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散体大赋主客问答模式与汉代经学之关系研究——以《子虚赋》《上林赋》为例

主客问答是汉代散体大赋独特的内部结构特征,其来源可追溯到先秦,与纵横家的关系尤为密切。汉代散体大赋的主客问答结构并不仅仅是一种纯粹的论辩技艺,而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它能方便而又策略地实现讽谏和颂美,是汉代经学与汉代散体大赋联姻的极其重要的媒介。     

汉代散体大赋主客问答模式与汉代经学之关系研究——以《子虚赋》《上林赋》为例

主客问答是汉代散体大赋独特的内部结构特征,其来源可追溯到先秦,与纵横家的关系尤为密切.汉代散体大赋的主客问答结构并不仅仅是一种纯粹的论辩技艺,而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它能方便而又策略地实现讽谏和颂美,是汉代经学与汉代散体大赋联姻的极其重要的媒介.     

汉赋艺术面面观

赋是汉代主要的文学形式，《汉书·艺文志》共著录辞赋78家，1004篇。班固在《两部赋·序》中说：“……言语侍从之臣若司马相如、虞丘寿王、东方朔、枚皋、王褒、刘向之属．朝夕论思，日月献纳。而公卿大臣、御史大夫倪宽、太常孔臧、大中大夫董仲舒、宗正刘德、太子太傅萧望之等时时间作。…，故孝成之世．论而录之．盖奏御者干有余篇．而后大汉之文章．炳焉与三代同风。”汉代还有献赋、考赋制度，许多人同此得官．如武帝时的司马相如、东方朔、枚皋．宣帝时的王褒、张子侨．成帝时的杨雄．章帝时的崔．和帝时的李尤。君主在上面提倡．群…     

浅谈《子虚赋》

赋,为汉代文学的标志,故素称:“汉赋”。这种文学样式的出现,自然有其历史渊源,并非猝然出现西汉文坛。西汉初年的赋体作品,如贾谊的《吊屈原赋》,就有明显的楚辞印痕,因而文学史家称之为骚体赋迨。到枚乘的《七发》,汉赋的基本特征才充分地显现出来。它虽然富有韵味,但非诗歌,而属散文,又因汉赋一般规模宏大,大凡在千言以上,亦称散体大赋,以区别于汉初的骚体赋和汉来的抒情小赋。     

从《二京赋》到《归田赋》--论张衡赋作文体与题材的转换

散体大赋《二京赋》与抒情小赋《归田赋》是张衡赋作中的代表作品。从大赋到小赋,从写都市到写田园,张衡完成了汉代赋作从文体到题材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转换。通过研究这两个转换,可以发现汉帝国由盛到衰的过程中赋家心态和儒家精神所发生的变化。     

略论《战国策》对汉大赋的影响

历来文学史家之论赋源,多溯及《诗经》、楚辞。班固在《两都赋序))中首先提出:“或曰,赋者,古诗之流也。”自班氏以后,依《诗》立论者,代有其人。刘勰《文心雕龙·诠赋》承其说并加以发展,说:“然赋也者,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也。”后人也大多持这观点,认为《诗经》为赋的远源,楚辞为赋的近源。“《诗经》楚辞赋源说”有一定的道理,但这种说法也存在着不很准确之弊。众所周知,代表汉赋最高成就的是以京殿苑猎为主要内容的汉散体大赋(以下简称汉大赋),并不是骚体赋(这种赋体主要是接受了《离骚》的影响)汉大赋的创作精神、文章结构、铺陈手法、句法组织等都与《诗经》、楚辞大相径庭。班固当时之所以模棱两可地说赋乃“古诗之流”,主要是因为汉代以经学为文学标准,认为《诗经》都是政治诗,并由赋的     

神话与两汉大赋

汉赋的大结构特征，历来褒贬不一。赋家何以能够写出大结构？鲜有新论。但引入神话视角后可以发现：汉代赋家在创作时存在着一种不自觉的创作力，而这创作力来源于汉帝国神话。正是这一存在，才使赋家创作出大结构、劝百讽一等特征的汉赋作品。     

袁宏道对扬雄“丽则”赋论的继承与发展

西汉扬雄首次提出了“丽则”赋论，“丽”指文辞的华美和内容的宏大丰富，“则”是扬雄晚年受到经学影响而对赋体过“丽”倾向的反思，扬雄的这一理论成为后世赋文体创作和批评的主要标准。袁宏道辑、王三馀补编而成的《精镌古今丽赋》以“丽则”为选赋标准，但由于受到明末文学思潮的影响，因此其“丽则”赋论不仅扩大了赋体的表现范围，还对赋体的语言文字形式做出规定，并且袁宏道将真、趣、韵等概念引入“丽则”赋论，带有其“性灵”文学的印记。     

诸侯式微与汉赋由讽谏向颂美的演变

汉代郡县制和封国制并行,汉初诸侯几同战国,文士奔走其间,楚王刘交及嗣子郢客、吴王刘濞、梁王刘武、淮南王刘安均以招纳文学之士驰名。汉代散体大赋形成的标志性作品《七发》创作于景帝时,作者枚乘有战国策士遗风,其渊源肇自楚辞的"讽谏"思想成为汉赋的重要特征之一。武帝时实行"推恩令"、盐铁专营、铸币权收归中央等改革,其执政后期,诸侯实力大损,殆同郡县。随着诸侯的式微,在皇权的笼罩下,文士殆同俳优,汉赋的"讽谏"思想也大为减弱,其文体向"颂"的方向发展。扬雄居西南僻隅,沿袭汉赋正统,其否定文学创作的观念正是赋学新思潮与旧观念冲突的结果。     

