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瑀之死与建安十七年文学情势

从文学年代学角度看,建安十三年、建安十七年均是建安文学发展和转变的重要年份,文人心态、文学创作的题材内容和风格前后均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建安十三年文人齐集邺城,建安文学开始进入创作繁荣期,建安十七年阮瑀之死对建安文人的心灵产生了重要影响,使建安文人的心态由乐转悲;表现在文学题材上便是大量以寡妇为描写对象的哀悼之作的产生,由此拓展了建安文学的创作题材;文学风格上则是哀感之心大于雄深之气,伤生之意多于哀世之情,使建安文学展现出多元化的风格倾向,在建安文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建安动荡的政局与诗歌主题的嬗变

建安时代是一个割据动荡的时代,同时,建安时代也是文学自觉的时代。动乱的政局对建安文学尤其是诗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政治局势直接影响到诗歌主题的变化,使建安诗歌主题较汉代诗歌主题呈现出了新的面貌。     

“清谈”与《典论·论文》

曹丕以“文人”为中心展开论述,从剖析古之“文人相轻”之因人手,品评今之文人建安七子,表扬了建安七子“审己度人”的品评态度,提高了他们的名望和地位。通过品评建安七子,曹丕得出了文人取得不同文学成就的原因,即文体不同（文体论）、文人个性不同（文气说）,从而凸显了文人个体的生命价值,提出了“嗅时说”,表现出文人的生命意识。     

论建安诗歌中的“悲风”意象

建安诗歌中运用风这个外物景象较多，而且都着上了诗人强烈的悲凉慷慨之情，由此构成“悲风’’意象。建安诗歌的“悲风”意象具有抒情的多样性和形象性特征。这一意象的形成与建安时期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和审美追求密切相关。“悲风”意象是建安文学的特色之处，也是建安风骨的体现。     

风骨神韵与清淡简远——谈建安诗人与盛唐王孟诗派传承关系

建安诗歌词藻丰润,刚健清新,壮思与文采并举,为后代文人诗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以王维、孟浩然为代表的盛唐山水田园诗派是盛唐气象的一脉,其诗作清淡中见深意,澄澈中显道壮,与建安诗歌多有相似之处。但学术界对于盛唐气象与建安风骨的关系,多注重以王昌龄、李白、杜甫为代表的诗风去溯源,而对王、孟派与建安诗风之间的关系,则关注不够。其实,王、孟清淡派诗歌与建安传统既有继承、贯通的一面,又有发展变易的一面,是一脉相承的。     

再探建安文学慷慨悲凉风格的成因

建安文学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并产生过深远的影响,这与它慷慨悲凉的时代风格是分不开的。以曹氏父子为代表的建安文人集团,主要活动在以邺下为中心的北方地区,因此,建安文学慷慨悲凉风格的形成,与作家群所处的地域环境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建安时代,"战乱中心"的特殊地理位置,北方平原特有的自然环境,助推了慷慨悲凉风格的形成,同时与其地域统治者的提倡和文学的繁盛不无关系。     

山水游赏与山水文学意识

建安文人山水园林之游与园林山水赏会,刺激了建安文人山水审美意识的滋生与发展。建安文人已经进入了初期山水诗创作的进程。同时,进一步关注山水景物,描写山水景物,积累了艺术描写的经验,也表现了建安文人的山水审美意识。     

论南朝文学批评视域中北朝文学的缺席——兼论南北文学融合的实质

本文试图从政治、文化、文学等几个方面分析南朝文学批评视野中北朝文学的缺席的原因，并进一步指出文学史上所谓的“南北文学的融合”的实质是：在南朝文学艺术形式高度发达的基础上，建安文学所蕴含的生命精神的回归。北朝文人在创作上率先实践，而南朝文学批评在理论上提出这一问题。     

建安咏物赋的艺术倾向

建安咏物赋从题材上可分为描写植物、描写珍奇器物、描写动物三类。作品侧重表现物象的美质,反映了建安文人的精神内质和人格理想,反映了作家特定的生活遭际和内在情感。在艺术经验上,情绪化、意象化的倾向,使建安咏物赋显示了突出的特色。     

从生命意识到人格意识——略论建安诗人对《古诗十九首》的继承发展

《古诗十九首》对建安诗歌的影响是前人早有定评的.本文从生命意识角度揭示了这一影响,并指出这种上升为人格的意识对于后代诗歌的影响.建安诗歌总的风格是悲凉慷慨,这本身就深深地打上了诗人各自对于生命的独特的感受;诗歌洋溢着对于建功立业的渴求,就是诗人们追求实现自我生命价值的人格意识,这与《古诗十九首》的珍惜生命的存在的生命意识相比已经有了更进一步的升华.这种人格意识几乎成了后代文人骚客不屈不挠、积极向上的人格支柱,在中国诗坛上有深刻的影响.     

