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心——边缘模式：古代朝贡体制下的中国与东亚

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往往带有厚重的民族特色和地域特征。古代东亚朝贡体制是与近代西方国际关系体系迥异的区域性体系。从国际关系的角度对古代朝贡体制的分析,有助于深入理解朝贡体制的内容实质及对当今中国与东亚关系的影响。     

东亚朝贡体系影响下的亚洲新安全观

东亚朝贡体系是指古代中国与东亚、东南亚国家之间的外交关系,它以宗主国的册封和藩属国的朝贡为基本前提,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贸易等方面交流的制度和秩序。东亚朝贡体系开始于秦汉,成熟于隋唐,鼎盛于明清,到19世纪末期,随着中国国力的衰败,逐步沦为西方列强的半殖民地,维持了一两千年的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最终解体,但朝贡体系留下来的丰富的历史遗产为亚洲国家未来的合作,特别是亚洲安全战略的提出与实施提供了历史借鉴和现代国际合作的理论基础。     

古代东亚国际关系体系刍议

以中国封建王朝为中心而建立的古代东亚国际关系体系，是古代世界从东方到西方，不同时期，不同的区域性国家关系体系中发育程度较高，影响较大的一个，也是迄今为止世界明史上最为源远流长的一个国际关系体系。这个体系随中国封建王朝的出现而形成，发展而发展，衰落而崩溃。     

明清时期苏禄国朝贡史话

明清帝国作为一个区域性大国,与其周边国家共同形成了一个以中国中原王朝为中心的东亚国际交往秩序,确定和维系以中华为中心的朝贡体系,并对朝贡国家采取了"厚往薄来"、"无关税"、"怀柔怀远"以及优抚朝贡使节、抚慰东王后人的政策。苏禄国对明清两朝的朝贡活动持续了三百五十多年,接受中国对苏禄国王的承认和册封,在朝贡体系下前去中国朝见,以举行臣服于明清中原中央政府的各种活动,并以此作为维系苏禄国与中原明清王朝臣服关系的基本方式。     

先秦时期东亚体系的演进及启示——以巴里·布赞的单位和解释源为分析工具

先秦时期东亚核心地区国家之间的关系与现代国际关系有较大的相似性,因此,挖掘和梳理先秦时期东亚区域的国家间关系对于当今国际关系理论和实践具有重大意义。以巴里.布赞的单位和解释源为理论分析工具来阐述先秦时期东亚体系由单极主导体系向多极体系的演进过程,以期从中得出一些有益启示。     

“中国周边学”的理论视角与理论意义

正古代东亚国际关系的丰富经验提出"中国周边学"概念,在目前还是一个比较大胆的想法。但这个想法并非没有基础,它的基础不仅是几十年来中国周边外交的实践,更有古代东亚国际关系的丰富历史经验。2003年,韩裔美国学者康灿雄(David Kang)曾发表文章,指出如果仅仅从基于欧洲历史经验提炼的国际关系理论来理解亚洲,会导致认识上     

“新朝贡体系”焉有复兴之理？

由于中国综合国力的日益强盛,在国际上地位的逐渐提高,世界上对中国的关注也越来越多,尤其是在近几年来,随着中国同周围国家交往的密切以及经济合作的增强,许多别有用心的人或对中国发展比较敏感的人立即又炒作起了"新朝贡体系"论来,认为中国要在东亚恢复到"中原王朝"的地位.这实际上是一种变相的"中国威胁论",即都对中国崛起感到担忧.但是实事是中国不会也没有可能去复兴朝贡体系.     

国礼背后的外交故事 给国家元首该送什么礼

宋美龄送大清龙票,毛泽东送萝卜白菜,礼不贵"重",用什么样的礼物"征服"什么样的国家领袖才是正道。"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匪报也,永以为好也。"以物寄情、传递友谊,自古皆然。不过古代中国的国礼一向是附属于朝贡体系,朝贡体系从内容和形式来看,其实质就是"朝贡与回赐",即周边各国向中国"朝贡"礼物,中国向他们赠"回赐"礼物,在名称上体现了彼此交往地位的高下有别。     

中国人的"天下观"

“天下观”是中国文化独特的创造,具有非常丰富的涵义,“天下观”认为天下由处于文化发达的“中国”和四方未开化的“蛮夷”组成,这样独特的世界理念孕育了中国的“大一统”意识,形成了几千年来东亚的朝贡体系和册封体制,这种“天下观”既具有积极的方面,也有其消极的因素。重新梳理中国传统的“天下观”理念对于当今世界制度的构建可以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     

何如璋驻日期间的朝鲜策略简析

何如璋在1877-1882年任驻日公使期间,恰逢中朝关系从传统的东亚宗藩秩序向近代条约体制转型的关键期.围绕着如何推动朝鲜对外开放问题,何如璋积极建言献策,有力地影响了清政府的对朝政策,推动了朝鲜对外开放的进程.但是,作为转型时期的外交官,何如璋对近代国际关系的认识和研究还不够深入,其政策的矛盾、甚至是错误之处在所难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