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英文诗歌中书写变异的应用

变异是诗歌意义的重要表现手段,也是诗歌风格的重要标志。变异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是相对于常规(norm)而言,变异是对常规的背离,诗歌经常在书写、排列、词汇、语法等方面对相对稳定的传统语言模式进行变异,以服务于诗歌的表现意图,本文从诗歌的书写变异角度出发,分析诗歌中书写变异的类别以及它形成的原因,旨在使读者从这一独特的视角来欣赏诗歌的艺术魅力。     

试论朱淑真诗歌的"个人化"写作立场

与李清照并称隽才的朱淑真,在遭遇北宋灭亡、南宋偏安与自身婚姻不幸的社会苦难和人生苦难的过程中,敢于冲破理学的清规戒律,站在女性性别的立场上用诗歌来表现个人的"私情",真情吟咏,无所顾忌.她的作品从题材到内容,从风格到情感,都是女性情感生活、家庭生活以及有限的人生梦想的书写,具有极强的个人化色彩和"自我指涉"的私语性特征.     

“回归诗性,建构经典”——论当代诗歌书写的精神向度

由于坚、韩东为代表的口语诗歌写作,注重日常性,拒绝伪抒情,曾经推动了当代诗歌的发展,但是成为主流的"口语写作"也出现了书写的中心化倾向,背离了诗歌艺术的艺术指涉,渐渐远离了诗歌本体所追求的文学性、内歌唱、经典性。     

诗歌英译中“意义”的审美重建

诗歌中的“意义”呈现出人“诗意的存在”,是诗歌的灵魂,也是诗歌翻译的核心。在翻译过程中,译者需要通过移情、想象、联想等方式领略原诗的审美特征;在此基础上对原诗的意义通过意象和语言进行审美再现。从唐诗翻泽的不同版本中可以看出,其翻译策略或接近原诗的语言和意象,或对原诗进行本土化的改造,或发挥译者自身创造力的重写。无论如何,诗歌翻译都是译者对原诗进行审美重建的创造。     

略论岑参诗歌的"俗"

历来论岑参诗歌的评家,多着眼于其"奇语"、"奇意"、"奇境",而忽视了其诗歌无论在表现内容、语言运用、诗歌体式方面都存在着"俗"的一面.从岑诗的接受对象和接受程度来看,似也证明了此种看法.     

从“抒情”到“书写”——杨亚杰的诗歌

湖南女诗人杨亚杰20余年来一直默默坚守着诗歌圣坛，先后出版了诗集《赶路人》、《折扇》和《三只眼的歌》。她最近出版的《三只眼的歌》标示出她诗歌内容的深化和风格的转变，体现了一种可贵的独创性。其诗歌逐渐融入诗人生命的本真状态，成为一种朴素而带有诗性的生活方式，于是就有了从有意而为之的刻意“抒情”到自然而然的随意“书写”，从匆匆“赶路”的激情奔涌到俯仰宇宙的从容表达。     

论南飞雁“官场小说”中的日常生活书写

由中年男人的人生困境切入官场生态,在男女两性的角力中深探人性幽微,多层面的日常生活书写是南飞雁"官场小说"的重要特点。借助于日常生活书写,南飞雁在小说中极力还原的是生活的混沌与随意,它既对官场文化予以批判,同时也具备一种穿透力,呈示出人生的某种真相。但作者在日常生活书写背后的中立立场,也容易模糊其价值判断,使作品陷入"存在即合理"的泥淖。     

论先锋诗歌的传播困境

先锋诗歌在朦胧诗后以一种反叛的姿态崛起。它以独特的诗歌写作方式冲击着人们传统的阅读习惯,并因其"反懂"性特征造成了读者的阅读困难。当这种阅读困难进入到传播领域后便造成了诗歌信息的传播困境。文章以先锋诗歌为观照对象,从传播学的角度解读先锋诗歌的"反懂"性特征给诗歌信息传播带来的困境。     

英语诗歌语篇中的重复

运用G.利奇等现代语言学家提供的理论框架, 对英语诗歌语篇中的重复现象进行分析,认为重复是英语诗歌最重要的创作手段.论文阐述了三种常见的重复手段及其表现形式, 认为英诗的韵律是以重复为特征的,词语重复和平行结构是诗歌特有的语言组合方式; 重复是诗歌语篇的一种衔接手段.论述诗歌语篇的重复与诗歌前景化的关系,强调诗歌中的重复是对常规语言的偏离,是诗歌前景化十分重要的表现形式,而偏离的手段就是运用违背日常语言的诗意化的词语、诗意化的音韵和诗意化的结构,认为重复的手段总是与诗歌语篇的整体意义有着直接的关系,每一种重复都会传达作者的某种动机,因此,研究诗歌中那些频繁出现的音素、词语和语言结构的重复模式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还着重分析了现代诗人在运用重复时反传统的一些基本特征及表现形式.     

