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金陵赋》审视京都赋的嬗变

从汉班固的《两都赋》、张衡的《二京赋》、晋左思的《三都赋》及清程先甲的《金陵赋》看京都赋体文学的传承及演变,再从写作目的、写作手法、辞赋观等方面对其进行考察,进而指出京都赋的变化。     

浅谈《子虚赋》

赋,为汉代文学的标志,故素称:“汉赋”。这种文学样式的出现,自然有其历史渊源,并非猝然出现西汉文坛。西汉初年的赋体作品,如贾谊的《吊屈原赋》,就有明显的楚辞印痕,因而文学史家称之为骚体赋迨。到枚乘的《七发》,汉赋的基本特征才充分地显现出来。它虽然富有韵味,但非诗歌,而属散文,又因汉赋一般规模宏大,大凡在千言以上,亦称散体大赋,以区别于汉初的骚体赋和汉来的抒情小赋。     

汉大赋“劝百讽一”的伦理意向

关于两汉大赋,历来有一些批评,“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首肇其端并具权威性影响的,是西汉的扬雄。扬雄长于辞赋,是汉大赋的模拟大家,晚年体会出汉大赋“讽一而劝百”的思想风格,以为汉人赋对于统治者行为的鼓励远胜于对他们行为的规劝。尔后,班固在《汉书·司马相如传赞》中提出异议,以为司马相如的辞赋虽然充盈着虚辞滥说,但宗旨归于节俭,这和《诗经》的讽谏没有什么差异,扬雄的“讽一而劝     

以赋为主体的理论归结——论《文赋》的思想主旨

西晋的辞赋创作极为兴盛。陆机把赋的表现领域拓展到诗赋创作自身,以赋体的形式呈现出这一时期亟待解决的文学理论问题。《文赋》论述的对象是以诗赋为主的文学创作群体,而辞赋在他们的创作中占有重要地位。陆机结合自己创作心得对汉魏以来的诗赋特别是辞赋的创作进行理论上的总结,并调适了诗、赋两大传统之间的紧张关系。     

怀才不遇话贾谊

贾谊活跃于汉文帝执政时期,是古今公认的奇才。他的辞赋文章一直为后人所称道,《过秦论》影响尤大。他关于治国理政的主张也多有独到之处,汉文帝爱其才,却少用其言。即使如此,他仍像西腊神话中的弗弗西斯一样,反复向目标冲刺,次次不果而终。在《资治通鉴》记叙的人物中,类似贾谊这样的人并不多见。     

略论《战国策》对汉大赋的影响

历来文学史家之论赋源,多溯及《诗经》、楚辞。班固在《两都赋序))中首先提出:“或曰,赋者,古诗之流也。”自班氏以后,依《诗》立论者,代有其人。刘勰《文心雕龙·诠赋》承其说并加以发展,说:“然赋也者,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也。”后人也大多持这观点,认为《诗经》为赋的远源,楚辞为赋的近源。“《诗经》楚辞赋源说”有一定的道理,但这种说法也存在着不很准确之弊。众所周知,代表汉赋最高成就的是以京殿苑猎为主要内容的汉散体大赋(以下简称汉大赋),并不是骚体赋(这种赋体主要是接受了《离骚》的影响)汉大赋的创作精神、文章结构、铺陈手法、句法组织等都与《诗经》、楚辞大相径庭。班固当时之所以模棱两可地说赋乃“古诗之流”,主要是因为汉代以经学为文学标准,认为《诗经》都是政治诗,并由赋的     

《水浒传》中赋体文的运用

赋与小说两种文体在互渗中不断发展。在明清通俗文学繁荣的背景下,赋体文在长篇章回体小说中的运用更趋丰富多样。《水浒传》中的赋体文多达208篇,在小说褒贬人物、烘托气氛、渲染场面、抒情言志等方面发挥了艺术功能,既为读者营造了审美休憩空间,又彰显了亦俗亦雅的美学特色和表现手法的丰富化。《水浒传》中的赋体文具有不可小觑的文学价值,但部分借用留文或套语改编而来的赋体文亦呈现程式化之弊端。     

