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在强诗篇——杜甫写实理论浅探

杜甫在中国古典写实主义诗歌发展中的地位早已为世人公认,但他在写实主义诗歌理论上的特殊贡献,却未受到普遍重视。诚然,杜甫没有如陈子昂《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白居易《与元九书》那样的论诗专章,他的论诗主张只是散见于某些诗篇或诗句里,体现在他的创作倾向中,但这些主张却代表着崭新的也是正确的理论方向,具有较高的理论价值。     

钟嵘《诗品》赋论——《诗》赋体系列辨证（二）

赋体之名，古今中外众说不一、纷纭杂乱。归根结蒂是赋体源流的扑朔迷离，未详其究竟。考察赋体源流，势必先理清辨明“赋”义，即创作赋篇的艺术表现手法及其技巧。钟嵘《诗品》赋论，立足诗歌创作“三义”说，辨证《诗》赋体精髓之赋义，历来被忽视了。《诗》乃中国文学史上首部诗歌总集，与《周礼》“六诗之歌”密切相关，亦乃钟嵘《诗品》赋论乃至诗歌理论丰富的文本资源。探索《诗品》赋义，辨证《诗》赋篇系列作品，赋体源流之谜可得以解开。     

痛苦的浪漫——浅论古典浪漫主义诗歌的理想

和西方上古的长篇史诗相反,中国古典诗歌以其强烈的抒情色彩在世界文学史上独放光华,而这中间最激动人心的往往就是那些洋溢浪漫激情的篇章。从《诗三百》的《蒹葭》到屈原的《离骚》、《天问》、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乃至李白的《蜀道难》、《行路难》;李商隐的《无题诗》,直到苏轼、辛弃疾等人的豪放派诗歌,“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其中闪烁     

托于歌谣以喻意藉于传唱以教化论说唱文学之祖--荀子<成相篇>

荀况《成相篇》，乃中国说唱文学之始祖。《成相篇》之主要形式以六句为一章。《成相篇》采用当时民间歌谣形式。《成相篇》中普遍运用“四字对偶句”．开文人诗歌运用对偶之先河。《成相篇》运用长短句形式、运用对偶手法，其影响波及后代汉乐府诗歌、宋词、元曲以及民间说唱文学。《成相篇》分为三段。第一段以“乱”为核心，先叙致乱之因，后论拨乱之法。第二段由今日之“乱”而怀念往时之“治”。第三段乃《成相篇》之核心．提出君主治理国家、拨乱反正之方略，对大治社会进行描绘。     

《文心雕龙》中的诗歌批评

《心雕龙》中的诗歌批评自成理论体系,其一是《明诗》篇中对诗歌抒发情志的特征作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其二是《情采》篇中强调诗的缘情审美特性,提出“为情造”,达到诗歌创作中情理并存、情志并重的状态;其三是《知音》篇中提出了较为完整的诗歌批评鉴定理论,对诗歌鉴赏的主体和客体诸方面因素作了细致的分析;其四是《神思》、《隐秀》篇中对诗歌意象的深入探索,指出诗歌的特点就在于意存象中、隐在秀中,主客观相通,物我交融等,这些都是刘勰对中国诗论的重大贡献。     

从"止乎礼仪"到"诗不匿情"——王夫之《诗经》学中的诗情观初探

王夫之论《诗》完全打破了由《序》、《传》所开创的传统研究模式,以《诗经》为起点论及汉魏六朝及唐宋的诗歌,从个人的哲学、文学的观点出发,对《诗经》各篇加以引中发挥,论述内容由诗歌拓展到文学、政治、哲学等各个方面,尤其是对“诗情”进行了详尽独到的诠释,使得人们对《诗》中作品的价值有了一个更新、更全面的认识。     

张九龄与陈子昂诗歌理论比较

唐代诗歌革新运动,是唐代文人在唐代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反对六朝淫靡浮艳的诗风,重新恢复和确立诗歌抒情言志、反映社会民生传统的一场深刻而卓有成效的文学革命。陈子昂是这场运动中振臂一呼、为群雄开路的旗手,张九龄则是继陈子昂之后,顺应其革新精神加以改革和发扬,从而对唐代诗歌的自由发展和昌盛繁荣作出了卓起贡献的先驱。对他们的诗论进行分析和比较研究,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唐代诗歌理论的沿与革和创与因的辩证发展关系及其演变的线索,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试论陈子昂之"风骨"与"兴寄"

陈子昂是唐代文学史上有重大影响和重要地位的诗人。就他的创作和理论看，他倡导的“风骨”与“兴寄”成为自此以后唐诗的两个重要质素。开一代诗风，为唐代诗歌的发展开辟了道路。本文旨在从其倡导的“风骨”与“兴寄”的内涵入手，来探讨其创作理论和实践在唐诗学上的重要意义。     

陈子昂诗的产生及其影响

在初唐诗坛,真正英姿勃起、文彩飞扬,并企图扫荡文场、扭转诗风者,还要属高宗、武后时代的陈子昂和“四杰”等人。是他们为唐诗的创作提供了新的内容,为唐诗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形式,使武后时代成为唐代诗风真正发韧的起点。不过,如果把“四杰”比做急先锋,那么这中军主帅则必属陈子昂。本文在详细分析陈子昂在初唐诗坛出现并崭露头角的社会文化背景的基础上,进一步讨论了陈子昂诗歌的意境及其影响。     

