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勰《文心雕龙》不论“小说”辨

先秦两汉以"小道"为核心标准的"小说"观念,学术性指向远大于文学性,"小说"表现形态驳杂,并不具备稳定的文体。以刘勰《文心雕龙》为代表的六朝文论,在理论层面继承了汉人"小说"观念,将"小说"视为一种学术体式而非文学体式,因此在20篇文体论中,没有将"小说"作为一种文体正面论述,仅仅是在探讨各种文学创作技巧时偶合了当时"小说"创作的一些特点,这符合"小说"创作的实际发展情况与"小说"观念的认知。     

近代期刊与中国小说观念的现代转型——从《新小说》等杂志看现代传媒对中国小说观念的影响关系

十九世纪末,现代传播媒介的发达,为中国小说观念的现代转型提供了最佳载体。1902年,梁启超创办了《新小说》杂志,并通过《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小说界革命"的口号,把小说视为"文学之最上乘"。《新小说》颠覆了历史上鄙视小说的陈腐观念,由它倡导的"小说界革命"很快在文坛上发生影响,并迅速生成一场声势浩大的小说革新运动。     

先锋小说与中国小说的“西化”

在中国小说"西化"的背景下,先锋小说留给我们很多的思考。它是对"五四"文学技巧西化的延续,同时先锋小说相对于西方文学的滞后性比之"五四"文学有过之而无不及。然而,先锋小说对当代小说革新所做出的贡献仍然是不可低估的,主要体现在小说技巧的革新上。     

读小说 看官场 品人道——评南飞雁的《红酒》《灯泡》《天蝎》

河南作家南飞雁的中篇小说《红酒》《灯泡》《天蝎》属于官场小说的范畴,南飞雁的小说应读作"官场"小说,更应读作官场"小说"。人物命名的符号化使小说成为一种寓言式书写和隐喻式表达,其要表达的是一种无处不在的官场空间和生活于官场的人们对权力追求的集体"有"意识。作为官场"小说",南飞雁有独特的叙事方式和话语方式,小说隐含作者的道德倾向和价值取向影响了叙述者,隐含作者与叙述者一起对受述者、隐含读者和读者产生影响。小说通篇采用自由间接引语的话语方式,使叙述者主体与人物主体有融合的趋势,在融合中让读者体官道、悟人道。读南飞雁的官场小说,还应该对小说的语言魅力给以必要的关注。     

侠·情·传统:《诛仙》的三个关键词

"仙侠"小说《诛仙》是"玄幻文学"的一部重要的作品。文章以"侠"、"情"、"传统"作为阅读小说的关键词,探讨了作品对于中国传统"侠"之内涵的新阐释,以"情"结构小说的方式,对生命境界的探索,以及作品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再想象与小说价值判断的关系,并指出其不足与形成不足的原因。     

论索尔·贝娄小说中犹太性的嬗变

美国著名作家索尔·贝娄的小说深刻地影响了二战以后的美国文学。从索尔·贝娄几部小说中所呈现的"犹太性"可以看出贝娄不同时期小说中"犹太性"的嬗变:从早期小说中犹太性的表层局部地呈现到中期隐蔽性地渗透,再到晚期纵横开阖地深刻呈现,对"犹太性"的剖析为透彻地理解贝娄及其小说提供了一个更加开阔的视角。     

文明进步与人性异化的尴尬——《进步前哨》的象征阐释

丛林小说《进步前哨》作为康拉德刚果之行的产物,揭示了西方文明的伪善,及其对人性的异化。通过对小说中几个重要意象——"进步前哨"、"十字架"、董事及其他的象征意义的分析,可以看出康拉德在这部小说中,独巨匠心地运用了象征手法,丰富了小说的内涵和意蕴,突出了小说的主题。     

邵丽小说对新世纪文学的贡献

邵丽以小说创作驰名当代文坛。其小说对新世纪文学的贡献,主要体现在执着于"阳光文学"的创作诉求、对"底层文学"创作"病象"的超越、"新官场小说"的重大突破,以及对女性心灵与情感的关注等方面。     

论李渔话本小说中的“老来得子”情节

"老来得子"是李渔重要的生平经历,亦在其话本小说《十二楼》《连城璧》中反复出现,是其话本小说"自寓性"的重要表现之一。李渔话本小说中的"老来得子"情节作为一种有意味的形式,透射出李渔膝下无子时的焦灼心理,成为李渔自我安慰、自我解嘲的特殊方式。李渔在其话本小说中通过对亲子与继子、复兴与覆灭等与"老来得子"情节相关问题的书写,展现了"老来得子"情节的多重面相以及其敷衍、生发故事的强大叙事动能。此外,李渔在话本小说中灵活地添加了"老来得子"情节,"老来得子"或是作为一种背景或结果被放置于小说的开头或结局处;或是参与到小说的主要矛盾冲突中,成为小说主要矛盾冲突的组成部分和重要环节;抑或是驱使故事发展的起点与动力,显示出丰富的叙述功能。     

