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宋代的牡丹谱录及其科学成就

牡丹栽培历史悠久,而春专著则始于宋。宋代产生了我国和世界上的第一代牡丹专著,累计数目达十几种之多。该文在对宋代牡丹谱录综合比较研究的基础上,论述了它们在研究我国栽培牡丹的起源,发展,宋代的牡丹品种,育种途径,栽培技术,牡丹文化等方面的科学成就及春历史和现实意义。     

宋代牡丹谱考释

中国宋代涌现了众多谱录类著作,其中牡丹谱共计17种,几乎占花卉谱录总数的一半,它们也是其他花卉谱录出现的前导性著作。目前,仅7部牡丹谱存世,而其他因失传已经难以确切知其具体内容。文章对包括已佚在内的17种牡丹谱进行了详细考释,包括作者经历、成书时间、书中记述的内容和结构。新颖之处在于:(1)通过对作者经历的调查,不仅明确了作者的社会地位、官位和著书环境等问题,还探明了一些作者之间的人际关系。(2)更精确推定成书年代,并按时间顺序将牡丹谱进行排序,从而解析出牡丹的品种以及栽培地域的变化。其结果显示,牡丹谱所载牡丹的品种和数量并不是单纯按照时间的推移而递增的,但考察各种谱录所载的品种名称时,可以了解到各种谱录总载有新的品种。宋代人不断地追求新品牡丹的同时,遗弃旧的品种,因此,各种谱录所载的品数并没有明显的增加。(3)通过研究现存7部牡丹谱的结构及内容,可以大致了解到各种谱录除了大多记载当时的名品之外,还记录了花圃、风俗、栽培技术等内容,以便传于后代。另外,谱录作者主要为宋代士大夫,他们对于出现新品种等问题怀有个人的哲学性思考。这种思考往往涉及到掌管自然现象的造物和造化,并相信它影响了牡丹的变异。文章还从文献学角度介绍了现存7部牡丹谱的早期版本,并指出最可靠的善本。     

宋代科学社会史研究的几个问题

开展宋代科学社会史研究,首要工作是研究对象的确认与理论概念的选择、研究方法选择和历史文献的选择。针对研究课题,具体使用科学共同体概念、传记群体分析、内容分析与引证分析方法,是研究的基本途径。以宋代重大的、与科学技术相关的事件以及参与事件的人物为线索,可以有效地选择、利用历史文献。     

大豆“柳豆二号”育成品种的开发利用

在高级农艺师周耀林的带领下，经过20多年的努力实践，广西来宾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的大豆课题研究取得了一系列科研成果，为广西大豆育种栽培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在育成的一批大豆新品种（系）中，通过广西区域性试验的品种有7个，以柳豆1号、柳豆2号、柳豆3号等3个品种为龙头品种。据初步统计，累计推广面积已达550多万亩，新增社会产值达亿元。     

雄茧丝及其蚕品种的研究

众所周知，雄茧丝具有纤度细、单茧纤度开差小、净度好、生丝抱合力好、织物物理性能好等特点，雌雄茧混缫一般为3～4A，雄茧单缫可达6A，可缫制高品位生丝，由此提高丝的产值。目前，国内外牛产雄蚕丝的主要途径之一是饲养家蚕荧光茧色判性蚕品种。     

番茄新品种“莎龙”的选育研究与推广

针对国外设施番茄品种大量涌入,国内急需对适合设施栽培需求的丰产、优质、耐贮品种进行研究。目前国内番茄品种的耐贮运性还远远低于国外同类品种。但国外品种在风味品质上却有待大大提高,因此选育耐贮运性强、风味品质更适合中国群众口味的番茄新品种在当前国内市场需求下具有很大的必要性。     

我国地方畜禽品种优良特性的分子遗传评估及综合利用技术

为了充分发掘我国地方畜禽良种的优良性状,针对现代畜禽育种技术发展不平衡、大效应的分子标记很少、集成创新力度不足等问题,通过利用现代分子育种新技术,发掘和鉴定影响特殊风味、优质高效和抗病等经济性状的新型关键基因,筛选可用于辅助选择的分子标记,并验证其遗传效应,将常规育种技术与现代分子标记技术有机结合,提出多基因聚合育种的平衡育种方案,发掘有重大应用前景的重要畜禽特色育种新种质材料,实现我国优质高效畜禽特色资源开发利用的突破,提高畜禽良种生产能力,提高我国畜牧业生产水平和竞争力产业化进程.     

