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大数词单位命名”之我见

在英语中，ten（十）、hundred（百）、thousand（千）是三个相继放大10倍的数词单位，从千开始，采用“三位进制”（即乘以10^3），规定million（10^6）、billion（10^9）、     

也谈汉字数词和词头的定名问题

读了《中国科技术语》2013年第1期围绕汉字数词和词头定名问题的八篇专论文章,知道大家都很关心并讨论了这个问题。我也谈一些我知道的情况,并提出两点建议,希望能有助于取得既符合国家法规,执行起来也很方便的一致意见。     

中国医药市场药品名称规范化管理与使用的问题

药品名称以WHO制定的INN名称为正名,取消拉丁药品名称,改用英文药品名称,中文名称只收载药品法定通用名称,不再列副名。本文就新旧药品名称的一些变化作一简要介绍,以便能对各级医务工作者在今后正确使用药品名称时有所参考。     

中成药药物名称的结构分析

中成药的药物名称属于医学术语的一部分,其使用对象涉及到医务工作者和普通大众,所以药物名称既要具有一定的专业性,又要具有一定的可读性。本文以906种中成药药物目录为依据,对中成药药物名称的结构类型进行了分析,并且进一步对药物名称中功效类的词语进行了分析,指出药物名称的优缺点及有待规范的地方。     

术语规范是“高铁出海”的重要基础——以列车网络控制系统为例

中国高铁技术突飞猛进,"高铁出海"已成为必然趋势,需要尽快实现包括术语规范在内的相关标准国际化。文章介绍高速列车网络控制系统拓扑结构构成,阐述网络控制系统中设备名称不规范的由来,旨在推动轨道交通行业中术语的规范化进程。     

术语规范是“高铁出海”的重要基础——以列车网络控制系统为例

中国高铁技术突飞猛进,“高铁出海”已成为必然趋势,需要尽快实现包括术语规范在内的相关标准国际化。文章介绍高速列车网络控制系统拓扑结构构成,阐述网络控制系统中设备名称不规范的由来,旨在推动轨道交通行业中术语的规范化进程。     

新型冠状病毒及其感染的疾病名称

正2019年12月,我国湖北省武汉市出现了一种原因不明的感染性肺炎疾病。在疫情初期,出现了"不明原因肺炎""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武汉肺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等名称。随着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发展,其名称也在发生变化。拥有正式的疾病名称很重要,可以防止人们使用其他可能不准确或"污名化"的名称。2015年,世界卫生组织(WHO)等机构提倡使用中性、一般的术语代替人物、地点、动物、食物和职业的名称来命名。     

中成药药物名称的结构分析

中成药的药物名称属于医学术语的一部分,其使用对象涉及到医务工作者和普通大众,所以药物名称既要具有一定的专业性,又要具有一定的可读性.本文以906种中成药药物目录为依据,对中成药药物名称的结构类型进行了分析,并且进一步对药物名称中功效类的词语进行了分析,指出药物名称的优缺点及有待规范的地方.     

关于我国翻译教学中术语学培训体系的建设问题

探讨建立我国翻译教学的术语学培训体系的问题十分重要而迫切。本文针对术语学教学体系的一些核心问题,例如教什么,怎样教,提出了在翻译教学框架中的术语学培训方案,提出了一个供同行讨论或者参照使用的术语学大纲,同时对教学的模块组合、师资、教材教法要素,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希望共同关注这些问题,尽快完善有中国特色的术语学教学体系。     

复合型学科名称之语义学分类——以化学相关学科为例

复合型学科名称极为常见,然而在使用它们的时候,其语义学差异很少被关注。以化学相关学科为例,对二阶复合型学科名称进行语义学分类,所得结果将有助于对学科名称内涵的理解,所用的方法亦可拓展至其他学科领域。     

阿拉伯数字传入中国的历史及其名称的产生和演变

东阿拉伯数字早在元代就已传入中国,而西阿拉伯数字,即现在使用的阿拉伯数字,约于17世纪早期由来华耶稣会士传入中国。尽管阿拉伯数字已经引进,但一直没有被广泛使用,到19世纪后期才慢慢推广。有关阿拉伯数字的汉语名称虽然早在1642年就已经出现了,但后来又产生了许多名称,其中包括20世纪10年代产生的“阿拉伯数字”,这个名称沿用至今。     

语言学术语的理据类型研究

语言学术语的理据类型分为四大类、十四小类.第一类是把现有语言资源用作术语,比如日常词汇的术语化、日常词汇隐喻化之后成为术语、外来词汇被借用成为术语;第二类是利用现有语言资源进行部分创新,包括常规派生、比照派生、合成、缩略、逆生等;第三类是创造新的术语,如借用变量、数字以及仿造;第四类是非常规的术语创新,如借用人名来编造...     

