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人感应”新论

天人关系问题是中国哲学的核心问题之一,自中国哲学产生以来,几乎各个时期的哲学家、思想家都探讨过一世界观问题。纵观中国哲学的整个发展过程,有关天人关系问题的观点大致包含两方面的意义:其一是说天人相分还是天人合一;其二是说天是自然之天还是人格之天。“天人感应”是西汉时期的儒学、神学大师董仲舒提出的,在董仲舒看来,“天”是自然和社会的最高主宰,最后根源,天人是存在着相副“类合”的关系,可以互相“感应”,宇宙万物和人的产生都是“天”有目的地安排的。他说:“天者,万物之祖也,万物非天不生”,     

林彪鼓吹“韦编三绝的治学精神”居心何在

孔丘是利用治学讲学为反革命复辟服务的祖师爷。孔丘的忠实信徒林彪效法孔丘“克己复礼”的反动纲领,鼓吹孔丘“韦编三绝的治学精神”,把孔孟之道作为篡党夺权、建立林家世袭王朝、复辟资本主义的思想武器。 深入批判林彪顶礼膜拜的孔丘治学精神,对于揭破其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击退教育战线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思潮,是很有必要的。 “治学”──进行复辟活动的舆论工具 孔老二这个不学无术的家伙,多次吹嘘自己“好学”,还大言不惭地奚落别人“不如丘之好学也”。据《史记》中纪载:“孔子晚而喜《剔》”,“读《赐》,韦编三绝。”就是说,孔…     

论董仲舒对儒学的创造性转化

董仲舒以儒家学说为立足点,广泛吸取先秦诸子百家的思想成分,创造性地提出“天人感应”说、“大一统”论以及“人有善质而未能善”的人性论观点,丰富、发展了儒学     

天人关系视域中的“人”——荀子天人关系思想探析

本文以《荀子》为依据,从荀子“天人相分”的思维模式出发,考察荀子天人关系视域中有关人的思想,阐发他关于天对人的存在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人对天应有的基本态度及“明于天人之分”思想,认为在荀子关于天人关系的探究中,人是他探究的重心,而在“明于天人之分”的前提下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是他探究天人关系的落脚点;并由此揭示荀子天人关系思想的意义及当代价值。     

政统与道统——试析董仲舒阴阳五行说中“天”的双重旨归

秦汉时，“天”作为终极信仰被虔诚的信奉。董伸舒将“天”作为其阴阳五行说的最高范畴，借助“阴阳五行”沟通“天”与“人”，进而“以类合之”，推论出“天人一也”。在此基础上，董仲舒一方面宣扬“君权神授”的“忠君”理念，为其大一统理论张目；一方面又旨在宣扬儒家的王道主张，为其施行保驾护航。如此，董仲舒将政统与道统这双重的政治旨归均在“天”的名义下得以展开。     

论董仲舒的历史辩证法思想

董仲舒从天人同类、彼此感应的宇宙观出发,认为天与人、自然界与人类社会是相互联系的;他从“变而有常”与“不常之变”彼此联系、互为补充的天道观出发,认定历史运演是“变而有常”与“不常之变”的统一;他既把历史看成按黑、白、赤三统循环顺序运演,又认识到在循环运演中包含着进化;他将事物从量变到质变的原理运用于历史考察,认为历史运演是从量变到质变的结果;他认识到历史与现实之间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总结前代的历史经验可为后代治国兴邦提供借鉴。     

批狠“上智下愚”的唯心史观

为什么林彪长期以来声嘶力竭地宣扬孔孟之道呢?原因就在于一切没落的反动阶级都要尊孔反法,妄图用孔孟之道的精神枷锁来束缚人民的手脚,以挽救他们行将灭亡的命运,或者把孔老二的亡灵作为他们反革命复辟的思想武器。例如在究竟是谁创造历史这个问题上,林贼和孔老二就是一脉相承的。 孔孟之道鼓吹“唯上智与下愚不移”,把劳动人民说成是“怀土”,“怀惠”,就是说,想的是种地和小恩小惠,而奴隶主则是“怀德”,“怀刑”,既重视道德又关心维护法律制度,所以在他们看来,历史的发展只能由所谓“有智慧”的少数奴隶主的意志所决定,劳动人民只能听从…     

