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义利之辩与叶适对朱熹的批评--兼论温州商业社会与永嘉学派的关系

从宋代义利之辩谈起，叙述叶适对朱熹“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批评。兼及南宋温州商业社会产生了以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的功利学说和重商思想，永嘉学派的功利学说及其重商思想对温州社会的发展的影响。     

论朱熹理学中的"理欲"与"义利"

本文通过对朱熹理学中“道心”、“人心”、“天理”、“人欲”以及“义”、“利”诸伦理范畴的简略论述,分析了朱熹理学“义利之辨”及其现实意义。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之辩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出自孔子《论语·为政篇》,是古人关于“义”和“利”价值观的典型概括。从历史上看,义利观念是人们关于如何对待伦理道德和金钱物质两者关系的思想和看法。“义”表示某一社会的伦理规范;“利”主要指人们的物质利益和功利。君子之人崇尚“义”,而贬斥“利”;只有小人才谈“利”求“利”。     

清高,世俗化自由精神

中国传统的道德价值论首先体现在有关“义利”之辩上,“义”乃思想行为符合一定的道德标准,“利”乃利益、功利。“何必日利”反映了中国社会崇尚“义”贬抑“利”的倾向。“义”是人格修养的“正路”。在儒学的教化下,中国     

先秦儒家伦理性财富观的人文主义启示

先秦儒家的代表孔子、孟子和苟子在“百家争鸣”的过程中，通过对义利关系的阐述提出了他们的伦理型财富观，从个人的角度提出重义轻利，取之有义；从统治阶级的角度提出义以生利，先义后利，以义制利，见利思义，表达了他们对于个体生存的重视和个人价值的理性思考和推崇，以及寻求社会和谐的人文主义关怀。     

论义利价值关系的历史走向

在中国古代,对义利问题的看法主要有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以义为重”论;以管仲、商鞅为代表的“以利为重”论。“重义轻利”或“重利轻义”,都是价值取向的失衡,阻碍社会进步。同时也有一些思想家如墨子、荀子等主张义利统一,提出“义利并重”论。历史发展到今天,正确认识和处理义与利的关系,树立科学的义利观,选择义利统一的价值取向,将成为当今中国人要逐步解决的重要理论与实际问题之一。     

先秦儒家的义利观与道德回报

先秦儒家的义利观以“义”为核心，围绕义利之辩展开，其代表人物孔子、孟子、苟子在百家争鸣中充分阐释了他们重义轻利，义以为上，以义克利等义利思想。通过分析儒家的义利观，我们看到建立在“义利合一”基础之上的道德回报对于提高整个社会道德水平所起的重要作用，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今天，建立道德回报的有效机制有着重要意义。     

先秦儒家伦理性财富观的人文主义启示

先秦儒家的代表孔子、孟子和荀子在"百家争鸣"的过程中,通过对义利关系的阐述提出了他们的伦理型财富观,从个人的角度提出重义轻利,取之有义;从统治阶级的角度提出义以生利,先义后利,以义制利,见利思义,表达了他们对于个体生存的重视和个人价值的理性思考和推崇,以及寻求社会和谐的人文主义关怀。     

先秦儒家义利思想的基本精神及其现代价值

义利说 ,是先秦儒家“第一义” ,其义利思想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 :义、利何者为第一性 ;义利之辨证关系 ;如何运用义利观治国理财。先秦儒家义利思想的形成是以人性论为哲学基础的。在现代经济社会中 ,先秦儒家义利思想仍然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墨子义利观思想特征探析

墨子的义利观对“义”和“利”做了本质规定，提出了义利关系的一般原则，并给予了其实施的经济、政治、伦理方面的保证。其义利伦理思想有一定的局限性，但在今天仍然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试论上古时期的文学诠释思想

自从殷商时期,我国就有了文字记载,并逐步出现了文学作品,伴随着文学作品的产生,中国古代对文学的诠释进行了许多探讨,孟子的"知人论世"、"以意逆志";庄子的"言意观"及《周易》中的"立象尽意"等思想,对我们的文学接受与文学研究具有重大指导意义。     

"两表"语用语境浅析

从公文的角度,根据语用语境中的目的语境、交际双方关系语境、认知语境等因素,探讨了诸葛亮的《出师表》和李密的《陈情表》获得交际成功的原因.这种探索校正了从文学的角度总结"两表"成功之不足,同时回归到语言应用的本位.     