中药透皮制剂大品种丁桂儿脐贴的现代研究及产业化应用

丁桂儿脐贴是亚宝药业研发的首个获得国药准字的新型透皮给药制剂成果,开创了中成药脐疗贴剂的先河。据世界卫生组织（WHO）调查,腹泻致死率高居各种疾病第4位,儿童是高发人群,全世界每年约有200万儿童因未能获得及时、有效的治疗而死于腹泻。丁桂儿脐贴以独特的剂型优势,克服了儿童吃药怕苦、打针怕痛的困难,成为儿童腹泻的首选;它占据了国内儿童外用止泻贴剂90%以上的份额,稳居儿科腹泻药品的前三名,是名符其实的中药大品种。本项目系统阐明其组方合理性、生产技术创新性以及产业化应用的先进性,为临床提供更加安全、有效的药品成果,也为构建透皮给药技术平台奠定基础。     

我国自然科学名词术语研究的历史回顾和现状

科学技术术语是形式和意义相结合的语言符号。术语的意义必须以明确定义的科学概念为基础,具有单一的理性意义和感性色彩;术语的命名要做到恰当地反映意义,并有统一的规范,既要符合民族语言构词习惯,又便于形成术语的系统性和进行国际学术交流,所以,科学术语是语言词汇中特殊部分,它反映科学领域内的认识成果,是传播科学知识、促进学科研究的有力工具。科学术语一般出现在书面文献,或专业活动之中,而中国文字采用表意文字体系,字形中的意符,反映事物所属的范畴和属性。一、历史回顾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十分发达,在科学技术史上曾占据光辉的地位,从春秋战国到秦汉近千年,后经唐代的贞观之治的繁盛时期,一直到宋代,许多科学技术部门已形成了具有自己独特的体系,许多学科超过了西方,达到了当时世界的高峰。正像英国著名科学史学家李约瑟教授所指出的那样：“从公元三世纪到十五世纪,中国保持了一个西方所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许多发明、发现远远超过同时代的欧洲,特别是中国的四大发明,代表了中国古代文化科学的光辉篇章。”^*科学技术的发展,必然产生大量经过定义了的科学技术术语,反映中国古代科学技术概念的术语,早已有了自己的独立体系,形成了一整套严密的命名原则和方法。中国科学技术术语自古以来,都是用来正确标记科学和技术以及生产、生活的各种概念(事物、现象)显示着科学家思维的产物,具有明显的专业性、科学性、简明性和系统性。中国古代科技术语的结构,主要是按照汉语的规律形成的,体现了汉语的特征。大部分术语都是由单音节或双音节构成,简明扼要,而蓄意深切。有的一字、一词或一词组都确切的反映出概念的分化原则,清晰地区分出一事物与他事物的不同,表达出事物的特征和属性。中国的科技术语经过几千年的演化、发展,继承和发扬了传统科学技术的特点,构成了确切地反映现代科学概念的独特语言风格,而挺立于世界语系之林。中国的自然科学术语,在中国浩如湮海的古籍中,有着大量而丰富的记述。最早,在西周(B.C.1066－BC770)《诗经·小雅·十月之交》中就有“高岸为谷,深谷为陵”的记载,这谷与陵所表达的正是经过定义了的地学概念。战国管仲(？－645 BC)的《管子·地数篇》中“上有赭者,其下有铁,……上有慈石者,下有铜金,上有陵石者,下有铅锡”……表明人类不但认识了事物外部特征,同时还认识到了这些矿物内在的专属性。用近代术语来说,就是掌握了某些矿物的找矿标志。战国(475 BC－221 BC)作品《禹贡》中,记述了30余种常用矿物名称,如金之品(金、银、铜),瑶琨(玉),丹砂(水银),赤殖坟(红色粘土)等,可以说各自都代表了一种事物的特性和属性。同时代作品《考工记》卷三十九中：“郑之刀,宋之斤,鲁之剑”的记载。《竹书纪年》中,除掉地震概念外,书中还记述了山崩、地拆以及涌泉术语及概念。《山海经》(500－400BC)的《五藏山经》中,除记述了山、川、陵、台术语外,还记述了各类矿石、矿物70余种名称。西汉或更早的《周髀算经》,使用了天文、历法术语,像盖天说和浑天说的辰极和极下术语,反映了战国早期的宇宙学说的概念;该书中还出现了数学术语,诸如“勾股”以及勾股定理,尤为精辟。东汉班固(32－92)的《汉书·地理志》中记述了石油与天然气概念。王充(27－97)在《论衡·自然篇》一书有“涛之起也,随月成表,大小满损不齐同”,反映了古人已有了潮汐与月亮运行之间关系的科学概念及其术语。