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胞”探源

“细胞”一词最早见于日本宇田川榕菴的《植学啟原》(1834),但据沈国威研究,《植学啟原》中的“细胞”是指小胞,非cell。真正用来指cell的“细胞”始见于韦廉臣和李善兰合译的《植物学》(1858),后来该词通过《植物学》传到日本,并在那里流行、定型。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该词又传回中国,并得到广泛使用。     

晚清译著《植物学》外文原本再探——兼与芦笛先生商榷

晚清译著《植物学》是中国第一部介绍西方近代植物学的书籍,由韦廉臣和艾约瑟辑译,李善兰笔述,全书共有8卷。此书所依据的外文原本,至今尚未完全探明。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经过分析和查考,确认了卷一的前半部分主要来源于1848年出版的《钱伯斯国民百科》(Chambers’s Information forthe People)第1卷的"植物生理学"和"动物学"条目。分析和纠正了前六卷内容来源相关信息的错误,指出探寻某些来源的线索,并对一些可商榷之处进行了简要的探讨。     

中国种子植物中文名命名法规刍议

前言 若从1858年李善兰等编译《植物学》算起，百余年来。我国几代植物学先贤历尽艰难，欲将中国植物名称“贯通古今，衔接中外”，由此做了大量的工作。钟观光…先生曾谓“邦名与学名，如鸟翼车轮，相须并进，不具其一，必兼丧其二……如无学名记录，则义类不明，即与世界文化隔绝，等于薪柴。如无邦名记录，则传达无具，即与国内文化隔绝，等于饰品。”可谓语重心长。     

量子力学中的测量过程是否必须有“主观介入”？（上）

本文介绍了量子力学渊量理论的新进展，指出在量子力学研究中所以广泛流行在测量过程中必须有“主观介入”的观点的“科学”基础，是来自诺依曼的测量定理。但由于渊量过程是熵增加的过程，是不能在薛定格方程范围内推导出来的，因而诺依曼的“证明”实质上是由错误的前提而得出的错误的结论。本文还介绍了格林探测器，丹尼耳、朗格等人的测量理论，     

《则古昔斋算学》数学语言系统初探

李善兰的《则古昔斋算学》正文十三部,标志着中国传统数学语言系统向现代数学语言系统转换的重要阶段。该书出现了339个术语,其中192个术语沿用了中国传统算学术语,42个术语由外来术语翻译而成,105个术语由作者自创。书中没有出现拉丁字母,其数学符号由汉字、图形和自创的象形符号组成。书中系统使用了假设、条件、承接、因果、并列、转折、等价7种关系的连接词,并给出了现代数学问题求解的中文语言模式。     

清代盗名盗版算书几例

文中揭露了清代三起算书盗版事实：第一件署名“徐光启著”的《定法平方算术》是盗自《数理精蕴》下编卷11“面部一”；第二件是张楚钟的《算学心悟》被盗为“李善兰壬叔撰，张之洞刊行”的《西算心悟》；第三件是方恺的《代数通艺录》被盗为“英国傅兰雅口译、全匮华蘅芳笔述”的《代数菁华录》。其特点都是利用知名数学家盗用他人或不太知名者的著作。     

晚清《植物学》一书的外文原本问题

晚清《植物学》一书共8卷,由韦廉臣和艾约瑟辑译,李善兰笔述,是中国首部介绍西方近代植物学的书籍。关于《植物学》所据之原本,学界意见不一,间有可商之处。经过初步核查,发现该书的内容节译自多种西人著作,其中:卷1的内容大部分来自韦廉臣的《真道实证》之《上帝惟一不能有二》和巴尔弗(John H.Balfour)的《植物神学》(Phyto-Theology,1851);卷2节译自林德利出版于1847或1849年的《植物学基础》(The Elements of Botany);卷3-6的内容节译自林德利的《植物学基础》(1847或1849)和巴尔弗的《植物神学》(1851);卷7和8的内容仍不知其所本。此外,李善兰不仅润色了译文,还附入少量自己的文字,这又增加了彻底探求原本的困难。     

《数根丛草》注记

李善兰《考数根法(》1872)与方士《数根丛草》(1897)是晚清讨论素数判别法的两部主要著作。解读两书内容,考察《数根丛草》对因数分解判别素数法的运用以及对《考数根法》求"定次"方法的完善等两项工作,可以看出晚清数学家对于费尔马小定理与费尔马因数分解判别素数法的深刻认识与灵活运用。此外,改正了以往关于《数根丛草》内容解释的一些错误和遗漏,并认为《考数根法》与《数根丛草》的内容与数学方法的来源需要进一步探讨。     