《水浒传》的叙事结构与 "神理"

《水浒传》结构本身带有明显的双构性:以显层的技巧性结构蕴含着深层的哲理性结构,反过来又以深层的哲理性结构贯通着显层的技巧性结构,这即是神理。整部《水浒传》的结构可分为三个层次,其中“天人感应”的玄虚层面和宋江心理结构层面倾向于神理的范畴,属潜隐层面的“结构之道”。英雄们与高俅的对立处于显层,它是提挈全文的“结构之技”。《水浒传》中的整体生命意识与中国传统哲学中“天人感应”的宇宙观一脉相承。     

彻底批判林彪攻击“五·七”道路的反动谬论

孔孟之道竭力宣扬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这是“剥削有功”的强盗逻辑,为没落的奴隶主阶级提供理论基础,为复辟奴隶制培养忠实的奴才。同时这一反动思想成为历代的剥削阶级统治劳动人民的精神枷锁,并且妄图以这一反动的理论为实现反动统治者的永远统治服务。 解放后十七年来,教育战线长期被刘少奇一伙把持,推行一条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他们继续以孔孟之道及封、资、修的一套来毒害广大青年和干部,搞教授治校,干部脱离工农,脱离劳动,脱离实践,学校成了资产阶级的世袭领地,我们广大工人继续…     

论董仲舒的政治思想

作为一个为封建社会奠定了正统思想的儒宗人物来说,董仲舒的出现并非偶然。汉武帝举贤良文学时,他在三次对策中,提出了一系列政治主张与施政方针,深得武帝赏识。他的著作《春秋繁露》,又对其政治思想作了某些深化的阐述。这成为我们研究董仲舒政治思想的主要依据。西汉政权至武帝时,已建立六十余年,经战乱、稳定达到了巩固,各种矛盾也随社会变化而     

从“学而优则仕”到“变相劳改”看林彪是孔孟反动教育思想的忠实信徒

一切教育“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学校历来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在社会主义历史时期,无产阶级应当使学校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巩固自己的政权。可是,一切反动没落的阶级,总把教育阵地看成是他们的“世袭领地”,总想利用这块阵地,培养复辟人才,颠覆无产阶级专政,恢复他们的统治。因此,学校斗争的焦点,始终是围绕着培养什么人的问题。林彪之流宣扬孔孟之道,推行一条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其罪恶目的,就是为复辟资本主义,同无产阶级争夺青年一代。     

西汉阴阳灾异“节”观念研究

汉武帝以降,以董仲舒天人感应、阴阳刑德说为基础的灾异论不断完善,灾异思想自宣元之际开始大行其道。值得注意的是,遵循四时节律的阴阳灾异论与为政不节制的谴告思想,汉初文景时代已有之,这一点从汉简及百家学说中均可得明证。     

董仲舒“不变”和“变”的理论议

董仲舒是西汉的大儒,为《公羊》学派,汉武帝当政时,应贤良对策,上“天人三策”,在策中提出了“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命题。对于这一命题,论者都说是形而上学,而在“文化大革命”以后,首先有严北溟提出,这个命题实还包括“天变,道亦变”的反命题,从而否定其为形而上学的论断。自此以后,附和这一说的纷至沓来,角度虽或不同,其归趋却是同一的。这一新观点的提出,实有打破禁区的用意,就这一点来说,无疑是值得欣幸的。不过,如作为学术问题来对待,则还有必要实事求是地进行探讨。对这样的观点,我曾写过两     

