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析武士道--答某些日本学者

武士道为日本人的民族生活所孕育，既是武士的理想价值，也是全日本民族的理想价值。从9世纪到20世纪中叶，武士道积淀为日本化的传统，成为日本人的民族精神。当今日本人的生活环境并未改变，武士道土壤依然如故，早已形成的武士道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不会因为二战的失败而销声匿迹。我们不能同意某些日本学关于“武士道对日本社会并无多大影响”、“美国对战后日本军国主义思潮负有重要责任”的观点。     

日本武士道和军国主义的辩护词——一评新渡户稻造的《武士道》

甲午中日战争之后,明治政府加快侵略步伐,以武士道广泛进行战争教育.1899年,新渡户稻造在美国出版<武士道>一书,将武士道美化为完全可以和西方骑士道并肩而立的理想化道德.讴歌武士道培育了举世无比的忠君爱国的日本国民,赞美武士道为日本在甲午战争中的胜利赋予的力量,公开为日本国家和日本军国主义战争政策辩护.新渡户稻造片面拔高武士道的"忠诚与献身之道",刻意掩盖武士道的"杀人与战争之道",无论是对外国人全面、准确地认识武士道和日本国家,还是对日本人正确认识武士道和近代化的历史道路,都有着不容忽视的负面影响.     

向死而生：武士道生死观之述评——以《叶隐闻书》为中心

武士道是日本传统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曾经长期作为社会道德的基石，对日本国民的个人修身和民族性格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叶隐阐书》是武士道最重要的理论典籍，而生死观则是武士道核心精神的体现。从生死观的角度来考察并阐发武士道的精神：（一）其特点是重死轻生和向死而生；（二）其内容为“离生死”、“任事”和修武德；（三）其意义为忠君奉公的世间意义和道身合一的终极意义；（四）“死狂”心理和“预立”意识是武士了脱生死的途径。     

武士道与日本现代化

武士道作为日本古代武士的道德规范,经过长期的历史浸润已经融入日本的民族性中,成为日本民族精神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日本历史上,武士道既是"杀人与战争之道",又是"忠诚与献身之道",其破坏力和创造力同样巨大。纵观历史,日本现代化道路上两次美梦成真的惊人成就,既有浸透"战争之道"毒汁的赫赫"战功",又得益于"献身之道"精神强有力的推动。     

“忠”——武士道和日本精神的价值核心

“忠”是人类社会的美德之一，它像水、像火、像空气一样，是人类社会不可缺少的宝贵财富。“忠”是日本最高伦理道德，是武士道和日本精神的价值核心。１１９２年以来，尤其是明治维新至今１３２年的历史表明，“忠”在日本有着举世无双的物质化能量。统治者对“忠”的恶用，“忠”成了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侵略政策的杀人屠刀；统治者对“忠”善用时，“忠”则成了日本成功之路和经济奇迹的民族底蕴。一、武士道是“忠”的宗教日本封建社会的武家政治时期，“忠”在武士的名誉训条中居于至高无上的地位［１］，是武家社会占首要位置的价值…     

武士道的雏形——平安主从道德

武士道的雏形－平安主从道德，以武士通过武力和战争而获利的特殊生活条件为基础，是武士群体在战争实践生活中由主从关系内部产生的，其主要德目：忠诚，武勇，名誉等，无一不是武士获取权力，地位和经济利益的需要，无一不直接影响武士家庭及其子孙后代的贫富贵贱，兴衰荣辱，为了家庭和子孙后代的利益，武士一方面崇尚武勇，嗜杀成性，穷兵黜武，另一方面又忠诚不二，恪守职责，无私献身，由此，也使平安武士道既是杀人与战争之道，又是忠诚与献身之道。     

日本武士的统治思想——武士道——兼评新渡户稻造的《武士道》之四

武士道作为日本传统文化的象征和民族精神的核心要素,平安时代是私人性武装集团的道德规范和战争精神;幕府时代是武家社会的理想价值、战争精神和统治理念,左右国家的统治体制、内外政策、决策方式和运作模式,引领日本社会以武为本的发展方向;明治、大正和昭和时代初期是全社会的核心价值、军队的战争精神和统治阶级的统治理念,"忠诚的伦理观念"构成塑造日本崛起的精神动力,"武勇的战争精神"则充当日本军国主义恶性膨胀的思想渊源。     

