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简“道一”“道二”说辨析

“道一”是杨简春秋学的用语，是指历史的必然趋势只有正道一途。与之相对的概念就是“道二”,是指圣人笔下春秋人物的是非两途。杨简认为“道二”体现了圣人的褒贬之意，而复归于“道一”是圣人作《春秋》的根本目的。复归“道一”的方法则是反求本心，这是杨简最为看重的简易之道。但是在具体的经学解释中，杨简的原心之论又有前后抵牾、顾此失彼的情况，说明将史事简化的方法自有内在的矛盾。     

《老子》的修身之道

文章从比较文化的视角对《老子》的修身之道进行了分析。《老子》中的修身之道具有“内向超越”的维度,这不同于西方的“外向超越”。在《老子》中身不离道,道不离身,体性一如,在与道俱化中无己成己,而道动于返,用于弱,归于化。     

道：从《易经》到《易传》

分析了“道”在现代汉语中的含义，并通过分析试着将“道”还原到它的原始含义的层面。通过对《周易》古经中的“道”和《易传》中的“道”的考察，以及对西方意义上的“形而上者”与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形而上学”的比较。试图对作为“道路”的“道”向形而上的“道”的转化过程提供若干探索性的思考。     

传承老子“以道蒞天下”促进干部的理论学习

针对多年来很多公务人员不熟悉马克思主义,不重视理论学习,提出公务人员应传承和恪守老子“以道蒞天下”的管理哲学思想.老子的“道”是指客观规律,就是指理论包括管理哲学.老子的“以道蒞天下”,就是认为要用“道”（客观规律）来指导国家社会的管理,并普及之.重新阐述老子经典著作《道德经》关于“道”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以道蒞天下”与学理论用理论的价值,特别是学习和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对于管理的价值.     

《庄子》“道”“气”关系新探

在《庄子》文本中,“气”与“道”都是“哲学第一概念”。“气”与“道”两大范畴之间不存在属种概念之分,彼此之间是平等的,根本不存在谁统摄谁、谁说明谁的关系。换言之,在《庄子》文本中,存在着两种宇宙生成论：一是气论;二是道论。冯友兰先生所说的“形式上的系统”在《庄子》文本中实际上是不存在的。造成《庄子》文本内在结构性与逻辑性矛盾的根本原因,可能与《庄子》一书的成书过程有着直接的关联。     

道是虚无恬淡之心契入天地万物的那片无何有之乡

道家的道贯通天地,无所不包。这个道有时被解释为极细微的物质元气,有时被解释为不含任何物质颗粒的绝对的精神实体,有时又被解释为产生万物的逻辑起源,这些解释囿于主体与客体对立的形而上学框架,违背了道家有无相包、虚实相含的宗旨。道家的道是素朴之心与万物本然相融相契的状态,是至人、圣人、神人以无知无欲之心与天地共运形成的境域,是圣人的心不偏执于一事一物毫无阻碍地、完全地敞开,也就是说至人、神人、圣人心灵的运作敞开了万物按其固有面目契入的无何有之乡。     

老庄道言观之内涵及其美学意义

老庄道言观强调道是终极性的最高存在，言却具有非圆满自足的局限性，故“道不可言”。只有消解了名实对应关系，并借助象与意为中介，言才能指向道、通向道。由此，通过有限的语言指向无限永恒的宇宙生命，便是老庄道言观的美学意义之所在。     

孤忠大节——文天祥的“道”

文天祥从小受到很好的家庭教育，立志守道。他以淡泊名利、故国情深、坚贞不屈的精神，实践其所追求的“道”。其道是中华传统文化忠孝节义的传承，其精华是“不患”，是民族的浩然正气，其终极目的是安宁、幸福、富强、和谐。他以丹心、鲜血完成了心愿，实现了他的追求。其“道”永垂青史。     

道脱与哀实的舞台显出——试论中日古典戏剧中的“道”

“道”始终是在中日两国的哲学史上本土思想的最重要的体现，无论是中国的“道教”还是日本的“神道教”．都对文化文学的发展有着绝对的影响和制约。但是中日古典戏剧中对“道”的体现却不尽相同：中国以“道化度脱”为主题的神仙道化剧成为古典戏曲的一个重要分支；日本则主要体现在其戏剧中潜藏着的“真实物哀”的美学意境。深入研究这一课题是中日戏剧比较研究的一个重要的任务。     

道的滑坡--基于老子哲学的视域下

当老子把形上的“道”落实到人类社会的领域,进而把人分为五个层次：“道”、“德”、“仁”、“义”、“礼”,来阐发他对世俗人性的看法,从最高层次的“道”至最低层次的“礼”的这一过程,无不是道的滑坡过程。     

略论孝道思想在越南的传播及其影响

孝道思想是中国古代儒家伦理道德规范中的核心内容,也是长期以来人们立身处世的重要依据。随着中国儒家文化在越南的传播,孝道思想也传播到越南。越南封建统治阶级以此作为维护统治的理论依据。孝道思想对越南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影响。     

