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幻之影——拉萨大昭寺吐蕃木雕的艺术风格与源流

文章从文献和考古资料两方面分析了拉萨大昭寺内现存的吐蕃时期木雕,认为这些木雕以往学者们较多注意到其受到印度、尼泊尔等地古代文化影响,而较少留意其中受到中原唐代建筑影响的因素。而近年来我国考古学者在对大昭寺所作的实地勘测工作当中已经注意到,大昭寺的总体木构建筑明显的也受到内地风格的影响,融合有南亚与中原唐文化不同文化因素,成为吐蕃时期对外文化交流的有力物证。     

藏文史籍《弟吴宗教源流》史料价值探析

《弟吴宗教源流》是一部研究吐蕃历史文化方面比较重要的藏文史籍,深得当今藏学界的青睐,已成为研究藏族古代历史文化的重要参考资料之一。文章在前贤研究的基础上,就《弟吴宗教源流》对吐蕃远古史、吐蕃史、史学史及分裂割据时期历史文化研究方面的史料价值等方面进行了探讨。     

吐蕃简牍、金石铭刻的档案价值

吐蕃简牍、金石铭刻是藏族文化的重要瑰宝，是西藏民族档案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从档案学的角度，论述了吐蕃简牍、金石铭刻的重要档案价值，探讨其档案价值是我们研究民族问题和民族历史的重要环节。     

从近年新见吐蕃金银器看青藏高原多民族的交流与融合

近年来,随着青藏高原考古工作的不断推进,一批精美的吐蕃时期金银制品陆续被发现。这些吐蕃金银器虽然形制、风格各异,但大都呈现出多元的文化内涵。从中可以窥见来自西藏本土、中原唐王朝、北方草原地区和青海吐谷浑民族的文化因素相互交融,是吐蕃时期青藏高原与其周边地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的真实写照,为探究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历史演进从一个特定的角度提供了考古学实证资料。     

建构历史之文化元素——宋代青唐王子政权兴起的主要内因探析

宋代青唐王子政权的兴起是个建构历史的过程,而作为文化元素的社会生产方式、宗教信仰、心理素质以及制度体系等方面的客观表现,则为实现建构历史的必要条件,也是青唐王子政权兴起的重要内在因素。文章依据相关历史文献记忆,结合河湟吐蕃文化特质,从历史与文化的视角,着重探讨其兴起之因,为研究历史上河湟吐蕃实现第二次联盟的文化属性提供参考。     

论中国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与发展——以拉萨老城区为例

西藏自治区首府拉萨市具有1300多年的建城史,是国务院首批公布的全国24个历史文化名城之一。拉萨老城区是拉萨市的发源地和核心区,是拉萨历史文化名城的直接见证者、拉萨市文化和经济活动的重要承载者和拉萨独具特色的历史文化传统的集中体现者。拉萨老城区不仅拥有以大昭寺、小昭寺为中心的藏传佛教文化与信仰的基石,也是历史与现代相交汇共同构筑的多功能的城市中心,还是展示西藏民族文化和地域文化的重要窗口,具有极高的历史文化价值和独特的社会经济功能,是人类共同的财富和珍宝,保护和发展的意义深远,需要永久珍惜、切实保护、合理发展、科学管理。     

汉语词“吐蕃”的起源和本真音读考

汉语词“吐蕃”的注音历来有分歧。文章探讨吐蕃一词的起源,认为“吐蕃”并非吐蕃政权或族群的自称,而是他称;吐蕃作为他称应先产生于突厥并后传于吐谷浑,吐谷浑人引导吐蕃使者通使唐朝的话,其所介绍的吐蕃名称应是“音自于突厥”。结合“吐蕃”一词在唐代的音韵表现和敦煌出土吐蕃时期汉藏文对音材料,分析“吐蕃”一词起源时“蕃”的本真音读为重唇音声母和-n韵尾韵母,不可能读为bō,主张按“追史从古”原则给“吐蕃”注音。     

唐代曲江诗研究综述

曲江是唐诗中出现非常频繁的地名，具有优美的自然环境、丰富的人文意蕴，是大唐气象重要的文化象征。分析近三十年来唐代曲江诗的研究成果，从唐代长安诗、唐代曲江诗、曲江诗的著名景观、著名诗人等方面对前人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当前研究成果集中于曲江的历史文化、曲江诗的意向、曲江的自然与人文景观，曲江诗所反映的大唐气象、唐代历史变迁、唐代文人心态等，这些研究推动了长安历史文化、唐诗学、唐代文学的研究。现有研究成果对于曲江季节诗研究的较少，对不同诗人所描写的曲江季节诗的对比研究较少，存在较大的研究空间。     

唐代吐蕃的移民与社会文化发展

唐朝时期，吐蕃的社会文化正在悄然地发生变迁。民众的迁徙是其文化变迁的主要原因之一。吐蕃不仅在和平时期积极学习外来文化，而且在战争时期也与汉族接触融合，不断吸纳汉文化。这些促进了吐蕃社会文化的变迁。     

中国藏学论点摘编

古代藏族氏族部落的迁徙、内部整合与分化是古藏文吐蕃地名产生的主要原因。从民族史视野审视古藏文吐蕃地名、部落名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同时与唐朝及其他周边民族政权的关系和政治地理格局演变有密切的关联。吐蕃地名是吐蕃时期遗留下来的重要文化符号,对以后藏族地名文化产生了比任何时期都更为重要和直接的影响,要了解吐蕃时期地理历史语言,可从地名入手从事论证研究。同时,想考证近代藏族各类地名的来源含义,也可以从吐蕃地名查找其根源。     

