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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交1050元定金、付给诊所6300港币,单程飞行1093公里,远赴香港才打到的疫苗,极有可能只是一针管"生理盐水"或纯水。"可能我前脚刚走,后脚卫生署就上门了。"家住杭州,27岁的秦桦回忆道。2019年7月12日,秦桦在香港尖沙咀区的加维医务及疫苗中心注射了第二针九价HPV(人乳头瘤病毒)疫苗。HPV疫苗是被誉为"迄今为止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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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辈要看前辈怎样在圈中立足必须先看看“华仔”昙花一现的艺人很多,但是像刘德华这样持续走红二十几年的,极其罕见。香港坊间有种说法:你可以不认识特首,但是绝对不可以不认识刘德华。“刘德华可以一天只睡一个小时,而且精神奕奕,甚至没有黑眼圈;但如果他睡觉超过10个小时,反而像几天没有睡觉。”刘德华在香港演艺圈里有“刘铁人”的绰号,看来,不是浪得虚名。2004年拍了5部电影,这个数字对刘德华来说是多还是少?“不多,我曾经一年拍过12部电影。”2001年、2002年,刘德华以一票之差错失金马大奖,不知有多少人为他鸣不平。2004年,3次获得金马…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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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获自由才知道天有多蓝2003年8月16日,因为税务问题,我被拘留422天后,取保候审。获得自由后这一年多时间里,我像架机器似的拼命拍片,想尽快补齐那1000多万元税款和罚款。劳累的同时,我也进行着深刻的反思。记得刚出来时,香港著名美容师郑明明来北京看望我,我红着眼圈告诉她:“我的确是失败了。”她的目光则充满了慈爱:“承认失败说明你想重新开始。”回想过去,在20世纪80年代,我拍了《小花》等几部获奖电影后,就开始“走穴”。后来,下海经商成为一种潮流,10年中,我先后成立了几十家公司,涉及房地产、影视、美容等行业;但因为搞艺术的人单纯…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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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澳门代表十分感谢全国名词委给予我们这个机会成为全国名词委第四届委员会的委员。能够参与全国名词委的工作令我们十分高兴,也令我们感到光荣。一方面我们可以为澳门特别行政区服务,另一方面也可以为祖国服务。昨天早上我们听了潘书祥副主任的报告,了解了过去15年在委员会的努力下已经得到了很丰硕的成果,建立了中国的科技名词体系,潘副主任也为第四届委员会提出了很好的工作计划。相信在有关单位支持下,委员会的工作将得以很好地继续开展,创造更好的成就。澳门是一个多语言的国际城市,科技名词的应用往往有中文、英文、葡文三种语言。澳门的学校主要是中文学校,其次是英文学校。中文学校的教材主要来自香港、内地和台湾。在高等教育方面,科技、社会科学、工商管理等学科都是以英语为教学语言。所以,在澳门推行规范化的名词,也就是要先推广和学习中文科技名词。如果提供英、中对照,这样可以大大加速推行规范化的名词在澳门的工作。现在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正在讨论澳门科技纲要法,其中的一个目的就是推广科技,所以,我们希望在不久将来,在颁布纲要法以后,也可以把推广规范化的科技名词成为其中的一个任务。