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剧春秋》月刊与抗战戏剧理论的构建

[]?《戏剧春秋》作为抗战时期以理论为主的大型戏剧刊物,在其出版的两年中通过设置专栏、特辑等形式组发了一批戏剧理论和批评文章,对“戏剧的民族形式问题”、“历史剧问题”、“国外现实主义戏剧理论”、“抗战剧运存在的问题”等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对抗战戏剧理论的建设所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引领和推动大后方抗战剧运的健康发展.     

贵州公路运输在抗战中的“转接”作用

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作为西南大后方重要屏障的贵州,抗战之前就已成为西南陆路交通中心,其战略地位日益突出。在抗战的不同阶段,贵州公路一直承担着国际援华战略物资运输的重任,扮演着向大后方及抗战前线运输军需民用物资“转接”作用的角色,成为连接抗战大后方、抗日前线与滇缅公路、“驼峰”航线及中印公路等国际大通道的重要桥梁和战略纽带。     

论《原野》与《麦克白》之间的内在关联性

《原野》是曹禺先生的四大名剧之一,其具有极高艺术价值的重要原因在于其对西方戏剧经典的高妙化用与汲取养分后的全新再创造。《原野》的创作深受《麦克白》的影响,两者在“炼金诗学”“隐性艺术家设置”以及对人物“潜意识”的开掘与表现层面都存在着深层关联。     

论向培良抗战剧及“戡乱”剧的叙事伦理

战争是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最重要的现象,也是对人类影响最为深重、最为久远的客观存在。20世纪爆发在中华大地上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极大地影响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进程,也重塑着中华民族的灵魂思想。作为一名在中国现代戏剧史上有影响的剧作家,向培良的抗战剧和“戡乱”剧,从特定的政治立场出发,体现了作家在不同历史时期对于战争所要表达的伦理道德倾向。     

贵州抗战戏剧运动研究

抗战爆发后,贵州戏剧界在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将戏剧作为唤起民众的有力武器,积极创作和演出救亡图存的戏剧,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全民文化大改造的戏剧运动,戏剧大众化、重视戏剧剧本、舞台实践改革等是贵州戏剧运动发生发展的重要表现.蓬勃发展的贵州戏剧运动及时融入到了战时大后方抗战文化中,为抗战运动做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     

试论大后方文艺的审美特征

大后方文艺是具有特定时空限定的，抗日战争时期的文艺运动的产物。在文艺服务于抗战的现实性基点之上，随着抗战进程的历史性演进．大后方文艺审美特征发生了从纪实性与正面性向着史诗性与重构性的转换．呈现出抗战文艺发展的审美总体风貌来：抗战前期与抗战后期大后方文艺审美特征的差异．折射出中国人民抗战与全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日益密切的相互关系；抗战前期与抗战后期大后方文艺审美特征的一致，反映出全民抗战中爱国激情与自由意识的相互协调，从而表明抗战文艺在具有个性的艺术创造中坚持并发展了“人的文学”的新文学传统。     

西柏坡时期戏剧改革经验及启示

西柏坡时期,中共中央非常重视华北地区的戏剧改革,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中央领导同志相继就此作出重要指示,中共华北局直接领导了华北的戏剧改革工作。华北局机关报和行使中央机关报职能的《人民日报》发表了《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旧剧改革工作》的专论,作为华北戏剧改革的指导性文件。华北戏剧改革采取了建立机构、教育改造旧艺人、审查剧目、创作新戏等措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为建国初期的戏剧改革创造了有利条件,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华北戏剧改革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所取得经验对于当今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有关文艺工作的重要指示,进行戏剧的改革和创新具有极大的指导作用和价值。     