六朝秀句研究

六朝文学因其对形式美的过分执着追求,曾受到当时以及后世长达千余年的非难,但六朝时期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秀句"创作热潮,而六朝秀句这一文学现象,六朝文人的这种秀句创作精神对唐朝和历代中国诗歌的影响都是不可估量的。     

六朝文人的群体自觉与文学社团

在士大夫阶层群体自觉的历程上，第一次给文学艺术带来一代新风的是曹魏时期的邺下文人集团。沿着建安文人开辟的文学自觉道路，两晋南朝相继出现了为数众多的文人社团和文学流派。相对而言，其政治热情和社会参与意识明显不如建安、正始时期强烈，但煽扬一代诗风、呼唤新的文学观念，我国文学理论批评第一次从纯艺术的角度考察文艺的自身规律，使中古文坛异彩纷呈，进入了“文学自觉”的时代。综合研究这一时期文人群体的创作实践，可以得出结论；（1）知识阶层的精神风貌及其变化，往往是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发展演变的为直接的动因，（2）文学社团和文学流派能否提出具有开创性，时代性的文学主张，进行较为成功的文学批语，取决于团体成员之间能否相互吸收，相互尊重，完全发挥艺术个性；（3）官方意识形态乃至政治权威能否在文学领域发挥良好的作用，取决于它能否越超政治关系，与文人阶层建立起情感基础，以艺术上的“知音”团结他们，充分照顾他们的精神个性。     

南朝文人诗歌创作的通俗化倾向

南朝文人的诗歌由于反映的社会生活面狭小,多抒写文人的日常生活情感,加上一部分文人特别注重形式,讲求绮丽、用典、对仗、声律,因而,南朝的文人诗歌和辞赋、散文一道,被人们视为“贵族的文学”。其实,这只不过是南朝文人诗歌的一个方面。在南朝,民间歌舞特别兴盛,“歌声舞节,袨服华妆,桃花绿水之间,秋月春风之下,无往非适”。由于南     

曹操和曹植的游仙诗

曹操和曹植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有着崇高的地位。他们是有名的所谓“建安文学”的倡导者和中坚力量。谈到“建安文学”,人们都盛赞它的现实主义精神和激昂慷慨的风格,认为它们真实地反映了社会现实,充分体现了当时的时代精神。《文心雕龙·时序》评建安文学说:“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这些话准确地叙述了建安文学的主要风貌,同时也表述了曹操与曹植作品的基本特色。     

建安文学研究述要

建安文学是中国文学史上出现的第一次文学繁荣,对此,我国历代作家、批评家都给予重视,并进行了研究和评价,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回顾这一漫长的“建安文学研究史”,对我们总结前人的研究成果、汲取经验,促进今天建安文学研究的深入开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拟循着历史的线索,对不同历史时期有关建安文学研究的主要代表人物加以简要评述,以求勾划出古今建安文学研究的基本概貌。     

本体生命意识的增强－曹氏父子及建安诗人对生命价值的追求

建安诗人形成了颇具人文色彩的个体生命观念，形成了生命秉于自然的生命本体意识。在诗歌创伤中，关注人生短暂这一生命现象，通过诗歌艺术来排遣和消释由生命短暂带来的精神痉。更具人文色彩的是他们对政治思想抱负的强烈追求。     

还俗:媒体文化语境中诗歌的传播策略

在我们过去关于诗歌的观念中,诗歌似乎是属于高雅、严肃、精英的文学,但诗歌就其本质而言,却是以"通俗"起家的,是在劳动中产生的。《诗经》中不少作品就是古歌谣,文人的搜集、删订和编纂将它们提炼为雅文学,被后人视为诗之源,诗之巅。     

论南朝民歌对南朝文人诗的影响

南朝民歌对南朝文人诗有较大影响,主要表现在南朝文人诗的通俗化倾向。文人大量拟作民歌,诗作中注入民歌化因素,在诗歌的主题、语言、情调上向民歌靠拢。其成因主要在于当时统治阶级的好尚、及时行乐的社会思想观念以及当时的文学观念影响。正因为如此,文学史上才出现了一种新体诗——宫体诗,且成为绝句形成的标志,推动了文学进步的潮流。     

迷惘浮云咏悲歌人生苦短吟绝唱——试析"古诗十九首"与"建安诗"的生命意识

从《古诗十九首》和《建安诗》产生的时代背景入手,论证了生命意识是二者的共同主题,并从不同角度揭示二者生命忧患意识的诱因及生命意识的走向,探讨了二者在生命意识方面的密切联系,从而揭示汉末中、下层文人、寒族生命意识之由趋于觉醒到文学自觉的发展变化。     

张九龄《感遇》诗的艺术特色

张九龄在文学上有很高的地位,又是一位清忠的贤相,他和张说等,是当时文士所敬仰的文综和时哲,对开元的诗风影响最为直接,九龄的思想人品陶冶盛唐诗人最深。他继承陈子昴的诗歌革新主张,而有所发展,陈、张标举汉魏风骨,而九龄则赋予建安精神新的时代特色,而且更加注重诗作的含蓄,词藻和韵味,在当时的诗坛上独树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