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方小说中的“潜对话”现象——兼论中国何以出不了“复调小说”

从方方的《状态》始，“潜对话”已成为方方小说创作的一种自觉的艺术追求，这在其近作《鸟泥湖年谱》中表现得尤其明显。“潜对话”不仅表现在单个人物、人物与人物、作者与人物之间，而且成为作品的结构性因素。作为与“对话”(公开对话)相对而言的“潜对话”，与巴赫金所说的“复调”有着明显的差异。作家个人的艺术选择、时代情势使中国出不了“复调小说”。     

丰子恺散文艺术的特色

丰子恺先生的散文创作开始于二十年代中期,一九三一年出版了第一个散文集子《缘缘堂随笔》。以后,他的大部分散文收集在《随笔二十篇》、《缘缘堂再笔》、《教师日记》、《率真集》等集子里。一九七九年香港中文大学卢玮銮女士为了更全面地体现丰先生散文的貌,从她多年来收集的资料中选取了四十二篇丰先生未曾收入集子的作品,合成一集,出版全了《缘缘堂集外遗文》从这些集子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见,丰子恺先生经过艰苦的艺术磨炼,已成为一位具有独特艺术风格的散文作家。他在艺术上不仅继承了我国散文的优秀传统,而且以独特的面貌给我国现代散文百花园里增添了一朵绚丽的鲜花。     

齐梁文风辨

在中国文学史的教学过程中,我一直在反复思考对齐梁文风的评价问题。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四卷本《中国文学史》,是一部权威性极强的书。印数颇多,流传很广。翻开第一卷,看到对齐梁文学的评价是:“内容越来越空虚堕落”“齐梁时代的诗坛领袖人物沈约就写过《梦见美人》,《六忆》、《携手曲》、《夜夜曲》这类色情的作品。”……“使文学的趋向腐化堕落已经成为必然了。”“梁简文帝萧纲更进一步提倡写色情的诗。”……“萧纲不仅带头写《咏内人昼眠》,《美人     

略论《赫索格》中信的作用

《赫索格》中占全书大半的书信记录是全书的焦点所在，通过分析作品中的上百封“没有地址”的、普通的、怪异的信，不仅可以使我们进一步了解“贝娄式写作风格”，而且能够让我们体会到作品中信在描写人物内心世界和表达人物思想方面的作用。     

《丰子恺年谱》正误

全国文学学科重点规划项目“中国现代作家作品研究资料丛书”之一的《丰子恺研究资料》(丰华瞻、殷琦编)现已由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版权页实际注明的出版日期是1988年11月)。该书录有丰华瞻编的《丰子恺年谱》。然而遗憾的是,该年谱在许多极其重要的史实上不甚确切,若不予以澄清,必将给丰子恺研究带来不必要的失误。本文仅就目前已经发现的史实错误作一简略的纠正。     

关于丰子恺的木刻漫画

在丰子恺的画作中 ,有一些是采用木刻的表现方法发表的。最具有代表性的是他在抗战期间出版的画集《画中有诗》。该画集中所收集的画 ,是丰子恺选取古诗句 ,以现代人的关照而创作的。丰子恺在自序中明确地说 :“近来积累渐多 ,乃选六十幅付木刻 ,以示海内诸友。名之曰《画中有诗》。”[1] 其实 ,丰子恺从他漫画的起步阶段就已经用木刻的形式发表画了。在当代的丰子恺研究者中 ,最早研究这个现象的是毕克官。由于朱光潜先生是丰子恺的同代挚友 ,又由于朱光潜曾经写有一篇题为《丰子恺先生的人品与画品》的文章 ,毕克官于 1 979年 9月 1 5日拜…     

“祭东风”辩

《三国演义》是我国的优秀长篇历史小说,它不仅生动地描述了整个三国时代各封建统治集团之间尖锐复杂的矛盾和斗争,再现了那一历史时代的政治社会生活风貌,而且塑造了一大群栩栩如生光彩照人的艺术形象。但是作品也有不足的一面,仅就受到人民群众无限崇敬的诸葛亮这一艺术形象来说,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曾指出“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鲁迅先生虽然没有具体指出哪些描写是“近妖”,     

论《聊斋志异》中的正面人物形象——兼谈蒲松龄的美学理想

《聊斋志异》近五百篇作品中,约有半数,篇后作者都来一个“异史氏曰”,发一通议论,这在小说创作上,似乎是蒲松龄的一个创造。其实,这是学太史公的,表示自己不是写小说,而是写历史,只不过是写有别于正史的“异史”。蒲松龄对太史公大概是很敬慕的,他不仅“写《聊斋》用的是《史记》笔法,与《史记》有相同处,也有发展”,使《聊斋》具有记传体性质;而且仿效司马迁所总结的“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的古     

《诗经》中的神仙意象

《诗经》中具有神仙特点的诸多因素———不仅萌发着向往神仙的思想,更有意味的是《诗》中已经出现了“神”字与“仙”字,“仙”正慢慢地向“神”靠近,而且,神仙形象已经可见。这表明神仙在《诗经》的时代已经萌芽和开始形成,并且成为后来神话形成的基础和源泉。     

《海国妙喻》作品考源

《海国妙喻》，被认为是我国继《况义》、《意拾喻言》之后的《伊索寓言》的“第三个汉译本”。本文通过深入考证、分析，认为它基本是本“汇辑”性著作。所收７０篇作品，３６篇直接“汇辑”自《意拾喻言》；其余，大多“汇辑”自当时报刊上欧洲寓言的翻译篇什，另有几篇，颇似我国文人（包括《海国妙喻》的“译者”张赤山）的仿作或创作。     

