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程朱理学之"理一分殊"的真理特性及其价值阐述

“理-分殊”是由程颐提出的、朱熹进行系统论述的程朱理学中的一个核心观点。通过明晰程朱自家对“理-分殊”的阐释，挖掘“理-分殊”的原初含义，表明“理-分殊”是真理。“理-分殊”的价值不仅体现在古代中国，而且在当今世界也是绝无仅有的，它不仅在人的伦理道德和行为修养上有基础性的理论价值，而且对人类的具体社会实践也有世界观和方法论上的重要价值。     

析之极其精,合之尽其大 --略论朱熹的科学思维

针对过去学术界关于西方重分析、中国重综合的流行看法,从朱熹的“析之极其精而不乱,然后合之尽其大而无余”的治学方法切入,着重探讨朱熹的分析综合思维,层次思维、整体思维和科学分析论证法,并揭示出其科学思维即理论思维能力的培养在于努力学习以往的哲学,掌握了“理一分殊”的辩证法原理.哲学是科学思维之母.朱熹的科学思维方法,过去颇有影响,至今仍有借鉴意义.     

论朱熹仁学德性思想

20世纪中叶以来,德性伦理学在世界范围内开始了复兴运动,在此背景下,国内外诸多学者也从中国儒家伦理思想中挖掘德性资源。朱熹作为北宋理学的集大成者,其伦理学说中蕴含着丰富的德性思想,如果说“理”是其宇宙论的核心,那么“仁”就是其道德学说的核心。朱熹的仁学德性思想,远承孔孟以爱说仁,近绍程颐性理言仁,后启阳明感应论仁,在中国德性伦理学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意义和推陈出新的深远影响。朱熹通过“理一分殊”和“生仁互通”建构了仁学本体论,通过“明德见性”和“性体情用”彰显了仁德的内在性,通过“爱有差等”和“反身而诚”体现了成仁的实践性。     

对一个理论命题哲学基础的再认识

把“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作为“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有实践相结合”这一理论命题的哲学基础,从理论上讲是错误的,在实践中是有害的。“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才是这一命题的哲学基础,同时,将这一命题中的“普遍原理”改为“基本原理”才是我们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态度。     

格物致知观的发展－从朱子学到阳明学

“格物致知”自在《大学》中作为道德伦理修养的命题提出,经“二程”、历朱子学到阳明学,其内涵有了很大变化：在程颢、程颐那里,“格物”即是“穷理”;朱熹则认为“格物致知”即是要探究自然界即伦理道德 现象以求内在规律,在他看来,这内在规律也即“仁义礼智之总名”;“阳明则是把我“心”之“良知”推致到事物上,事物就有了“理”,一切事物之“理”,皆有我心推演出来,从而解决了朱子理论一人无法格尽天下之物和所格之理与心中之理无法统一的矛盾。朱子学与阳明学中格物致知观有很大不同,但都服务于各自的理论体系、为维护封建统治服务的本质却是一致的。     

格物诚意不是两事——关于朱熹工夫论思想的若干问题

对朱熹工夫论思想可以从四个方面进行探讨：1．简要梳理朱熹格物论形成过程中的问题意识,指出朱熹在建构其工夫理论时,对“二程”的工夫论述有取有舍,凸显出朱熹工夫论思想的独特立场;2．考察朱熹“格物致知是《大学》第一义”这一重要论述,分析其在何种理论企图之下,再三强调格物在《大学》工夫程序中的首要地位;3．分析伊川“察之于身”的格物论及其与朱熹“反身穷理”之命题的理论关联,在此,朱熹已意识到居敬与穷理应当是一种“互相发”的关系;4．朱熹所言“格物致知与诚意正心不是两事”之说乃是其工夫论思想的终极之论,此论意味着格物与诚意既可两立又不可分离,但这种不可分离又不具有浑然合一性。朱熹若能坚持格物致知至诚意正心乃同属“明明德之事”的立场,则格物诚意不是两事的观点始能真正落实,由此可以建构起一套义理自足的儒学工夫论的理论形态。     

“大音希声”辨

老子提出“大音希声”的哲学命题,庄子创造性地用音乐故事来阐释老子的“大音希声”思想。庄子通过黄帝的三次不同的演奏和北门成三次不同的聆乐心理反应,巧妙地设计了一个由具象走向抽象的程式,从而成功地赋予了“大音希声”这一命题以美学意蕴。因此,庄子堪称抽象派艺术理论的先师。     

陆九渊教育思想特色初探

南宋四大书院之一——象山精舍的创办的主持人陆九渊(1139—1193年),字子静,自号存离,抚州金溪人,人称象山先生。他与朱熹齐名,是南宋著名的教育家,同时,又是一位著名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家。陆九渊的教育思想和教学活动,同他的哲学思想是紧密相连的。陆九渊的哲学称为“心学”。他基于宇宙乃为理所充塞,其心亦为理所充塞,宇宙的道理,就是其心中的道理的认识,提出了“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的著名命题,并     