大行星的卫星的命名

以17世纪意大利/法国的天文学家卡西尼(G.D.Cassini,1626～1712)命名的行星际探测器“卡西尼”于1997年发射升空后,经过7年的长途跋涉,到2004年6月下旬飞临土星外围天区,向地球发送一幅从2 000千米距离处拍摄的一个土星最外围的卫星的图像。对这个卫星的称谓,我国的媒体有的称其为“菲比”(Phoebe),有的则称之为“土卫九”。为什么一个天体有两个名字？如果两个全对,哪个是我国的规范名称？“卡西尼”探测器按计划将于2004年12月末向土星的最大卫星投下“惠更斯”着陆器。这个大卫星有的称它“泰坦”(Titan),又有的称为“土卫六”。哪个是规范称谓？自从1610年伽利略用手制天文望远镜发现木星的4个卫星之后,到20世纪60年代的350年间,天文学家用地基望远镜共发现了除月球之外的太阳系行星的32个天然卫星,它们是2个火卫、12个木卫、11个土卫、5个天卫和2个海卫。20世纪70年代起开始了行星际空间探测的新时代。在最近30多年内,空间望远镜和大型地基望远镜相继发现了许多前所未知的直径不大的小卫星,到2004年上半年,已发现的总数达135个,翻了几番。它们是2个火卫、63个木卫、31个土卫、27个天卫、11个海卫和1个冥卫。可以说,空间探测的成就是空前的。宇宙中有形形色色的天体,在太阳系中有行星、小行星、卫星、彗星、流星雨,在银河系内还有恒星、变星、双星、聚星、星团、星云、射电源、X射线源,在大宇宙中有星系、星系群、星系团和多种类型的河外天体。所有的天体都有名称,有的是专名,例如,织女、大角、天津四、武仙大星团、仙女星系;有的则是星表的编号,例如,NGC 5194、M 82、3C273。天文学家是如何给行星的卫星取名呢？得先从行星的得名说起。人类文明之初,已确知夜空有5个亮星,与其他满天相对位置似乎永恒不变的星辰不同,它们在天穹上的群星中穿行,虽然移动有的快些,有的慢些,但位置总是在变。观星者遂称之为“行星”。西方文明以古代神话中的神灵分别称为“爱情之神”(Venus)、“大神”(Jupiter)、“信使之神”(Mercury)、“战神”(Mars) 和“农神”(Saturn)。我国最早的取名是“启明”和“长庚”、“岁星”、“辰星”、“荧惑”和“填星”。时至西汉改按五行之说命名,即金星、木星、水星、火星和土星。随后,一直沿用至今。17世纪伽利略首先观察到4个木星卫星,之后就依照行星的传统取名沿革,用罗马神话中与大神朱比特关系密切的女性神灵之名,称呼它们。从木星向外,依次是：伊欧(Io)、欧罗芭(Europa)、甘妮梅迪(Ganymede)和卡丽丝托(Callisto)。1655年 荷兰天文学家惠更斯(Ch.Huygens ,1629～1695)发现了土星的一个很大的卫星,遂也按前例,以农神萨特恩的亲随力士泰坦(Titan)为名。在1671～1684年之间,卡西尼又陆续发现了土星的4个卫星,也按先后顺序为它们冠以与农神关系密切的神灵之名：亚培土斯(Iapetus)、雷阿(Rhea)、特图斯(Tethys)和戴欧娜(Dione)。在随后的一百多年内,随着天文望远镜的优化,到1851年,在卫星世界又增添了新发现的3个土卫、4个天卫和1个海卫。它们仍沿古例,均以所从属的行星之神相关的神灵为名。1851年,英国传教士A.Wylie将英国天文学家赫歇尔(J.Herschel,1792～1871)的名著《天文学纲要》的最新版引进中国。清代学者李善兰(1811～1882)翻译此书,将中译本定名为《谈天》。在讲述行星的卫星的章节,不可避免地要涉及许多西方神话中的神灵之名。李善兰深深感到,在译文中,行星之名用的是中国传统固有的金、木、水、火、土,而它们的卫星的称谓却是神话中的神灵,无论是音译,还是意译,都十分不协调。再者,国人大都不认知西方神话故事,更不熟悉神话中神灵的大名和身世,这岂不给读者增添困惑。李善兰得悉,就在当时天文界又建立了另一种卫星命名法：用行星西文的第一个字母,加上一个罗马大写数码。该数码或表示与行星的距离远近,或表示发现的先后顺序。例如：JⅡ——木星第二个卫星SⅥ——土星第六个卫星UⅢ——天王星第三个卫星NⅠ——海王星第一个卫星李善兰遂采用这一新问世的命名法,将行星缩写汉化为木月、土月、天王月、海王月等,还将罗马数码也汉化为一、二、三、四等。这真是天文学家兼译者的大手笔,既科学又符合国情。李善兰用“月”表示行星的卫星,也就向读者指出卫星乃是和月球同一层次的天体。于是《谈天》中就有李善兰创造出的新天文术语木月二、土月六、天王月三、海王月一等等。20世纪20年代中国天文学会下属的天文学名词审查委员会传承了李善兰的汉语行星卫星的命名法,并将“月”改成“卫”。此后,在中国问世的天文书刊就有如木卫二、土卫六、天王卫三、海王卫一等的规范卫星名称。1952年新中国的文化教育委员会学术名词统一工作委员会于1952年公布的《天文学名词》的副编中更刊出西文和中文对照的卫星名称表,入载当时已发现的22个太阳系天然卫星,继续传承李善兰和中国天文学会的行星卫星命名法。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于1983年组建天文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在公布的规范的《天文学名词》(1987)第一版的副表中刊载了已知的43个天然卫星的汉文名和对应的国际通用名,继续遵循中国传统的卫星命名法。修订之处是将之前的天王卫、海王卫和冥王卫分别改为天卫、海卫和冥卫。21世纪初,《天文学名词》第二版问世。在天然卫星副表内刊出62个卫星的规范名称。规范的行星卫星汉文名命名法的优越和方便之处有：一、从文字中就明确显示卫星所从属的行星,如火卫、土卫、冥卫。而对于西方神话精灵身世知之不详的读者,也包括西方天文学家和读者在内,则很难准确无误地指出如Thebe、Pandora、Desdemona、Galatea ,它们究竟是哪一个行星的卫星。二、根据卫星的编号,可以有效地得知发现的先后排序。例如木卫十四的发现时间肯定早于木卫二十七。而神话人物的名字并不含有与发现时间的先后有关的信息,即便熟知西方神话的人事,也难以判断木星的卫星Metis 和Erinome ,哪一个发现在前。三、按照卫星的编号,还能有效判定卫星的相对大小,例如,可以肯定土卫二十四要比土卫九小得多,也暗得多。而神话人物的命名则完全没有卫星大小和明暗的内涵。希望我国的传媒能品味清代学者李善兰首先倡导的行星卫星命名法的优越性,继承并推广发扬它。     

