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传教士在中国办报活动述论

我国近代报刊是西方传教士首创的。19世纪西方传教士在我国的办报活动分为两个阶段。传教士报刊开启了民智,推动了思想启蒙的发生,对我国国人自办报刊起到了示范作用。传教士在中国文化近代化中有着不可磨灭的作用。     

清末民初英国传教士与温州民俗的碰撞和适应

清末民初来温州传教的英国传教士主要有循道会的苏慧廉、苏路熙夫妇和孙光德,以及内地会的曹明道等。在饮食、服饰和婚嫁习俗这三个方面,英国传教士与温州民俗都产生了某种程度的碰撞和冲突,同时,这些传教士在不放弃基督教文化以及对基督教文化充满优越感的前提下,努力调适自己的心态以适应温州民俗。这些传教士对温州民俗的妥协和适应主要是出于其生存需要和传播福音的功利性动机,而非对温州本土民俗乃至中国传统文化心悦诚服的接受。     

外国传教士与中国近代期刊

中国近代期刊的产生和发展与外国传教士有着密切的联系,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办报刊的活动对国人有着强烈的刺激,促使国人自强,自办报刊;外国传教士的办报刊活动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编辑理论和技术方面为国人自办报刊提供了借鉴,提供了有益的实践经验,为市场的开发、读者作者群的开阔提供了便利。外国传教士办报刊对于国人的启示作用是不可否定的,中国近代期刊在此基础上生发成长。     

中国藏学论点摘编

传教士视野中的川藏地区苯教 国外学者对川藏地区的考察研究始于清末民初。其中部分来华传教士对川藏地区苯教的认识独具特色,内容涉及苯教性质、源流探析、寺院与僧人的考察,以及苯教与佛教的关系。因其宗教背景与异域的视角,传教士在对苯教的考察研究中,较好地协调了“基督教传教士”与“文化人类学学者”之间的身份冲突。     

21世纪以来明清入华传教士及其活动研究综述

传教士是明清天主教史研究中的传统课题,进入21世纪后出现了新的研究趋势,即在传教士个案研究的选题方面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在传教士活动范围和领域方面呈现出不断拓宽的趋势。学界在传统研究领域里不断出现的新成果,极大地拓展了我们对明清中西文化交流的认识,尽管明清天主教史研究领域已经出现了范式转换,但作为中西文化交流之栽体的传教士来说．对其研究不应减弱而需继续加强。     

近代湖南教会学校的缘起

鸦片战争以后,借着不平等条约的保护,传教士涌入中国各地开展传教活动.在遭到种种抵制之后,传教士选择了创办学校作为入侵中国的突破口.湖南教会学校也是在这种情况下应运而生的.传教士的侵略本性和湖南人民历史上形成的反外排外心理,是甲午中日战争前传教士在湖南难以立足的主要原因.传教士重心转向办学校和甲午中日战争后湖南绅民的求变心理,为传教士在湖南办学提供了广阔的舞台.     

西方传教士与南明政权

西方传教士自明朝中叶再度传入中国后 ,对中国政治、文化与社会的影响越来越大。在明清之际 ,更从军事、外交等方面对南明政权进行实质的支持 ,作为交换 ,南明政权对西方传教士在传教与贸易方面也给予较多的便利。西方传教士对南明政权的帮助 ,在一定程度上使明清政权的交替产生了拖缓的作用     

基督教在西藏传播举步维艰原因之刍议

文章依照文化传播论的相关理论和方法,以近代西方传教士在西藏传教活动的情况为切入口,从藏传佛教和基督教教义差异、西藏社会环境、藏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及传教士自身等因素入手,对近代西方诸国在西藏传播基督教受阻的成因进行了分析。     

《华西教会新闻》中的西部印象及其形成原因

《华西教会新闻》是传教士在华西地区创办的一份重要刊物。它刊载了许多有关于中国西部的文章，构成了传教士对中国西部最直观的认识。本文通过对此刊物的研究，展现了传教士视野中的西部印象，并考察了传教士印象中所隐含的认识论问题。     

早期基督新教传教士夫人在澳门的活动

澳门是早期基督新教传教士来华活动的重要基地。传教士夫人们1842年前在澳门的传教事业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早期来华传教士夫人们具有一些共同的特点,她们对晚清的中国社会有很大的冲击力。     

西方传教士对近代中国伊斯兰教的认知

近代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国不久就发现了生活在那里的一个"独特的"穆斯林群体,并对其投入了极大的关注和兴趣,开始了解、研究这一群体及其信仰——中国伊斯兰教。他们考证了伊斯兰教传入中国的时间,整理了中国伊斯兰教文献,在与阿訇和毛拉的接触中也形成了他们对这些中国伊斯兰教宗教职业者的认识。这些共同构建了西方传教士对近代中国伊斯兰教的初步认知。尽管西方传教士了解和研究中国伊斯兰教的直接目的是出于传教,但他们的研究开启了近代西人研究中国伊斯兰教和回族穆斯林的先河。     

