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益集团与中国股市改革的路径依赖

中国股市是在股权割裂的制度设计下发展壮大的,股权割裂成了股市改革的路径依赖。也正是由于这种制度缺陷,造成了中国股市即使在宏观经济向好的情况下也不能体现出很好的晴雨表作用,波动反复与牛短熊长是中国股市的既有特征。股权割裂的路径起点使得股市一旦走熊,各方利益集团便从幕后走到了荧光灯下,进行自利的行动。改革,正是利益集团相互的博奕与妥协。政府作为推动制度变迁的“第一行动集团”,为了达到多赢的效果,政府应变运动员为裁判员,抽身于各利益集团之上,真正成为社会公共利益和整体利益的代言人和维护者,减少因转轨而造成的磨擦。     

高管变更与公司绩效的关系——对股权分置前国有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

股权分置改革是解决中国股市非流通股流通问题的一项重要制度改革,为中国内地资本市场所特有。股权分置改革之前,在一股独大的国有企业中,高管变更概率与公司绩效显著负相关;在非一股独大的国有企业中,高管变更概率与公司绩效显著正相关。     

在2008年震荡的大市中寻找投资机会

2007年10月以来,股市呈现明显的震荡加剧特征,并引起市场的一度恐慌。各种市场信息都显示当前股市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在笔者看来,震荡格局与中国股市缺乏做空机制关系最密切。因此,把握中国资本市场发展主线并寻找投资机会的最好办法就是认真研究中国资本市场的制度改革与产品创新。在重新研究了中国的股权分置改革,以及日本、台湾、香港等地区的资本市场发展历程后,笔者总结了2008年中国股市在期权、股指期货、私募股权基金等方面的投资机会。     

股权分置改革对股市估值体系的影响分析

运用多元统计方法定量地研究了股权分置改革对股市估值体系的冲击,指出股权分置改革中对价支付的不合理和配套制度设计的不合理是造成股市长期持续低迷的内在原因.     

吉林敖东股权分置方案思考与模式评价

股市全流通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社会重要问题,也是中国股市今后一段时间必须面对的一个重要课题。中国股市的问题本质上就在于股权分置这个不合理制度及其派生的一系列不合理机制所造成的制度危机。通过对吉林敖东缩股模式进行的深入探讨,指出采用一种新的制度方案——资本价值缩股流通制度可以较为科学地解决股权分置不合理及其派生出的一系列不合理现象。     

股改后中国股市面临的主要问题

股权分置改革的结束意味着中国股市摆脱了约束自身发展的最大负担,市场表现也一再印证了股改的正确性。但后股改时代的股市仍然面临着诸如股票质量不高、监管规则不完善、投资者难获利、对政策依赖程度过高等众多问题。要使中国股市真正走向成熟,还必须坚持从保护投资者利益出发,进一步规范市场的基础性制度建设。     

股市危局 解铃还须系铃人

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认为,中国资本市场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支持国有企业上市,而国有上市公司70％的股权不能流通、不能转让,产权是国有,政府还在管理资本市场。因此,解决中国股市问题的出路在于,国有企业、国有券商控制大资本的状况逐渐淡化,随着股权分散化时代到来,更多的人会成为国有股权所有者     

制度变迁:中国股市道德风险分析

中国股市道德风险普遍存在,道德风险的加剧将放大股市危机。本文应用新制度经济学制度变迁理论,通过对政府在股市制度变迁中的行为分析,说明了政府的隐性担保是股市道德风险的根本原因。     

制度正义探微

以制度运行为路径，强调“搭便车”现象与官僚利益集团的存在深刻凸显了制度正义所面临的现实困境，在此基础上就如何使制度正义走出困境做出初步思考，以正确地认识和坚持制度正义。     

特殊利益集团对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危害

利益集团在我国是客观存在的,通过利益集团表达各自利益需求,也是有益的。但某些特殊利益集团趁社会转型、体制和制度尚未完善之机,通过影响政府政策的制定,贿赂腐蚀政府官员,为自己特殊利益损害大众和国家社会利益,影响社会公平正义,危害和谐社会的建设,必须给予遏制。     

改革开放以来的利益集团与中国政治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利益集团在中国政治发展进程中的作用已经很重要了。中国利益集团有其特定的概念、历史、特征,在它对中国政治发展起作用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但要充分认识到利益集团存在的必然性、合理性,通过政府与社会的共同作用,发挥和完善利益集团对中国政治发展的积极影响。     