林彪的“天才论”是孔老二“天命观”的翻版

林彪给他的一个死党写了这样一段话:“温文、豪放、理智,既受于天,且受于人。”并且把它刻在砚盒上作为座右铭。“受于天”,就是说他是天生(即上帝命定)的统治者。“受于人”,就是说他的统治权又是人给的。什么人呢?在阶级社会里,人是划分为阶级的。他只能是代表帝国主义和被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代表那些吃劳动人民血肉的寄生虫。从林彪自称的“既受于天,且受于人”,使我们更清楚地看到:他用“天才论”作为反党的理论纲领,鼓吹“英雄和奴隶共同创造历史”的反动观点,是直接继承了孔孟的“天命论”和“生而知之”的唯心主义先验论。 历来奴…     

从当代西方环境伦理学看韩愈的天人感应论

韩愈的天人感应论属于我国古代天人感应论的第四种类型，他从“天入相乖”、“祸善福淫”的角度提出了天与入感应的独特方式。从当代环境伦理学视角看，韩愈的天人感应论表达了对大自然的道德关怀，与当代环境伦理学一样，具有强烈的反传统人类中心主义倾向以及相似的基本原则和道德目标。在环境问题日益严重的今天，探讨韩愈的天人感应论，对我们坚持科学发展观，处理好发展经济与保护环境的关系，搞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逻辑研究

《“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是鲁迅先生在一九三○年四月写的一篇著名杂文,最初发表于同年五月出版的《萌芽》月刊第一卷第五期上,后收在作者的《二心集》里。教育部统编的中学语文课本选有此篇。 这篇文章是批驳反动文人梁实秋的谬论并论证他是“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的。梁实秋原来依附于北方军阀段祺瑞,后来又投靠国民党反动派。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国民党反动派在疯狂地对革命根据地进行反革命军事“围剿”的同时,穷凶极恶地对进步文化运动进行反革命文化“围剿”,梁实秋充当了这个反革命文化“围剿”的急先锋,他杀气腾腾地     

从叔孙通到董仲舒：西汉前期儒学与统治结构的变迁

西汉前期的儒学发展与当时的政治结构之间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为了顺应时事、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儒者们有意识地强化了先秦儒家理论中有利于稳固政治结构的一面。通过考察叔孙通的“起朝仪”和董仲舒的“天人感应”理论如何完成“守天下”的任务，可以看到作为思想的儒学究竟如何影响当时的政治秩序和统治结构。综合来看，将西汉前期的儒学定位为政治儒学应是比较恰当的，在儒学与政治的互动之中，双方达成了一种双赢互惠的局面。     

《周易》“德”论析

《周易》通过打通天道与人道，为人道之“德”找到了形上学根基，并通过九卦的三陈建立了由内而外、由个人而天下的完整的“德”论体系。“德”不仅是沟通天人的桥梁，而且是谛造君子和天下得平的途径。透过《周易》的占筮形式和思辨语言，可以发现其核心是在表“德”。     

反历史的“法的历史学派”

“法的历史学派”是产生于18世纪末、盛行于19世纪初的德国的一个学派。当时有一种流行的看法,认为这个学派是对18世纪的“轻佻精神”的一种反动,因而对它的社会作用持肯定态度。对此马克思指出:“这种看法的普遍性和看法的真实性恰好成反比”,因为“唯一的轻佻的东西”恰恰就是法的历史学派自己。(《马恩全集》第一卷第97页)。     

接受·扬弃·创造——《窦娥冤》与《金锁记》戏曲艺术经验传承比较研究

元代剧作家关汉卿的杂剧《窦娥冤》与明代剧作家叶宪祖、袁于令的传奇《金锁记》 ,是对《汉书·于定国传》、《搜神记》相关记载的接受、扬弃与创造 ,并表现出不同的艺术传承特征 :两剧的素材来源具有共生性 ,对“贞”、“孝”、“天人感应”等观念有不同程度的接受与扬弃 ;在悲剧精神、戏剧冲突、表现手法和艺术风格的传承方面 ,具有相当的可比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