接受·扬弃·创造——《窦娥冤》与《金锁记》戏曲艺术经验传承比较研究

元代剧作家关汉卿的杂剧《窦娥冤》与明代剧作家叶宪祖、袁于令的传奇《金锁记》 ,是对《汉书·于定国传》、《搜神记》相关记载的接受、扬弃与创造 ,并表现出不同的艺术传承特征 :两剧的素材来源具有共生性 ,对“贞”、“孝”、“天人感应”等观念有不同程度的接受与扬弃 ;在悲剧精神、戏剧冲突、表现手法和艺术风格的传承方面 ,具有相当的可比性。     

另一种抗战:抗战期间以秉志为核心的中国科学社同仁在上海

抗战期间,与大后方的学人相比,沦陷区一批保持民族气节、潜心向学的科学工作者,除生活困苦之外,还面临生命危险等更为严重的压力。秉志与刘咸、杨孝述等中国科学社核心成员,在沦陷区上海克服各种困难维持中国科学社社务,继续发刊《科学》、《科学画报》,坚持明复图书馆的开放,提供了科学交流的平台,记载了科学进步的历程,保存了中国科学发展的火种;千方百计坚持科学研究,并关注后辈学人的成长,为战后中国科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们深知科学在抗战中的作用,毅然走出书斋,以自己之所长,通过《科学》、《科学画报》、《申报》等媒介发表言论,宣扬科学抗战报国、抗战救国、抗战建国。他们的对敌斗争与抗战期间的所作所为,与真枪实弹的正面战场、敌后游击战、沦陷区的谍报战一起,构成了中华民族反抗外敌入侵的壮丽画卷,展现了一代知识分子不畏强敌的崇高情怀与情操,是名副其实的另一种抗战。     

《舞论》的审美倾向对印度传统表演艺术的影响

《舞论》是现存最早的梵语戏剧学论著,对古印度梵剧的戏剧原理、剧作法以及舞台表演实践都做了全面、深入的论述。由《舞论》中的戏剧理论和舞台表演实践可以看出:《舞论》既与东方文化体系保持着紧密的审美契合,又有着与众不同的理论体系和表演模式;同时,《舞论》在时空概念、表演的结构与框架、角色的类型化方面,对印度传统表演艺术产生了重大、深远的影响。     

关汉卿杂剧的场面关目特色

关汉卿是我国戏剧史上最早的也是最伟大的戏剧家。元代钟嗣成的《录鬼簿》把他列为元代作家第一人,元末明初的贾仲明在《录鬼簿续编》中称他为“驱梨园领油,总编修帅首,捻杂剧班头”,而现代文学吏上王国维的评价是“无杂剧一体,实汉卿创之”。由此可以看出关汉卿在当时以及在整个中国戏剧史上的崇高地位,关汉卿杂剧对后世的影响是巨大和深远的。 对于戏剧来讲,场面和关目的合理设置是一部戏成功的重要标志,关汉卿杂剧的出色成就与其安排场面关目的匠心是密不可分的,本文将着重分析关剧在这方面的特点。     

论易卜生,契诃夫对中国现实主义戏剧发展的影响

本文从中国现代现实主义戏剧的发生、发展的角度 ,探讨了易卜生、契诃夫两位世界戏剧大师对中国现实主义戏剧发展的影响 ,着重分析了易卜生的社会问题剧之对于中国“五四”问题剧、契诃夫的生活化戏剧之对于中国三四十年代现实主义戏剧的影响。认为易卜生促成了中国现实主义戏剧的初潮 ,而契诃夫则促进了中国现实主义戏剧的深化。但中国并没有简单地重复西方现实主义戏剧的道路 ,而是始终有着自己的发展路径 ,保持着自己独特的人文精神和民族风貌     

论上海"孤岛"与大后方的贸易

八一三战争结束至太平洋战争爆发期间,上海两租界沦为“孤岛”。在特殊的政治、经济环境下,上海“孤岛”与大后方的贸易得以延续,并对当时的抗战经济及整个抗战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和作用。     