典型“语义悖论”之多义句本质

本文由悖论非存在定理之引理推得一个重要推论－所谓“悖论”既有可能是非真非假的意义句也有可能是多义句，并进行而论证了所有典型“语义悖论”均属后一种情况，根本就不是什么真正意义上的悖论，从而彻底修正了克里普克的有关理论。     

《重学》底本考

晚清科学译著《重学》译自英国胡威立的An Elementary Treatiseon Mechanics,该书共有7个版本,《重学》译自哪一个版本的问题至今悬而未决。文章通过《重学》与原著不同版本的对比研究,确定《重学》的底本为1836年出版的第五版。在此基础上分析了《重学》与原著之间的差别,廓清了目前国内一些相关说法。     

癸卯元历与牛顿的月球运动理论

清乾隆七年（1742年）颁行的时宪历以雍正元年癸卯（1723年）为元，史称癸卯元历（1742－1911年）。其中引用了牛顿的月球运动理论。18世纪上半叶，牛顿的《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1687年，拉丁文第一版；传入中国的是1726年拉丁文第三版）、以及与牛顿早期的“月球运动理论”相关的解释性论著的相继传入，并经耶稣会士的译解工作，对时宪历的变革起到直接的推动作用。     

从“里差”看地球、地理经度概念之传入中国

元初耶律楚材在其编算的历法《庚午元历》中提出了里差概念。该文对里差概念和数值进行了分析,发现耶律楚材的里差数值偏小,原因是他使用的东西距离数值过大,约为实际距离的1．4倍。这种情况与西方托勒密传统的地理经度测量数值相近。结合宋、元时期地圆知识传入中国的背景,该文认为里差是西方地理经度概念传入中国并在历法上加以应用之结果。里差概念的提出,是宋、元时期西方阿拉伯世界科学思想传入中国并产生影响的重要个例。     