柯灵为丰子恺辩护

1938年,丰子恺避寇逃难至桂林,7月19日,他给上海的友人写了一封报安信。此信后被柯灵发表在《文汇报·世纪风》的“战乱中作家音讯”专栏中。由于此信有“桂林山水甲天下,环城风景绝胜,为战争所迫,得率全家遨游名山大川,亦可谓因祸得福……”这样一段话,因此引来了某些人的非议。有一署名“若霖”的人就在《华美晨报》上发表文章,说丰子恺     

浅论纪伯伦《先知》

在纪伯伦所有的散文作品中．《先知》被喻为是他的“顶峰之作”，是他用全部的心血浇灌而成的，冰心在《先知》泽序中写的“那满含东方气息的超妙的哲理和华丽的文辞，与我以极深的印象”，     

虚实相生 隐显得当──微型小说结构含蓄技巧摭论

由于微型小说写事不能秩序渐进，大起大落；情节不能有头有尾，丰富多变，所以，它的含蓄之处不仅仅只局限在主题方面，而且还应体现在结构上。如果说，微型小说的主题含蓄技巧能够用“深文隐蔚，余味曲包”①这几个字来形容的话，那么，它的结构含蓄技巧则可以用“虚实相生，隐显得当”这八个字来概括。方薰《山静居画论》卷上有云：“古文用笔，妙有虚实，所谓画法，即在虚实之间，虚实使笔，生动有机，机趣所之，生发不穷。”蒋和《学画杂论·章法》曰：“曾伦玉版十三章法之妙，其行间空白处，俱觉有味，可以意会，不可言传，与画参会亦…     

本体论视阈下《老残游记》之“种教感情”

刘鹗将他的“种教之感情”寓于《老残游记》中，使《老残游记》不仅具有谴责小说的特点，更承载着刘鹗一生所奉崇的太谷学派的思想理念。可从作家本体论及表现本体论视角，通过对太谷学派思想、龙川教义及其在作品中的反映进行解读和演绎，以期观照此中“种教感情”。     

论汉乐府民歌艺术上的继承与发展

汉乐府民歌在我国古代诗歌发展史上居于重要的地位。徐澄宇先生指出:“春秋以前是《诗经》的时代’”,而两汉则是“‘《乐府》的时代,。(《乐府古诗·导言》)从《诗经》到汉乐府民歌中间虽然隔了个“楚辞”,但汉乐府民歌始终是沿着《诗经》的现实主义道路发展的。汉乐府民歌不仅继承和发展了《诗经》优良的艺术传统,而且在许多方面还超过了《诗经》。本文试就这个问题作一具体论述。     

精神生态学视阈下的齐灵渥斯

《红字》是霍桑最具浪漫主义色彩，也是他最成功的作品。小说中大量的隐喻和象征，不仅给读者提供了广阔的想象空间，而且赋予了作品以丰富的涵义。从“精神生态学”的角度出发，对齐灵渥斯进行深入的解读，尝试寻找这个人物形象给我们的启发。如果说齐灵渥斯的结局说明了个人自身的精神生态严重失衡最终会导致人自身的毁灭，《红字》则是用它的“尾声”提醒人们，人的“内部自然”的回归，是人类可持续发展的不二选择。     

闽西“红色三绝”系列电视剧审美特色刍议

电视剧《绝命后卫师》《绝境铸剑》《绝密使命》被称作“红色三绝”系列,呈现了闽西在中国革命史的独特贡献。该系列电视剧通过平衡虚构作品与纪实作品之间的审美趣味,实现在收视过程中使人得到精神洗礼的艺术追求。“红色三绝”遵循紧贴历史进行艺术创作的理念,坚持还原“历史真实”的叙事风格,塑造了一系列符合现代大众审美的“平民化”草根英雄形象,并且围绕地域特性充分反映了闽西客家的族群性格,使作品呈现出真实、崇高且具有现代性的审美特色。     

丰子恺何时开始绘护生画?

丰子恺是何时开始绘作护生画的?以往人们认为是从1928年开始的。朱经畲《李叔同(弘一法师)年谱》、林子青《弘一大师年表》、潘文彦《丰子恺年表》均持此说。然而最新资料表明,早在1927年丰子恺就已开始绘作了,而提供这则新资料的就是丰子恺本人。他在晚年写的《戎孝子和李居士》一文中就写道:“我的老师李叔同先生做了和尚。有一次云游     

未被理解的意蕴——《班主任》《爱，是不能忘记的》重读札记

“救救被‘四人邦’坑害的孩子”多出七个字 不止一个人将刘心武的《班主任》与鲁迅的《狂人日记》有限制的相提并论，因为它们都开启了一个新的文学时代。而且，这两篇相距七十年之遥的作品还有一处巧合：《狂人日记》以“救救孩子……”的呼声结束小说，     

港、台及国外丰子恺研究概述

早在三十年代末,日本汉学家吉川幸次郎就将丰子恺的散文集《缘缘堂随笔》译成了日文,并由日本创元社于1940年4月在东京出版。吉川幸次郎和谷崎润一郎对丰子恺还有过极高的评价,称丰先生为“中国最象艺术家的艺术家。”但从那以后,无论是国外,还是在香港、台湾,很少有人对这位“最象艺术家的艺术家”进行过研究。除香港、台湾有其特殊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