作为澳门地区的委员我们将继续在澳门地区推广使用规范化的科技名词,协调名词对照及统一的工作,也要与内地有关单位加强联系。最后我们祝愿大家生活愉快、身体健康！* 姚伟彬教授是第四届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委员。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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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春意盎然的午后,我接到一个电话,罗晶说最近要出差到重庆,借这个机会与在重庆工作的我聚一聚。罗晶自大学毕业后很少与我联系,只得知大学毕业不久她便结婚, 当起贤妻良母来。屈指一算,我们已4 年没见面了。当我们在车站相见时, 我快认不出罗晶了,她变化很大,那张瘦瘦的国字脸快变成圆脸,眼角与额上有几丝较明显的皱纹,走路已不像当年那样意气风发。岁月,让过去那个充满朝气、伶牙俐齿的少女变成了一位稳重、成熟的母亲。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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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大观园》2008,(15)
<福布斯>世界富豪、日籍韩裔富豪孙正义19岁的时候曾做过一个50年生涯规划:20多岁时,要向所投身的行业,宣布自己的存在;30多岁时,要有l亿美元的种子资金,足够做一件大事情;40多岁时,要选一个非常重要的行业,然后把重点都放在这个行业上,并在这个行业中取得第一,公司拥有10亿美元以上的资产用于投资,整个集团拥有1000家以上的公司;50岁时,完成自己的事业,公司营业额超过100亿美元;60岁时,把事业传给下一代,自己回归家庭,颐享天年.现在看来,孙正义正在逐步实现着他的计划,从一个弹子房小老板的儿子,到今天闻名世界的大富豪,孙正义只用了短短的10几年.中国有这样按计划发财的富豪吗?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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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写了一份“计算机名词审定工作汇报提纲”,大会已经发给各位了,所以在提纲里边有的,我就不详细讲了。计算机名词是1994年完成了第一稿的审定,今年初正式出版。第一批名词收进了2907条。数量显得少了一些。这里边把计算机的主要分支学科基本都包括了,特别是有些新的分支学科也收进了一些,比如,在我们审定过程中,把新的、发展比较快的计算机图形学,计算机辅助设计及图象处理、安全保密等等,加进去了,所以第一批名词有18个分支。我本来是要汇报四个部分：(一)几点体会;(二)我们在名词推广方面做了点工作;(三)我们跟香港电脑学会在名词审定方面的一些协作;(四)关于第二批计算机名词审定工作的一点想法,最后提几点建议。关于体会方面,首先是要分析本学科名词特点,在名词收集和选择方面要跟全国名词委发给大家的收词和审词原则保持一致。这里着重强调一下计算机名词涉及的面太广,发展太快。过去一说计算机应用来都可以指出来计算机应用有多少门类,可到现在,可能就得反过来说,现在可以找出什么地方不用计算机,就是说什么行业、什么领域不用计算机,可能是非常困难的,因此说计算机涉及面是非常之广泛,影响非常之大。从娃娃开始一直到咱们老科学家,从家庭到社会各方面都用计算机,因此计算机名词确实对社会有影响,涉及面太广。根据这种情况,计算机名词审定委员会一开始就觉得我们没有经验,应该稳扎稳打,不要一下就想抱个大金娃娃。因此在名词审定过程中,我们最初草稿搞了5千多条,经过多次讨论,不断筛选,最后剩2千9百多条。第二点体会是要确定选词原则并坚持执行。因时间关系这里不讲了。第三点体会,就是充分利用学会广泛征求意见,这是很重要的一条。