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科学观历史内涵与现实价值的理性审视

"科学"一词内涵极其丰富,既有形上层面的科学精神、科学价值,也有形中层面的科学方法、科学知识,还有形下层面的科学结果、技术成就。梁启超侧重于从形上、形中层面阐释科学,重科学精神轻科学结果,明确区分"学"与"术",构成五四期间科学启蒙、思想文化启蒙、现代性启蒙的重要组成部分。五四后期,他高举人文大旗,反对科学一层论,有利于实现科学与人文的交融和谐。晚年梁启超的科学观常受人诟病,被视为科学的反对派,但他仍一如既往地讴歌科学,不惜以自己的生命维护科学权威,在科学史研究、引导子女走科学研究之路方面,践行着自己对科学的信仰,是今人学习的楷模。     

从花神到植物学:论科学的女性标签

植物学在18、19世纪的英国成为盛行的文化活动,女性的参与尤为突出。女性与植物学有着久远的历史渊源,她们与植物的形象也常常被联系在一起,加上当时女性受限的科学教育、性别意识形态、林奈新方法的简单易行和植物学本身的特点等原因,让女性活跃在植物学文化中。植物学也因此有了性别化的标签,这为科学性别色彩的探讨提供了最直接的例子,以此追问和反思科学史研究中各种"女性"标签的局限性,如女性科学,女性气质的科学,女性主义科学等。     

关于曼海姆悖论及其辩护的认识

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认为社会思想因采用不同视角而带来了"合理的偏见",同时又要求知识社会学进行不带偏见的思考。这种自相矛盾的理论观点被Geertz Clifford称作曼海姆悖论。许多学者尝试针对曼海姆悖论进行辩护。悖论与辩护是围绕知识的构建规则及其实现而展开的。曼海姆悖论在方法论上是可以被消解的;在本体论意义上的悖论性指责不具有理论意义。     

《科学》的科学——对《科学》的科学启蒙含义的考察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及其后的科学启蒙中，至少与《新青年》一样重要的《科学》杂志，从1915年创刊到1950年第一次停刊的35年中出版了32卷，369期，347册，千多名作者的近万篇文章，约3千多万文字。这3千多万文字包括了科学的理论、科学的应用、科学的本质和科学的社会建制等4个方面的内容，从而在整体上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科学形象。因此，它所做的工作就是从科学的社会应用层面或器物层面(船坚炮利等技术产品)、科学的理论知识层面或解释层面(科学事实、定律、理论等)、科学的价值层面或精神层面(科学观念、精神、原则、方法等)以及科学的体制层面或社会建制层面(科学研究机构、科学传播机构、科学学会等学术组织及其存在和运作的社会支持系统)等四个层面去帮助中国人理解科学是什么的启蒙工作、普及工作。这是一种超越洋务运动在器物层面启蒙、维新运动在知识层面启蒙、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新青年》代表的激进派在价值层面启蒙的全方位的科学启蒙。     

《科学》的科学--对《科学》的科学启蒙含义的考察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及其后的科学启蒙中,至少与<新青年>一样重要的<科学>杂志,从1915年创刊到1950年第一次停刊的35年中出版了32卷,369期,347册,千多名作者的近万篇文章,约3千多万文字.这3千多万文字包括了科学的理论、科学的应用、科学的本质和科学的社会建制等4个方面的内容,从而在整体上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科学形象.因此,它所做的工作就是从科学的社会应用层面或器物层面(船坚炮利等技术产品)、科学的理论知识层面或解释层面(科学事实、定律、理论等)、科学的价值层面或精神层面(科学观念、精神、原则、方法等)以及科学的体制层面或社会建制层面(科学研究机构、科学传播机构、科学学会等学术组织及其存在和运作的社会支持系统)等四个层面去帮助中国人理解科学是什么的启蒙工作、普及工作.这是一种超越洋务运动在器物层面启蒙、维新运动在知识层面启蒙、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新青年>代表的激进派在价值层面启蒙的全方位的科学启蒙.     

