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骨文中蕴含的天人关系思想及其哲学影响

甲骨文中的天人关系思想以“天、地、人”（“ ”）与“从、比、北、化”（“ ”）两组古文字而体现的，其中蕴含了一个博大精深的反映人与自然关系的哲学体系，对东方传统文化的形成具有重大的价值。甲骨文中的“天、地、人”与“从、比、北、化”若加以简化便是“化”字，“化”字孕育了太极图，形成了《易经》；《易经》又成为中国文化的源头活水。专家、学者在探讨东方管理哲学时往往仅从中国传统文化的“轴心时代”开始探究，忽略了中国文化的“前轴心时代”的思想源头，更没有挖掘甲骨文中所蕴含的智慧。通过研究发现，甲骨文中蕴含的天人关系思想是中国文化“前轴心时代”、“轴心时代”思想的出发点，并对东方管理哲学的形成产生重大而独特的影响，以太极哲学、中庸哲学、和合思想、人本思想、变易哲学为核心的东方管理哲学正在彰显世界性意义。     

论《海国图志》地理术语译名的民族化

《海国图志》译介了大量西方近代地理学术语,这些术语的译名在音节、构词法和文化蕴含等方面呈现出典型的民族化倾向。就西方地理学术语汉译的命名而言,《海国图志》的译名倾向于沿用传统地理学术语,或以词缀法新造术语。作为近代地理知识的载体,这些民族化的术语有利于西方近代地理学知识在中国社会的接受和普及,也促进了中国传统地理学的近代化转型。     

算籍广搜精勘校,类书新编成经典——评《中华大典·数学典·会通中西算法分典》北大核心CSCDCSSCI

郭世荣主编:《中华大典·数学典·会通中西算法分典》,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18年5月,878页,1500元,ISBN∶7-5701-0155-3。常言道盛世修史,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家启动了一系列重大的历史文化研究和古籍整理工程,其中著名的《中华大典》就是继唐代《艺文类聚》、宋代《太平御览》、明代《永乐大典》和清代《古今图书集成》之后的大型类书编纂工程,也是迄今规模最大的古籍整理工程。它包括哲学、政治、军事、数学等24个典,辑录经典古籍2万余种,总字数近8亿字,超过了中国所有古代类书字数的总和。     

重温希律王之墓地

一直以来无论从科学的角度还是从唯物的角度,《圣经》好像是传说,但随着技术手段的越来越高超,一大批严谨的考古学家、历史学家和古语言学家逐渐剥去了包裹在《圣经》上的层层历史沉积,让那些来自远古的人物一天天清晰鲜活起来。这些古者周身散发出迷人的神秘气息,他们的生活、习俗、文化和信仰无一不让我们深深为之心动。而现在人们也跟多地认为《圣经》是一部真实的历史。     

梵语版欧几里得《原本》Rekhāga■ita初探

历史上欧几里得《原本》曾在11世纪由毕鲁尼试图介绍入印度,但遭受挫折。其阻力来自两方面:印度传统的文言至上观念和数学的实用学科的定位。后来,受伊斯兰文化影响和君王个人的兴趣,《原本》终于18世纪由伽嘎那闼从阿拉伯语译本翻译成梵语。此译本于20世纪初经图利韦丁校注后得以出版。对梵语版《原本》Rekhāga■ita的初步解读后发现,译者在行文、用词等方面努力淡化《原本》的异域色彩,力图使之融入印度传统。然而从留存抄本的较差状态可以看出,梵语版《原本》最终未能在印度产生显著影响。推测其原因有传统的阻力,但也有译者的因素,如其未能很好地理解和强调出《原本》的特点,即在逻辑演绎方面的训练功用。     

《管子》：中国古代科技文化之宗

在浩瀚的中华古籍海洋里，分布着无数个科技文化绿洲，最引人注目的首推《管子》；西方哲人李约瑟，就是读着《管子》步人中华科技文化殿堂、进而首创《中国科学技术史》的，无疑，《管子》堪称中国古代科技文化之宗。     

民国时期人物研究类期刊的嚆矢——《罗素月刊》刊创、内容及其影响

罗素来华是20世纪年代民国社会的盛事,为文化初新的民国学界注入"引导中国向何处去"的兴奋剂,对民国社会文化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为传播罗素思想,作为罗素来华重要推动者的讲学社创办了《罗素月刊》。《罗素月刊》以人名而名,开创了民国时期人物研究类期刊的先河。本文以《罗素月刊》刊载文章为重点,以历史资料为依托,详细梳理其刊创渊源、刊载宗旨、作者群体、发行情况、学术影响等诸多方面的内容,力求复原其作为民国时期人物研究类期刊的嚆矢之貌。     