汉初由学者缀辑而成的《尔雅》是我国最早的解释词的专著,一部释义性的辞书。书中收到了各科术语,可以说包括了人文科学,应用科学和自然科学。全书共十九篇(今本)分类编排列为：《释诂》、《释言》、《释训》、《释亲》、《释宫》、《释器》、《释乐》、《释天》、《释地》、《释丘》、《释山》、《释水》、《释草》、《释木》、《释虫》、《释鱼》、《释鸟》、《释兽》、《释畜》等。其中科学技术占有大半数,各条都表达有一定概念,并具有自己的概念体系,代表当时人类思维活动中,认识事物的深度与广度。正像《经典释文》所述：“尔雅者所以训释五经,辨章同异,实九流之通路,百氏之指南,多识鸟兽草木之名,博览而不惑者也”。《尔雅》一书真不愧为缀辑周汉诸书旧文,递传增益之作,乃辨章术语、严加诠释的第一部辞书。东晋(317－420)的常璩(蜀郡江原人)的《华阳国志·蜀志》中记述了秦孝文王(306 BC－302 BC)时就已有盐井术语,西晋司马彪(？－306)的《续汉书·郡国志》使用了石涅、石漆等术语,相传秦汉时代的《神农本草经》中收载大量植物名称和矿物名称共约365种,有一些沿用至今。东晋葛洪(278－341)的《抱朴子·仙药篇》中列举了20种矿物,并对雄黄与雌黄做了精辟的区分,他指出：“雄黄如鸡冠,雌黄色纯黄”。南北朝(420－589)祖冲之(429－500)的《缀术》中创造了一些数学术语,北魏郦道元(466－472)在《水经注》中使用了火山、地震、温泉、化石等术语代表了早期的科学含义和概念。唐代颜真卿(709－784)的《麻姑山仙坛记》中不但为生物化石下了确切的定义,同时还论述了生物化石的成因,在化石的科学概念上,比欧洲的达芬奇早数百年。唐代李吉甫(758－814)的《元和郡县图志》中最早使用了陨石术语,其他还有潜流、沉陷等术语。北宋沈括(1031－1095)的《梦溪笔谈》是一部古代重要科学典籍,在数学上创出了隙积术(二阶等差级的求和法),会圆术(已知圆的直径和弓形的高,求弓形的弦和弧长的方法);在物理学上他发现了地磁偏角,这比欧洲早400年,他在书中还说明过凹面镜成像原理,对共振现象也有论及;在地学方面更为突出,不但对地形做了分类,还认识到了流水的侵蚀作用,从太行山岩层中发现的生物化石,推论了冲积平原形成过程,其中创出一整套科学术语,特别值得提及的是“石油”一词第一次在书中命名,其概念确切并一直沿用至今。明代徐光启(1562－1633)的《农政全书》中,创用了大量农业、土壤和水利工程方面的术语,在《崇祯历法》中使用了许多天文方面的术语。王征(1571－1644)的《新制诸器图说》中,创用了许多机械工程方面的术语。徐霞客(1586－1641)的《游记》中创用了大量地学术语。明代宋应星(1587－1662)的《天工开物》,被西方学者誉之为中国科学技术的百科全书,十九世纪上半叶就为巴黎法兰西学院著名汉学家儒莲(Stanislas Julien,1798－1873)译成法文,相继转译成英文、德文、意大利文和俄文等欧洲文字。仅子卷的卷名就创用了大量术语,如彰施(染色)、陶埏(冶瓷)、冶铸(铸造),锤锻(锻造),杀青(制纸)、五金(采炼),西蘖(酿造)、燔石(焙烧)、粹精(调整)等。中国另一部古代科学技术宝库——《本草纲目》,是明代著名科学家李时珍(1518－1593)杰作,书中使用了数百种植物和矿物岩石名称,其中仅矿物岩石就分成水部(43)、土部(61)、金部(28)三大类,采用了物理性质与化学成份相结合的命名与分类法,不仅确切地命名了一些矿物新名称,同时还第一次对矿物作了分类,如提出：铜有赤铜、白铜、青铜之分;金有山金、沙金之别。试举对石膏的分类,就足可见一般,他认为“石膏有软硬两种,软石膏大块生于石中,作层,如压扁米糕形……,有红白二色,红者不可服,白者洁净,细文密如束针;硬石膏作块而生直理,起梭如马齿,坚白,光亮如云母、白石英”。方解石与石膏的区分,也十分清晰,“其形似硬石膏成块,击之块块方解,墙壁光明者为方解石”。此外,明末学者方以智(1611－1671)的《物理小识》中创用了许多物理术语,如宙(时间)轮于宇(空间)的见解等。