罗钦顺对程朱理本论的修正

理学从二程开始就把"理"作为宇宙的普遍原理,把"理"作为世界万物的本原。朱熹继承并发展了二程的理本论,认为气的运动、变化完全是由于这个"理"来主宰支配。罗钦顺对程朱理本论进行了辩驳与修正,提出了气本论思想,开了明朝中叶气本论的先河。本文从罗钦顺的"气为万物之本原"、"气上认理"、"理一分殊新涵义"三个方面展开罗钦顺对程朱理学的修正。     

杨时理学思想研究

杨时继承了洛学的“天理”本体论，以“理一分殊”的观点纠正张我“民胞物与”思想中的“兼爱”色彩。强调“格物致知”这一向外求索的路向，另一方面，却更多采纳程颢的思维路向，将“格物致知”最后落实在“反身而诚”之上。播扬洛学，促成了日后阀学形成以及朱子学的诞生。     

朱熹对道德结构三个层面的划分

在朱熹哲学中,有许多固定的思维模式,在朱熹的道德学说的结构体系中,所经常运用的,则是体用这一思维模式。什么是体?什么是用?体用之间的关系如何呢?朱熹论述得很详明。他说: “体是这个道理,用是他用处。如耳聪目视,自然如此,是理也;开眼看物,着耳听声,便是用。”(《朱子语类》卷6) “此身是体,动作处便是用。天是体,‘万物资始,处便是用。地是体,‘万物资生’处便是用。”(《朱子语类》卷6)     

壮族士人和理学

理学也称“道学”。这是一种以儒家学说为中心的唯心主义思想流派。这种唯心主义思想体系始发于北宋周敦颐、程灏、程颐,兴盛于南宋朱熹、陆九渊,历经元、明、清时代。一直流行不衰。它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反映统治阶级利益的官方哲学,对中国封建社会产生过深刻的影响。凡是有封建文化的地方,都游荡着理学的幽灵。本文试图就壮族士人接受理学及其影响的种种表现,作一肤浅的探讨。     

中国哲学中的“理”“欲”之辩及其影响

“理”“欲”之辩是中国哲学中的重要命题。本文从此命题产生的根源、各朝代重要哲学家的论述及对中国人文。心态产生的影响几方面加以论述。     

“哲学的最高问题是关于世界本原问题”这一命题本身就是不科学的

有一种观点认为:“哲学的最高问题是关于世界本原问题”。我认为这种提法是不妥当的。对于这种观点,许多同志已写文章从理论方面和哲学史方面进行了反驳,我不再赘述。在这里,我只想指出:“哲学的最高问题是世界本原问题”这一命题本身就是一个倒退回古代哲学的形而上学的命题,而不是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表述。首先,我们知道,追求世界本原,这是古代哲学的一种倾向,而不是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任务。在哲学中,整个宇宙的第一本     

朱熹的美学思想述评

朱熹的美学思想主要由“文道之辨”、“理象之辨”和“诗辨”构成。朱熹认为“文”与“道”是合一的；在“理”与“象”的关系问题上则认为理为象之根本，象为理之应用；关于“诗”。朱熹情有独钟，所论涉及诗学的方方面面，并特别推崇以《诗经》、《楚辞》为代表古风古意。     

朱熹论"义"

本文以“义”为题。简略论述了宋代理学集大成者朱熹对“义”这一伦理范畴的诠释，认为朱熹所论之“义”。大致上可从两方面加以理解：(1)义者，天理之所宜；(2)义者，心之制。在此基础上。朱熹又将“气质之性”与“理”、“气”相混杂。进而杂揉以阴阳五行观念，对人所具有的“义”之品性加以限定。     

朱熹与湖湘学派“察识”“涵养”先后之辩的原因探析

乾道八年(1172)前后,朱熹与湖湘学派之间进行了一场关于察识涵养的辩论,辩论主要围绕着察识涵养的先后关系、观过知仁、知行先后三个问题展开。这场辩论的焦点是如何理解知,湖湘学者延续胡宏的主张,认为人生而无知,为学始于察识,朱熹的看法则是,人生而有知,修身本于涵养。双方辩论的根源,是对于心性有不同的看法。湖湘学者严守师说,坚持性体心用的观点,朱熹则通过“性即理”和“心主性情”两个命题对其学说进行全面的梳理与改造。     

朱熹改革思想浅论

就封建社会自身的更新而言 ,朱熹是深表拥护的 ,他对宋代政治上的因循守旧之风作了尖锐的批评 ,对南宋社会制度的诸多方面提出了改革方案。但朱熹强调“正人心”、“循天理” ,虽然对于北宋改革路线具有纠偏之功 ,对于批判专制暴政 ,腐败社会风气有深刻的意义。但由于片面强调道德心性的力量 ,其改革思想也不可避免地陷入了唯心主义的泥沼。     

黑格尔“具体同一”论评析

本文对黑格尔“具体同一”的内涵进行了分析,肯定了这一哲学命题的合理性,同时指出了这一命题在黑格尔哲学体系中所具有的局限性。     

论老子写作观的哲学基础

“法自然” ,乃老子提出的哲学命题 ,他的写作观正是从这一哲学命题中显示出来的。对“道”的基本涵义的解释 ,及分别从“道”的本原说、“道”的功能说以及“道”的人格说诸方面加以阐述 ,以论证老子写作观的哲学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