钟嵘《诗品》赋论——《诗》赋体系列辨证（四）

赋体之名,古今中外众说不一、纷纭杂乱。归根结蒂是赋体源流的扑朔迷离,未详其究竟。考察赋体源流,势必先理清辨明＂赋＂义,即创作赋篇的艺术表现手法及其技巧。钟嵘《诗品》赋论,立足诗歌创作＂三义＂说,辨证《诗》赋体精髓之赋义,历来被忽视了。《诗》乃中国文学史上首部诗歌总集,与《周礼》＂六诗之歌＂密切相关,亦乃钟嵘《诗品》赋论乃至诗歌理论丰富的文本资源。探索《诗品》赋义,辨证《诗》赋篇系列作品,赋体源流之谜可得以解开。     

钟嵘《诗品》赋论——《诗》赋体系列辨证（五）

赋体之名,古今中外众说不一、纷纭杂乱。归根结蒂是赋体源流的扑朔迷离,未详其究竟。考察赋体源流,势必先理清辨明＂赋＂义,即创作赋篇的艺术表现手法及其技巧。钟嵘《诗品》赋论,立足诗歌创作＂三义＂说,辨证《诗》赋体精髓之赋义,历来被忽视了。《诗》乃中国文学史上首部诗歌总集,与《周礼》＂六诗之歌＂密切相关,亦乃钟嵘《诗品》赋论乃至诗歌理论丰富的文本资源。探索《诗品》赋义,辨证《诗》赋篇系列作品,赋体源流之谜可得以解开。     

钟嵘《诗品》赋论——《诗》赋体系列辨证（三）

赋体之名,古今中外众说不一、纷纭杂乱。归根结蒂是赋体源流的扑朔迷离,未详其究竟。考察赋体源流,势必先理清辨明＂赋＂义,即创作赋篇的艺术表现手法及其技巧。钟嵘《诗品》赋论,立足诗歌创作＂三义＂说,辨证《诗》赋体精髓之赋义,历来被忽视了。《诗》乃中国文学史上首部诗歌总集,与《周礼》＂六诗之歌＂密切相关,亦乃钟嵘《诗品》赋论乃至诗歌理论丰富的文本资源。探索《诗品》赋义,辨证《诗》赋篇系列作品,赋体源流之谜可得以解开。     

从“不羁”到“逍遥”——试论向秀山阳之行及《思旧赋》的心态史价值

在魏晋辞赋文学中,《思旧赋》乃是竹林文学的最后收束。向秀山阳之行有着意味深长的生命仪式的意蕴,其嵇、李并提所体现出的生命哲思,透露出由魏入晋士人从＂不羁＂走向＂逍遥＂的精神世界的裂变与调整,在魏晋士人心态史上有着值得深究的重要意义。     

从《过秦论·上》看贾谊政论的艺术特色

贾谊是汉初杰出的政论家、辞赋家。他偏重以豪迈气势为文,其政论大都议论酣畅,气势雄浑,有战国纵横家遗风。他的散文代表作当首推《过秦论》。《过秦论》开中国散文中“史论”体裁的先河。该文旧分上、中、下三篇。本文拟就其上篇,对贾谊政论的艺术特色作一个粗浅的探讨。     

辞赋研究专家龚克昌教授

龚克昌是我国著名的辞赋研究专家，是解放后大陆最早从事赋学研究、最早出版赋学专著、唯一招收赋学博士后的学者。其《汉赋研究》批驳了千百年来对汉赋的种种非难，恢复了它在中国文学史上应有的地位。《全汉赋评注》是开创性的工作，很多篇章是第一次注解。     

钟嵘《诗品》赋论——《诗》赋体系列辨证（二）

赋体之名，古今中外众说不一、纷纭杂乱。归根结蒂是赋体源流的扑朔迷离，未详其究竟。考察赋体源流，势必先理清辨明“赋”义，即创作赋篇的艺术表现手法及其技巧。钟嵘《诗品》赋论，立足诗歌创作“三义”说，辨证《诗》赋体精髓之赋义，历来被忽视了。《诗》乃中国文学史上首部诗歌总集，与《周礼》“六诗之歌”密切相关，亦乃钟嵘《诗品》赋论乃至诗歌理论丰富的文本资源。探索《诗品》赋义，辨证《诗》赋篇系列作品，赋体源流之谜可得以解开。     

