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古文字”与“古汉字”辨析

对“古文”“古文字”“古汉字”这一组汉字学术语的使用情况进行了分析和辨别,并在此基础之上分别给这几个术语进行了定义,希望能够有助于消除以往的一些错误认识,正确地使用相关术语。     

浅析“毒副作用”与“不良反应”

从术语的概念入手,解读了“毒副作用”“不良反应”这两个术语的关联与异同,以期更多的人了解两者的真实含义,并规范使用。     

“抽苔”还是“抽薹”

正确使用科技术语,对语言文字规范化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如果术语本身有误,就会让使用者感到困惑,继而造成使用上的混乱。“抽薹”误作“抽苔”便是其中一例。文章分析了错误产生的原因,并提出修改建议。     

“文字学”与“汉字学”辨析

在语言学中,“文字学”这个术语常有两种含义：一种是指“以不同民族文字为对象,揭示人类文字构成和运用的一般规律的科学”;另一种是指“研究汉字的学问”。目前,无论是从术语规范的角度出发,还是从人们现今的实际使用状况来看,后一种用法已经很不合适了,应予以剔除。另外,“研究汉字的学问”目前还有着多种异称：“文字学”、“汉字学”、“中国文字学”等,为避免术语使用的混乱,应确定学术界普遍认可的“汉字学”作为规范的正名。     

剖析术语误译,兼论“找译译法”

文章以国内公开发表的三篇典型术语误译纠错论文为例,对术语误译使用的翻译方法和术语正译使用的翻译方法进行了探讨。结果表明,三篇术语误译纠错论文中术语误译所使用的翻译方法均为“现有译法”,而术语正译所使用的翻译方法均为“找译译法”。文中的“找译译法”指的是依据原语术语的含义,通过适当的方法,直接从译语专业文献中找出与原语术语相对应的译语术语的翻译方法。“现有译法”指的是在目前翻译专著、论文中经常提及的直译、意译、音译等术语翻译方法。原语术语,按其在译语中有无对应的译语术语,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有译语对应词的原语术语,另一类是无译语对应词的原语术语。在我国术语翻译文献中,虽未见到“找译译法”的字样和系统的理论论述,但不时会见到诸多译者以不同方式表达出的“找译译法”思想。“找译译法”是我国术语翻译宝库中的瑰宝,继承“找译译法”并将其付诸翻译实践对于降低术语误译率、提高翻译质量具有重要意义。     

“回扣”的法理辨析及其英译探究

“回扣”是一核心法律术语,然而,就该术语概念的准确把握与使用而言,其现状却并不乐观。对该术语的法理辨析有助于准确理解“回扣”及相关术语并规范英译。     

密级“совершенно секретно”是“绝密”还是“机密”？

“绝密”与“机密”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密级。在俄汉双语词典中,密级“совершенно секретно”经常被译作“绝密”。通过分析“совершенно секретно”在俄罗斯、苏联国家秘密等级中的位置,可以发现,该密标如果单独使用,应当译作“机密”。造成俄语密级翻译失误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汉语中表示密级的术语往往被视为通用词汇,而不是专用术语。     

“世界英语”“作为通用语的英语”与“作为国际语的英语”术语辨析

“世界英语”“作为通用语的英语”“作为国际语的英语”虽然都可以用来谈论英语在世界范围内的使用和地位,但它们是不同的概念,不能混淆。文章依据社会语言学理论探究这三个语言学汉译术语背后的概念并阐述其联系和区别,令术语使用更加规范。     