汉代赋学论

汉代的赋学与汉赋创作呈现了几乎同步的现象,赋的兴盛期,也即赋学史的发轫期。汉代涉及赋学的文字大多散见于史书或非专论赋的单篇文章中,它们为汉以后历代的赋学研究,树立了框架,奠定了基本的范畴。汉代赋学以儒家诗论作为时代的主要文学观念,以之衡量和评判赋的整体创作或赋家及其作品的优劣状况,从而使赋含有了实质性的功利价值,而不仅仅具有文学本身的唯美效果。     

论宋玉赋的纯文学化倾向

宋玉赋首次将“赋”作为自觉的文体脱离先秦“诗”的襁褓，标志中国文学由《诗经》而《楚辞》到“汉赋”演变过程中的重要环节。宋玉的宫廷赋，在内容上自抒情怀，文思尚美，寓庄于谐，使赋体的纯文学化倾向得以宏扬、发展；而其创作形式，也为汉赋奠定了艺术基础。     

简论“赋得”诗体并赏析张九龄《赋得自君之出矣》

“赋得”诗体是一种古老的诗歌创作形式。以“自君之出矣”为题材的五言诗小品，历来被诗人用来借题发挥，抒发各种个人情感。其q-以张九龄的《赋得自君之出矣》为这一类体裁的杰作。     

略论《文选》中的汉代音乐赋

汉代音乐赋蕴含历代先贤优秀的思想品质和道德情感,可以教化民众,促进身心和谐。《文选》将赋分为十五个类别,音乐类目共收汉代三篇赋文。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治方针影响了汉及以后历朝历代的文学创作。音乐赋可以陶冶性情,给人以美的享受,同时它的感化和教化作用也越来越受到统治者和儒学家们的重视。     

温泉资源的综合开发利用——以"厦门市温泉资源开发利用项目策划"为例

我国是一个拥有丰富温泉资源的国家．利用温泉治病已有悠久的历史．史料中关于温泉的记载也相当多。我国汉代著名科学家张衡所著的《温泉赋》中就说：“有疾病兮，温泉治焉。”《水经注》中亦载：“大融山兮出温汤，疗治百病。”温泉自古就深受人们的喜爱。     

试论“楚辞”和“汉赋”的主要区别

“楚辞”和“汉赋”是两种不同的文体。可是楚赋混称的现象在汉代却是很普遍的,人们常把屈原作品称做“屈赋”、“骚赋”,把宋玉、唐勒、景差等人的诗歌叫做“楚赋”。刘熙载在《艺概》中就批评了这种现象,他说:“古者辞与赋通称,《史记·司马相如传》言:‘景帝好辞赋’,《汉书·扬雄传》:‘赋莫深于《离骚》,辞莫丽于相如’,则辞亦为赋,赋亦为辞,明甚。”不仅汉人如此,近人、今人也有将楚赋混为一谈的。比如章太炎在《国故论衡·辩诗》中,就将屈原作品列入四家赋中之一家,称为“屈原赋”。郭沫若将屈原诗歌译为今文,书名便题为《屈原赋今译》。我个人认为:把以屈原为代表的楚辞体作品称“赋”和“汉赋”混淆起来,是不恰当的。从汉赋产生、发展的历史来看,汉赋虽“拓宇于楚辞”(刘勰:《文心雕龙·诠赋》),但它跟楚辞却是完全不同的文体,不能合二为一。     

略谈汉代禄秩的特点与倾向

本文通过与先秦爵制和南北朝唐宋散阶制度的比较，来探讨汉代禄秩制度的特点和倾向。先秦爵制与散阶制都属“品位”等级，独立于职位而以官员个人身分为本。汉代禄秩的“月俸”形式则与周代“稍食”相关，禄秩附丽于职位，居其职方有其秩，居其职则从其秩，具有以“职事”为中心的鲜明特征，这与秦汉“以吏治天下”的政治精神是一致的     

“天人合一”思想对汉代咏物赋的影响

"天人合一"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天人相通"是其重要内涵之一。汉代空前繁荣的咏物赋深受"天人合一"思想的影响,这种影响在汉代咏物赋的结构模式和内容上均有独特的体现,"天人合一"思想还造就了汉代咏物赋古朴天真的总体风貌以及恢宏壮阔、清新疏朗和郁结耿介的多元化美学风格。     

试论《论都赋》的创作背景及其开创意义

东汉杜笃作有《论都赋》与西汉京都大赋在艺术上迥异,已改变西汉大赋对宫殿苑囿的极力铺陈的写作范式,表现出明显的征实倾向;其主旨继承了西汉大赋讽劝的创作传统,但又没有停留在“劝百讽一”的层面上;此赋开东汉及后世“论都赋”创作之先河。     

略论汉赋的发展、分化及影响

汉赋的发展历经汉初的骚体赋时期，汉中叶的散体赋勃兴、发展至衰落时期，东汉中后叶的抒情化、小品化时期。其发展是受当时学、政治、经济的影响；由贾谊、枚乘、司马相如等诸多代表作家不断地使汉赋走向成熟、攀上高峰。     

论扬雄辞赋的讽谏意识表现与形成原因

扬雄是西汉末年著名的辞赋家，其赋作中表现出明显而强烈的讽谏意识。他在赋中开辟的多种讽谏手法，均服从于作者重视并自觉以讽谏为目的的创作思想。扬雄讽谏意识形成与其受汉代经学思想的影响，又恰值西汉王朝末世，以及他务实尚用的文学思想和沉静深思的性格特征都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