建安七体的发展

建安七体较汉代七体,在知识与文采方面均有丰富和超越。王粲《七释》与曹植《七启》在名物的种类和相关知识方面予以拓展,引入歌舞表演等新的题材因素,展现出建安赋家的博物修养。王粲《七释》思想观点和说理论证的技巧较汉代七体有较大发展。曹植《七启》注重文学趣味的营造和表现,赋名物以美感和趣味,运用具有神话色彩的想象和意象,展现出较高的文学性。建安七体较汉代七体的发展,是赋家之政治追求及博物风气与文学表达手段进一步发展的结果。     

论汉大赋体制的形成与辞赋散文化及西汉文学审美观念的关系

汉大赋作为特殊的文学体制,其发生发展线索的论述很不充分.从辞赋内部表达能力发展需要、描写对象变化需要、西汉文学观念特殊形态的需要几个方面探索汉大赋体制的成因.汉大赋是辞赋为了适应新的表现对象--事物外观、发展新的表现力--体物绘事而逐渐散文化的结果,也是辞赋适应新的文学审美观--以铺陈为美的西汉文学审美观念的结果.     

贾谊首用骚体“吊屈”及其开拓性意义

贾谊《吊屈原文》首用骚体"吊屈",其创作模式影响了两汉作家的文学创作。他从自身政治遭遇出发,在精神上与屈原达到高度共鸣,发愤抒情,首吊屈原,在新的大一统历史背景下对屈原及其作品作了历时性的文学阐释。他所开创的"吊屈"之先河,成为后世作家"吊屈"创作主题的优良传统。     

试论“楚辞”和“汉赋”的主要区别

“楚辞”和“汉赋”是两种不同的文体。可是楚赋混称的现象在汉代却是很普遍的,人们常把屈原作品称做“屈赋”、“骚赋”,把宋玉、唐勒、景差等人的诗歌叫做“楚赋”。刘熙载在《艺概》中就批评了这种现象,他说:“古者辞与赋通称,《史记·司马相如传》言:‘景帝好辞赋’,《汉书·扬雄传》:‘赋莫深于《离骚》,辞莫丽于相如’,则辞亦为赋,赋亦为辞,明甚。”不仅汉人如此,近人、今人也有将楚赋混为一谈的。比如章太炎在《国故论衡·辩诗》中,就将屈原作品列入四家赋中之一家,称为“屈原赋”。郭沫若将屈原诗歌译为今文,书名便题为《屈原赋今译》。我个人认为:把以屈原为代表的楚辞体作品称“赋”和“汉赋”混淆起来,是不恰当的。从汉赋产生、发展的历史来看,汉赋虽“拓宇于楚辞”(刘勰:《文心雕龙·诠赋》),但它跟楚辞却是完全不同的文体,不能合二为一。     

论宋玉赋的纯文学化倾向

宋玉赋首次将“赋”作为自觉的文体脱离先秦“诗”的襁褓，标志中国文学由《诗经》而《楚辞》到“汉赋”演变过程中的重要环节。宋玉的宫廷赋，在内容上自抒情怀，文思尚美，寓庄于谐，使赋体的纯文学化倾向得以宏扬、发展；而其创作形式，也为汉赋奠定了艺术基础。     

论《文章流别集》及其与《文章志》的关系——《〈文选〉成书考说》之一

《流别集》“为世所重”的主要是其所附之“论”而非“集”本身;《隋书》“辞赋转繁”乃举“辞赋”以概其凡,而“继轨”“取则”者与《流别集》之间,其体例亦非丝丝入扣。这与《南齐书·文学列传·论》所云与该列传所载有异略同,故以之说《流别集》有所失照。就今存佚文考察,《流别论》分为论“体”与解说作品两个部分。《文章志》乃独立于《流别集》之外的传录体书目。故考察《流别集》对《文选》的影响,不当涉及《文章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