另一方面,从元代(1206－1368)起,特别是从1583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Ricci Matthieu,1552－1610)来华为开端,引进了西方近代科学技术概念;到了明代,欧洲的一些科学技术,尤其天文学、数学、力学、机械学及有关仪器(望远镜、天文仪器)等,相继传入我国。据潘吉星最近论述,1621年法国耶稣会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1577－1628)携带7000部西方书籍到中国,其中有一部是科技著作,包括文艺复兴时代的优秀作品,如阿格里柯拉(Georgius Agricola,1494－1555)的名著《论金属》,于1640年译成中文,并以《坤舆格致》为题出版。此外,尚有《浑天仪说》,《奇器图说》,《几何原本》等大量西方科技著作的翻译,必然创用了大量科技术语,这些术语,大部分是释义的,也有译音的,现在读起来自然是难懂生涩,但在早期介绍西方近代科学技术,却有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们之中王征(1571－1644),李天经(1579－1659)李之藻(？－1631)等,尤以徐光启贡献更大。到了清代,翻译西欧科技著作剧增,其中著名的有华蘅芳的《地学浅释》(1873),《金石识别》(1872),《代数术》(1874),徐寿的《化学鉴原》(1872),徐建寅之《谈天》(1882)等。创用了大量科技术语,有相当一部分一直延用至今。在中国科学技术发展历史上,起了重要作用。尤其是清末严复(1853－1921)根据赫胥黎(Huxley,1826－1895)的《进化论与伦理学》译成《天演论》,马君武(1882－1936)译自达尔文(C.Darwin,1809－1882)的《物种起源》中的《物竞篇》和《天择篇》,他们的译名,基本上采用释义原则,做到信、达、雅的标准;他们发扬了我国术语命名的优良传统。沿用了在语义的外延是根据概念反映事物属性之间的关系而命名,本着内涵的语言特征而下定义,创用了一批准确反映科技内容概念的术语,成为科技发展的有力工具。徐寿(1818－1884)是我国著名的化学家,他翻译了大批西方化学论著,创用了大量中文化名词术语,不仅对促进我国近代化学的发展有重要的意义,而且影响于国外。像日本就曾派柳原前光等人专程到上海考察,购取译本,归国仿行。据袁翰青等人考证：中文“化学”一词最早出现于《格物探原》一书,第二年在《六合丛谈》中使用了这个词,到1858年当《六合丛谈》迁到日本才逐渐使用“化学”一词,在这以前日本化学界却使用Chemic的译音——“舍密”,像1847年出版的《舍密开宗》就是一例。应该说,徐寿在普及“化学”一词的使用中是有贡献的。像“地质”一词,经李鄂荣的考证,最早是在英国人慕维廉(Murhead william,1822－1900)所撰写的《地理全志》一书中出现,该书是清代咸丰三年(1853),由江苏松江上海墨海书馆印行,在下编卷一即为“地质”论,包括“地质”志。从而否定了以前盛传的,1903年鲁迅先生在《中国地质论略》中所述,乃由日本传入我国的说法。像数学一词,也经过长期争论,才在1939年从算学演变而来。可以说,当前通用的术语名词,都有其历史渊源。我国自然科学名词术语,经过前人长期努力,已形成了完整体系的术语系列,它既准确地反映所表达的事物概念的意义,又符合于民族语言构词的特性和习惯,这是我国自然科学事业中的宝贵遗产和优良传统。清代中期,1865年在上海建立了江南制造局,1868年附设翻译馆,聘请了西方传教士伟烈力亚、傅兰雅、玛高温等,以及我国学者徐寿、华蘅芳等,共翻译各类西方著述159种1075卷。书中所创中文术语,奠定了我国近代科学技术术语的基础,对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宣统元年(1909年)成立了科学名词编订馆,这是我国第一个审定科技名词的统一机构。辛亥革命胜利后(1912年)随着科学技术引进的发展,首先江苏教育会之理化教授研究会审定了物理学和化学术语,中华医药学会组织了医学名词审查会;1915年相继审定了化学、物理学、数学、动物学、植物学、医学各类术语,1918年中国科学社起草了科学名词审定草案,1919年成立了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1923年出版了《矿物岩石及地质名词辑要》,截至1931年共审定各学科名词14部,均为草案。