西方传教士对中国近代图书馆的影响

阐述了西方图书馆观念传入中国的历史,分析了西方传教士对中国近代图书馆产生的影响,指出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创办的图书馆将西方图书馆的理论、图书馆的管理和技术、方法等带进了中国,突破了图书馆单纯的藏书性质,客观上对中国图书馆的近代化产生了推动作用,促进了中国古代藏书楼向近代图书馆的转变。     

西方著名传教士利玛窦在中国的文献传播及其影响

明末清初时期,西方传教士纷纷来华,为了传教他们传入编写和翻译出版了各种书籍,推动了中西方文化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本文论述了著名传教士利玛窦在我国的文献传播情况及其影响。     

中国儒家学说的译介对欧洲启蒙运动的影响——以法国启蒙运动思想家为例

十七、十八世纪欧洲传教士东来而引发的中西文化冲撞和交流,仅仅在中国少数文人学子当中产生了较大影响,却没有对中国社会造成大的冲击。然而由传教士译介到欧洲的中国儒家哲学却对当时的欧洲社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基督教文化受到冲击,圣经的权威遭到质疑。本文以伏尔泰、孟德斯鸠、狄德罗为代表的法国启蒙运动思想家与中国文化的接触入手探讨了中国儒家思想的译介对于欧洲启蒙运动的影响,从而说明欧洲文明源头中固有的人文精神和"理性"尊崇是启蒙运动"理性"思想的根本来源,但同时也受到由传教士译介到欧洲的中国儒家学说的重要影响。     

浅谈十六世纪葡萄牙、西班牙来华传教士对汉语的认识与研究

十六世纪随着中西交往的再次活跃,传教士再次成为中西交往的主力军。在报道中国的过程中,以克路士、达拉、门多萨等人为代表的葡籍、西籍来华传教士亦对汉语展开研究,不但为西方人了解、认识中国语言提供了许多极为重要的信息,而且对激发、推动欧洲本土学者以及随后来华的耶稣会士的汉语学习和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     

早期传教士的汉语语音学习

早期传教士对汉语语音的认知相当精准,他们在学习汉语的过程中认真分析总结了汉语的语音性质及相关问题,归纳出汉语的声母、韵母、声调系统,指出学习汉语语音的重点和难点,并提出了一些有参考价值的学习意见。传教士的汉语学习丰富了对外汉语教学的历史,他们的学习经验对今天的对外汉语教学及汉语国际推广有重大历史意义。     

晚清传教士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作用

晚清时期,中国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西方传教士栈山航海来到中国传教,基督教与中国儒家思想互争雄长。为了顺利传教,传教士推行文化改造路线:首先对儒家思想与基督教教义的伦理观异同进行比较与会通,力求基督教教义能被中国人所接受;其次进行"学术传教",通过翻译、编著中文期刊和书籍等介绍西学,同时向欧美国家传播中国文化及儒家思想经典;最后通过推行"以学辅教"策略兴办教会学校,意图通过教育手段促进基督教在华传播。传教士的活动造就了晚清中西文化交流的独特性,既融入了殖民主义的宗教文化,又渗透了西方科学和人文思想,对近代中西文化交流起到了推进作用。     

天主教在西藏的传播(16-18世纪)及其影响--兼论中西文化的碰撞与交流

在16—19世纪东西方化的交流过程中，传教士担当了“桥梁”的重要角色，学术界主要关注海上来华的传教士的研究，本人通过对陆路来华的传教士进藏的背景及其过程的分析，考察至今在西藏仍有影响的天主教情况，旨在探讨中西化的接触、交流、碰撞。正由于有传教士们记录的他们在那个时代的独特的西藏见闻，又以自己的化视角开始了中西化的最初碰撞，使西藏了解西方，西方了解西藏。吸引了一批又一批西方人投身于西藏化的研究中来，在西方掀起了一个至今持续不断的藏学热潮。为人类不同观念的多元化的形成、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     

浅析西学东渐中传教士的矛盾心理及应对策略

"西学东渐"是在侵略与反侵略的特殊历史背景下西方文化的强行输入。作为"西学东渐"特殊主体的传教士,势必因为这一特殊性,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形成其矛盾心理和应对策略。本文拟从这一理性角度进行分析,以期对传教士的活动以及中国当时的国情有个较为客观、清晰的认识,从而挖掘出对认识对现实的指导意义。     

试论东正教在北京的传播

东正教是基督教里的一个派别，元朝时期始传入中国。后随着蒙元帝国的灭亡而消失。直至清康熙年间东正教再次传入中国，北京出现了东正教的传教士。清雍正五年（１７２７年），中俄两国签订《恰克图条约》后，东正教在北京的传播得到清政府的准许，北京相继出现了东正教传教士团，随着东正教的传播，增进了俄罗斯对中国的了解，促进了中俄两国文化的交流。沙皇政府为了实现其侵略中国，扩张领土的野心，早在１７２１年就加强皇权对教权的控制，俄罗斯东正教驻北京的传教士团直接参与了沙皇政府侵略中国的行动，主要精力用于搜集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情报，充当了沙皇俄国侵略中国的急先锋。俄国十月革命后，东正教在反苏反共问题上达成共识。由于东正教北京传教士团过多地参与政治，始终没能在中国、在北京广泛地传播，至今东正教已经在北京绝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