庄子寓言与道

先秦诸子喜欢用寓言故事来说理论事.但<庄子>中的寓言与<孟子>、<韩非子>等其它诸子著作及<战国策>、<国语>等历史著作中的寓言不同.寓言在庄子及其后学手里不仅是一种文体,更是一种智慧的诗性形式,是体"道"的艺术手段;寓言的艺术功能是"体"、"悟"而不是"比"和"喻".在<庄子>中,"道"和寓言的关系是"非物"与"物无际"的关系,它体现的是"道"的精神和物心交融的审美情趣.<庄子>中提出一整套关于寓言理论即所谓的"卮言"、"重言"、"寓言"."三言"的共同属性就是"顺物自然",是"道法自然"在艺术中的反映,自然的原则使道与寓言联结起来融为一体,<庄子>是诗化哲学,<庄子>寓言是"诗性智慧"的"物化"形式.     

孟子人生哲学及其现代启示

孟子是传统儒家思想的重要代表人物,宋代以来,被尊奉为亚圣,其学说与孔子的思想被合称为“孔孟之道”。孟子思想中蕴含着丰富的人生哲学,特别是其“大丈夫”的理想人格千百年来对华夏民族的心灵起着重要的塑造作用。本文以孟子的“人道”论为核心,阐述了孟子的人生哲学,并结合实际探讨了其对当今社会意义之所在。     

悟道、弘道——王阳明在龙场

“龙场悟道”是一种理性的直觉,是王阳明对儒学的长期的百死千难的探索中豁然贯通的结果。他在龙场体认了“圣人之道”,主“知行合一”说指示“成圣之道”,范围朱陆而超越之,消解了宋儒“尊德性”与“道问学”之争。对人生意义的体悟综理儒佛,把超越人生痛苦之方付诸君臣父子之伦。     

佛教义理与《洛阳伽蓝记》的小说技法探微

《洛阳伽蓝记》是一部与佛教有着密切关系的著作,它在中国小说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其志人小说秉承了史传文学实录的精神,作者在叙写这些人物的命运或佚闻趣事的时候,也有意无意地向我们传达出了诸行无常、诸受皆苦、因果业报等佛教义理。而志异小说多与佛教相关,这些作品或隐或现地向我们传达出了一些基本的佛教义理,给我们不少人生的启迪。     

试论诗僧皎然的身份意识

皎然之所以成为诗歌史上以＂诗僧＂命名僧人诗歌创作群体的第一人,归因于他僧人本位的身份意识。这种身份意识突出的表现在皎然的诗歌理想、诗歌创作和诗学著作中,蕴含着其处于唐代三教争衡和禅宗内部宗派分化的历史背景之下,立足僧人本位对诗、禅关系的深入思考。这种思考对＂诗僧＂的形成有不可磨灭的助益之功,诗僧的创作更是为＂诗唐＂增添了别样的风貌。     

合同违约补救权利的思考

权利和义务相伴而生,“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当违约方违约责任产生之时,与损方相对应的补救权利却因法律未明确授权而缺失,这既不利于受损方合同利益的保护,也影响了合同法律体系的合理与完善。中国合同立法应当充分考虑民事权利对等性,对受损方的违约补救权利要予以立法上的充分保护、高度尊重和必要限制。合同立法原则应以权利本位代替义务本位,应明确而直接赋予受损方以违约补救权利。     

论居住权从身份性权利到契约性权利的变化——从罗马法到法、德民法

本文通过对西方国家居住权制度历史沿革的考察,发现居住权制度在演进的过程中,抛弃了原有的身份性权利的性质,而转变为一种契约性权利;其制度的功能也从原有的弱者保障拓展到促进财富流转、增强物之效用.基于此,居住权在法、德等国长盛不衰,且其形式趋于多样.我国学者对居住权的理解,有一定的偏差,对居住权之价值认识不全面,对居住权的形式的理解也较为僵化.缘于此种局限,居住权制度在<物权法>中消失了.作者故撰此文,以对居住权制度有更为深入的认识.     

未能割妻子卜宅近前峰——论杜甫诗歌的道释意蕴

千家注杜,都只是围绕一个”儒”字,对杜诗中的道释意蕴几乎视而不见。尽管杜甫一生频繁出入道释,但儒学始终都占据着杜甫灵魂的主导地位。道释在杜甫的心灵坐标中总是若隐若现,无足轻重,且无论悟道与否,杜甫的修道学佛不但无损于其“诗圣”的伟大形象,反而更显示了“诗圣”的难得、可贵,所以我们无需回避杜甫身上的道释痕迹,一个儒道释的杜甫形象应该更全面丰富,也更真实可亲。     

我国物权法基本原则的立法思考--兼评《物权法草案》第3、4条

物权法基本原则作为物权法制定、解释、适用、研究的最基本规则,在物权立法中占据着重要地位,我国理论界对此问题提出过多种学说,而当前出台的物权法草案也表现出明确的立法倾向。基于物权法特有的法律属性,并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我国物权法应以物权法定、一物一权、公示公信和物权变动与其原因行为的区分原则作为其基本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