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英国对殖民地的统治——《代议制政府》读后感

密尔是西方自由主义的先驱,他的思想对西方政治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通过阅读《代议制政府》第十八章《自由国家对附属国的统治》解读英国殖民地公务人员的政策。     

对密尔自由主义思想的解读

对于密尔究竟是一个功利主义者还是一个自由主义者理论界颇有分歧，有人称密尔是继边沁之后的又一功利主义集大成者，也有人认为密尔是一个重视个体自主性的自由主义思想者，以致于出现了“两个密尔”的解读。本人认为，密尔是一个功利主义的自由主义者。其早期的思想确实是“功利主义”，但在中后期思想发生了改变，意识到边沁功利主义的一些弊端，通过对边沁功利主义的修正，思想逐渐倾向于“自由主义”。他的自由主义思想处在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向新自由主义思想的过渡阶段，在古典与现代自由主义之间起着一个桥梁的作用，具有不可忽视的地位。     

论密尔对代议制民主理论的完善

在代议制民主理论的发展过程中,洛克、托马斯.潘恩、约翰.密尔三位思想家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洛克提出了议会至上原则和人民委托权力的思想,奠定了代议制民主理论的基础;潘恩把代议制和民主制明确地结合起来,开创了代议制民主理论;密尔系统论述了代议制民主的种种问题,使代议制民主理论得到完善。代议制理论是现代民族国家构建民主制度最具有现实指导意义的理论。     

浅析男性在1866—1918年英国妇女选举权运动中的作用

在英国1866-1918年间的妇女选举权运动中,一些男性在其中起了重大作用,主要包括思想上的启迪和行动上的支持。约翰.密尔的自由主义女权主义思想影响深远,议会中部分议员为妇女政治权利而努力,男性组建的社团也产生了重大作用。但男性的作用也有其局限性,其影响不必夸大。     

从消极自由到积极自由——论密尔的自由主义

密尔是古典自由主义集大成者,他的自由理论既总结了传统自由主义,又开启了向新自由主义转变的历史潮流.当古典自由主义在当代复兴时,另一位自由主义大师柏林对自由概念进行了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的区分,并认为密尔是消极自由最典型的代表,但运用这两种自由概念对密尔的自由主义进行重新解读时,发现密尔的自由主义中存在着积极自由因素:密尔把人的社会生活划分为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在私人领域,个人的自由是去做什么的自由,即积极自由;而在公共领域,个人的自由是免于做什么的自由,即消极自由.因此,不能将密尔完全视为消极自由者,而无视他自由思想中的积极自由的一面.     

良好的政府与民主治理——《代议制政府》之评述与思考

通过对约翰·密尔的《代议制政府》一书的智识资源、学术价值等方面的考察,探求其对民主制度发展的突破意义,并对代议制政府这种良好政府形式的“我们人民”进步性和“多数人暴政”的缺陷进行反思,得出启示：在民主、法治意识传统相对缺乏的中国,应注重民主观念的培养,其前提是“地方自治”,其目的是实现真正的民主治理。     

自我、权利与正义——与约翰·密尔自由主义相关的三个问题

自由主义有着许多不同形态.在自我、权利与正义这三个当代政治哲学关心的核心议题上,密尔式自由主义都给出了与康德式自由主义非常不同的思考.密尔认为自我既不是一种超越于经验之上的先验性个体,又不是一种必须依附于所处社群而存在的身份性个体.密尔将权利与善的关系转化成了自由与善的关系,自由能够让善多元化.密尔的功利原理不仅仅是一种道德原理,正义在道德领域具有首要性,但在整个功利原理当中并不占据着核心位置.密尔式自由主义能够提供一种为自由主义辩护的新思路.     

浅述密尔的政府起源观

西方政治思想家对"制度系统是如何形成与演进"的问题的争论由来已久,而且明显存在两种不同的思想观念,形成两种不同的制度演进学说.密尔在他的<代议制政府>一书中就这个问题的讨论作了一个归纳,印政治制度是做成的,抑或是长成的,并提出他自己比较折衷的观点.     

密尔自由观探析

约翰·密尔的自由观,在自由主义的发展历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意义,他不仅明确提出了关于"自由"的原则,而且将功利主义的原则和自由主义的原则成功地融合在一起;他对"多数暴政"这一严重威胁自由的问题进行了有力的分析和批判。但密尔的理论仍停留在中产阶级的角度上,没能认识到资本主义社会对人的自由的新威胁;对经验理性能力过于乐观的认识,又使密尔的理论存在着破坏其自由原则的可能性。     

公共选择学派的制度理论及其对中国政府改革的启示

公共选择学派的制度理论主要包括：以经济人假设作为政治制度设计的逻辑起点；自由主义制度观；政府失败来自政府制度设计上的缺陷；代议制度是经济上国家干预主义的根本原因；制度变革是提高政府效能的关键。中国政府改革在坚持依法行政、合理界定政府职能、从制度上规范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完善民主制度等方面可从中得到一些有益启示。     

