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记忆与宏大叙事的巧妙缝合——论《青春之歌》叙事处理之特定时代的成功因素

杨沫的《青春之歌》将“个人记忆”织入“宏大叙事”，以最具个人化特质的爱情叙事与“政治”叙事巧妙缝合，在经验与超验之间建立暗喻转换的关系，使知识女性林道静的爱情经验与中国革命知识分子的成长历程在由爱情履历里三个男性所构成的精神履历里的三个阶段中统一起来，一举获得成功。其中，作为知识分子主人公的女性性别的文化意味有着不容忽视的作用。这部小说局部的明显不足和修订本的失败则缘于“个人记忆”的欠缺和消退。     

革命语境下《红日》的女性形象分析和女性叙事

《红日》是一部“红色经典”的代表之作，小说在激烈且规模宏大的战场描写中成功塑造了一批解放军的英雄群像。然而，即便在革命的语境之下在英雄背后默默支持他们的女性也不容忽视，巾帼不让须眉，从花木兰就开始的英雄形象在这里得到延续。文章试图在革命的语境之下对于《红日》中的女性形象进行分析，并探讨作者在塑造女性形象过程中文本的叙事技巧。     

女性主义电影叙事的新道路——以女性形象解构视觉愉悦

在传统电影中由于话语权的缺失,致使女性形象丧失主导地位,呈现出单调、统一的特性。为了探究女性形象在女性主义电影中的重要性,采用穆尔维的女性主义电影理论,以《跳舞,女孩,跳舞》和《伯德小姐》为例,讨论了这一话题的两个维度:一是女性形象如何通过女性的成长故事成为电影叙事主体;二是女性形象之间的关系叙事如何打破父权秩序,阐释了父权社会无意识对传统电影的影响及女性主义电影如何通过叙事解构视觉愉悦。由此得出:女性形象是女性主义电影叙事的核心元素,以女性形象解构视觉愉悦,是为女性主义电影叙事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     

林白小说中的同性之爱解读

林白小说中主动——被动型和相互吸引、两厢情愿型两种不同模式的女性之爱,以及其女性之爱很少涉及“性”的描写、大多是悲剧结局,主人公往往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同性恋者.小说所表现的女性意识揭示作家书写女性同性之爱这一题材的深层意蕴和旨归:破除异性恋迷信,挣脱男性叙事桎梏;对抗父权社会,获得女性自身解放;寻找女性的精神憩园,构建女性的内心世界.     

式论“五四”男性作家笔下的女性形象

本文首先对传统女性形象进行了梳理,认为一部人类文明史就是一部女人异化史.接着具体分析了一些“五四”时期男性作家笔下的女性形象,将其分为两大类型一是仰视中的女性形象;二是俯视中的女性形象.这两种视角都是以男性为本位,故在根本上难以还女性以历史真相.     

新时期维吾尔文学婚恋叙事中女性形象的变迁——以小说为中心

与汉语文学相同,新时期以降,维吾尔族当代文学同样迎来了繁荣期。由于信仰、传统、民俗的特殊性,其小说对女性的书写往往包含在婚恋叙事中。随着时代的变迁、社会的发展和意识的改观,叙事中女性形象的书写也发生了变化,其中较为突出的包括自我意识的觉醒,形象群的多样化和女性作为女性作者的“看”和男性作者的写作对象时,“被看”的角度的变化。     

《麦克白》与《窦娥冤》的谋杀比较

《麦克白》与《窦娥冤》中人物对谋杀的截然不同的态度反映了作者与主人公的两种常见的关系，即主人公控制作者与作者控制主人公。在前一种关系中，主人公是“自为之他”，其形象不可能被完成化，其性格特征是发展变化的；在后一种关系中，主人公是“为我之他”，其形象是完成化的，其性格特征稳定而单一。     

理想与现实共存——浅析海明威笔下的女性形象

海明威一直被公认是塑造“硬汉”形象的巨匠,在他的笔下诞生了许多“能够被毁灭,但是不能被打败”的英雄。但是任何作家的作品中不可能只出现男性,而忽略女性形象的塑造。海明威在女性形象的塑造上被很多人认为是不成功的,其实不然,仔细分析其作品对女性形象的描写、塑造,可将海明威笔下的女性分为两类：即“小兔子”式的理想女性和“男性化”的现实女性。海明威作品中女性的塑造不是中心,但却对男性中心形象产生着不可估量的影响。     

“他者”悲剧:《最后的决斗》中女性形象的别样呈现

导演雷德利·斯科特在影片《最后的决斗》中,通过别样的叙事手法、角色呈现、主题展示,完善其女性形象的塑造技巧。影片巧妙地运用三幕式架构的叙述视角,借助“罗生门”式的非线性复调叙事,将故事从男性视角与女性视角展开对比,暗示出最后“决斗”的虚伪。同时,采用隐喻和象征等手段,诠释男性视角下女性形象是如何被符号化定义的;从“他者”的依附、“他者”的失语与“他者”的反抗三个方面,揭示出女性“他者”命运的悲剧主题。这些技巧,为华语电影女性形象立体化与多元化的塑造提供了新的思路。     

艾丽莎的矛盾个性分析——《菊》的女性主义解读

斯坦贝克的<菊>刻画了一位在男权社会痛苦挣扎,渴望自由, 追求自我的女性形象.女主人公艾丽莎具有倔强、粗犷的男性化的一面,又具有女性特有的柔弱、敏感的特征.这两种看似矛盾的性格特征在艾丽莎身上并存且频繁转换.本文通过分析女主人公的这一矛盾个性,揭示其内在和谐统一的意识根源,以此来探讨作者的女性主义观,探寻以艾丽莎为代表的女性的精神追求.     

