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不起诉决定的效力

不起诉决定的效力 ,是指检察官依法作出的不起诉决定所具有的拘束力、确定力和执行力。不起诉决定是检察机关依据刑事实体法和程序法作出的一种独立的司法决定 ,必然在实体法和程序法上产生相应的法律效力。基于对司法权威、司法公正和无罪推定原则以及一事不再理原则的客观分析 ,本文认为 ,生效的不起诉决定对案件当事人、人民检察院以及其他社会主体的行为产生约束力 ,在程序法上具有终止诉讼的效力 ,在实体法上具有推定无罪的效力。同时具有执行内容的不起诉决定还有强制执行的效力。     

论刑事一事不再理原则适用的客观范围

一事不再理原则是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之一，但是对一事不再理原则的“一事”之范围的理论与实践却存在较大的差异。文章借鉴两大法系主要国家刑事司法理论与实践，结合我国刑事实体法和程序法，对一事不再理原更《适用的“亭、人、时间”及其例外与扩张情形展开探讨，认为一事不再理原则适用于“同一性之公诉事实”及受刑事指控之嫌疑人、被告人，于裁判确定后发生效力，以有利于被告原则为例外，扩张于刑事诉讼的各个阶段。     

大学生法律素质教育教学体系探究

法律素质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内容和大学生必备的基本素质之一。目前“基础”课教师在大学生法律素质教育教学中遇到了教材内容十分丰富而课时较少和自身法律知识欠缺的困难。《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法律方面的内容由三部分组成：法学基础理论、实体法、程序法。法律部分的教学应遵循两个原则：不拆分原则和实用原则。从教学模式上说，法理学部分宜采用影像教学法、特例教学法、对比教学法；实体法部分可采用法条分析、经典案例剖析和疑难案件探究法；程序法的教学模式是模拟法庭、差异分析。     

意思表示解释原则在合同法上的意义

意思表示理论中。解释原则是个非常重要的备题，它直接影响着合同法上对合同解释所采取的态度。通过对各国关于意思表示解释理论与实践的分析，探求具有普遍适用性的解释原则，并挖掘其对合同效力、合同履行等问题具有的重要意义。可对我国司法实践活动产生帮助。     

我国反倾销法的完善

目前我国已基本确立反倾销法律制度，但从宏观上看，反倾销立法体例不够科学，从中观角度审视，《反倾销条例》未明确规定反倾销法律原则；从微观视角分析，反倾销实体法和程序法尚存在许多问题。因此通过比较的方法并结合我国国情完善反倾销法是目前立法工作的又一重要任务。     

再议程序法与实体法的关系

一、前言“以程序公正求实质正义,实质正义存;以实质正义践踏程序公正,则程序公正亡,实质正义也亡1”。只有程序法才能实现“法治当大2”。虽然程序法较之实体法更具有操作性,但这并不能立即说明程序法决定了实体法,因为“如果事物的表现形式和事物的本质会直接合而为一,一切科学就都成为多余的了3”。二、程序法与实体法的统一“实体法是指规定实体权利义务的法律,而程序法是指规定实现权利义务的方式和条件的法律4”我们不难看出二者之间的最基本的统一关系。(一)、程序法与实体法均为法律分支,共同服务于法律的目的。1、是治理国家的工具…     

诉讼调解检察监督之存废、定位与方式

诉讼调解在当今构建和谐社会的政治语境下,已经成为一种司法政策导向,调解结案更多地成为民事司法的目的而不是纠纷解决的方式。诉讼调解中实体法和程序法的双重软化凸显了检察机关进行诉讼调解检察监督的必要性。诉讼调解检察监督并不违背合法、自愿调解原则,并不干涉法院的独立审判。规范诉讼调解检察监督的提起范围和提起方式则成为理论界和实务界必须认真审视的课题。     

存疑有利于被告原则的理解与适用

存疑有利于被告原则具有人权保障、国家责任、控辩对等和国家刑事政策方面的依据,它是解决刑法中事实不明时的裁判规则,它有别于罪刑法定原则、无罪推定原则和择一认定原则,具有实体法和程序法两方面的性质.存疑有利于被告原则在有根据的合理怀疑和控诉方履行举证责任后案件事实仍真伪不明的前提下,在判断犯罪是否成立,处断犯罪的罪数,断定犯罪的效果、追诉时效以及法律解释存疑时有其适用空间.     

试论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补充性原则

国际刑事法院是世界上第一个常设国际刑事司法机构，其管辖权补充性原则直接影响着缔约国和非缔约国的权利和义务，关乎国际义务与国家主权的均衡协调。《罗马规约》对于管辖权补充性原则进行了多层次的规定和要求，但同时也存在有关非缔约国主权、案件不可受理性和“一罪不二审”的例外与冲突。对于检察官重复启动调查、起诉程序以及修改、追加指控或代之以较严重的指控的权力，应当实施限制次数和间隔时间的制约措施。     

反思与重构——现代司法理念下的中国不起诉制度研究

刑事不起诉制度是刑事诉讼的一项重要制度。现行不起诉制度在保障人权、节约司法资源、教育挽救犯罪人等方面产生了积极的作用,其价值和意义不容置疑。但是,随着司法实践的深入,不起诉制度在立法上存在疏漏与不足逐渐显露出来,严重制约了不起诉政策的功效。因此,必须从立法上重构和完善不起诉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