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审毛利重能渡明之说

本文对于“毛利重能渡明之说”进行了再检视。作者认为以往和算史家在给出否定见解时并不具有充分的理由；进而作者提出，应参照和算的艺道发展形式重新考察相关的历史文献，以重新理解毛利重能这样的和算先驱及早期和算史。     

和算史学史述略

本文旨在描述和算史研究的发展线索，并从史学史角度对和算史研究的价值论与方法论问题作出检视。     

明治初期学制(小学数学部分)制定过程再研究:从文化史的观念来看

探讨日本现代学制（小学数学教育部分）的制定过程。自小仓金之助以来，学者们一直基于对文部省直辖小学数学课程的分析认定，学制制定之初文部省原准备在小学数学教育中讲授和算，只是到了学制临颁布前不久才决定教授西算。然而，小仓的这一论题并不能成立，其前提存有重大疑问。学制制定过程与文部省直辖小学的数学教育情况并无直接关系。学制的制定是由当时的文部卿大禾齐任及其智囊团进行的，它体现着锐意改革的明治政府的意志，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大木等人从一开始即打算保留和算。后来，由于新学制在实施过程中面临诸多实际困难，文部省才决定在一定程度上恢复和算教学，遂有所谓“珠算的复兴”。然而，被复兴的珠算是与西方算术原理关联在一起的珠算，已不是以往的和式珠算。     

从民族文化传统看我国古算机械化的价值取向：兼对“西方中心论”的批驳

民族文化传统往往规定了数学发展的必然取向和构造模式。在古今数学数千年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中西数学的两种倾向；逻辑演绎倾向和机械化算法倾向；其作用与构造差异主要是由文化系统赋予的文化层次及其价值取向的差异造成的，都是历史文化中的必然。     

《缀术算经》:东亚数学归纳推理的典范

《缀术算经》是日本和算家建部贤弘最富创造性的一部和算著作,代表了当时日本数学发展的最高成就。文章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从数学传播史和比较数学史的角度,将其置于整个汉字文化圈数学文化背景下,对其数学内容、思想实质与中国传统数学的关系予以深入分析,对其数学成就与建部贤弘的数学方法论予以客观公正的评价。     

中古算书中的田地面积算法与土地制度——以《五曹算经》"田曹"卷为中心的考察

关注了前人少有深入探究的一些中古实用算书的特点和相关社会制度背景.通过对有关社会经济史料和算书中的田地面积算题进行纵向和横向的比较与细密的分析,指出<五曹算经>中"田曹"的面积计算法具有求多而不求精的特点,与北朝田制特别是均田制下出现频繁测量、分划田地的急切需要有着密切的关系,<敦煌算书>、<夏侯阳算经>等书中田地面积计算法的特点,不仅与均田制的盛衰,而且与整个社会的文化和数学的发展有关,其中后者还带有编者讲求学理和精简的意图.社会因素不仅可以影响到数学讨论的对象,还可以影响到数学知识的本身.     

《周髀算经》盖天宇宙结构

长期以来，《周髀算经》盖天宇宙模型中的天地形状一直被认为是双重球冠形，并将这一点视为《周髀算经》“自相矛盾”之处。本文通过对《周髀算经》全书的系统分析，从演绎体系、数理结构、语词辨析等多方面论证了“双重球冠说”之误。再进而给出了《周髀算经》盖天宇宙模型的正确结构和形状－新给出的结构和形状在全书中非常自洽。     

中算数学机械化思想在和算中的发展——解伏题的机械化特征

和算解伏题是关于多元高次联立方程组求解问题，因其在世界数学史上首次导入了行列式算法而向为学术界所重视。文章从数学机械化这一视角对其提出新的认识，重新讨论和算解伏题的消元理论问题，认为和算解伏题是中算代数化几何与以元天术为核心的代数演算的机械化数学传统的后续发展，关孝和给出了多元高次方程组消元的一般性程序，从而构筑了和算后期计算几何发达的基础，比诸行列式理论，解伏题的数学机械化思想的价值更为重要。     

中国历史—文化语境下“工艺”概念演化考辨

“工艺”一词学界聚讼难休，其内涵厘清至今未竞全功，将之置于中国历史—文化语境下进行察考在所必行。“艺”初为“祭农、减涝、祈丰收”之义，次为“栽种”,后引申泛指为现代认可的“种植”。周代以前“艺”字单用，春秋战国时期以后，与“材”“道”等字以“近义聚合”原则方始衍生合成词，其词语发展脉络与过程：艺——材艺——艺人艺事——道艺——术艺——艺术——工艺。现代研究一般认为“工艺”成词于唐代封演，似可商榷，至迟南北朝《宋书》已见，究其源头则在《尚书》“工执艺事”。古汉语一词多义现象较为普遍，将本源与历史流变勘明，则“工艺”涵义即可厘清为四：“工与艺(联合)”“工于艺(动宾)”“工巧之艺(偏正)”“百工技艺(偏正)”。     

从关孝和的累裁招差法看《授时历》平立定三差法之原

本章介绍了和算累裁招差法的基本方法,考察了和算招差法与中算招差法之间的联系,说明了和算招差法的概念和思想方法的中算来源。结合对关孝和累裁招差法造术原理的分析,讨论了《授时历》三次插值法的构建原理问题,提出了新的复原方案。     