“古文”“古文字”与“古汉字”辨析

对“古文”“古文字”“古汉字”这一组汉字学术语的使用情况进行了分析和辨别,并在此基础之上分别给这几个术语进行了定义,希望能够有助于消除以往的一些错误认识,正确地使用相关术语。在汉字研究中,某些术语的使用目前还存在着同名异实、同实异名、概念交叉等相互纠缠的种种混乱现象。对这些混乱现象进行分析和辨别,将有利于规范使用汉字学术语,厘清某些理论上的模糊认识。以下对“古文”“古文字”与“古汉字”这一组汉字学术语进行简要的辨析,希望能够消除以往的一些错误认识,对正确使用相关术语有所帮助。“古文”“古字”与“古文字”这样的名词在我国古代文献中很早就已出现了。例如,《史记·儒林列传》记载：“孔氏有古文《尚书》,而安国以今文读之,因以起其家。”《汉书·艺文志》云：“鲁共王坏孔子宅……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汉书·郊祀志》云：“张敞好古文字。”“古文”是汉字研究中具有悠久历史而又十分重要的一个术语。但“古文”一词的含义从古至今却经历了不小的变化。许慎《说文叙》云：“及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与古文或异。至孔子书六经,左丘明述春秋传,皆以古文,厥意可得而说。”由此可见,许慎是以“古文”来指称早于籀文的古字体的。许慎等古文经学家认为,虽然古文经书的书写时代晚于《史籀篇》,它们所用的字体却早于籀文,因为孔子等人有意用比较古的字体来写经书。许慎等汉代学者对“古文”的看法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直到现代,仍有不少学者持此种观点^[1-2]。近代以来古汉字学开始兴起,古文早于籀文的说法遭到了怀疑。吴大澂在《说文古籀补》的自序中,根据《说文》古文与周代金文不合的现象,提出了许慎所谓古文实际上是周朝末年文字的看法。他说：“窃谓许氏以壁中书为古文,疑皆周末七国时所作,言语异声,文字异形,非复孔子六经之旧简。虽存篆籀之迹,实多讹伪之形。”陈介祺在为《说文古籀补》写的序里也说：“疑孔壁古经亦周末人传写,……古文则多不似今之古钟鼎。”后来,王国维又根据大量资料断定所谓古文应是战国时代东方国家的文字(参见《观堂集林》卷六、卷七)。近几十年来出土的大量六国文字资料,印证了王国维对古文的看法^[3]。从目前来看,学者对“古文”这个概念仍然没有一个十分统一确定的认识。总体来说,主要有以下两种观点：(1)从广义的角度理解“古文”。或指战国以前的古文字^[4];或指秦统一文字以前所有的文字^[5-7];或指与隶书相对而言的先秦古文字^[8-9]。(2)从狭义的角度理解“古文”。或指秦以前写本的书籍中的文字^[7];或指战国时的六国文字^[10-11];或指以《说文》古文为主,包括诸如石经古文、《汗简》古文等转抄于战国文字的字体^[3,5,8];或指流传到汉的战国时人用通行于当时的字体写在简册上的文字^[9]。由此可见,人们对“古文”这个术语的理解仍然存在分歧。那么,从名词术语规范使用的角度出发,应当如何给“古文”一词确定一个较为明确而合适的定义呢？笔者认为,对“古文”一词取广义的理解并不太合适。这是因为,首先,从广义的角度理解“古文”实际上源自古代学者的使用习惯。这种使用习惯一方面反映了古人对古代汉字面貌认识上的局限和模糊不清,另一方面也是古人使用术语时,习惯上不太注重名词术语含义的明确化、科学化的一种表现。其次,根据当代学者对“古文”一词使用的实际情况来看,取狭义的理解已经为多数学者所接受,特别是在古汉字学界。那么,“古文”一词的明确含义究竟如何理解呢？显然,作为一个具有特定含义的专用术语,“古文”一词既非仅指“用通行于当时的字体写在简册上的文字”,也不能笼统地说是“秦以前写本的书籍中的文字”。考虑到目前该术语的实际使用情况和多数学者的意见,我们大体上可以这样来理解它：汉字学上对战国时期东方六国所使用汉字的统称,如孔子壁中藏书所用文字,《说文解字》、《三体石经》、《汗简》等收录和使用的“古文”。下面看“古文字”和“古汉字”这两个术语。自汉代学者开始使用“古文字”这个术语以后,它就一直是用来专指“先秦时期古代汉字”。