出土《算数书》初探

通过分析《算数书》的体例和结构,对照《算数书》与《九章算术》,并结合其他文献和社会背景进行考察,得出以下结论：《算数书》是至少有两个来源的撮编之书,它与《九章算术》没有直接的文本影响关系,它们在先秦可以追溯到共同的来源,《九章算术》的主要方法产生于先秦,《算数书》是利用某种后来演变的《九章算术》主要来源的先秦数学著作或其衍生本的数学方法并结合下层官吏管理的实际而编成的作用品。《算数书》有助于确立先秦至秦汉实用算法式数学发展演变的历史。     

科学名词折射出历史与文化

科学名词对中华文化起着传承和丰富的作用。许多科学名词的定名都折射出一段可歌可叹的中华文化发展的历史。我国史籍积淀源远流长，早在3000年前的《诗经》中就有“高岸为谷，深谷为陵”的记载，这“谷”与“陵”即表达了亘古不变的地学概念，世人至今仍为先人的智慧和文化所折服。汉初的《尔雅》中科学名词收录过半，俨成体系，展示了中华古代科技发展的风貌。     

自然辩证法可以称"联系科学"吗?——从《自然辩证法通讯》的副标题说起

《自然辩证法通讯》（以下简称《通讯》）一直是我喜爱和敬重的杂志之一。但《通讯》也和其它自然辩证法类杂志一样，处在“大口袋”的困惑之中。这一点，集中体现在杂志的副标题上，例如《科学技术与辩证法》有副标题：“科学技术哲学，科学技术史学，科学技术与社会”；《自然辩证法研究》的副标题为：“自然哲学、科学哲学、技术哲学、科技与社会”；《通讯》的副标题则是：“联结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纽带，沟通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的桥梁”；     