因为广泛征求意见对保证审定的名词质量是非常重要的。计算机名词审定委员会一共由31位专家组成,多数是大学、研究所的,也请了一些企业、新闻单位参加。委员会开一次全会很不容易,我们就组成了一个工作组,基本上一个分支学科一个人负责,有的一个人负责2个分支学科。这个工作组经常开会,是个常委性的,负责具体的收词,调研,征求意见、分类等。全体委员会开过4次,工作组一共开了8次,可见次数比较多。按照审定程序来讲,我们基本上是按名词委的规定,现在看来比名委规定的程序还多走了几个环节,就是审查的次数多了一些。我们中国计算机学会是比较重视名词审定工作,在学会里边专门组成了一个名词审定委员会。理事长非常重视这项工作,在每届都把名词审定作为学会的重点工作之一,因此在审定过程当中利用学会这个有利条件就容易推动工作。我们在审定过程中,做了这么几项。有了初稿后我们向全国一百多位专家征求意见,发了征求意见稿,这是比较广泛性的初步征求意见。在这之后,经过整理,修改,又向学会160位理事征求意见,因为160位理事恰恰来自计算机领域各行各业,研究单位,教学单位,使用单位,生产单位以及很多用户单位都有代表,因此这160位是广泛性的,也是高水平的。我们还把这个稿子(我们学会有30个专业委员会)送过30个专业委员会的主任,还送给29个地方学会。专业委员会起码在学科上是权威性的,29个地方学会起码有地区性、广泛性。在这次审查之后,我们经过工作组和委员会的研究又搞出一个稿,送给中国计算机学会常务理事审批,请他们提出最后审查意见。看看这稿子能不能报全国名词委,是否可以发表。我们一共有33位常务理事,最后收回17份意见(除了在国外,特别忙的领导以外大部分回来了)。他们都写了,同意上报发表。从学会来讲这是最高级的一次审查。计算机名词在国内确实比较混乱,一是地域性有差别,二是单位上有差别,另外,有些名词,科研单位跟公司企业的叫法也不一样。因此在审查过程中困难是比较大的。常常有些名词翻来复去,翻了好几次,第一次这么改,第二次提出意见又要改回去,甚至到交稿时也还有人提出某某名词需要再研究,总觉得这项工作不易结尾。我们大家开玩笑说这项工作“上船容易下船难”,开始觉得这项工作比一般科研大概应该容易点,但实际上做起来是非常之难。我们常常因为一个词吵得面红耳赤。一个词讨论半天定不下来,下次会再订,经常是这样子。这说明定义一个名词确实需要大家来做认真的研究,不是简单的收集和翻译过来。我们坚持按照全国名词委的规定在讨论当中确实也克服了一些困难,解决了一些名词规范的问题。比如说我们在讨论名词中,要克服感情上的困难,不少人对一些名词有感情了,用惯了舍不得改,比如有一个词叫“外围设备”。这个词用计算机的人都知道,打印机、显示器、键盘都属于外围设备,我们定名定“外围设备”,可是过去很多人叫“外部设备”。外部设备原先是从俄文翻译过来的,我国恰好有一个研究所叫外部设备研究所,这个研究所出一本杂志就叫“外部设备”。他感情深了,也用惯了,因此希望保留“外部设备”名词。“计算机”这个词,对我们来讲是个主词,最重要的一个词,不少人提出来是否叫“电脑”,我们经过认真调查研究,决定这个词仍然定为计算机,把电脑作为俗称从这么几方面考虑,一是从其内容涵义上,它的起源就是计算机。英文没有改它的名字,没有改成“电脑”。在20年前英文文献里用过“电脑”,但没有推广,很快也就消失了。另外,从发展角度看,电子计算机是一个重要发展阶段。有人说下一代是光计算机,那么是否可以简称光脑,再继续发展是神经元计算机,是否叫神脑。“电脑”名词是随着微型计算机的发展和广泛应用而叫响的。从计算机型谱角度讲,还有超大规模并行计算机、计算机网络、巨型计算机,超级计算机,小型计算机,大型计算机,如果都简称“巨电脑”、“大电脑”、“电脑网络”、“小电脑”,就很不合适。有人说港台地区都叫“电脑”,也不尽然。香港、台湾的很多大学,都是计算机系或计算科学系,没有叫电脑系的,台湾有些公文都是叫计算机,没有叫电脑,但是商业界大部分叫电脑。北京电子一条街基本上叫电脑。关于汉字英文对应名词问题,因为汉字对计算机处理来讲是一个重要方面,有汉卡、汉字输入、汉字键盘,用汉字的名词很多很多,但是英文怎么叫才好,过去很多人用Chinese character<中国符号>。中国符号可以包括很多,少数民族符号也可以,这个词很广义。