1928年在大学院内成立了译名统一委员会,1932年成立了国立编译馆,开始有了统一学术名词机构,专门聘请审定委员多人,在教育部主持下,召开过天文学、物理学、数学名词讨论会,1933年制定了化学命名原则,1934年出版了物理学名词草案和天文学名词草案,1935年出版了数学名词,1936年审定了矿物学名词草案,1939年完成了气象学名词草案;生物科学方面名词草案解放以前已完成的有比较解剖学、昆虫学、细胞学、组织学、普通动物分类学、脊髓动物分类学,植物病理学,植物生物学,植物学,植物生态学,普通园艺学,植物园艺学等。像天文学名词从1934年出版,1937年进行增订,1940年已增至7000条,又经1942年,1948年两次审定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到1949年底,编成各学科术语草案的尚有岩石学、人文地理学、电机学、机械学等共约50－60余种。此外,我国学者从1908年开始到1915年完成了《辞源》的编写,共四册;1936年还完成了以字代词的百科词汇《辞海》的编撰工作,共为三卷,两部辞书有大量科技术语,并对这些术语下了科学的定义。二、新中国近三十年来自然科学术语工作新中国的诞生,推动了科学事业的蓬勃发展,国家深知自然科学术语在发展科学技术中的重要作用,1950年委托中国科学院编译局接管了国立编译馆拟订的各类术语草案,中央人民政府1950年4月6日决议,成立了学术名词统一工作委员会,任命郭沫若为主任委员,下设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医药卫生、时事文学、艺术五个组,中国科学院负责自然科学组,其工作范围包括天文学、数学、物理学、化学、动物学、植物学、地质学、地理学、地球物理学、工程和农学等。规定中指出：“统一工作委员会均由有关自然科学学会及研究机构分别提名,科学院遴选后,由文委审核后聘定”。当时聘任的科学家达150人,其中著名科学家有：严济慈、华罗庚、钱三强、冯德培、茅以升、吕叔湘等。五十年代中,集中力量审定了几十种各学科名词草案,以统一工作委员会的名义公布,对学术交流和新学科、新概念的引进起了重要作用。1956年国务院将这项工作交给了中国科学院,在科学院编译出版委员会下设置了名词室,负责审定和统一全国自然科学术语工作。六十年代初,该名词室改为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名词编订室,六十年代中期,中断了术语的专门的审定工作,科学出版社在编订各学科词书工作中,继承了术语的审定与统一工作,取得卓越的成效。我国出版了各个学科的术语百余种,深受学术界欢迎,在国际学术交流中,享有较高的声誉。三、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筹备工作最近,国务院批准了国家科委、中国科学院关于成立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的报告,决定由科学院牵头,由国家科委、中国科协、教育部、国家标准局共同组成委员会,由主任、副主任和若干委员组成,并任命中国著名原子能物理学家钱三强教授为主任,负责自然科学领域内的名词审定组织工作和统一工作。委员会的任务是：“确定工作方针,拟订全国自然科学名词统一工作计划实施方案和步骤;负责审定自然科学各学科名词术语的统一名称,并予以公布施行。委员会在筹备过程中,推动各有关学会已成立有物理学名词审定委员会,数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化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天文学名词审定委员会,气象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古生物学名词审定委员会等。