医学微生物学某些术语的汉译名称之商榷

摘要 医学微生物学存在一些科技术语的汉译名称不统一。文章就沙门氏菌属、耶尔森氏菌属、埃希氏菌属、志贺氏菌属、奈瑟氏菌属、布鲁氏菌属、克雷伯氏菌属、立克次氏体属、芽孢杆菌属、枝原体属等菌属名称,肥达氏试验、革兰氏染色、革兰氏阳性菌、细菌芽孢、非典型性肺炎和SARS、“病原生物学”等微生物学术语,进行了研讨和提议。医学微生物学(medical microbiology)是微生物学(microbiology)的一个分支,其汉译科技术语本应与微生物学科的科技术语^[1-4]相一致,但在笔者所从事医学微生物学的教学和科研工作中,经常被科技术语的汉译名称不统一^[5-7]所困扰。譬如,编写《医学微生物学》教科书,为国家医学考试中心制定医学微生物学科考试大纲以及每年参加执业医师考试命审题等,医学出版机构所要求使用的汉译科技术语经常与微生物学出版物所载名称不一致,深深体会到将科技术语的汉译名称进行统一,使之标准化,是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今就医学微生物学某些有争议的汉译科技术语名称,与学术界同行们进行商榷。一 关于汉译名称中“氏”的正确使用汉字“氏”的使用中注明,“在学有专长的人的姓或姓名后面加‘氏’表示尊重”^[8]。微生物学中有不少为纪念做出重大贡献的学者,以其姓氏或姓名命名的科技术语,在细菌名称中尤为多见。^[2-7]还有不少微生物名称是以团体名称或首次发现地名命名,例如军团菌属(Legionella)、汉滩病毒(Hantaan virus)、汉城病毒(Seoul virus)、辛诺柏病毒(Sin Nombre virus)、马尔堡病毒(Marburg virus)、扎伊尔埃博拉病毒(Zaire Ebola virus)、辛德比斯病毒(Sindbis virus)等。^[2-7]基于上述理由,凡是以学者姓氏或姓名命名的微生物学科技术语,均应采用姓氏或姓名后加“氏”的汉译名称为宜。例如Salmonella是纪念美国细菌学家D.E.Salmon命名的菌属名,众所周知,Salmon(沙门)是西方人名D.E.Salmon中的家族名(family name),即相当于国人的姓,故Salmonella应汉译为沙门氏菌属^[1-6],不应译为沙门菌属^[7]。同理,Yersinia是纪念法国细菌学家A.J.E.Yersin(耶尔森)于1894年首次从鼠疫患者体内成功分离该菌而命名为耶尔森氏菌属^[2-6],也不应译为耶尔森菌属或耶氏菌属^[7]。其他还有埃希氏菌属(Escherichia)、志贺氏菌属(Shigella)、奈瑟氏菌属(Neisseria)、布鲁氏菌属(Brucella)、克雷伯氏菌属(Klebsiella)、巴斯德氏菌属(Pasteurella)、鲍特氏菌属(Bordetella)、弗朗西斯氏菌属(Francisella)、立克次氏体属(Rickettsia)、考克斯氏体属(Coxiella)、巴尔通氏体属(Bartonella)等菌属名称,肥达氏试验(Widal test ,Widal’s test)、革兰氏染色(Gram stain,Gram’s stain)、革兰氏阳性菌(Gram-positive bacteria)等术语^[1-6],均已是约定俗成且长期被广泛使用的科技术语,没有必要去掉“氏”,再启用一批新的汉译名称^[7],以免与以地名或团体名称命名的汉译术语相混淆。二 考证“细菌芽孢(bacterial spore)”bacterial spore含义为某些细菌在不利条件下,于“菌体内形成具有多层膜包绕的圆形或卵圆形小体”,形如真菌的厚膜孢子(chamydospore),且可“发芽,形成新的菌体”^[6-7],故汉译名称为细菌芽孢(bacterial spore),简称芽孢(spore)是合理的。在细菌分类中和细菌学的大量出版物中,芽孢(spore)一词已被普遍使用,例如芽孢杆菌科(Bacillaceae)、芽孢杆菌属(Bacillus)、无芽孢杆菌(nonsporing rods)、蜡样芽孢杆菌(Bacillus cereus)、枯草芽孢杆菌(Bacillus subtilis)、肉毒梭状芽孢杆菌(Clostridium botulinum)、破伤风梭状芽孢杆菌(Clostridium tetani)、炭疽芽孢杆菌(Bacillus anthracis)等。^[1-4,6]因此,不需要另造细菌“芽胞”一词^[5,7]之必要性。三 支原体属还是枝原体属有些医学微生物学出版物中将Mycoplasma译为支原体属^[5,7]。按照对Mycoplasma词义解释,为“没有细胞壁能形成丝状与分枝状”^[6-7]的原核细胞型微生物种属,理应汉译为枝原体属(Mycoplasma)^[2-4,6],而不应汉译为支原体属^[5,7]。正如Mycobacterium因“繁殖时有分枝生长趋势”,汉译为分枝杆菌属(Mycobacterium)^[2-7],而不译为分支杆菌属。四 传染性“非典”与SARS非典型性肺炎(atypical pneumonia)简称“非典”,是与肺炎链球菌(Streptococcus pneumoniae)引起的大叶肺炎相对应的间质性肺炎。在2002年之前,已知引起“非典”的病原体主要有4类,即(1)肺炎衣原体(Chlamydia pneumoniae)即TWAR衣原体;(2)肺炎枝原体(Mycoplasma pneumoniae);(3)嗜肺军团菌(Legionella pneumophila);(4)病毒,包括①呼吸道合胞病毒(respiratory syncytial virus,RSV),②冠状病毒(coronavirus)等。这些病原体引起的“非典”均有一定的传染性,故均可称作传染性非典。2002年11月—2003年6月,中国及东南亚国家或地区曾突发另一种合并呼吸衰竭的严重非典型肺炎,其临床特点为急剧发生弥漫性肺炎及呼吸衰竭,较过去由已知的病毒、嗜肺军团菌、枝原体及衣原体所引起的非典型肺炎严重得多。因此,世界卫生组织(WHO)专家卡洛·多尔巴尼(Carlo Urbani)博士于2003年3月16日将其命名为serious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简称为SARS。其后多尔巴尼博士在越南不幸被感染SARS以身殉职。为纪念这位科学研究先驱,WHO正式采用他所命名的SARS病名,并将稍后发现的该病病原体——新型冠状病毒命名为SARS-coronavirus,简称SARS-Cov。唯有我国一直沿用2003年春临时称“传染性非典”的病名,并将其写入2004年8月28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届第十一次会议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中。这样极易造成与一般“非典”相混淆,传染性非典不全是SARS,SARS仅仅是传染性非典中极其特殊的一部分。为了与世界接轨,建议应将中国独有的“传染性非典”名称更名为国际通用的SARS病名,正如AIDS已被直译为艾滋病,不必再起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病名。五 质疑“病原生物学”一词“病原生物学”一词已载入中国学科目录,近年来全国新设不少病原生物学系或教研室、病原生物学硕士学位及博士学位授予点,甚至有《中国病原生物学杂志》(原名《中国寄生虫病防治杂志》,2006年2月易名,为中国核心期刊)和《病原生物学》教科书等。中国组创病原生物学学科的初衷是将医学微生物学(medical microbiology)与医学寄生虫学(medical parasitology)两个学科合二而一,但实际上这种划分不妥。就医学微生物学而言,它不仅研究致病的微生物,还研究对人类健康有益的微生物即人体正常微生物群(normal flora),显然用“病原”一词不恰当。再就生物学(biology)而言,动物、植物和微生物都算生物,生物学的研究范围很广。病原生物学是中国独创的术语,虽然可英文直译为pathogen biology,但在外文专业书刊中从未发现过这个词汇,也无此书名刊名的外文科技书刊。目前国外教材或学术专著,除个别英文原著Medical Microbiology中包含医学寄生虫学内容外,均将医学微生物学与医学寄生虫学分别出版。故建议废除“病原生物学”学科名称,取而代之应恢复医学微生物学与寄生虫学(medical microbiology and parasitology)学科名称。     