我考虑到汉字的专有性,以及与一般意义下的中文字之区别,在定名时,特选用汉语拼音字母“Hanzi”,希望这一对应英文词能得到推广。为了照顾到过去的习惯和便于外国人理解,用Chinese character为注释。下面介绍一下跟香港电脑学会合作的问题。计算机名词在卢老报告里提到了跟台湾、香港差别很大,大约80%,这是相当大的。我们跟香港、台湾计算机学会接触过多次,希望在这方面能够通过交流增进了解,取得共识,缩小差距。我们跟香港电脑学会合作是比较好的,已有实质上的合作,跟台湾方面只是学者民间来往,官方一直建立不起关系,这涉及到他们学会名称问题,通过这段时间来看,与港台名词交流工作非抓不行,迟早是要抓的,这项工作非常重要。计算机的名词通过一定交流,稍微靠近了一些,但差别非常之大,要想统一可能非常非常之困难,因为有很多关键的基本词不一样。比方说我们叫程序,他们叫程式。还有data、word、base很多基本词都不一样,所以非常之困难。但通过交流之后,会取得一些谅解或共识,比如激光盘,他们叫镭射盘,他们说还是你们的词好,以后我们叫激光盘吧,镭射不好听。有些词,互相感觉到还是可以接近的,比方说磁盘、磁碟,盘、碟本身都没有什么原则上的区别,只是大点小点,习惯问题,像这些问题好统一。中国计算机学会跟香港电脑学会几年以来把名词审定作为两个学会合作之中的重点工作。在95年我们已经开了两次交流会,今年10月份又开一次碰头会。我们跟他们开展这么几项合作,跟香港电脑学会组成了一个计算机名词合作委员会,各方出5个人一共是10个委员,这个委员会的主要目的就想通过这个委员会推动汉语计算机名词一致化问题,包括台湾、新加坡和用华语的一些国家,这个汇报稿里列了六项工作。香港电脑学会本来没有计算机名词审定工作这个委员会,他专门成立了一个叫做资讯科技名词统一化委员会。在香港电脑学会里边成立这个委员会,为了跟计算机学会相互协作。从名字来说,他叫资讯,它不叫计算机,也不叫电脑,它不能叫审定,只能叫统一化。另外他们同意免费替内地宣传内地公布的名词。他们准备搞一个服务器,搞一个词库,首先就把咱们审定的2907条名词输入到机器里边去,为香港地区、台湾地区以及其他地区和国家的华人服务(免费)。这点也得到名词委的支持。这样对推广咱们公布的名词非常有好处,这点是实质性的。然后我们按规定每年开一次会,大家一块讨论名词,不断收集新名词,特别是希望在新名词方面别再出现差异,起码有这样一条,大家都取得了一致意见。现在汇报第四个问题,第二批的名词工作我们现在已经开始了,工作组已经组织了,工作组的成员是由中国计算机学会29个专业委员会每个专业委员会推荐一名委员。第二批名词的选词的一些基本想法规模已有了初步意见,只是现在中国计算机学会正在换届,正在改选理事长,这项工作可能稍向后推一点,等理事长选定之后,我们正式开展。下边提几条建议。①建议大力宣传推广,使公布的名词真正起到规范的作用。我们也觉得公布名词只是工作的起点,大量工作是推广使用,这项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觉得国家应该对这项公益性工作加大投资强度。②这种出版物不能按照常规的出书规律去出版,它是个标准,是个规范,是希望大家用的。比如计算机名词第一批印了5千册,我们知道全国搞计算机的,销售计算机的,用计算机的,跟计算机直接相关的单位起码有一万家以上。全国每个大学都有计算机课。所以,5千册是绝对不够的。另外现在书店是买不到的,像海淀图书城也没有卖的,所以想买也买不到。计算机学会为了推广买了550册,专门送给有关方面。建议全国委员会把推广应用作为重点来抓。比方说,印一些袖珍本,小一点,便宜一些,就容易卖掉了。另外,采用一些有力的办法推销,我看还是能够推销的。③全国名词委这几年确实做了重要工作,组织名词统一,特别从科学系统出发,推动各分委员会工作,这方面做了很多很多的工作,但是我们觉得他们人力不够,希望还要加强力量,希望全国名词委多召开几次名词审定经验交流会,研讨会,这些工作对提高工作质量还是有好处的。比方说这个大会几年才开一次,四年才学一次其他分委员会的好经验,这不行。如果一年开一、二次的话,就会更好,可以把别的经验、方法及时地用在审定工作中去。另外,刚才提出新名词问题,我们希望从全国委员会来抓,特别是联合一些分委员会或者由一个委员会牵头,最好由全国名词委牵头,联合起来一块审查这些名词。