正在筹备的有：生物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地质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地理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地球物理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土壤学名词审定委员会等。委员会办公室编辑和出版了委员会《简报》和正在编辑中的学术性刊物《自然科学名词研究》,积极开展术语学研究。委员会办公室最近召开了天文学名词审定会,审定了天文学基本名词约2000条。同时,委员会办公室还审定了病毒学2000余条;出版了《有机化学命名原则》和《无机化学命名原则》,翻译了隆多教授的《术语学概论》。委员会正在同国内术语单位建立了广泛的联系,在国际上也积极地开展学术交流,通过TC37委员会的活动,与友好国家建立广泛的业务联系,促进学术交流和术语学的发展。1984年应中国标准化协会的邀请,国际TC37委员会秘书、奥地利维也纳大学术语学家费尔伯教授来华讲学,分别在北京、上海、西安等地作了多次学术报告,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特邀他作了题为《术语的科学和术语学的协调》的学术讲演,报告科学内容丰富、资料新颖,并对我国术语学研究提出了宝贵的建议。受到我国科技工作者的热烈欢迎和称赞。1985年度内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与中国出版协会共同邀请加拿大魁北克术语学派的代表人物隆多教授来华讲学,系统介绍当代术语学概况及魁北克术语学派的理论与方法。我国术语学研究,已具备良好的基础,除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专门从事科技术语名词审定与统一工作外,还有中国科技情报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语言研究所。1982年受中国标准化协会的委托,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以国际TC37中国委员会的名义派出代表团,参加了在莫斯科召开的国际标准化组织TC37委员会第一分委员会(术语原则)的讨论会,参与了国际标准704,860等文件的起草与讨论,了解了当代术语学研究概况和理论发展。1984年度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派出两位代表,出席了TC37委员会第二届全体会议,参与讨论和通过了国际术语原则和方法,并参与拟订专门研究术语学概念、概念性质、特征、概念间的关系,概念的体系、定义等国际标准。会议期间,许多国家的术语学家,对中国科技术语的独特性和传统性甚感兴趣,主动要求建立学术交流和网络联系。应用语言研究所、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北京大学中文系、北京外语学院语言研究所、上海辞书出版社、中国大百科出版社、科学出版社等,都有专家,从事术语学研究。特别值得提及的,中国标准化综合研究所根据国际TC 37 ISO/R704文件的原则与方法,拟订了《中国术语标准化》草稿,正在广泛讨论中。结语我国自然科学名词术语自成体系,具有优良的光荣传统,又有悠久的历史源流,在不同时期内,不但反映了各历史阶段科技发展的概貌,同时,也有力地促进了科学技术的传播、推广与学术交流,起到了推动科技发展的积极作用。在当代术语学迅速发展的今天,我国自然科学名词术语研究,必将建立在术语学的理论与方法论的基础上,早日实现统一化、规范化和标准化。广泛应用计算技术,建立起独具特色的自然科学术语数据库,成为国内外自然科学术语中心。*J.Needham,Introduction to the Science and cirilization in China,vol.1.,pp.3－4(Cambridge,1954)     