论约翰·穆勒的政府干预思想

针对经济自由主义与国家干预主义关于国家干预限度、范围和方式的争论,约翰.穆勒以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差别为基础,采取调和折衷的方式分析了政府干预的必然性,形成了折衷主义的国家适度干预理论。     

干部民主推荐工作的几点思考

民主推荐,是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基础性环节;是扩大党内民主,拓宽选人视野,准确识别干部,提高选拔质量,从源头上防止和克服选人用人上不正之风的有效措施;是认真落实群众对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和监督权的重要方式;在干部的选拔任用工作中起着重要作用。     

论湖北民族地区传统文化的政府保护

民族地区政府应充分利用政府行为推动民族传统文化知识产权保护立法,实现传统文化的法制化保护.应采取行政措施抢救,传承,开发,创新,发展民族传统文化,同时,民族地区政府作为民族传统文化权利主体的法定代表,应对他人的侵权行为行使救济权,维护民族传统文化权利主体利益.     

论公民选举权与政党执政权的有机统一

在中国现行的选举制度中,客观上存在公民的选举权与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权相矛盾的问题,理论上人大代表可以联合提名或以另选他人的方式选出一个非共产党员的政府领导人。为了确保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必须修改选举法,由党组织独掌政府领导人的提名权。在此前提下,人大代表的选举完全可以放开,实行竞争性选举,并逐步推行人大代表的专职化。只有这样,才能落实公民的选举权,保证人大的国家权力机关地位,真正实现人民当家作主。     

股权分置改革背景下投票权规则与控制权配置效率分析

股权分置导致上市公司的不同股权具有不同的投票权规则。如果以公司的公共价值最大化作为效率标准,则一股一票制可通过最大化能力较差的一方获得控制权的成本,从而使得控制权的配置是有效的。股权分置改革将使投票权规则趋向于一股一票制,因而是从投票权角度解决上市公司控制权配置无效率的途径。     

严复的版权主张与实践

严复是维新思想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在自己的译书实践中,讲求信、达、雅,其中包括尊重原作者的精神权利;率先提出著译者的财产权保护要求,主张实施版税制;上书管学大臣,呼吁政府重视版权,并实施全国的立法建制保护.严复的版权主张与实践具有时代的领先进步性.     

如何面对“委托与独立之争”?——密尔与皮特金的代表理论回应及其分析

代表理论中的"委托与独立之争"是每一个代表理论家与政治实践者必然会面对的争论。密尔试图通过"代表的范围"的确定,皮特金试图以"自主性"的保存来回应这一争论。这为"委托与独立之争"的思考提供了思路,但并未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一争论。通过对两位理论家的代表观的分析,本文指出,转换对这一争论的思考视角,通过对政治事务来分类以确定代表与选民之间的关系,可能是一种超越这一张力的方式。     

国民大会：在有形与无形之间

国民大会是孙中山基于直接民权、权能区分和五权宪法等理论,在美国进步主义运动影响下出于济欧美代议政治之穷与矫正选举制度之弊的考虑,在中央设计一个与外国议会不同的机构来代表国民全体,通过行使选举、罢免、创制、复决等政权产生与管理中央政府的政体设计,它负责监督整个政府的同时高于一切,具有＂抽象＂、＂无形化＂和＂具体＂、＂有形化＂的双元特质。随着三民主义成为知识化与制度化的信仰,国民大会在宪法中的组织形式与职权经历了有形与无形之间的漂移,最后定位于有形与无形之间。国民大会的运行中所表现的国大代表选举有名无实、制宪国大召开一党独行以及国大行宪而致宪法破弃,从反面警示我们必须加强代议制度的建设和完善。     

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问题述论

复杂的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问题的实质是丹麦和德意志民族主义者为争夺两公国的归属问题。它大体上可分为三个阶段：1800——1852年为第一个阶段，发生了1848——1849年第一次普丹战争，1852年伦敦协定规定丹麦王位继承人，石勒苏益格和荷尔斯泰因在丹麦国王统一领导下各自与丹麦联合；1863—1878年为第二个阶段，1864年发生了第二次普丹战争和1866年普奥战争。第二次普丹战争使丹麦将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和劳恩堡交给普奥两国共管，普奥战争使奥地利放弃与普鲁士共治石勒苏益格和荷尔斯泰因的权利，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问题基本解决；1919——1945年为第三个阶段，一战后凡尔赛和约规定在石勒苏益格北部和中部举行全民公决以决定其归属，石勒苏益格北部重归丹麦。1945年丹麦政府主动放弃收回石勒苏益格南部的机会，石勒苏益格南部仍归属德意志，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问题最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