重见天日——“拯救黑熊”行动

2003年11月19日上午,37头亚洲黑熊被从条件恶劣的养熊场解救出来,送进了位于成都郊区龙桥镇的黑熊救护中心,这个中心正是在罗宾逊女士的倡导下开办的,也是她,于2000年发起了“拯救黑熊”行动,这个行动将花5年时间,从四川省条件     

声音

解决股权分置的第一个关键,意识突破,第二个关键,决策要迅速。——融勤国际中国区董事长李强认为,态度和行动结合,是解决目前中国股市所有不确定问题的根本     

政府与市场关系的中国探索：历程、困境与应对

从中国改革历程来看,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一直是中国改革的核心问题.但由于部门利益作祟、思想观念滞后、行为路径依赖以及制度缺失等原因,导致在改革进程中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一直没有处理好,因此,在今后的发展改革中,进行科学的制度设计、树立对市场敬畏和政府需“谨言慎行”的理念、转变政府职能,打破部门利益的藩篱就成为破解政府与市场关系困境,合理界定政府和市场边界的重要条件。     

不同股市情绪下机构投资者与股市稳定性研究

为研究机构投资者对股市稳定性的作用,以证券投资基金为机构投资者代表,引入股权分置改革和深化体制改革作为中国股市两大情绪转换期的分隔点,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得出个人投资者情绪指数,使用EGARCH模型(exponential generalized autoregressive conditional heteroskedasticity model,指数广义自回归条件异方差模型)实证研究在不同股市情绪下机构投资者对股市波动性及个人投资者的影响。结果表明:在股权分置改革时期,机构投资者行为系数η_1小于0,杠杆指标β大于0,交互项显著,表明机构投资者减弱了股市波动性,且存在正杠杆作用,此时机构投资者对个人投资者影响较大;在情绪平淡期,η_1值远小于0,个人投资者指标十分显著,表明机构投资者对股市波动性和个人投资者的正向影响最大;在深化体制改革时期,η_1的估计值为30.216,此时交互项不显著,表明此时机构投资者加剧了股市波动,但对个人投资者的影响作用不大。可见,机构投资者并不能在任何时候都起到稳定股市的作用,也不能对个人投资者行为起到持续的正向影响,因此监管当局需根据不同股市情绪灵活制定相应政策。     

制度视角下的政府与国有企业博弈分析

制度不完善和相对滞后，是中国渐进式经济体制改革的客观必然。为此在制度演进的视角下，运用博弈分析的方法，分别就分权化、市场化和公司化改革进程，审视政府与国有企业的互动关系。提出不断完善各项制度，尽快确立利益主体，规范、约束和激励政府和国有企业行为，推进法治化建设的改革思路与对策。     

试论政府机构改革势在必行

面对政府机构存在的诸多问题。政府机构改革势在必行。纵观我国历次机构改革实证，充分说明此举之艰难，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办法为：统一认识，自觉行动；处理好上改与下改，筑渠与放水，改革与改善的关系；结合干部人事制度的改革；实行法制化，实现依法行政，机构改革要真正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求，配套改革，适应社会发展。     

公务员制度利于稳定，但可能压抑创造

亚洲的现代化模式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建立了公务员制度，由一批知识精英治国，以日本、新加坡、香港为典型。这种政治管理模式既不是人治和专制，也不是标准的西方民主。美国是个大社会小政府，政府的权限受到各州、国会和利益集团、有钱人的制约。从这次金融危机中，我们就可以看出华尔街一般不听美国政府，这一点和中国很不一样。一方面，     

从博弈论视角看中国媒介制度的变迁与演化

制度的形成是博弈的结果,博弈的均衡即表现为制度。媒介制度通常也是制度变迁主体之间博弈的产物。博弈方之间的力量对比,决定了制度均衡。正是不同利益团体间的博弈打破了媒介制度的均衡,引致了媒介制度变迁。从中国媒介制度变迁的历史维度来看的确如此,不同的博弈格局对应着不同的制度格局。在从近代以来开启的媒介制度变迁中,政府是制度博弈中的重要主体,当政府的力量十分强大时,媒介制度的演化路径是由政府掌控的,但当政府的力量面临挑战,媒介制度的演化一般会有一个充分的博弈过程,最终的制度安排一定体现了各方力量的对比。     

中国金融制度变迁的演化研究

中国的金融制度伴随着金融改革的深化,由于“国家悖论”、政府效用函数最大化以及政府偏好序列的约束,及各个既得利益集团为获取制度租金而采取的博弈,使政府供给主导型的强制性金融制度变迁具有强势路径依赖的特征,锁定在低效状态。要退出中国金融制度锁定,必须引入新的内生变量和外生变量,实施动态的制度变迁,从而达到高效的路径替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