20世纪初叶,随着甲骨文的发现,先秦古汉字的整理和研究掀起了新的热潮,古汉字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出于对传统的认同,包括罗振玉、王国维、唐兰等在内的许多著名学者在他们的著作中也习惯性地把先秦古汉字统称作“古文字”。客观地说,这一用法确实影响了很多人,直到现在仍有不少人继续这样使用“古文字”这个术语。从20世纪50年代起,有学者开始用“古汉字”指称人们惯称的“古文字”。例如,蒋善国在《汉字形体学》中曾有这样的表述：“青铜器时代的终结,标志着古汉字的转化。”“汉字的象形面貌,除甲骨文外,只有依靠金文来保存,金、甲文是古汉字的两个宝藏。”姜亮夫曾说：“甲骨文字与部分殷代青铜器上的铭文,这才是现在所知的最古的汉字。从其形体的形式与内容来分析,都可以肯定它们是已经很进步的古汉字。”^[12]裘锡圭等许多著名学者在他们的著作中也经常使用“古汉字”一词。比如,他在《文字学概要》一书中曾有这样的表述：“凡是独立形成的文字体系,都是像古汉字、圣书字、楔形文字那样兼用意符和音符的文字。”近年来,“古文字”、“古汉字”这两个术语的使用仍然不够统一和明确,很多人已接受“古汉字”一词,但沿用“古文字”来指称“古汉字”的也还不少,两个术语共同用来指称同一个概念的用例也屡见不鲜。近年来,“古文字”一词用法调整的必要性已引起学术界的注意,一些研究者就如何正确使用这一术语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赵诚说：“古代文字可以简称为古文字,当指那些记录、传达各种古代语言的书写符号系统,应该包括埃及象形文字、楔形文字、玛雅文字、甲骨文等等一切古代所使用过的文字。”^[13]《语言学百科词典》“古文字”条：“指镂刻在硬物体上和写于软物体上的古老文字。”《中国语言学大辞典》“古文字”条：“广义的古文字指苏美尔楔形文、埃及圣书字、美洲玛雅文等世界范围内的各种古代文字。”笔者认为,从术语使用的理据性来说,用“古文字”这个术语来专门指称“古代的汉字”显然是不恰当的。这是因为,世界上的“文字”有几百种,并不是只有“汉字”一种,而且“古文字”除了“古代汉字”以外,还应当包括其他民族使用的古代文字。人们之所以仍然把“古文字”一词当作“古汉字”来使用,主要还是由于习惯的原因和对传统的遵从。也许有人认为,使用“古文字”来指称先秦古汉字,人们早已习以为常,在汉语中“古文字”一词已被赋予了专指汉字而言的特定含义,因此没有必要改变人们已经习惯了的叫法。其实,这种说法并不能充分说明问题。其理由如下：(1)如果仍用“古文字”来指称“古汉字”,那么必然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如何给“包括古代汉字在内的世界各种古代文字”这个概念命名呢？若称以“古文字”,则必然造成“一个名称,两个概念”的混乱现象;若不称以“古文字”,还有其他更为合适的名称吗？(2)使用“古文字”指称“古汉字”,与人们通常对“文字”这个术语的认识和理解存在冲突,也不符合术语命名力求的系统性原则。(3)术语的科学化和规范化是一门学科走向成熟和发达的重要步骤,从学科建设和发展的高度来看,暂时地牺牲使用上的习惯是必要的,也是值得的。(4)“古汉字”这个术语早已有许多学者使用和提倡,且正为越来越多的人所熟悉和接受。总之,从术语规范的立场出发,笔者建议,用“古文字”专门指称“世界各民族在历史上创制的各种古代书写符号系统”这一概念,它应当包括古汉字、埃及圣书字、苏美尔楔形文字、美洲玛雅文字等一切古代所使用过的文字。为防止术语使用的混乱,应尽量避免用“古文字”来专指“古代汉字”。为进一步明确“古汉字”这个概念,我们首先必须明确它所指的上下限。实际上,古汉字的起点时间,迄今还难以确定,商以前,可称为汉字的原始阶段。其下限年代,过去一般以秦篆为界(包括《说文》小篆)。近年来考古新发现的文字材料表明,隶书的萌芽始于战国期间,直到汉文景之世,它仍然保存了古汉字结构的鲜明特点,所以,古汉字应包括西汉早期的文字材料^[14]。因此,“古汉字”这个术语的定义,大体上可以这样描述：中国古代的汉字书写符号系统,包括原始古汉字、甲骨文、金文、战国文字、秦系文字和汉代早期处于隶变过程中的古隶书等。     