方才吴鸿适先生说的一些名词跟计算机很密切,跟通信很密切,跟自动化很密切,我们第一批名词没收Internet,为什么没收呢？因为这个词当时不好翻,另外这个词又有名称性质,它是一个网络的名称。我们定了一条,设备的名称、型号不收,但是这个词现在用得非常之广,看来不收可能也不行了。特别是一些跨学科的新名词,应由全国委员会多召开一些相关的分委员会参加的协调会进行讨论,能够早一点试行公布,这样对分委员会也有好处。我就汇报这些,因时间有限,讲得很零碎。谢谢大家！(根据会议录音整理)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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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五十多年以前,原子論同当时积累的关于元素、物质始原和它的組成的經驗知識相結合,成了化学科学理論的集中点和中心。最初,化学原子論被归結为只存在着一种物质的最小粒子——原子的观念。但是不久就发现了,关于物质不連續結构的“二級”(原子——物体)观念对解释許多现象說来是不够的。道尔頓已經不得不区分簡单原子和复杂原子了。在前一世紀最初几十年化学观点中产生的一切混乱,在关于分子的假設中得到了解决。关于存在着分子的思想,早在17—18世紀伽桑狄、罗蒙諾索夫的著作中就得到了发展。化学在确立分子概念中起了很大作用,特别是在1860年卡尔斯卢埃化学家代表大会以后,在这个大会上原子和分子的质的区别的观念被明确规定了。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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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量子力学的解释,是现代自然科学哲学问题中最重大的问题之一。围绕着这个问题,展开着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辩证法与形而上学之间的激烈争论。同时在唯物主义旗帜下的科学家,对于这个问题也有着不同的见解。这个问题的解决,对于自然科学的发展,对于彻底批判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发展辩证唯物主义,都有重大的意义。在对量子力学的解释问题上,苏联以现任联合核子研究所所长布洛欣采夫为首的一个学派的见解,我国过去作过较多的介绍。布洛欣采夫著的、获得斯大林奖金的“量子力学原理”一书早已译成中文,并被普遍採用作为我国大学的课本。布洛欣采夫、切尔茨基、奥米里扬诺夫斯基等的阐明这一学派的观点的几篇重要论文,曾经集中译载在“科学通报”一九五二年八月号中,后来又收入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的“辩证唯物主义与自然科学(二)物理学之部”一书之中。苏联另外还有一个学派,那以福克院士为首的学派,这个学派不同意布洛欣采夫学派的基本观点。这个学派的观点,过去我国很少介绍。本刊本期发表了不久以前福克系统阐明自已对量子力学的解释问题的观点的重要文章,还发表了一九五二年时福克批评布洛欣采夫的一篇文章,以及布洛欣采夫的回答。从这些文章中,我们可以了解福克学派的观点及其同布洛欣采夫学派的争论。在资本主义国家,在对量子力学的解释上,值得注意的是以法国物理学家德·布洛依为首的一个标榜唯物主义的学派的出现。德·布洛依的重要论文:“量子力学是非决定论的吗?”已译载在“哲学译丛”一九五七年第一期。同一杂志还在同年第四期上发表了德·布洛依的“波动力学注译”的译文。此外,爱因斯坦对量子力学的解释问题的观点也是十分值得注意的。“哲学译丛”在一九五七年第二期发表了他早年的著名论文:“对物理实在的量子力学描述是完备的吗?”的译文,“学习译丛”在一九五七年第十二期发表了他的“量子力学与现实”一文的译文,这是爱因斯坦晚年的著作。最后,当然还要提到有浓厚唯心主义色彩的哥本哈根学派对量子学的解释。