藏族史学的起源与早期特色

本首先对藏族神话的几种类型进行分析，认为在藏族远古神话及各种传说中表现出神权历史观，而在神权历史观中又混和着历史循环论和进化论思想。其次在历史献学的角度出发，对敦煌吐蕃历史书，诸如《吐蕃大事记年》进行分析，认为吐蕃时代的一些历史书在历史学指导思想和方法上已经具备了一定的体系并且形成初步的传统范式，历史观也从刘权历史观转变为具有人主义倾向的历史观，最后作认为从所见到的吐蕃时期的一些历史献来分析和推断，至少在吐蕃王朝中期以后，其宫廷中的官与学对待历史的观念较之以往的那种神权历史学应该产生极大的飞跃。他们已充分认识到“人事”，前人的行为及活动对后人所具有的意义，对于历史的价值问题，他们已经具备了自己的一套看法。在撰写历史时，严谨、准确的风格以及挥洒自由的笔表明吐蕃的历史学家基本摆脱了神话时代那些古老的宗教束缚和社会禁忌，显示出他们对待历史的态度是客观的，轻松的。     

试论吐蕃时期布达拉宫的建筑规模

举世闻名的布达拉宫是西藏的标志性建筑，也是西藏文明的象征。在一千余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布达拉宫的建筑规膜发生了巨大变化。文章试图从吐蕃时期的重要历史事件中提取有关布达拉宫的零星记栽，分析自吐蕃时期布达拉宫建筑规模的变化，为还原布达拉宫的原貌提供一些历史的线索和依据。     

拉萨古城形成发展历史综述

拉萨是西藏自治区首府,也是一座具有近1400年历史的古城。拉萨古城形成、发展和演变的历史久远,故事颇多,耐人寻味。文章将拉萨古城的发展分为四个阶段,梳理了拉萨古城形成发展的历史概貌。     

20世纪初拉萨外来居民生存状态研究

20世纪初，在西藏长居和客居的外来人大多居住在城市，特别是拉萨。拉萨的外来居民中主要有汉人、尼泊尔人和穆斯林。由于历史原因，他们大都从事商业和贸易活动，也有部分手工业。在不同历史阶段，他们在拉萨的经济和社会地位也不尽相同。虽然人口数量不大，但他们对拉萨，特别是西藏社会经济生活有很大影响。章试图通过对20世纪初居住在拉萨的外来居民社会生活状态的研究，展示特定历史时期西藏社会生活构成的一个层面。     

吐蕃译语人考

在西藏历史上被称为“世间眼”的翻译人一般指的是笔译者。从吐蕃中晚期开始,笔译者或被尊称为译师的翻译人备受西藏史家的青睐,每一部教法史著作中都留有一份历代译师的名录表,但纵观吐蕃对外交流史,我们发现被传统史籍所抛弃的口译者或译语人同样具有该称号。吐蕃不仅在王庭设有译语人官吏,还对边缘军政机构和在外征战的领军大臣也配有大量的译语人,他们能够在藏语与汉语、梵语、回鹘语等不同语种之间传导以使吐蕃政治、军事以及文化等方面的对外交流更加方便和畅通。     

从吐蕃墓葬的动物殉葬习俗探吐蕃王朝时期的畜牧业

本从考古发现资料与历史献资料出发，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探讨了吐蕃时期动物殉葬习俗，及所反映出的吐蕃王朝时期畜牧业的发展。     

《大明一统志·西蕃》考论——兼谈西藏地方志在明代的发展

《大明一统志》是由明英宗朱祁镇令李贤等人主持编修一部一统志,其第89卷中的《西蕃》为记今西藏地区的专篇。该篇虽篇幅不大,内容较简,体例不全,但却具备了我国传统地方志的基本特征,可谓寄存于《大明一统志》中的一部西藏简志。更早成书的《寰宇通志》是《大明一统志》编修的主要参考,两书中的《吐蕃》专篇的体例、内容、篇幅基本一致,是明代西藏方志的姊妹篇。继唐代的《吐蕃图经》、宋初乐史所著《太平寰宇记·吐蕃》之后,明代编修的《寰宇通志·西蕃》和《大明一统志·西蕃》被确认为西藏方志,填补了元明时期西藏地方志的空白,为西藏地方志自唐代以来一直延续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因而在西藏地方志源流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诗海遗珠民俗瑰宝——从长沙窑器表诗文看唐代民间诗歌文化

瓷与诗是两种别具中国特质的文化产物,唐代长沙窑开创的器表题诗艺术形成了一种别具特色的“瓷诗文化”。这些诗歌大多不为唐诗典籍记录,属于民间原创作品,它们率真质朴地反映了唐代特定历史时期的市井生活和民生状态,为我们了解唐代民俗,研究诗史发展,特别是分析唐代民间诗歌文化提供了不可多得的鲜活实物资料。     

唐代体育文化的思想内核

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是当时世界的一个文化中心。在思想文化领域，总体上呈现出以儒学为正宗，儒、释、道三教并存又各显千秋的一种多元的文化格局。这种文化格局深刻影响了当时体育活动的各个方面，对唐代体育活动具有渗透、指导、创新和促进作用，是唐代体育文化发展与繁荣的思想内核。     

论洛阳唐三彩的历史展现

洛阳唐三彩是一个独具特色的多彩釉陶系列，自唐代流传至今，经历了唐三彩、仿唐三彩、唐三彩工艺品三个技艺、内涵消长变化的历史阶段。唐三彩作为一种文化载体，在河洛文化的发展过程中，始终有着特殊的地位。准确把握唐三彩的流变历程，有利于唐三彩文化品位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