存有关水上交通与水利堰坝的碑刻资料,解析了桂江流域水上交通与商业运输等多个环节,以及桂江流域的农民、渔民、盐商、木商与行商、船户与船帮等围绕着河道、堰坝、鱼梁而产生的纠纷诉讼,一定程度上展现了清代民国时期桂江流域以河流为中心的复杂社会关系,以及立体的流域社会图景;本文研究可为广西河流与交通历史研究提供两方面的启示:1.通过解析不同人群在诉讼纠纷时所使用的话语表达,可透视出清代民国时期不同产业在政府赋税结构中的地位及其从业人员社会地位的变动.2.以河流与水上交通为切入点,须历时性地综合分析桂江流域河流环境、多元生计模式人群与社会经济之间的动态关系.     

节妇在家庭中的经济角色研究——以清代武昌府为例

清代武昌府的节妇在丈夫去世后独自担当整个家庭生存下去的责任,她们用自己的辛勘劳动,通过不同的方式获取了家庭经济收入,不仅使自己和家人存活下去,也把不多的经济收入用于支持亲友以及参与地方事务等.清代武昌府的节妇用自身的行动,提高了她们在家庭、宗族和社会中的地位,以此为基点,使我们对清代"男主外女主内"的封建伦理观念和当时妇女从事的经济活动均产生了一点新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