古代朝鲜学者的《授时历》研究

该文通过对几部朝鲜古代历法著作的研究,对古代朝鲜学者对《授时历》的消化吸收情况进行了探讨,结果发现：《授时历捷法立成》则是高丽天文学家姜保根据《授时历》独立推算的一套立成表,但在使用上比《授时历立成》本身的立成表更为方便。《七政算·内篇》在“应数”等基本常数方面虽然取自《授时历》,但在算法和体例方面则主要是以《大统历通轨》为参照的;该书中的四季半昼夜分和日出时刻表是李朝天文学家根据《授时历》“步九服所在漏刻术”推求的,该算法与球面天文学算式相符,为推算结果提供了精度保障。《交食推步法》中已经正确推出了《授时历》盈缩、迅疾立成表的一般计算公式,表明李朝早期的朝鲜天文学家已经掌握了招差术以及《授时历》立法原理,对这部历法已经真正达到了融会贯通的水平。     

中国风力翻车构造原理新探

翻车是中国古代的主要提水机械之一，风车是古代主要动力机械之一，该文通过对史料的分析及现今所用传统翻车与风车的实地调查，探讨了中国翻车与风车的构造原理及其演变，讨论了中国风车的起源。     

控制论思想在中国的早期传播(1929-1966年)

控制论思想在中国的早期传播过程可分成3个阶段:维纳与中国学者李郁荣的合作(1929-1949年);控制论概念的传入(1949-1955年);<十二年规划>制定后,控制论在国内的研讨和发展(1956-1966年).在统计、对比和分析历史材料的基础上,提出:控制论思想在新中国的传播过程体现了一种独特的科学传播模式--哲学先行,平行推动.在这种传播模式中,传播并不是始于吸纳具体的科学理论知识,而是始于辨明其背后的整体哲学涵义和应用意义.国内科学哲学界的学者从译介苏联的相关论文开始,后来发展到自主地进行大规模的研讨;工程理论界在钱学森及其创立的工程控制论的指引下培养了自己的研究队伍,理论上紧跟国际前沿并有自己的发展,应用上偏重自动化、航空和计算机的研究.这一传播历程为"文革"后迅速兴起的"三论(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的讨论热潮奠定了基础.最后,就控制论引发的科学传播与社会-文化因素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进行分析和讨论.     

论古代科学发现优先权的确立原则与判定标准——以勾股定理与毕达哥拉斯定理的发现为例

通过对勾股定理与毕达哥拉斯定理发现与证明方法比较,考证了中西方对勾股定理的发现均符合现代科学发现的定义,提出了中国与西方几乎同时独立发现勾股定理。根据时间敏感性差异原理,指出了古代科学发现优先权的确立原则和判定标准,中西方这种独立的发现开辟了中西方科学发展的不同模式。     

关于中国古代"夏造冰"是否成功之商榷

关于中国古代"夏造冰"的记载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洪震寰先生的工作对有关研究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但其论证并不充分.李志超先生与赵虹君先生的相关研究与实验曾一度令人感觉彻底解决了这一问题.通过再次深入分析,却得到了与李、赵完全相反的结论.     

中国古代的行星运动理论

中国传统数理天文学的行星运动理论的主要目的，是计算任意给定时刻行星的地心真黄经。具体算法由两个步骤组成：首先，按照行星与地球绕日匀速运动的假设，来推算行星视运动的地心平黄经；然后，对平黄经进行修正，由此获得所求时刻行星的地心真黄经。根据构建的行星地心平黄经的理论模型，分析了传统历法中对行星的平视运动推算的精度；又利用行星之地心真黄经的理论模型，探讨了中国古代行星算法模型的天文意义。由此得到的传统历法的行星理论之沿革，大体如次：在南北朝末期张子信发现行星公转与太阳视运动不均匀现象之前（约公元550年），传统历法仅仅推算行星的平黄经。从隋代刘悼的《皇极历》以迄唐代一行的《大衍历》，逐步完善并确立了行星中心差的修正模型。在边冈的《崇玄历》之后，进一步加入了太阳视运动之中心差的修正，从而在理论上考虑到了行星视运动的全部主要因素，为高精度的行星预测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