论阙迪伟小说创作的“问题+故事”模式

"问题+故事"是阙迪伟小说创作的基本模式,反映社会问题是阙迪伟小说内容上的显著特色,简单或复杂是阙迪伟小说反映社会问题的两种形态,多姿多彩的故事叙述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使得阙迪伟之小说不至于给人以重复、单调、乏味之感。"问题+故事"这一创作模式,赋予阙迪伟小说生活味浓、可读性强等优势,但也带来了囿于生活、缺乏创新之弊端。     

“真”、“很”、“太”的多角度分析

副词“真”、“很”、“太”在语义上都有表示程度高的意思,但是三者在语义特征及语法功能上还是存在许多差异。文章从语义内涵、组合能力和语用功能等几个方面进行分析,以期为对外汉语教学者提供一些参考。     

直觉模糊逻辑"与"、"或"算子的研究

在直觉模糊集定义及模糊逻辑“与”、“或”算子的基础上 ,利用 F -格的序关系 ,研究了直觉模糊逻辑“与”、“或”算子 .给出了直觉模糊逻辑 t-范及 t-余范的定义 ,同时给出了两种新型直觉模糊逻辑“与”、“或”算子 ,探讨了直觉模糊逻辑“与”、“或”算子的 t-范及 t-余范所具有的性质 .拓广了模糊逻辑中关于生成子的概念 ,给出了阿基米德直觉t-范及 t-余范的表现定理 ,并对不同算子分别进行了研究 .     

“司马牛之叹”是“叹”还是“怨”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尤其是文学作品中文化意象的使用包含着更为广阔、更为深沉的内涵,这就要求译者不但要译出原作的语义信息,而且还要译出原作内在的文化信息。通过对比分析霍克斯及杨宪益、戴乃迭对"司马牛之叹"中"叹"字的不同翻译方法,说明译者只有正确理解原语词义及其文化意蕴,才能更加全面、准确地传达文本及其蕴含的文化信息。     

《文选》与《玉台新咏》

南朝梁时，萧统、萧纲兄弟分别主持编纂了《选》和《玉台新咏》。论对其编撰目的和体例、作家作品录情况、各自的学观和对后世的影响，一一进行了比较研究，从而见出它们的价值与得失。     

从“shillings”到“铜子儿”——论英若诚译《芭芭拉少校》的动态表演性原则

本文通过分析动态表演性原则在英若诚先生所译的《芭芭拉少校》中习语、活句、文化转换、称谓等方面的应用来论证这一原则在戏剧翻译中的可行性。     

消费需求中的"NEEDS"与"WANTS"

在英文中，消费需求包括“Needs”和“Wants”，有人把它们分别译为“需求”或“欲望”，“需要”和“想要”，也有人用“生理需要”和“心理需要”，或“物质需要”与“精神需要”来区分，从意义上讲，这些表述都是有道理的，但从“Needs”和“Wants（也有人用‘desires'）”的定义和表述的简洁来讲，本人更愿意把它们表述为“需求”和“欲求”，即消费者“求其所需”和“求其所欲”的意思，从消费需求的发展来看，二者的区别越来越小，甚至可以互换使用；所以，通常情况下，我们只使用“消费需求”这一概念，而不再对二者进行严格的区分。     

历史上的“中国”、“华夏”与“中华”、“中华民族”之关联

历史上的＂中国＂与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在内涵、层次上有所不同。在中国历史语境中,＂华夏＂既可指称古代族群或民族,也可表示一种文化或文明的载体。从历史上的＂中国＂、＂华夏＂到＂中华＂乃至现今＂中华民族＂的发展演变,＂中华＂一词与时俱进,不断地被赋予新的内涵。中华民族的民族过程比中国已经识别的56个民族实体发展缓慢,至今仍然属于＂想象的共同体＂。     

现代汉语"Ⅴ到"与"Ⅴ进"、"Ⅴ见"、"Ⅴ在"、"Ⅴ着"结构的比较

通过对“V＋到”结构同“V＋进”、“V＋见”、“V＋在”、“V＋着”等相关结构的比较，揭示了它们之间的异同，力求为语言使用者提供最佳选择，同时也对相关问题提供了方言方面的佐证。     

《左传》所载"因""报""烝"考辨

就《左传》的记载来看,“因”并非一种婚姻关系,而“报”并不见容于春秋时期的宗法制度。“烝”是在婚姻伦理形成之初,在宗法制度可以容忍的范围内的一种事实婚姻。它既非群婚或转房婚的遗迹,亦不同于周边少数民族的收继婚。对于这种事实婚姻,不同地区、不同的人所持的态度是不同的,既非毫不犹豫的承认,亦非旗帜鲜明的反对。这种情况反映了春秋早期贵族阶层婚姻伦理的相对混乱状态。     

浅议“中国制造”“中国创造”与“中国设计”

分析了中国制造业的现状以及与世界制造业的差距,指出中国的设计师应＂为中国制造而设计＂,从而使＂中国制造＂走向＂中国设计＂,最终实现＂中国创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