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宋元明清时期封建王朝的治边方略

与以往相比,宋元明清诸王朝的治边方略大致呈现出一种波动起伏的特点。两宋奉行“守内虚外”、强干弱枝的方略,在具体的边疆政策上,体现为明显的消极“守势政策”,然其传统夷狄观念甚为强烈。元朝尤其是前期秉承草原游牧民族的习性,对开疆拓土十分积极,同时,元朝对传统的“华夷之辨”观念较为淡薄,但其民族政策开明与落后并存。明朝治边方略核心是“守在四夷”,其重点是防范北部边疆的蒙古势力,在南方地区,其策略则是守境安民,达到稳定的目的。清代前期的治边方略仍是“守中治边”,但对边疆地区持有积极态度,后期治边思想与方略的局限性逐步明显。     

浅析清朝中后期“因俗而治”治疆理念的弊端

自汉代通西域,新疆在中国统治下,经营已两千多年。然而从古代中国对西北边疆的政策来看,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历朝西北边疆政策不仅继承和吸收前代的政策,从而保持了中国古代边疆政策的延续性。同时,历代又以其西北边疆的形式为依据,有所创新和发展。清王朝在经营西北边疆的过程中,采取了“因俗而治”的治疆理念,逐渐形成了伯克制、扎萨克制和郡县制并存的局面。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时代的变迁,到19世纪中叶前后,“因俗而治”的治疆理念已不再适应新疆历史发展的潮流。在农民起义和外部势力的打击下,清政府“因俗而治”的治疆理念被内地划一的治疆理念所取代。新疆历史步入到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中。     

《以科学发展观促进科技创新——中国科协2005年学木年会论文集》出版

2005年8月18日-23日，以“科学发展观与资源可持续利用”为主题的中国科协2005年学术年会在新疆召开。本届学术年会除进行为期两天的大会报告外，还设立了51个分会场，并专门组织了12个新疆专题论坛；5000多名来自全国各地科研、教学、生产、管理第一线的科技工作者，分别在乌鲁木齐市、石河子市和昌吉州3地的有关科研院所开展了学术交流；     

元明清中央王朝对云南治理政策比较研究

元朝对云南的治理,在指导思想上排出了"外夷狄内华夏"的观念,在云南组建了隶属于中央的大行政区,把云南真正纳入管辖范畴之内,在云南推行与内地相同的治策。明朝对于云南的治理政策则回归到"守在四边","守在四夷"的传统核心指导思想,在领土问题上采取"守备为本"的思想,并设置中央机构和地方机构。至清朝,对边疆少数民族较少歧视,少有"内华夏外夷狄"一类的看法,但清前期诸帝依然有"守中治边""守在四夷"的传统意识,并在明朝的基础上,特设理藩院,作为统治少数民族的最高权力机构。此外,作为羁糜治策的升级版本,元明清经历了土官、土司制度直至改土归流的变迁,并在具体实施上呈现出明显的差异。而元明清王朝在云南开通、维护、发展驿道和兴办教育,对于增强云南和外地实质性的交流以及促进经济、文化、社会的进步和发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参加中国科协2005年学术年会 人水和谐及新疆水资源可持续利用论坛的几点体会

中国科协2005年学术年会、人水和谐及新疆水资源可持续利用论坛于2005年8月在乌鲁木齐市召开，这是新疆的一件大事，是中央支持西部大开发的一项重要举措之一。年会围绕着“科学发展观和资源可持续利用”的主题，论坛体现了新疆水资源可持续利用中“人水和谐”的精髓。从这次活动中，我们深切认识到：为了实现新疆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目标和巴州经济社会发展目标，面对巴州水资源利用的现状，巴州应当努力做好以下儿个方面的工作：1、立即着手进行巴州水资源和环境资源的承栽能力、承受能力的研究，合理安排经济与生态用水比例，寻求经济发展与自然生态保护的平衡；2、大力推行有限灌溉和常规灌溉水替代战略，全面实施精准灌溉技术，讲求水份效益；3、严格控制高耗水产业的发展项目，用市场经济的手段寻求水资源的平衡配置；4、大力推行田间高效节水、竖井灌排和开发利用地下水，杜绝过量灌溉，有效地控制灌区的地下水位，实施治碱与节水并举、先治碱后节水的技术方针，实现农业高效节水和高效用水；5、限制人口的大量增加；6、采取包括工程、农艺、生物及管理等综合节水措施来提高水资源的利用率、利用效率和生产效益。     