世纪末中国诗失去诗魂

纵观古今诗歌，几名诗、好诗，有如下特点：首先，好诗常合怨忿。孔子说：“诗可以怨”。其实诗不只“可以”怨，但凡对人生体验有深度的作品，都或浓或淡地含有某种对人生的怨艾与慨叹．屈原的《离骚》，是理想不得实现的怨愤之作。曹操的古诗，是感叹人生沧桑的悲怨之作。乐府民歌，除了歌颂生活的美好，也饱含对人生的诸多哀怨。陈子昂《登幽州台歌》，一腔怨愤，难与世人陈说，表达一种旷世孤独之感。李白的《蜀道难入白居易的《琵琶行》、《卖炭翁》等等，都是对于人生的怨忿之作。怨，往往使诗歌负载了巨大的人生重量，具有较强的审美…     

俞平伯词史观的渊源与实践

俞平伯的词史观主要集中反映在《〈唐宋词选〉前言》一文中，他认为词发端于民间，是诗进化的结果；词有两条发展道路，分别是以《花间》为代表的“获深”和以苏、辛为代表的“广深”，后者更接近词的本色，为词之正宗。他接受并扩充了黄侃、胡适及王国维的词史观，同时在俞樾、俞陛云的影响下幔取了传统词学理论的精华。他的三本词体鉴赏专著是其词史观的重要实证和阐释。     

唐诗与“五陵少年”

＂五陵少年＂是在汉唐陵寝制度、陵邑文化中孕育出的一个特殊群体。他们身上所体现的任侠品质和进取精神,为很多唐代诗人追慕与歌咏。唐诗中＂五陵少年＂所具有的理想光辉、英雄气质和浪漫情怀,是盛唐气象的有机构成。     

宋初“晚唐体”诗人辨析

最早提出宋初＂晚唐体＂一说,并对其成员进行勾勒的是宋元之际的方回《送罗寿可诗序》,今人多从此说,然学界也有异议。笔者将现有文献史料和诗人诗歌创作实践等结合起来考察,认为将＂九僧＂、寇准、林逋、魏野、潘阆、赵湘归属于＂晚唐体＂应属无疑。宋初还有很多诗人受＂晚唐体＂影响,其诗具有＂晚唐＂风味,但这些诗人作品大多散佚,仅凭几首佚诗残句以及古人的评论,难以考征其诗风归属。     

先秦礼乐大曲《大武》研究

《大武》是西周宫廷＂六代乐舞＂之一,是歌舞乐三位一体的综合性表演形态,具有非常高的艺术表现力。其三部性的结构体制、各结构段落的不同音乐性格以及采诗入乐的创作手法均与后世魏晋俗乐大曲和唐俗乐大曲有相通之处;《大武》主要由乐工舞人与贵族子弟承载,用于祭祀、宴飨等礼制仪式,具有礼的功能。     

从海德格尔的“物”看里尔克的“物诗”

学术界一般认为，里尔克的创作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早期主观表现的诗歌，中期的“物诗”，后期存在论意义的诗歌。值得注意的是，“物诗”中的“物”不在象征，也不在物的客观描绘，而是抵达物的本质。本文借鉴海德格尔对“物”的独特阐发，从物之为物、物与人、人之为人几个方面把握里尔克的“物诗”。     

白沙学说“端倪”义研究

“端倪”是“心”之本体或端绪，指人在对善恶的自觉选择中本源意义上的向善倾向。白沙“端倪”与陆学的“本心”有着明显区别：陆学侧重通过各种功夫复其本心；白沙学说以养出“端倪”为进学之基本，重点在扩充功夫上。“端倪”与佛道两家所追求的虚静之心境也有差异。白沙先生坚决反对专寻书籍进行记诵的读书方法以及一味遵循外在具体的道德规范却没有内心真实体验的入学功夫。     

《水浒传》字词勘误补

《水浒传》（人民文学版）虽然经过了专家们的认真校订，但其中的一些字词“仍有不妥以至错误的地方”，比如第二十七回“如今只留得一个箍头的铁戒尺”中的“铁戒尺”应为“铁戒箍”、第六十五回“人都唤小人做活闪婆王定六”中的“活闪婆”应为“霍闪婆”。     

论周济词学尊体观

周济首先提出“尊体”一词，并且依此阐发其词学主张，着重于“论词莫先于品”、“意能尊体”和“以词存史”三个角度予以展开，开辟词学研究的新境界。同时也使得词学尊体研究渐入人心，对词学研究产生深远影响。     

论陈恭尹诗中的“雨”意象

诗人陈恭尹对“雨”意象情有独钟。他在诗中刻意营构多姿多彩的“雨”意象，可谓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陈恭尹笔下的“雨”，既有冷暖之分，又有粗细疏密、新旧、动静之别。诗人赋予“雨”以人格化，在情景的交融中使读者获得美感。     

重逢与告别——读韩东《重新做人》

《重新做人》是韩东于2012年底推出的一部新诗集,收录了他自2002年来写作的诗歌。这部诗集中仍然可以看到韩东对日常生活的观察与书写,也看到十年人生经历对韩东诗歌的影响。更值得一提的是,韩东在诗歌中通过富有紧张感的张力表达出他对人际关系的认识,并由此揭示出"存在"的悖谬与虚无。但韩东并没有止步于此,他拥抱这虚无,并试图超越,这个过程是通过他"走"和"看"的空间感受与"回忆"和"告别"的时间体验体现出的。韩东关注"此刻",同时也时常回忆"过去",但更重要的是韩东一直"在路上",一直在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