双重扭曲的镜像--论历史演义小说中的女性形象

历史演义小说的叙事特征对女性形象的塑造有着深刻影响。历史叙事针对女性的“大德”、“大恶”的美学模武强烈制约着演义小说对于女性形象的定位，使文学叙事丧失了自辟蹊径的能力而沦为史学叙事模武制约下的工具。历史演义小说中的女性形象成为被历史叙事和文学叙事双重扭曲的镜像。     

现代文学中的漫游与成长

现代文学中类似流浪汉小说的出现是漫游与成长的文化产物,在革命叙事中,主人公从复仇到革命之间往往经过漫游的环节,从“复仇”到“革命”被赋予“成长”的意味。未曾皈依革命话语的漫游则可能是绝望意味的循环,或是勇者无畏的也无止境的心灵探寻,或者说意味的是另一种成长。     

海明威的女性观对其短篇小说中两类女性形象的影响

海明威小说中的妇女形象一直是文学界争执的对象之一,很多人认为海明威不会塑造女性形象,在他的小说尤其是短篇小说中出现的女性形象无论是传统还是前卫都会给人一种"厌女"的感觉。事实上,无论是以美国太太为首的传统女性,还是以乔玛丽、玛格丽特为首的新女性,这两类女性形象的出现都不是偶然的,它与作家本人的女性观息息相关。童年家庭生活的阴影、作家生活时代的社会背景等形形色色的因素,在造就海明威矛盾分裂的女性观的同时,也造就了其作品中的这两类女性形象。     

女性视阈中的革命历史--论《英雄无语》兼及革命历史题材写作

对于中国革命历史,当代文学曾出现过两种在历史观、审美观都相距甚远的历史叙述。一种是十七年时期的革命历史小说,一种是新时期的新历史小说,前者是一种将革命历史神化、英雄化的叙述,后者则是将革命历史世俗化、凡人化的叙述。其实,在这两种“极端化”的历史叙事中,一直潜隐着一种试图将两者加以调和,或者说试图超越的历史叙事,那就是出自部分女作家之手的作品,项小米的《英雄无语》就是其中的代表作,它展示了女性对历史的检讨和战争的反省。     

无根时代的漂泊之旅——从叙事学视角解读《风雅颂》的悲剧意蕴

小说采用第一人称内聚焦叙事有助于揭示主人公杨科的内心世界,使读者既感到真实可信又能时刻把注意力集中到主人公身上,和叙事人一起探寻隐匿于其内心深处的“精神家园”。“麻花”式的叙事结构使得主人公能够自由穿梭于城乡二元空间内并可适时进行切换。两相结合有效传达了《风雅颂》的主题意蕴,曲折生动地表现出由乡入城的知识分子在城乡之间进退失据、无根漂泊的生存状况。     

女性性早熟早发现早治疗

女孩在8岁以前就出现第二性征发育,10岁以前即有月经初潮,这表明她的青春期发育提早了,这种情况简称为“女性性早熟。”“早熟”也有真、假分 若按照病因区分,性早熟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真性性早熟”,一类是“假性性早熟”。     

谁在看谁：《简·爱》中的视觉较量

《简·爱》中简和罗切斯特的情感纠葛体现在两种不同模式的视觉较量中：将女性固化为客体的男性凝视和被边缘化的女性凝视。随着小说的进程,女性逐渐获得了视觉和叙事上的权威地位,其中“红房间”情节的重复与修正代表了男女主人公关系发展的不同阶段。     

失落的天空--论张贤亮小说中的女性与性

张贤亮小说中引起争议最多的两个问题是女性与性。小说中女性形象的主观性有两部分内涵：一是女性形象的塑造大都是小说家当年困厄时期心理缺失的补偿；二是“恋母情结”－不是性心理层次上，而更近似于一种化情结。张贤亮小说中的“性”则主要体现为与政治的一种同构关系，政治激情和情欲冲动的相似性赋予了张贤亮小说“性”的象征意义。     

《那儿》与当代中国的“底层文学”

作为21世纪“底层文学”的开山之作,《那儿》通过第一人称叙述者看似玩世不恭的口吻和主人公悲剧命运之间的内在关联,呈示出21世纪中国“底层文学”的历史感.“底层”这一措辞的变化往往将中国的革命话语、社会主义文化与西方的后殖民理论混淆起来.这一混淆不仅遮蔽了不同社会的社会、文化和政治条件及其实践,同时也带来了基本的和重要的革命话语和观念的边缘化.     

从多维视角解读悲剧大师尤金·奥尼尔笔下的女性形象

剧作家尤金·奥尼尔是美国戏剧界唯一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也是20世纪以来坚持严肃思考现代人的命运和精神世界的现代悲剧大师之一,其笔下的女性也具有无限挖掘的思想深度和艺术深度。本文将从三个视角解读其笔下的女性形象。第一,从社会历史背景视角来解读,其塑造了在男权社会下形成强烈反差的两类女性,一类是扭曲、消极的"泣者",一类是坚强、抗争的"歌者"。第二,从创作原型视角来解读其剧作中自传色彩下的"圣母"与"妓女"形象。第三,从精神分析学视角解读其笔下女性人物的心理特征及其蕴藏的原始情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