科学动力学因素的函数关系分析及其启示

借助数学函数关系式来表达科学动力学因素,深入研究了历史的、社会的、政治的、文化的因素与科学发展的关系,阐释了随着科学文化哲学发展带来的科学形象的改变。针对科学这一复杂的社会文化现象,把科学发展视为知识、社会、政治、历史、文化、心理、伦理诸因素的函数,论述了科学函数关系式从单纯认知的简单函数式,到多因素的不同复杂函数式的变化与论争,暗示出当代不同哲学思潮在科学哲学前沿热点问题上论争中的某种亮点与致命盲点,导致当代科学哲学及文化哲学思潮的困境与危机,由此可以推断科学函数式将复归到多因素集合的认知函数式,这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演变过程,是基于现代科学文化哲学的科学发展。     

论网络文化与文化范式的转化

网络文化是信息技术变异的必然,是文化范式转化的催生剂.文化范式转化能够中和文化堕距的精神失落,形成社会崇尚的价值体系.它赋予大众文化新的灵魂,凝烁出共同的思维原则、方法论和价值观,成为传统文化的涅槃.     

研究范式之争及其对研究工作的启示

鉴于我国研究领域存在的有关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范式上的争论,本文将根据近年西方英语文献对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研究及论述,阐述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的特点及各自的优势与缺陷,从认识论和方法论角度探讨范式之争的性质,最后提出范式之争对具体研究工作的启示.     

Radical Constructivism in Biology and Cognitive Science

This article addresses the issue of “objectivism vs constructivism” in two areas,biology and cognitive science, which areintermediate between the natural sciences suchas physics (where objectivism is dominant) andthe human and social sciences (whereconstructivism is widespread). The issues inbiology and in cognitive science are intimatelyrelated; in each of these twin areas, the “objectivism vs constructivism” issue isinterestingly and rather evenly balanced; as aresult, this issue engenders two contrastingparadigms, each of which has substantialspecific scientific content. The neo-Darwinianparadigm in biology is closely resonant withthe classical cognitivist paradigm in cognitivescience, and both of them are intrinsicallyobjectivist. The organismic paradigm inbiology,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autopoiesis,is consonant with the paradigm of “enaction” incognitive science; the latter paradigms are bothprofoundly constructivist.In cognitive science, the objectivism vsconstructivism issue is internal to thescientific field itself and reflexivity isinescapable. At this level, strong ontologicalobjectivism is self-contradictory and thereforeuntenable. Radical constructivism isself-coherent; but it also rehabilitatesa weak form of objectivism as a pragmaticallyviable alternative. In conclusion, there is aneven-handed reciprocity between “objectivist”and “constructivist” perspectives. Finally, thearticle examines the consequences of thisconclusion for fields other than cognitivescience: biology; physics and the naturalsciences; and the human and social sciences.     

技术恐惧文化形成的中西方差异探析

技术发展及其社会后果总会对人们的心理造成积极或消极的影响。技术恐惧作为一种非主流的社会心理现象,表现为实践操作、社会文化、社会运行三个层次。西方技术恐惧文化与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相伴而生,发挥着其特有的透视和批判功能。中国社会却没有产生系统的技术恐惧文化,这是由东西方文化传统、科学技术发展状况和思维方式等差异造成的。     

建部贤弘的数学认识论--论《大成算经》中的"三要"

“象形”、“满干”和“数”,是日本江户时代数学家建部贤弘在《大成算经》中所讨论的三个范畴 ,也是该书的纲纪 ,谓之“三要”。这些范畴来源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术数 ,语言晦涩 ,一直为日本数学史界所忽视。文章从中国数学文化传统出发 ,重新解读这些文字 ,提出一些全新的观点。认为在汉字文化圈数学家中 ,建部贤弘在中国象数学文化背景下 ,首次系统地阐述了数学科学的本质 ,讨论了数学研究对象及其存在性问题 ,并已接触到数学变量的讨论 ,同时对实数系给出了一种分类。其“三要”数理观是汉字文化圈数学认识论的突出反映 ,具有数学哲学意义。     

俄罗斯认知术语学的创新

俄罗斯认知术语学与语言学、心理学、逻辑学、科学学、信息技术科学密切相关。术语学家认为,认知术语学的产生得益于俄罗斯得天独厚的语言学土壤。它从问世之初就沿用了俄罗斯认知语言学的研究范式。在新的研究范式下,俄罗斯认知术语学研究主要遵循外延主义、人本中心主义、新功能主义和阐释主义等原则。扩张主义主张以跨学科的视角审视术语研究,主张不同学科相互交融,即坚持术语研究要秉持多学科主义的理念。俄罗斯认知术语学呈现出跨学科发展的态势,为心理学、逻辑学、科学学、计算机科学、哲学、语言学的发展注入了新鲜血液。这种范式主张研究术语的认知、交际、民族和文化属性。     

中国地名命名的地理文化特征

地名的命名充分反映了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地域的地理历史和社会文化,是人类历史文化的活化石和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对中国地名文化资源充分认识和保护可以更好地继承和发扬中国的传统文化。文章研究了古今地名命名词语构成以及古今地名命名主要构成形式、特点和演变方式,揭示了古今地名中蕴含的丰富社会文化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