我对于“新冠肺炎”译名的建议

分析了与“新冠肺炎”有关的各个术语译名,建议根据术语的专业性和约定俗成性的原则,使用“新冠肺炎”这个术语作为COVID-19的中文译名。     

Simulation Methods for an Abductive System in Science

We argue that abduction does not work in isolation from other inference mechanisms and illustrate this through an inference scheme designed to evaluate multiple hypotheses. We use game theory to relate the abductive system to actions that produce new information. To enable evaluation of the implications of this approach we have implemented the procedures used to calculate the impact of new information in a computer model. Experiments with this model display a number of features of collective belief-revision leading to consensus-formation, such as the influence of bias and prejudice. The scheme of inferential calculations invokes a Peircian concept of ‘belief’ as the propensity to choose a particular course of action.

“细胞”探源

“细胞”一词最早见于日本宇田川榕菴的《植学啟原》(1834),但据沈国威研究,《植学啟原》中的“细胞”是指小胞,非cell。真正用来指cell的“细胞”始见于韦廉臣和李善兰合译的《植物学》(1858),后来该词通过《植物学》传到日本,并在那里流行、定型。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该词又传回中国,并得到广泛使用。     

谈纺织类书稿中易混淆的名词

列举分析了一些纺织类书稿中常用且易混淆的名词,包括几组《现代汉语词典》中未收录的,但在行业中常用的专业名词,希望能为同行提供一些帮助,以达到利于交流、正确认识纺织知识的目的     

论蒯因的相似性概念

哲学的动机或者广泛意义上的科学的动机促使蒯因追求特殊的/相对的相似性概念以及普遍的/绝对的相似性概念。蒯因根据不同的标准提出了繁杂的相似性概念的类别,在他看来,相似性概念对于语言和思想来说是最根本的,而他的自然主义的形而上学其实是一种语言哲学和思想哲学。因此,准确理解蒯因的相似性概念便成为准确的理解蒯因哲学的一个关键。     

“学院”与“大学”定名辨析

大学和学院都是高等教育机构。现代“大学”的基本特征是：(1)学科、专业设置是综合性的；(2)基建(房屋)规模大；(3)基础设施(教学、科学研究设备)齐全；(4)教授和学生数量多。“学院”的基本特征是：(1)学科、专业设置是专科性质的，仅仅局限于某个学科，或某几个相近的专业领域；(2)基建规模较小；(3)基础设施较少。目前，我国某些高等院校的更名陷入误区，混淆了“大学”与“学院”的区别。     

意义视野下工程造物与技术造物的划界

工程技术划界问题是工程研究的前提性问题。本文分析了解决这一问题的各种已有方案的不足,以"所造之物对于人们的意义差别"为立论基础,提出了本文的划界标准,将工程定义为"价值普遍的(系统)设施";将技术定义为"价值特殊的(器物)产品"。基于此,讨论了与技术造物相区别的工程造物的若干特殊性质。在结语部分,基于工程造物的普遍性质,呼吁强化对于工程现象的社会学及伦理学研究。     

对19世纪科学与价值关系的考察

科学与价值的关系问题,向来是科学哲学热议的问题,因为它促进了科学哲学中最富活力的讨论。19世纪科学与价值的分离,表现在三方面:科学发展的专业化倾向,这是促使价值从科学中分离出去的强有力因素;社会科学中的价值中性运动,提供了有利于科学与价值分离的观念形态和思想氛围;蔓延于19世纪的实证论思潮是对以往空泛、浮夸的观念和假设的总清算,尤其那些被看做科学进步障碍的事物。如果说在以往,价值多少在科学中留有余地,那么在19世纪,在上述几种思潮的推动下,科学与价值开始了更为彻底和激进的分离。     

鲍曼现代性理论中的技术图景

技术是鲍曼现代性理论的重要主题。沿着技术本质、起源、发展、后果及问题应对的逻辑线索,鲍曼绘制出一幅动态技术图景。技术是一个具有自我确证性的整体系统,在技术内在逻辑中,在技术上能做就做的指令具有无条件性。技术与现代性具有互动,现代性提供了现代技术起源与发展的文化境遇与动力,技术则进一步构建了现代性文化。技术碎片化运动导致了风险社会的凸现和道德自我的退隐。适应现代技术行为模式,从现代伦理学转向后现代伦理学,倡导技术责任有望解决现代性危机。     

达尔文的方法论与进化论争论

达尔文学说引起了如此广泛的激烈争论 ,是因为它所蕴含的方法论思想本身所具有的革命性质。由于它既不符合当时流行的培根传统 ,又不满足休厄尔和穆勒的方法论思想 ,甚至 ,波普尔对达尔文理论的方法论认识也经历了一个过程。达尔文的方法论是产生进化论争论的主要原因之一。     

“民粹”概念解读

“民粹”(或“民粹主义”)是与“精英主义”相对的概念。诸多领域都已出现了民粹思维和实践,但其概念较为模糊。美国的人民党运动和俄国民粹派实践是民粹话语的经典形象。评价视角上,民粹是以草根或平民价值为导向、是富含情绪化和批判性的思维和实践。思想内核上,民粹一是主张以“大众”为中心、奉行“人民至上”,二是以“精英”的视角构建的思想体系,三是一个矛盾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