清代两位诗话家对诗趣的集中论评与阐说

清代袁枚、朱庭珍对诗趣予以了集中论评与阐说。袁枚评诗推尚偏于由才性而催生出的"趣"的审美形态,他以"趣"为审美标的,以性灵为根本,以天才、真、自然为支点,建构出一个有别于他人的诗趣论系统。朱庭珍评诗反对"恶趣"、"魔趣",推尚意趣充蕴之作;他强调作诗要"培之以理趣之府",提出了"意趣活泼"的审美要求,在诗趣的生成创造上,则论及到由"情"而"趣"、由"思"而"趣",对诗中之趣语的运用也予以了界划。他们为古典诗趣论的最终深化和完善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河图》八卦关系论--兼与北京大学易学课题组商榷

北京大学易学课题组研定的《河图》中八卦数位,存在四卦有误,主要表现在《离》、《震》、《巽》、《坎》卦性之阴阳与《河图》中的白圈、黑点及其数的奇、偶不能相应、阴阳两仪中阴卦卦数之和与阳卦卦数之和不能相等四大方面,而根据太极生两仪至生成六十四卦的“生生”规律,可以得出并认定八卦在《河图》中数、位的新标准。     

弘一大师与叶为铭的友谊及道谊

一般认为 ,1918年夏李叔同在杭州虎跑寺出家为僧 ,友朋中夏尊与马一浮助力最大。 1998年发现的“弘一大师致叶为铭书信九通” ,证明在李叔同出家这个问题上 ,西泠印社的创始人之一叶为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叶为铭在李叔同莅杭任教后 ,即与其意气相投 ,在李叔同出家前后给予多方面的帮助 ,并对李叔同的出家事佛持完全肯定态度。弘一对叶为铭的助缘铭记不忘     

"三比"与"六艺" --论李商隐诗之比兴特征及艺术手法

李商隐诗歌的比兴特征,除继承并发展传统的“物比”外,又创为“史比”、“仙比”。其“物比”,亦物亦人;“史比”亦古亦今;“仙比”则亦仙亦俗,多有创格,为我国古典诗歌立意造境开拓了更为广阔的思维空间。其诗艺则多用复辞重言、近离远合、点情染景、翻转反向、时空穿透、以景结情六种技法,从而使诗歌脉络走向更加婉曲,辞句更加隐秀, 为我国近体诗结构艺术之极致。     

异曲同工却归于殊途的文学--兼论"文革文学"的历史特征

"文革"时期的文学思潮首先是与"批判"有关的的文学思潮,包含在"文革"中创作的"批判的文学"和受到批判的文学。这两类文学所表现的内容有异曲同工之妙。之所以有着不同的命运,在于前者领会了"文革"的根本精神(夺权)且多是"三结合"创作的产物,而后者未能吃透"文革"的精神且多是个人创作,因此它们的命运只能归于殊途。     

秦九韶评传

中国传统数学发展到宋元年间达到了鼎盛时期,秦九韶在宋元四大家(秦九韶、杨辉、李冶、朱世杰)中属姣姣者。本文研究了秦氏的生平、师承关系、数学工作以及他的德行等几个方面,肯定了他在大衍求一术上的卓越贡献和他在数学之源,数学之傅,数学之用等方面的精辟观点,同时也指出了秦氏在作风品德等方面存在的不足,较全面地给这位“最幸运的天才”以客观的评价。     

论《庄子》文本的纵向结构层次

文学作品一般都是由"言"、"象"、"意"三个层次构成的层层深入的内在审美结构,由于<庄子>公开宣称它是以"藉外论之"的寓言为主的文本,即所谓"寓言十九",因而这一特征表现得更为鲜明突出.作者总是将某种哲理、旨意寄寓在特定的形象、故事之中,而这特定的形象、故事又通过一定的文学语言描叙出来,这就由表及里自然地形成了"言"(话语)、"象"(形象)、"意"(意蕴)三个层面,共同构成<庄子>文本极为典型、极富诗性、极具魅力的"召唤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