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完善我国未成年犯社区矫正制度的思考

未成年人犯罪和不良行为是社会关注的焦点之一,对于未成年犯,我国采取了一系列控制手段,包括惩罚手段也包括矫正手段。以非监禁刑罚为特点的社区矫正工作,进一步完善了未成年人刑罚执行制度,对于保护未成年人权益、促进未成年罪犯回归社会有着重要的意义。但由于我国的社区矫正制度还处在摸索阶段,未成年犯社区矫正在实践中还存在一些问题,只有通过完善未成年犯矫正立法,明确矫正主体,加强矫正队伍的专业化建设,设立适合未成年犯的矫正措施等,来帮助未成年矫正对象进行价值观的重建和社会关系的恢复,有效地矫正他们的心理问题和社会问题,从而促使他们顺利回归社会。     

试论刑罚执行中社区矫正制度的完善

在我国社区矫正工作由上海试点到全面铺开的情形下,尝试从我国社区矫正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入手,探讨如何完善我国刑事诉讼体制下,作为非监禁刑执行方式的社区矫正法律制度。     

论我国社区矫正对象权利的法律保障

目前,我国社区矫正对象权利法律保障方面存在立法不足、执法不力、司法实践难以真正落实和缺乏强有力的法律监督等问题.将来在制定《社区矫正法》时,既要规定社区矫正对象权利的具体内容,又要考虑到实践中的可操作性;提高社区矫正工作者的执法素养很有必要;同时,可以从完善立法、更新理念、落实职责、丰富手段和建立谈话制度等方面完善社区矫正对象权利的法律监督机制.     

试论我国社区矫正制度的发展与完善

社区矫正作为一种人性化的刑罚制度,于20世纪中叶诞生于美国,并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普遍认同和发展。社区矫正制度有利于犯罪者顺利回归社会,符合我国建设扣谐社会的需要,是我国刑罚执行制度改革的必然结果。然而,目前我国社区矫正制度无论在理论还是在实践方面都存在着很多的不足。本文试图从分析我国目前的社区矫正制度入手,为我国社区矫正制度的完善提一些建议。     

论社区矫正制度设计新范式——基于现代公共管理理论的视角

现代公共管理理论强调政府职能的调整和优化,主张公共管理主体的多元化,让非政府公共组织和民众共同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活动。社区矫正制度设计和安排应以公共管理为指导,使社区矫正管理真正成为政府和公众共同参与的公共管理行为。在社区矫正公共管理中,是将社区矫正管理作为国家或政府的职责和义务。社会力量将以独立力量参与到社区矫正中,通过这种特殊的社会治理结构实现对社区矫正对象的矫正和教育。社区矫正制度由国家主导的一元体系转向＂国家一刑罚、社会一矫正＂的二元体系。     

关于我国现有社区矫正对象的立法思考

在我国,社区矫正作为一种刑罚执行方式起步较晚,其各方面发展还有待完善。文章从我国现有立法规定出发,就社区矫正对象的立法问题进行探讨。在对我国现有社区矫正对象的有关法律规定做初步介绍的基础上,着重分析了我国社区矫正对象立法存在的问题,最后提出扩大我国社区矫正对象的范围,增设社区服务的刑事或行政处罚,加强地方立法以适应社区矫正发展的需要等立法认识。     

青少年犯罪的社区矫正制度

青少年犯罪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引起了世界各国的高度重视,各国纷纷采取各种措施来预防和矫治青少年的犯罪。社区矫正作为一种新的矫正方式,体现了新的刑罚理念,是一种更富有"人道主义"的监管方式。通过对青少年犯罪的社区矫正概念的阐述,对社区矫正依据、矫正主体、矫正对象、矫正手段等基本特征的分析和探讨,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为构建我国青少年社区矫正制度的提出相应的对策与思考。     

论社区矫正制度的意义

社区矫正作为与监狱矫正相对的一种不使犯罪分子与社会隔离并利用社区资源教育改造犯罪分子的方法,是现代社会预防和控制犯罪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将在探讨社区矫正制度的理论基础的前提下,结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于2012年1月10日联合印发的《社区矫正实施办法》对建立完善的社区矫正制度的重大意义予以分析。     

论社区矫正的刑事政策基础——以监禁矫正的局限性为分析视角

社区矫正是非监禁性的刑罚执行方式。文章通过分析监禁矫正的有限性和消极性,并结合社区矫正产生的背景和我国社区矫正制度的法律支撑,来探索社区矫正制度的刑事政策基础。     

我国社区矫正制度探析——以福州市为例

社区矫正制度在我国还是个新生事物,司法实践中观念陈旧、立法滞后等各方面的原因严重制约了我国社区矫正工作的开展。推动社区矫正制度在我国的深入开展,亟需构建完善的社区矫正法律体系,建立司法行政机关与相关部门的工作协调机制,加强司法所及社区矫正工作人员队伍的建设。     