中国宋代以前矿泉的地理分布及其开发利用

中国宋代以前开发之重要矿泉全部分布在由海岸线与海南儋县－四川西昌－青海西宁－河北赤城连线围成的蛋壳状区域内，且相对集中于山地丘陵地区。北方地区矿泉的开发总体上要早于南方地区，区域矿泉开发之先后也反映了区域国土开发之先后。矿泉的开发利用主要表现在工农业生产、医疗保健、旅游与宗教诸方面。     

宋代以山矾染色之史实和工艺的初步探讨

在中国古代染色史上,山矾作为染色原材料被广为利用,只出现在宋代这一时期,该文阐述了山矾名称的由来以及宋代山矾用量较大的原因,并指出宋代流行的黝色实为紫黑色,山矾在染色中的主要作用是充当媒染剂,探讨了山矾作为媒染剂参与的染黄和染黝工艺。对历史上山矾几个容易引起混乱的别名也作了一些澄清。     

赣鄂豫地区商代青铜器和部分铜铅矿料来源的初探

商代的文明以大量精美绝伦的商代青铜器为标志。然而,在商代的政治文化中心、今安阳和郑州及近畿地区,都没有发现大的铜矿资源,使铸造所用的大批铜矿料是从哪儿来的问题长期以来成为一个悬案。该文采用了铅同位素示踪技术,测定了35件赣鄂豫地区商代青铜器和22个商周、春秋及现代的铜铅矿料样品。经对比发现,具有铅同位素中等比值的青铜器其银矿源主要来自江西的瑞昌铜岭和湖北的大冶铜绿山。在河南出现的铅同位素高比值的青铜器,其矿源可能来自商王朝的北方地区,如河北辽宁一带,史料称之为古方。然而对铅同位素低比值的青铜矿料,有可能与江西、湖南诸地区的浅成多金属铀矿床有关。这与武丁时期商王朝向南方开拓银路的史料背景相一致。     

宋代太乙术数中的历法钩沉

太乙术数是中国古代命学的一个重要流派,根据史箱中残存的些许史料,利用中国古代天文学常数系统的构造原理,该文发现并重构了宋代术数中的《景Ｙｏｕ太乙历》（１０３４年）,太乙历法的常数系统基本上是按照中国传统数量天文学的演纪算法制定的,通过对《景Ｙｏｕ太乙历》上元积年的重构发现,由于太乙术数的历元包含了一些术数方面的周期,历而其常数系统的选择较之官方历法更加复杂,同时也是后者所不同取代的,正是基于这个原     

中日方程论之比较

鼎盛于宋元时代的中算方程论在和算与清代数学中又有着新的不同发展,从和算这一角探讨中算方程论之特质与局限性,具有重要意义。该文通过对中日方程论之基础及发生机制的数理分析,比较了和算与清代方程论的不同成就及其成因,认为增乘开方法是中日方程论的基础,和算开方代数化与清代数学研究的注释性是造成中日方程论发展迥异的根本原因。     

中国古代“物理”一词的由来与词义演变

该文认为,就目前所知,中国古代“物理”一词最早出现于战国时期。“物理”在中国的广泛运用情况表明,其基本含义是泛指事理、道理、情理;通常是指万物之理,或称“大物理”,有时寓有自然规律之义。这种含义与西方古代“物理”一词的含义基本相同。该文还认为,日文“物理学”一词的翻译受到中国古代“物理”一词的深刻影响,且由西文ＰＨＹＳＩＣＡ或ＰＨＹＳＩＣＳ一词译成中文“物理学”的时间可能早于译成日文的时间。     

《四元玉鉴》的清代版本及《假令四草》的校勘研究

该文通过对《四元玉鉴》不同版本的对校及对清代有关该书的多种史料的研究,较为全面地阐述了《四元玉鉴》在清朝的流传及版本情况,指出罗士琳《四元玉鉴细草》本中《假令四草》的术,草均已经校改,并对其校改者进行初步推断。     

琴律的物理试析暨论琴徽的起源

琴律是三分损益律和纯律的复合律制。古琴的１３个徽位正是两端固定的空弦振动的各分音节点。因此,所谓琴律实质上就是在弦线驻波上取其前六个分音和第八分音再加上三分损益的律制。假定古琴定弦为最普通的一种,即从外到内七弦分别为Ｃ、Ｄ、Ｆ、Ｇ、Ａ、ｃ、ｄ,那么,Ｃ弦的１１徽、８徽,Ｇ弦的１１徽或Ｄ弦的８徽,就可以组成纯律大音阶。萧梁朝丘明的《碣石调幽兰谱》正是这种音阶的应用。同样,Ｃ弦、Ｆ弦和Ｇ弦的１２徽,就可以构成纯律小音阶。对于纯律小音阶是否在古琴中得到应用,尚待古琴谱专家对于留存至今的大量古琴曲的考定与发现。该文还对“徽以玉石”的琴徽的早期文字记载作出考证,指出《淮南子·务训》中“参弹复徽”的“徽”确实是琴徽之意     

西周金文中纪时术语——初吉,既望,既生霸,既死霸的研究

初吉、即生霸,既望,既死霸是常见于西周金文的纪时术语,对它们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年代学意义。该文以铜器历日排比为基础讨论这４个名词的意义,包含以下几方面内容;（１）西周历法的基本特性;（２）纪时术语的各种可能月相和日序的分析;（３）铜器历日的相对排比及分析;（４）以传统宣王纪年安排晋侯苏钟历日,并以此为基础建立铜器历日的绝对排比;（５）应用数据库讨论厉王的可能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