在地理教学中实施“掌握学习”策略

为了响应省、市教研室关于大力开展教学改革的倡议，在省、市教研室和师专领导的大力支持下，我们枣庄市教研室，枣庄师专地理系和枣庄师专跗中三方在师专附中联合设立了一个布卢姆“掌握学习”目标分类地理教学教改实验班。实验一年多来，我们采取边学习、边研究、边实践、边总结的方针，深入课堂，了解情况，     

民国前期新疆现代化的历史审视——以杨增新统治时期（1912～1928）为中心

自清末“新政”以来，新疆开始了其早期的现代化。民国时期，统治新疆的军阀在自觉与不自觉中继续着新疆的现代化历程。新疆资金的缺乏，复杂的民族宗教关系，落后的交通路政设施等，都是制约其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内部因素。俄、英等外国势力在新疆的存在，也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新疆地区的现代化进程。另外，中央政府权威的衰弱，实际控制新疆的地方统治者自身现代化认知水平的局限也影响着新疆现代化的发展。     

晚清新疆改设行省与新疆开发建设

晚清，新疆面临着严重的内外危机，引起了许多有识之士的关注，他们提出了拯救危机、开发建设新疆和种种方略，其中，新疆改设行省是具有全局性、基础性和重大变革。19世纪初，林则徐、魏源就呼吁新疆建省；19世纪中后期，在左宗棠、刘锦棠等的推动下，1884年，新疆建省终获清朝政府的批准和实施。新疆改设行省除了在国防、军事、政治统治、民族关系等方面起了巨大作用以外，还为新疆的开发建设开创出适应时代发展的新条件，以建省为契机和依托，新疆的开发建设迈上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从《世说新语》看魏晋孝悌之风

《世说新语》在编撰时于儒家宣扬的众多德行中，对孝行是相当重视的。魏晋之际的孝悌之风具体表现在五个方面，即“至”“纯”之孝；”“色养之孝”；“生孝”、“死孝”与“灭性之孝”；“心丧”与“试守孝子”；维护家讳之孝。     

中学生耐力跑教学法浅探

在中学生耐力跑教学中，探讨“息、守、诀”教学法对提高耐力跑成绩的影响关系，有助于实施耐力跑教学过程，让学生掌握一种能提高耐力跑成绩的方法。通过教学实验表明：1、“息、守、诀”教学法轻松、省力、体力恢复快，成绩提高明显，学生乐意接受；2、“息、守、诀”教学法符合体育教学一般规律，能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锻炼他们的意志和信心。     

清末黑龙江行政设治与社会变迁

清末新政实施之前，黑龙江的行政制度与关内各省不同，实行军政统治，以将军为最高行政长官，统辖满汉旗民的一切民政事务，直到清末因多种因素使然，才逐渐形成行政设治规模，为民初的行政管理体制向近代化转变奠定了基础。同时也促进了黑龙江的土地开发，增加了财政收入；巩固了边疆，改变了昔日土旷人稀的虚边局面；缩小了与内地各省的差距，加速了清末黑龙江地区的社会变迁。     

《道德经》“守和、守柔、守中”思想 对太极拳技理技法的影响

《道德经》所宣扬的“守和”“守柔”“守中”重要思想，内涵相通，都是道性的体现。太极拳技理、技法的总纲是“阴阳相济”，深受《道德经》的影响，其从外在的形式到内在的劲道、从战术的运用到实战时机的把握等，都是《道德经》“守和”“守柔”“守中”思想的具体运用。用《道德经》指导太极拳的理论与实践，可利于太极拳回归技击、修炼、道德教化及文化传承等本来价值。     

我国古代的屯垦戍边思想及文献述略

纵观历朝各代在新疆的屯田活动,发现新疆的屯田事业受政治环境、各王朝国力强弱及其治边政策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论述了古代屯垦戍边思想及文献,总结了新疆屯垦戍边的特点。     

浅论邢州学派的背景（二）

邢州学派是来自邢州紫金山的师生和学友形成的，紫金山是邢州学派的摇篮；邢州学派的成员及先辈生活在邢州“民族走廊”和辽、金、元初长期统治下的地理环境中，正统思想淡化，适应在蒙元政权中为官和研究科学文化；信仰佛教的蒙元统治者对佛教兴盛的邢州倍感兴趣，佛教是连结蒙元统治者和邢州学派的纽带；邢州学派活动于忽必烈统治时期，忽必烈是邢州学派政治上的依托。     