日本中世纪军国主义探析--武士、武士道、武家政治与军国主义

日本军国主义形成于“幕府政治”时代,军国主义力行者和军国主义传统的缔造者,就是日本民族精神、民族传统和民族文化的主要创造者——武士.明治以来,长期被统治当局和众多日本知名学者誉为“大和魂”的武士道,驱使武士将穷兵黩武作为财富的源泉和发展的动力.幕府政治依赖和坚持军国主义,为军国主义提供政治舞台与社会空间,为近代和现代军国主义奠定起坚实而广泛的基础.     

谈武士道精神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影响

日本军国主义在其产生、发展和演变的历史岁月中,特别是在明治维新至二战的70多年间,武士道精神极尽为虎作伥之能事,以＂愚忠＂、＂盲从＂鞭策国民献身于军国主义战争政策,以武勇精神激发国民的战争意识,以杀身成仁将＂皇军＂铸造成泯灭人性的侵略恶魔。     

侵华日军南京暴行心理成因探析

抗战时期,日军在中国的战争与施虐罪行罄竹难书。而其中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则是臭名昭著的南京大屠杀。长期的军国主义教育,使日军形成了征服中国的心理基础,是导致暴行发生的直接原因;普遍存在于日军士兵中的大和民族优秀论意识以及蔑视中国人的认知心理,是暴行发生的内在原因;长期的侵华战争使日军形成了变态的畸形心理,是暴行发生的深层因素;在对被征服者的凌辱与毁灭中,日本士兵恐惧报复的心理,是暴行全面发生的原因;日军在战争中遇到中国军民的顽强反抗,形成了其强烈的复仇心理,是暴行发生的重要诱因。     

善与恶的战争——托尔金《魔戒》的伦理观解读

善与恶的斗争是托尔金《魔戒》系列幻想作品的主题。《魔戒》中体现的善恶观与奥古斯丁关于善恶问题的论述有相似性,具有一元论的特点。《魔戒》中的善恶观基本上是基督教的,强调善恶的不对等性和自由意志的影响,但也带某些古希腊色彩。     

论日本历史认识问题的文化根源

战后日本国内时常出现否认侵华战争性质拒绝向中国人民谢罪的卑劣行经.这种现象的出现与日本人的生存逻辑、神国意识以及武士精神历史文化传统有着必然的联系.     

浅谈霍布斯与洛克的国际关系哲学的不同

英国思想家霍布斯和洛克从各自的人性观出发,演绎出人类不同的自然状态.在霍布斯看来,人性本恶,自然状态下,由于缺乏公共权力的制约,贪婪、自私的人性使人们之间处于战争状态;而洛克却认为,人是有理性的,人天性并不恶,自然状态下人们是一种自由、平等的关系.二人的思想折射到后来的国际关系理论中去,使国际关系向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两个不同的方向发展.     

善恶果报观在《儒林外史》中的“冷静”体现

受善恶果报观影响,我国古代小说多有劝善惩恶的教化功能,尤其在明清小说中更是如此。大多明清小说比较直露地宣扬善恶果报观,而《儒林外史》却表现得相对"冷静",甚至还有嘲讽的文笔。这反映了吴敬梓较为复杂的创作心理:一方面受当时社会盛行的民俗文化影响,不自觉地在文中体现着劝善惩恶的立场;另一方面又对当时的社会文化持批判态度,对善恶果报观也进行着一定程度的怀疑与嘲讽。     

论三十年战争中欧洲各国国家利益意识的觉醒

欧洲三十年战争揭开了近代国际关系的序幕。战争中以法国为代表的各王权国家主权意识和国家利益意识普遍增强,战后签订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中对利益的划分也集中体现了战争国的国家利益。     

重庆抗战诗歌在期刊媒介场域中的版面争夺

抗战时期,重庆成为政治、文化中心,为文学的繁荣提供了有利的经济条件。重庆抗战诗歌的繁荣与重庆众多文学期刊的创办、复刊有着一种共生关系,这种关系的形成促成了期刊媒介场域的生成。而期刊媒介场域内部也发生着某种"权力"争斗,从而推动着重庆抗战诗歌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