科技术语的词类

术语的词性,不论以显式标注还是以隐式推知,对术语的正确定名、汉英对应、行文搭配及准确定义均具有重要意义。在各学科的术语集中,名词性术语自然占绝大多数;动词性和形容词性术语所占比例虽然相对较少,但其重要性却不容小视;其他词性（副词、数词、介词和连词）的术语在不少学科中也偶有所见,不能绝对排除。本文对所见的每一词类的术语都给出例证。     

Epistemic Justification and Operational Symbolism

By the end of the twelfth century in the south of Europe, new methods of calculating with Hindu-Arabic numerals developed. This tradition of sub-scientific mathematical practices is known as the abbaco period and flourished during 1280–1500.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methods of justification for the new calculating procedures and algorithms. It addresses in particular graphical schemes for the justification of operations on fractions and the multiplication of binomial structures. It is argued that these schemes provided the validation of mathematical practices necessary for the development towards symbolic reasoning. It is shown how justification schemes compensated for the lack of symbolism in abbaco treatises and at the same time facilitated a process of abstraction.     

帝辛周祭系统的可能年代

商代晚期，商王用5种祀典周而复始地祭祀先王先妣，学者称之为周祭，有纪时功能。文章通过研究商末帝辛世的甲骨文和金文中的周祭材料在历法上的自洽性，得出帝辛元祀到十一祀祀谱的历日特征，即帝辛二祀正月初一应为丙辰日或二月初一为丁已日，结合其他材料，确定了帝辛元年为公元前1075年。     

科技期刊电力类稿件中标幺值表示方法分析与建议

针对目前电力类文章中标幺值表示方法混乱的问题,对常见的表示方法进行了详细分析并给出了使用建议,最后重点对以pu为专门单位名称的表示方法进行了推荐.     

20世纪上半叶中国高等数学教育的体制化

1913年北京大学数学门招生标志着中国现代高等数学教育的正式开始，从这时到20年代末是中国高等数学教育体制的初创期，这一时期归国留学生在国内高校创建了不少的数学系，高校中还出现了一些数学方面的团体和刊物，到20年代末中国高等数学教育体制初见端倪。1930－1937年是中国高等数学教育体制的形成期，这一时期全国数学系的规模不断扩大，随着归国留学生的日渐增多，高校师资力量也得到了加强，高校数学教学思想和教学方法也日渐成熟（这主要以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浙江大学等的算学系或数学系为代表），许多高校在教学的同时还进行数学研究，并且还有几所高校开始培养数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到1937年抗战爆发前夕中国高等数学教育体制已基本上形成。1937－1949年中国高等数学教育体制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地球科学常见术语多种写法的辨析

辨析当前地球科学出版物中常见术语的多种写法,从而确定规范、合理的表达。以目前国家及行业最新的标准、规范为依据,对比分析术语在《通用规范汉字表》、“术语在线”数据库、《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地球科学大辞典》等中的用字用词,选出合适的用法。在同一术语的多种写法中,有些是习惯性错误,应该摒弃;有些是不符合新规范的表达,应该改用新表达;还有一些是可并存的多种表达,可根据情况选择一种并做到统一。辨析结果可以作为当前地球科学出版物采用规范、合理的术语表达的参考。目前《地质学名词》第2版的审定工作正在进行,文章对此也具有参考意义。     

“懿王元年天再旦于郑”考证

“懿王元年天再旦于郑”,是《竹书纪年》中的记载“日食说”提出后,它成为西周年代学研究的一条重要线索,文章考察了这条记录在古书中的各种来源;讨论了它作为天象记录的可靠性,评述了近人对这一问题的提出和研究,并提出进一步研究的方案,对于“郑”的地望,文章在简述前人的工作后提出它与“日食说”有关的种种线索。     

Understanding Pluralism in Climate Modeling

To study Earth’s climate, scientists now use a variety of computer simulation models. These models disagree in some of their assumptions about the climate system, yet they are used together as complementary resources for investigating future climatic change. This paper examines and defends this use of incompatible models. I argue that climate model pluralism results both from uncertainty concerning how to best represent the climate system and from difficulties faced in evaluating the relative merits of complex models. I describe how incompatible climate models are used together in ‘multi-model ensembles’ and explain why this practice is reasonable, given scientists’ inability to identify a ‘best’ model for predicting future climate. Finally, I characterize climate model pluralism as involving both an ontic competitive pluralism and a pragmatic integrative pluralis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