科学知识结构研究的哲学语境与历史语境——俄(苏)与西方科学哲学研究的一个比较

在科学知识结构的研究中,以库恩为代表的社会历史学派从历史分析的角度,提出了范式等核心概念并以此为基础展开研究。而不同研究传统下的俄(苏)科学哲学在20世纪60年代也提出了自己的核心概念——科学世界图景。科学世界图景与范式都具有前提性知识的地位。在方法论层面,它们都作为解释科学革命的核心概念。二者的"同中之异"表现在结构学和动力学的分析中,导致这种差异的根源在发生学的层面,在于概念提出的语境根源。科学世界图景与范式展现出的结构学、动力学和解释功能上的差异,揭示出科学知识结构研究的两种不同的语境——哲学与历史。     

科学乌托邦主义的问题提出和概念内涵

科学乌托邦主义是自近代科学独立发展以来萌发和植根于人类文化当中的一种哲学社会思潮,但是在人类思想史中其实早有理论渊源。综合众多学者不同视角、不同态度倾向的界定,科学乌托邦主义可以从广义、中义和狭义三个层面来理解。但中层意义的科学乌托邦主义才是真正与近代科学相生相伴并且深刻影响人类文化和现代文明的一种哲学社会思潮,它主张以科技理性为范式主导和规约人类未来,利用科学技术实现物质富足、秩序合理、自由正义与社会和谐的人类乌托邦梦想。     

论"技术人工物"的三重性

技术是人类创建人工自然的中介手段和过程,"技术人工物"是在技术过程和劳动过程中生成的.它具有三重属性:物理结构性,社会功能性,技术过程性.技术人工物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它的三重属性来源于人类的存在方式,即人以改变自然创建人工自然的方式生存,而每一个具体的"技术人工物"的产生,又源于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说".     

数据偏见是否可以消除?

数据偏见已经成为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领域伦理反思的重要难题和关键问题。日常对数据偏见形成一种比较明确的观念:需要控制并消除偏见。这一观念也影响到了数据偏见问题的哲学思考中。从认识论的"偏见—认识"框架看,作为错误的歧视行为,数据偏见是可以消除的;从解释学的"偏见—理解"框架看,作为在先的行动或者理解的前提,数据偏见是无法消除的,甚至是会成为智能体行动和决策的先决条件。嵌入智能系统中的道德观念是一种独特的偏见,无法消除,而且它们构成了智能体伦理行动的前提。     

中国新闻插图中的女性科研人员形象

科技统计显示，女性科研人员虽已日趋成为当代科学事业发展的主要参与力量，但仍处科学职业边缘。本研究分析了2017-2018年《科技日报》所刊1067幅科研人员新闻插图，发现在数量占比、与新闻内容的匹配程度等方面，女性科研人员均低于男性科研人员，证实了女性科研人员在新闻构建中的缺席趋势加剧这一基本假设。究其成因，系普遍存在的新闻偏见所致。本文进一步指出，中国科技新闻报纸需有意识地提高女性科研人员插图数量及其图文匹配程度，以符合女性科研人员的实际占比，从而对女性参与科学及其职业发展有所助益。     

科学理性与社会参与:论20世纪上半叶科学家与中国社会的互动

这篇论文以20世纪上半叶科学家与中国社会的互动关系为探索，着力探讨近代以来，科学在中国传播的历史轨迹及其对中国社会的全方位影响，论文首先是探讨近代中国社会之科学观的演变，即从科学的器物，知识层面到科学的体制，社会层面再到科学的精神，价值层面，这个过程是科学家与中国社会之互动关系的思想基础，其次论文是从一些典型事件来分析这种互动关系的科学－社会意义和科学－文化意义，即科学家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从思想推动到体制推动，演绎出一些特殊的社会现象，论文最后拟探讨科学对中国社会的深层影响及其历史意义。     

论科学主义的本质

科学主义是认为自然科学是人类知识的典范,而且科学家描述的科学方法是获得那种能应用于任何现实的知识的唯一手段的信仰,它的生产有其历史必然性,科学主义的本质可以从其科学观,哲学观,价值观三方面进行探讨,在科学层面,科学主义概括了社会的特征,将科学绝对化,在哲学层面,科学主义强调形而上学的无用性,而只注重对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研究,在价值层面,科学主义则将科学神圣化,把科学看作高于人类的本体,作为评判事物的依据。     

产后抑郁：心态抑或病态

"产后抑郁"是指发生在女性分娩之后的一种情绪障碍,已被视为严重影响女性及婴儿身心健康的公共卫生问题。产后抑郁将母亲身份与精神疾病联系在一起,将身为人母描绘为一场充满健康风险的凶险旅程,是女性生命过程医学化的经典案例。本文描述医学界从"产后精神错乱"到"产后抑郁"的研究焦点转移,其病因学解释模型及筛查量表在提升疾病认知方面的作用,表明尽管以疾病的方式看待女性的产后经历可以减轻其挫败感,但将问题归结于女性的生理因素,掩盖了造成女性困顿的深刻社会文化根源,即社会支持系统的匮乏和母性神话的缔造。     

