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异质一 殊途同归——评孟轲、荀卿的人性论

孟轲的性善论和荀况的性恶论是先秦时期探讨人的本性的两种著名学说。在长期封建社会中,学者类多扬孟抑荀,性善论一直成为地主阶级人性论的主流思想,性恶论则往往被斥为异端。当代学术界则多抑孟扬荀,认为性善论是先验主义的,性恶论则具有唯物主义因素而比性善论深刻。综观两论产生的历史条件,立论的论点、论据、方法、目的,实形异而质一,殊途而同归,看不出有什么本质的差异和唯心、唯物的严格区别。试简析如下。     

论市场经济条件下法治与德治的人性基础

不同的文化背景和社会经济条件下,对人和人性会产生不同的理解.“性善论“强调道德而漠视法治,容易导致人治、专制;“性恶论“强调法律而忽视道德,也容易产生消极影响.在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治与德治共存并重的今天,我们必须重新反思传统文化,在新的条件下重新认识人、定位人.我们只有在正确把握人及人性的基础上,及时进行治国方略的制度创新,才能制定出符合人性发展、社会发展的社会制度.     

对近代契约论之自然人性论的比较与分析

建立在自然人性论之上的近代契约论有三个阶段:以霍布斯为代表的开明君主制阶段,以洛克为代表的天赋人权阶段,和以卢梭为代表的人民主权阶段.近代契约论中自然人性论具体又分为性善论、性恶论两类.实践表明:持性善论的契约论在制度设计上是有缺陷的,理论上的原因是没有摆脱一元真理论束缚;持性恶论的契约论,为社会中个人留下了一定的属于私人的自由发展空间,某种程度上避免了性善论假说在制度设计上的缺陷.     

西方法治思想及其对我国法治建设的启示

本文梳理了西方古代、近代、现代法治思想的发展过程，认为近代西方法治是一种形式法治，现代法治则是由形式法治向实质法治的转变。中国正处于形式法治阶段，法治建设中应重点理顺好权力与权利的关系，注重法治与德治的结合，同时宜采用“推进型”法治道路。     

浅析中国古代人性论与德治的关系

德治与法治历来是一个国家进行政治统治必然要进行选择的治理方式,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多以"人性善"为哲学依据,由此衍生出德治的传统理念,即使在"人性恶"的理论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法治,亦包含了西方法治思想所不具备的德治内容。人性论哲学与社会治理思路密切相关,挖掘其间所存在的逻辑演进关系,是当代中国确立合理的治国方针所必须的理论根源。     

中国式管理的法治性

如果说西方的法是显性的，具体而固定，我们的法就是隐性的，有原则却必须适时制宜。 一般人比较中西管理的异同，通常都认定西方管理重法治，而中国式管理人治的氛围十分浓厚。我们为了顺应大家的看法，虽然不同意这种论调，却也十分委屈地承认西方管理法治大于人治，中国式管理则是人治大于法治。现在，我们打算更进一步，说明西方管理是人治，中国式管理才是法治。     

孟子荀子人性论比较

孟子与荀子都是儒家思想的继承和发扬者,但是他们对人性提出了截然不同的观点,性善论与性恶论在人性论领域中都占有重要的地位,研究孟子性善论与荀子性恶论对我们深入把握人性有着积极的作用,而且通过对二者的比较,我们可以更加清楚的认识到古代人性学所达到的深度。     

德法兼治的辨证法

德治与法治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的重要治国方略。德治与法治相辅相成、辨证统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德法兼治，建立起德治与法治共同发挥调控作用的的社会治理工程。     

论德法兼治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德治瑟法治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的重要治国方略，德治与法治辩证统一，缺一不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德法兼治，建立起德治与法治共同发挥调控作用的社会治理工程。     

浅析荀子的性恶论

春秋战国时期,在人性问题上有两大针锋相对的观点:孟子的性善论和荀子的性恶论,二者都对中国思想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然而,从今天看来,性恶论无疑要比性善论思想深刻得多。本文主要通过对荀子性恶论思想的分析,以及和孟子性善论思想的简要比较,挖掘出性恶论思想在今天所具有的深刻意义和价值。     