《天工开物》中信息型科技术语英译策略对比分析

《天工开物》中以传递科学信息为主的术语是中国古代科技文明的重要载体。文章量化描写和定性分析了85条此类信息型科技术语在其三个英译本中的翻译策略,发现李乔苹译本偏好异化,王义静、王海燕和刘迎春译本倾向于译文流畅的归化,任以都、孙守全译本的策略运用情况则介于二者之间,而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不同译者对目标受众的定位差异。文章也借此呼吁中国古代科技术语翻译批评遵循客观描写加解释分析的路径。     

《句法结构》术语翻译商榷

乔姆斯基在《句法结构》中首次提出了著名的“转换生成语法”,造就了辉煌一时的基于规则的机器翻译的理论基础。作者在阅读《句法结构》译本时,发现其中有些术语的翻译欠妥或陈旧过时,影响到对其内容和思想的理解。考虑到术语对于科技文献的重要性,作者对书后所附术语表进行系统梳理,对其中一些欠妥的术语翻译进行讨论并提出相应的改进建议。     

基于COCA和CCL语料库分析“东方人”英译

随着中国文化走向世界,“东方人”一词不仅频频出现在文学作品中,且常为外国媒体所引用。然而,国内有影响力的在线词典以及翻译界权威人士大多直接将其译为Oriental、Easterner等,这势必引起英美读者的费解、曲解甚至误解。文章基于COCA语料库和CCL语料库,从词频、搭配、MI值以及语义韵方面分析,得出“东方人”应根据语言发出者表意不同,分别译成“East Asians”“Asian Americans”“Orientals”,方可避免引起歧义,准确表达。     

敦煌文化术语翻译难点初探——以“数字敦煌”中的术语为例

“数字敦煌”是一项数字化敦煌保护工程,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呈现敦煌莫高窟实景。该项目配有中英双语版介绍,英文文本为中文文本的译文。因此,翻译对“数字敦煌”平台中的信息传播有一定影响,特别是其中的敦煌文化术语翻译。由此,文章以“数字敦煌”中的术语翻译为研究对象,针对其中存在的一些难点进行分析,并归纳总结出相关翻译策略。     

浅析严复《天演论》中的术语译名

严复译名是其翻译思想的重要体现之一,尤其表现在术语翻译上。基于严复译著《天演论》中的中西术语译名,剖析严复在术语译名生成和创制方面的取舍,反思严复术语译名的去留,为今日术语译名研究、术语规范化使用等提供历史参照。     

原地浸出采铀几个科技术语的讨论

近些年,地浸采铀技术的进步极大刺激了国内地浸采铀矿山建设的蓬勃发展,新技术、新工艺不断涌现。但是,在地浸采铀相关术语的理解和使用中存在各种问题。在分析科技文献和地浸采铀实践的基础上,经过多年的推敲,作者认为:资源利用率、金属浸出率、液固比、平米铀量等作为地浸采铀科技术语存在定义不严谨、运用错误等不科学现象。     

英语语言学汉译术语的使用与理解

基于对英译汉实践以及对语言学术语汉译的了解,就汉译英语语言学术语的使用与理解进行了讨论。汉译术语的使用,统一是要实现的目标,但也应允许不同译文的出现和使用,因为术语的统一是在使用中经过选择与沉淀而实现的。对汉译术语的甄别和校正,应对照原文,而不是只考虑汉译文,更不应当凭个人对汉译文的理解去发挥、延伸。     

本末源流论青蒿

针对时下青蒿与青蒿素再次成为学术界讨论的焦点,主要从以下几方面展开阐述:从本草学角度分析了中药青蒿的种质来源,介绍了中药青蒿及其提取物青蒿素的临床药效和应用,围绕青蒿素是否仍属于中药及其结构容易被高温破坏的情况提出了作者的观点。     

“小行星”探源

小行星是沿椭圆形轨道绕太阳运行而体积较小的天体。汉语在19世纪中期就已经出现“小行星”一词,1855年的《地理撮要》和《博物新编》是最早出现该词的两种文献。“小行星”应该是英语minor planet的汉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