社会认识论视野中的认知偏见

文章分析了认知活动和推理中认知偏见的形成原因,阐述了认知偏见的本质特征。文章重点介绍了富勒尔和戈德曼的社会认识论解决方案,指出社会认识论是在新的认知机制上解读认知偏见的新进路。     

欧洲分子生物学学科制度化发展初探

本文在论述分子生物学在欧洲各国发展的同时,探讨了欧洲分子生物学实验室成立的艰难过程,借以展现分子生物学在"国家科学"与"超国家科学"这两个层面交织发展的制度化进程。区别于欧洲核子研究组织(CERN),欧洲分子生物学实验室(EMBL)的建立是以各国研究充分发展为基础的,并构成了对国家科学的一种必要补充,而各国学术纲领的融合统一是超国家层面的科学制度化得以推进的前提。     

从“科学救国”到“科学不能救国”——近代中国“科学救国”思潮的演进

以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为序幕的"科学救国"思潮,在甲午战争之后让位于"改良"与"革命"的"政治救国"浪潮。民国建立后,在实业建国和"政治并不能救国"的影响下,"科学救国"思潮再次勃兴,并促成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与发展。但就在五四新文化运动高涨之际,"科学不能救国"的声音出现,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中西文化论争中,科学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祸首";二是在政治革命实践如火如荼影响下,政治革命再次取代科学成为救国的工具;第三,随着中国科学的发展与社会历史的变动,国人逐渐认识到科学不仅仅是救国工具,它自身还具有丰富的内涵,其本质是扩展人类知识视野,科学终于完成了从救国工具向追求真理的学术事业转变,回归科学本身。"科学救国"思潮在近代中国的演化,展现了学术与政治的一种关系:如果不是因为学术本身而是其他因素诸如外敌入侵或意识形态等外在力量使学术成为某种工具,那么,一旦这种外在因素与条件不存在了,学术作为工具的作用也就消失,最终恢复其本身的面目,其发展也就步入正轨。但吊诡的是,学术在中国大多时候总是作为一种工具被利用,不能显现其本来的面目。     

“废历”:革命与进步情境中的旧历形象建构

以西历取代中国原有的阴阳合历,此举发生在近代化背景之下,是民国时期政府参照或依据西方科学在中国社会完成的一次对时间秩序的重构。西历相比于旧历的"科学性"与"进步性"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完成的社会建构。在废除旧历运动中,西历被定为"国历",而旧历则被称为"废历";同时,在当时以"革命"与"进步"为线索的社会情境之下,"废历"还被附载了不属于它的内容和意义,使之与"废历"成为一体,从而实现对旧历的污名化。     

论科学偏见——萨弗尔“归因模型”评介

科学偏见是科学争论中不可避免的问题，关于科学偏见的产生，历史上曾有逻辑实证主义与反逻辑实证主义两种对立的观点。近年，在西方又流行方法论的客观主义观点，这一观点坚持在科学活动中应采用先在的、绝对不变的、至上的方法论标准，否则，就会出现科学偏见。这一观点背离了现实的科学活动。在萨弗尔曾批判这一观点，并提出其归因模型。本文分析了方法论的客观主义观点的局限，介绍并评价了归因模型。     

康吉莱姆科学意识形态概念辨析

在科学史的连续性和非连续性问题上,康吉莱姆在坚持巴什拉的规范史立场的同时,又强调了理论史与概念史的差异,进而主张科学史是宏观非连续性与微观连续性的复合。新旧科学之间的这种关系,无法在巴什拉式的认识论断裂框架内得到解释。由此,康吉莱姆提出"科学意识形态"的概念,意在给予那些"被放逐的科学"以恰当的认识论地位。科学意识形态与科学编史学的各种传统立场都保持了距离,在历史认识论的层面上实现了"规范"与"历史"的统一,成为理解康吉莱姆独特的"反-反-辉格史"的进路的关键。     

论女性主义对科学的批判、重建及其反思

女性主义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介入科学领域，以其独特的性别关注打开一个崭新的文化视角。女性主义者从不同层面对主流科学进行了深刻的批判，揭露了其中的欧洲中心主义和男性中心主义偏见，进而建构女性主义科学。从女性主义一般概念入手，论述了女性主义对主流科学的批判和女性主义科学重建的构想，从中揭示了女性主义的科学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