从叔孙通到董仲舒：西汉前期儒学与统治结构的变迁

西汉前期的儒学发展与当时的政治结构之间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为了顺应时事、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儒者们有意识地强化了先秦儒家理论中有利于稳固政治结构的一面。通过考察叔孙通的“起朝仪”和董仲舒的“天人感应”理论如何完成“守天下”的任务，可以看到作为思想的儒学究竟如何影响当时的政治秩序和统治结构。综合来看，将西汉前期的儒学定位为政治儒学应是比较恰当的，在儒学与政治的互动之中，双方达成了一种双赢互惠的局面。     

三十年代菏泽乡村建设实验县始末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国民党山东政府主席韩复渠曾利用“乡村建设”派首领梁漱溟在山东推行“乡村建设运动”,其时,菏泽是“乡村建设”的重点“实验县”之一。通过对菏泽乡村建设实验县历史的剖析,对人们认识、了解山东的乡村建设运动具有普遍意义,因此,很有探讨的必要。 一、菏泽乡村建设实验县产生的背景 “乡村建设”理论是由广西桂林人梁漱溟创立的。1928年,他在广州创办“乡治讲习所”,自此即开始提出了他的“乡治”主张。“乡治”也就是后来的“村治”或“乡村建设”。梁漱溟也就自然成了“乡村建设派”的代表人物,在政治上,他极力反对当时翻天覆地的农村土地革命运动,维护地主阶级在农村的统治,基于此韩复渠自1930年9月5日出任山东省政府主席,直到1938年1月,统治山东七年多的时间里,便利用     

“因俗而治”型政区：中国历史上“一体”与“多元”的空间互动

任何政权条件下的行政区划都是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要求的表现，是为当时的统治集团巩固政权、发展经济提供组织保障的空间格局。古代中国政治的根本特性就在于对大一统政治结构的持续追求，正是这一追求导致了其政治统治区域内多元性的存在。“因俗而治”型政区的存在、发展和演变，为“政治一体”与“社会多元”的互动提供了空间构架。也使“一体”与“多元”在空间布局上形成了实际的共生关系。     

汉白语言融合初探——兼谈白族学生学习汉语的条件

云南,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早在战国时期,楚国大将庄跷就率兵进入滇池地区建立滇国,继后秦始皇开“五尺道”,打通了内地与西南地区的道路,西汉武帝又在云南设置郡县派官吏治守,隋唐时统治者又继续设立州县,扩大统治。 公元八世纪初到十三世纪初这个时期,云南相继出现于两个大的少数民族政权——南诏国和大理国。时间基本与中原的唐朝和宋朝相始终。这两个政权基本上是今天白族的先民白蛮建立的,它们分别臣属于唐宋。南诏王皮逻阁和大理国主段思平都曾被唐王朝和宋王朝封为“云南王”和“云南八国都王”、“云南节度”。在南诏和大理国统治的五百多年间,云南和中原地区一直保持着密切联系。元朝郭松年在他的《大理行记》中就写道“其宫室、楼观、言语、书数、以及冠、婚、丧、祭之礼、干戈战阵之法,虽不能尽善尽美,其规模、服色、动作、云为、略本于汉;自今观之犹有故国遗风焉。”元以后,云南设立了行省、正式划入中国版图。历史雄辨地证明:云南自古以来就是伟大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云南的局部和祖国的全局,从来就是紧密联系,息息相关的。下面仅从语言方面来论述这种紧密联系。     

郧阳抚治历史阶段的划分

文章阐明了郧阳抚治历史阶段划分的理由与相关事件：总体可分为暂设阶段和定设阶段两部分；而按照郧阳抚治面对的主要任务和价值取向的不同，可进一步划分为四个时期：郧阳抚治暂设阶段与“第一次治乱时期”；郧阳抚治定设阶段之“第二次治乱时期”；郧阳抚治定设阶段之“和平发展时期”；郧阳抚治定设阶段之“第三次治乱时期”。     

清乾隆时期的治新政策及和谐边疆的构建

清前期提出的"恩威并施"、"因俗而治"治新理念,在乾隆时期得到更好的发展与实践。探讨乾隆治新政策及其出于统治利益的需要所体现的有限的"民本"思想,对我们今天建设和谐新疆有一定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