本刊希望,我国的物理学家和哲学家们更多地关心这个重大问题的讨论。组织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是本刊今年的中心工作之一。欢迎大家向本刊投寄这方面的稿件。为了便利大家讨论,本刊将继续发表在这个问题上各学派的代表性文章,作为研究、讨论及批判的资料。欢迎大家投寄这方面的稿件,帮助本刊做好这方面的工作。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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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了力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副主任朱照宣教授的短文“为了三十年后……”激起了笔者近一个时期以来的同感,很想补充几句。代表“有方向有大小的量(vector)”这个概念的术语,几十年来有“矢量”和“向量”两种用法,带来诸多不便,引起“马拉松”式的争论,未得结果。这在过去没有统一的名词审定机构的情况下,给这类跨多个学科的术语的统一带来困难,是可以理解的。名词委员会成立以后,我们办公室的同志认为我们应该有责任解决这个问题,并且也有较好的条件。这是因为：一,这是一个典型的自然科学的基本词,影响大(统一了能影响一串);二,目前混乱状况比较严重;三,不论统一到这两个词中哪一个,都不会造成新的混乱(人人都理解)。为此我们曾由下到上多次组织协商讨论,均未能统一。在已公布的数学、物理以外的学科中涉及这个词时只能随便用。有的学科反映说“两个婆婆让我们听谁的”,也有的学科说“我们无所谓,只要统一成一个就行了”。“矢量”与“向量”之争个人认为并非主要是“科学性”差异之争,而是有一部分人要改变自己的习惯所带来的困难。作为审定委员,肩负着统一名词的历史重任,应该从全局出发,必要时要割爱(不仅仅是这两个词)。如果保持物理与数学各行其道,派生出的词定将五花八门,三十年后岂不愈演愈烈,统一起来更加困难。后代有理由抱怨我们,正像我们现在认为三十年前如果统一了,就不致发展到现在,不统一的、衍生的“子子孙孙”越来越多,各自拥有一批习用者,解决问题更困难了。对这个词应该怎样统一,个人意见认为“矢量”比“向量”较好。定名时应该尽量选用内涵丰富,构词能力强,概念清楚的字。这样既可达到构词简洁,又不易误解。这方面,“矢”显然比“向”更佳。(“向”是普通多义项字。比较“态矢空间”与“状态向量空间”;“风矢”与“风向”;“矢径”与“向量径”;“位矢”与“位向量”等)。但是不论如何定,还是以统一为重,以多数人接受为准。我们还有一个“退一步”的想法,即全国委员会决定一个倾向性的意见,各学科只要不是特别不能接受,都依此统一,教科书、工具书以此为准,这样我们对三十年后也好交待了。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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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大陆、香港、台湾等地区,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各种科技名词的命名,难免存在差异,造纸名词也不例外。现在,尽管高新技术发达,宣传媒体众多,但是,纸张的生产与使用(特别是印刷、包装,以及生活用纸),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仍然是不可缺少的。由于名词不统一,使用中则会引起不必要的麻烦,甚至造成某些方面的经济损失。在我国已经加入WTO后的今天,再也不能“坐视不理”了。限于篇幅,仅举两例。例一：不久前,香港特区媒体报道了两件与纸有关的商贸案件。一件是深圳港商办的某加工厂,向深圳海关申报进口“粉纸”5300公斤。大陆海关认为填报不实,应为进口“铜板纸”5300公斤,责令处罚金3500元人民币。