大后方戏剧现象综论

大后方戏剧现象广阔复杂,可按“具体时空现象”分“超具体时空现象或成果”为标准进行分类。前一类现象包括“戏剧运动”、“戏剧组织”、“戏剧演出”;后一类现象包括“剧本”、“戏剧理论与评论”、“导、演、舞美艺术研究”、“戏剧建筑”;本文按此顺序对上述现象作了明确的分类与简明的描述。     

中国藏族聚居区的抗战与新闻传播

在中国的抗日战争期间,作为国家战略大后方的藏族聚居区为这场民族解放战争做出了特殊贡献,新闻传播也成为抗战的一“个方面军”。文章试图从“藏族聚居区与中国抗战”“和藏族聚居区的抗战与新闻传播”两个层面,解析抗战时期“边区(”藏民族聚居区)抗战情势和新闻传播状况,并在中国抗日战争和中国新闻事业发展历史上的特殊位置。     

陈与郊与其杂剧《袁氏义犬》

万历年间,戏曲家陈与郊创作的杂剧《袁氏义犬》,其题材虽来源于历史故事,却带有浓重的自传色彩。该杂剧具有两个重要的特点：一个是将王衡的杂剧《没奈何》插入第一出,采用了“戏中戏”的艺术手法,形成了别具一格的戏剧效果;另一个是陈与郊有心将该剧写成一部“寓言剧”,并通过一个寓言故事的演述来寄寓和抒写自己的内心情感。     

东方的守财奴与西方的悭吝人--中外戏剧中吝啬鬼形象塑造艺术异同论略

中外戏剧文学作为两种不同的类型和体系 ,既有相对的“差异性” ,又有相对的“同质性” ,此“差异性”与“同质性”既反映于题材、主题范畴 ,亦体现在人物形象、情节结构、创作手法等方方面面。故而两者之间便存在着“同质中寻异趣、异质中求同律”的某些可比性。笔者以为 ,审察中外古典戏剧或许尤其如此 :因为尽管两者彼此间鲜有交流与沟通 ,然而总可能会存在某些不谋而合的相似之处。比如元初剧作家郑廷玉的杂剧《看钱奴》与法国古典方义戏剧家莫里哀的喜剧《悭吝人》 ,便均以塑造“悭吝人”而见长 ,剧中的两位主人公贾仁和阿巴公 ,早已作…     

战争政治:中国抗战戏剧研究的一个视角

"战争政治"即是对战争作政治化理解,强调战争背后的政治因素,以及战争给政治的其他层面带来的影响。抗战戏剧是20世纪中国一个独特的文化现象,寓含着丰富复杂的战争政治因素,从"战争政治"视角对其进行整体考察和系统研究意义重大,可以更为丰富地还原战争时代的政治环境,呈现抗战戏剧与战争、时代环境之间复杂的联系,有利于对抗战戏剧作出全面、客观的评价。"战争政治"视角也有一定的局限性,使用这一视角时应尽量避免对抗战戏剧进行祛蔽与正名的同时,出现新的遮蔽与误读。     

谈布拉纳的《哈姆雷特》电影改编

本文从戏剧与电影的比较谈起,以结构主义符号学理论分析了莎剧电影改编史上著名的布拉纳版《哈姆雷特》的改编特色和艺术魅力,指出莎剧电影改编对戏剧文学和电影艺术的意义以及电影改编中应关注的一些问题。     

《白毛女》音乐的民族性与现代性

《白毛女》的曲作者曾说 :“我们要创造一种能够真正代表中华民族的新歌剧。”很显然 ,他们要做的是一种开创性的工作。因为他们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借鉴。《白毛女》所反映的是新旧两个时代的生活 ,主人公是农民群众 ,剧本长人物多 ,情节也较为复杂 ,这在中国旧剧中是不多见的。因此 ,要想创作出一种体现时代特色的“民族新歌剧” ,在音乐上就必须既体现出民族性又具有现代性。只是袭用传统旧形式 ,或是无条件地接受外来歌剧艺术都无法满足《白毛女》内容的需要。而在这两者的理解和处理上 ,当时的看法并不统一。在一些“正统派”的音乐家眼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