我国社区矫正制度探析——以福州市为例

社区矫正制度在我国还是个新生事物,司法实践中观念陈旧、立法滞后等各方面的原因严重制约了我国社区矫正工作的开展。推动社区矫正制度在我国的深入开展,亟需构建完善的社区矫正法律体系,建立司法行政机关与相关部门的工作协调机制,加强司法所及社区矫正工作人员队伍的建设。     

西部城市社区矫正工作主体建设困境与对策的实证分析——以四川德阳为例

社区矫正作为非监禁刑罚制度,在我国已执行近十年。由于各地区经济环境差异较大,社区矫正工作主体建设面临不同的困境。四川省德阳市作为国家级社会管理创新综合试点市,自2004年开始实施社区矫正试点,其存在的问题能够一定程度上反应出西部城市社区矫正工作主体建设面临的困境。通过对该市的实证调查,发现受人力资源水平和城镇化所带来的社区功能下降影响,社区矫正工作主体面临素质不足和定位模糊两大困境。完善管理主体建设须完善立法、赋予管理主体职权,明确身份,加强专业化;完善参与主体建设需做到联动社区矫正专业人才职业教育,配套人才入口,明确参与主体分工,优化参与主体结构。     

社区矫正制度的理性反思

我国社区矫正应定位为非行刑处遇措施。社区矫正制度的建构，要客观全面认识社区矫正的正向价值和负面效应，充分考虑中国的基本国情和社会主流价值观，正确处理专门机构和社区在社区矫正工作中的关系。     

创新社区矫正工作载体——以“中途之家”为视角

社区矫正工作从2003年开始试点到2009年在全国试行,其工作载体不断创新,本文首先介绍＂中途之家＂现状,在此基础上重点分析对其具有的积极作用,并指出＂中途之家＂发展过程中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     

行贿罪新解读——以《刑法修正案(九)草案》为视角

本文基于《刑法修正案九(草案)》对行贿罪所做的修改进行分析,高度肯定新增规定对于行贿罪立法完善的重大意义。但是也对目前草案关于行贿罪罚金刑的规定进行了相关思考,建议对行贿罪的罚金刑适用倍比罚金制。     

回应性刑事立法反思 ——以《刑法修正案(十一)》为视角

随着社会发展,刑法规范随之发生变化是必然的,但是刑法修正是一项科学严谨的工作,不应当随意被民意影响而动摇其立法价值.回应性刑事立法旨在解决当下社会中已经发生且引发广泛关注的问题,屈从民意在刑法中作出回应的非理性立法模式.在《刑法修正案(十一)》中针对近年来社会热点问题进行了回应,包括长生疫苗问题、冒名顶替上大学问题、性...     

当代中国贪污贿赂犯罪刑法完善探讨——以《刑法修正案(九)(草案)》为基点

《刑法修正案(九)(草案)》对贪污贿赂犯罪作了重大修改,完善了行贿罪的罪名体系,修正了贪污受贿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增设了贪污受贿犯罪的事后恢复条款,严格限制细化了行贿罪的从宽处罚条款,这些修改有利于预防和打击腐败犯罪。但是我国贪污贿赂犯罪的刑法仍然存在完善空间,应当在扩大贿赂对象的范围、分立贪污受贿犯罪定罪量刑标准、废除受贿罪"为他人谋取利益",修改行贿罪"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等方面予以完善。     

论我国集体合同制度的完善——以三方机制作用为视角

尽管我国劳动合同立法和实践均取得了显著的进步，但仍然远不足以满足市场经济下协调劳动关系的要求，当前我国集体合同制度普遍地存在着一些不可忽视的问题。文章从阐述集体合同制度基本理论着手，对我国现行集体合同制度中存在的立法及实践问题进行法律分析，试图从主体角度协调三方机制作用，提出完善我国集体合同制度的解决思路。     

应对食品安全重大风险的监管制度研究——以安徽省为例

安徽省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不断满足人民 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在防范化解食品安全重大风险方面,着力发挥食品监管制度优势.但是,在制度建设、制度执行和制度宣传上还存在一些薄弱环节,需要进一步瞄准行业前沿、加快制度创新,打造技能精英、优化执行环境,整合行业力量、加大制度宣传.     

论我国《刑法》中追诉时效中止制度的建构

我国《刑法》没有规定追诉时效中止制度,这就使得本来应当作为追诉时效中止的情形成为了不受追诉时效期限限制的情形,从而导致犯罪人处于无限期追诉的不利境地,违背了追诉时效制度的立法初衷。基于此,我国立法者有必要借鉴外国刑事立法的经验,在仔细斟选中止事由的基础上,合理地构建我国的追诉时效中止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