另一件是某单位,有报表申请进口“白咭纸”16700公斤。该海关又认为不是“白咭纸”,应报称“铜板纸”16700公斤,罚款12000元人民币。这两个案件虽然不构成走私和偷税,但却因填报的纸名与海关的要求不符,导致处以高额罚金,故引起业内人士深感不安。实际上,在香港采用粉纸、白咭纸的名称不仅由来已久,而且使用普遍(暂不说这两个纸名是否合适)。香港叫的粉纸(art paper),也就是我们内地人说的铜版纸(不能写作铜板纸)。在台湾也称为铜版纸。早在1995年,铜版纸的国家标准(参见GB/T10335-1995)就已颁布了,它的英文名是art paper。英文名在“三地”是相同的。铜版纸是一种涂布加工纸。它是利用粉状的白土等颜料及胶粘剂配制成涂布液,再将其涂布在原纸上,经过干燥和超级压光而成。其纸面平滑如砥,专供印刷高级画册、广告等之用。此纸在英国初创时,大多用来印刷美术(绘画)作品。由于那时的印刷技术尚有局限性,如果印刷美术作品,一定要采用照相铜版方能够有“加网线”效果,才能印出有层次的色调来。倘若采用锌版,则不能够满足印件的质量要求。因此,把这种方式框定于铜版印刷顺理成章,所用的纸便称之为铜版纸了。至于在香港为什么把铜版纸叫做粉纸？据说是因为这种纸上涂有白粉(涂料),所以就叫它为“粉纸”。香港的方言来自广州,广州人把“卡”念作“咭”。白咭纸就是白卡纸,是介乎于纸和纸板之间的一种厚纸。所以不能把白咭纸认作是铜版纸。例二：在台湾,有两种常用的印刷纸,分别叫做“道林纸”和“模造纸”。它们的英译名是wood free paper和simili paper。其实,道林纸是一个商品名称。“道林”二字是英文Dowling的音译,源于20世纪30年代初,由于那时我国机制纸的生产能力薄弱,水平不高,生产的纸品种少,质量也不高。上海的一些纸商鉴于市场上急需高档纸张,便从设立在香港的英国道林纸业股份有限公司,购进了一些由欧洲生产的白度较高、质量较好的印刷纸和书写纸,因转手出售时找不到一个合适的纸名,便笼统地称为“道林纸”(也译为Dowling paper),意思是从“道林公司”卖出的纸。这便是道林纸的由来。道林纸一经投放市场,立即“打响”,受到用户的欢迎和好评,上海和各地的印刷厂、印书馆、书局等纷纷前往订货,这个纸名便长久地流传下来。到了1956年,前轻工业部造纸工业管理局在制定纸种分类定名时,曾经颁布取消这个不甚确切的纸名,代之以胶版印刷纸。不过,商业习惯已经形成,靠行政命令是很难改过来的。所以,直到今天在内地仍然有人把道林纸作为高级印刷纸的名称。关于模造纸,它是源于日本的一个纸名。在19世纪中期明治维新后,日本人以“西化”为荣,模仿欧洲的产品,对“洋纸”也不例外。因欧洲洋纸是使用100%的化学木浆制造,而日本当时的化学木浆比较少,就掺用了一些草浆,所制成的纸张在外观上模仿洋纸,而内在的质量却逊于一筹,故取名模造纸,以示与洋纸有区别。在台湾,所制的模造纸也配加机械浆(或草浆)等,质量比道林纸差一些,故多用作印刷要求不高的印刷品。另外,模造纸在某些方面与内地的凸版印刷纸表观质量相近,但有时因其中含有的化学木浆稍多一点,故其品质又比凸版印刷纸略好一些,两者都属于同一级水平。不过,在内地已没有这个纸种,在香港也早已不用这种纸了。由此可见,不同地区的纸名不同,给我们的生活和工作带来不便是显而易见的,所以本行业内要求统一的愿望和呼声日渐增长。有鉴于此,我认为：第一,造纸名词混乱问题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特别是“两岸三地”的叫法不同,这不仅给商务活动带来困惑和不良的影响,而且也有碍行业内外的沟通与交流。第二,当前本行业和商业部门的现况比较复杂,习惯根深蒂固,推广统一名词的困难比较大。新中国成立了半个世纪,至今仍有人把“打浆度”叫“叩解度”(日本词);把“纸板”叫“板纸”(日本词),要花大气力宣传方能使之改过来。第三,希望有识团体或部门能够出面组织专家、学者讨论造纸名词的规范化问题,征求意见,统一叫法,搞出一套大家认可、乐于接受的造纸名词,逐步推广,流传下去。