梁启超法治思想论析

梁启超是近代戊戌变法运动的领导人之一，也是近代法治主义的最早宣传者和鼓吹者。他的法治思想既是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系统总结，更是他在政治实践中对西方近代法治观念大胆接受和吸收的产物，是中西法律文化交流的结晶。梁启超的法治思想在当今仍有极为重要的现实借鉴意义。     

从人性论的角度看德治与法治

德治与法治是治理国家的两种模式,其实任何一种治理方式都是规范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的,从本质上说就是对人的关系的处理。不管是德治还是法治,其出发点都是对人性的判断和假设。本文试从人性论的角度来评析一下关于德治与法治这两种治国方略。     

论德治与法治的互补效应

德治与法治具有共同的目的 ,功能上具有互补性。德治是法治的内在灵魂 ,法治以德治为基础 ,为德治提供保障。二者相互为用 ,联手共治 ,国家才会长治久安     

浅析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中关于人的探讨

本文试从中国古代儒家的性善论性恶论、组织中人员的特点以及组织中管理者的特点等方面来发掘其在管理方面对于人性的探索。并用与西方管理思想的对比中,更见其特点。     

古代儒家人性理论之集大成——董仲舒人性论思想探析

“身两有贪仁之性”是董仲舒人性论思想的基本内容,他为论证这个人性内容中先天差别性的命题和“性三品”说这个人性形式上先天差别性的思想,融台了性善论和性恶论之争,把孟子的“善性”降低为“善质”,并在其中掺杂了“恶”的内容,这就减少了人性论中的先验成份.在理论上有其进步意义。     

中西社会结构各自发展的脉络

中西社会结构的对比,尤以费孝通先生提出的"差序格局"与"团体格局"最为经典。但它们只提供了中西对比的一横切面,极易忽略中西社会结构各自变迁发展的脉络。就西方而言,社会结构经历了从整体主义城邦到村落家族共同体,再到现代法治社会的变迁;就中国而言,则经历了从传统部落礼乐时代到乡土中国的差序格局,再到以平等原则重塑的差序格局的变迁发展过程。     

论法治与人治

法治和人治的争论由来已久，古代西方和中国对法治和人治都有各自的论述，他们之间有许多相同的理念，也有许多差别，比较中西方关于法治与人治的思想，得出法治内含的平等、正义、自由等社会价值。通过分析法治与人治之间存在的内在关系，吸取其法治精华成分，借鉴人治中的“德治”思想，通过当下发生的几起引人深思的案例，分析德治发展的社会基础，以及对现代中国法治进程建设的重要意义。     

德治-法治互动的思想史资源

德治和法治,作为两种最基本最通用的治国方略。要从理论上考察二者的互动,必须深入剖析德治-法治互动的历史经验及其机理,必须在历史与现实的深入思考中对道德和法律的互动达成共识。本文通过考察中国古代和西方德治与法治互动的思想,提出必须密切关注德治与法治的差异和冲突,并高度重视德治和法治的重叠和融合,积极促进德治与法治的互动。     

论法治与德治的结合

法治可以理解为宏观的治国方略，理性的办事原则，民主的法制模式，文明的法律精神和理想的社会状态。德治是指治理国家应以道德教化的主要手段，并要求治者应具备高尚的道德。今天的法治与德治结合是一个完整的治国方略，与传统的结合有所不同，它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法律与道德这两个社会规范互补的需要。在实施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治国方略上，要逐步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律体系和与之配套的思想道德体系，严格执法，惩恶扬善，确保德治和法治的有机结合。     

从东西方文化看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

关于法治和德治的争论在东方和西方产生了相似的激烈争论。这种争论已经持续了约 30 0 0年并将继续。法律是最低的道德 ,道德是法治的环境。对于当代中国来说 ,法治和德治都不可或缺 ,不可丢弃。要建设一个文明、民主和强大的中国 ,依法治国具有特别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