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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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新世纪日益临近,人们对21世纪是从2000年还是2001年起始越来越关心。笔者对此本无研究,只是最近看了报刊上有关这方面的文章,便也想谈点粗浅看法。(1)研究这个问题的一些专家主张应从2001年起算,并举出不少依据来证明自己观点的正确性。社会广大人士(其中也包括一些专家学者)则认为应从2000年起算(至少他们的行动表明他们是这样认为的)。笔者以为,这一问题看似简单,实则不然。原因是它并非单纯的学术问题,还牵涉到社会人文问题,很难以孰是孰非来轻易下结论。况且,这是涉及世界各国的共同问题,理应由国际权威机构组织各国专家共同研讨协商,以求取得统一标准,而不宜仅以某国专家或机构的意见一锤定音说了算。(2)在前几个世纪,人们对世纪从哪一年算起的看法是否一致？有人说,这个问题本来是明确的、一致的,只是从本世纪80年代以来才有了不同意见。如果以往明确一致,那么分歧应不难消除。另有人说,这个问题在上个世纪之交就没有取得一致意见,英法等国主张20世纪从1901年起算,理由是公元无0年;美国则主张从1900年,理由是在这个问题上,人定因素重于学术传统。结果,他们分别在不同年举行新世纪的有关活动(不知这里指的是少数专门机构的学术活动,还是整个社会的活动)。不管上个世纪实际情况如何,为迎接即将来临的世纪之交,相信世界各国都会从今年年底前就相继开展各类活动,不会有什么国家今年底、明年初硬是不动,非要等到2000年末、2001年初才开始行动。如果大家都认定21世纪从2001年开始,人们又何必急着从一年多以前的1999年就行动呢？(3)尽管人们对世纪之初是从“00年”还是从“01年”起算存在着不同意见,但对年代却一致认为是“从0到9”,不是“从1到0”。于是有人据此作为世纪应“从00到99”的一个理由。反对者则以年代并不是标准的、规范的和精确的时间计量单位为由,认为没有必要管世纪与年代的协调关系。其实,岂止“年代”,就连“21世纪”(更确切地说应是“第21世纪”)的“世纪”也不是标准的、规范的和精确的时间计量单位。总之,把世纪和年代看作彼此没有关联而回避它们之间的协调关系恐怕是不妥的。我们总不能把2000年归在20世纪90年代之内,也不能让它孤零零地无“家”可归吧。(4)大家知道,世纪的最后一个10年是“90年代”,倒着往前相继是“80年代”、“70年代”……,但如果从世纪之初算起,那么最初一个10年该怎么称呼呢？有趣的是,无论在我国还是外国,似乎都没有相应的名称,而只能说诸如“第一个10年(the first decade)”这类的话。新世纪快到了,人们会不会给它起一个恰当的名称,只能拭目以待。(5)与上一个问题类似,20世纪最后一个10年可写作“1990's”,倒着往前相继是“1980's”、“1970's”……,但世纪最初一个10年却不能“依此类推”而写作“1900's”。我们知道,“1900's”(nineteen hundreds)指的是20世纪整个100年。各世纪最初一个10年至今还没有与之相应的写法。(6)再一个问题是“年代”与“第×个十年”是否指同一概念。例如,“50年代”与“第六个十年”是否指一码事？如果是,那么由于“年代”已习惯认为指“从0到9”,那么“第×个十年”便也是“从0到9”。如果说它们是两码事,“第×个十年”指的是“从1到0”,那么鉴于实际生活中除“第一个十年”外,极少用到诸如“第五个十年”、“第九个十年”等词语,因此这笔“账”不容易算清,够伤脑筋的。(7)据说国外有些机构建议以15个月或18个月的时间进行新世纪来临的各项有关活动。不过,这无助于解决21世纪该从哪一年算起。还有,笔者猜想,1999年末至2000年初各国将会很热闹,而2000年末至2001年初则冷清得多。(8)如果以“00年”作为世纪的起始年,那么正如1年不一定都是365天、1个月不一定都是30天、1旬不一定都是10天那样,1个世纪也不全都是100年。公元1世纪要“受委屈”只剩99年。说来说去,关于世纪从哪一年起算的问题(连带“年代”问题),最好还是请各国专家共同商议为妥。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