“文革”地下诗歌的诗歌质态及其意义

在"文革"地下诗歌的研究中,相当一部分研究侧重于对地下诗歌精神向度的探讨,而忽视了地下诗歌自身的诗歌特质。地下诗人对于"诗歌"的定位和思考,展示了地下诗歌特有的诗歌质态,而且也灌注了地下诗人特有的生命体验。其中,"血诗"是对血腥的世界、血淋淋的世界的血意象的展示,是对权力暴行、迫害、杀戮等罪恶的全面揭露和展示;"野诗"凸显自我野性、原始力量,是对于生活、命运、世界的抗争和挑战;"无言之诗"是对诗歌自身、诗意、诗性力量的呼喊,是对人的赞美,由此绽放出来的是对生命的呼喊。由此,地下诗歌中对于"诗歌"本体的思考,为中国现代诗歌贡献出了特有的诗歌质态,开拓了现代诗歌演进的新视野。     

香港的城市诗歌

在当代诗歌中国的格局中，如果说，大陆的诗歌创作以诗与意识形态的纠缠迎拒为特色，台湾的诗歌处于现代主义与乡土主义的张力场中，那么，香港诗歌最引人注目之点，该是其城市书写和想象了：香港诗歌对于现代汉诗的，不仅仅因为在这个雅俗并兼、商政交缠的特殊文化空间里...     

让诗歌教学更“有味”

诗歌教学是语文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诗歌教学中要引导学生还原诗歌之美,品出诗歌之味。本文将从诗歌的韵味、意味、情味及未竟之余味四个方面来论述"诗之味",从而探讨在教学过程中,通过朗读和结合意象分析,并对语言进行赏析,再结合想象来挖掘"诗之味",使诗歌教学更有诗味。     

现代水墨人物画的“书写性”

现代水墨人物画的"书写性"是由中国传统审美与文化而孕育并产生出来的绘画言语与技法形式,它贯通了中国形而上的"气"、"道"、"形"、"意"、"韵"等思维方式,并以形而下的"骨法用笔"、"线面结合"等笔墨线条与笔墨效果呈现,追求笔墨的文化内涵,营造一种尚意的自然境界。现代水墨人物画的"书写性"是中国传统审美文化、笔墨语言与技法的体现,是诗歌的境界、音乐的旋律、舞蹈的节奏,并能激发人们共性的审美感受。     

“主观化”对等对诗歌翻译的启示

诗歌语言是主观化的语言,诗歌的翻译也是译者追求主观化对等的过程。以意义的主观性识解理论为框架,从主观化对等的四个方面——辖域与背景、视角、突显、详略度,探讨了其对诗歌翻译的启示。     

里尔克诗歌中的“沉默”

诗歌作为一门＂语言的艺术＂占尽了＂无声的语言＂的风光。里尔克以诗歌语言呼唤沉默。沉默由生活中的＂不语＂,化身为诗歌中的负面的、反逻辑的表达。本文试通过对里尔克诗歌的文本分析,探寻其诗歌中沉默的存在,以及由此表现出的,诗人对于语言的不信任和对言不可言的反讽模式。沉默是被命名的前提,诗歌借由蕴含着言说之根的沉默,实现对无名的召唤和命名,既重拾了对语言的信任,也产生了神秘、朦胧等奇特的美学效果。     

诗情与诗意间的裂痕——评华兹华斯诗歌中的一点瑕疵

华兹华斯是英国杰出的浪漫主义诗人。他倡导用老百姓的语言入诗,为浪漫主义诗歌运动写下了纲领性文献——《抒情歌谣集二版序》。但他的诗中也存在些瑕疵,即他的一些诗歌中诗情与诗意间有些许的裂痕,这点在与同时代诗人诗作的比较中可看得更加的清晰。而诗情与诗意二者的化合程度却是评判诗作优劣的最终标准之一。艾略特认为英国自17世纪以后诗歌中出现了"感性脱节"现象。其他英国浪漫主义诗人的诗作中也有类似的瑕疵。     

修辞伦理化与想象"共同体"——"十七年诗歌"意识形态书写策略探析

"十七年诗歌"呈现的"独特"的文化景观,与诗歌意识形态的书写策略分不开.诗人书写策略的选择,既须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要求,又要满足"工农群众"精神需求,同时还能实现知识分子的"精神传达".文章从修辞伦理化和想象"共同体"两个角度,探析"十七年诗歌"意识形态书写策略的运作过程及其功效.     

朱光潜的诗歌“声响学”思想

在《诗论》中，美学家朱光潜把诗歌的声音节奏和视觉意象看得同等重要，由于诗歌“意象学”已经有许多论述，因而他有针对性地提出诗歌“声响学”思想，旨在加强诗歌声音节奏方面的建设。朱光潜认为，诗歌创作首先要解决语言的音义协调问题，同时，诗歌“声响学”在新旧诗体的转换方面也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从美学功能看诗歌的语言变异

语言变异是偏离语言常规的一种语言形式。诗歌中有八种语言变异现象,即词汇变异、语音变异、语法变异、书写变异、语义变异、语域变异、历史时代变异和方言变异。从美学功能角度来了解诗歌的语言变异,能达到更好地欣赏诗歌的目的。     

从“启蒙”到“革命”:关于思想史书写转型的对话

从启蒙到革命是20世纪政治、文化发展最重要的转折之一,这种转折也必然会导致思想史书写方式的转型,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思想书写者从自信的"导师"角色转变成充满"罪感"的学生,从中心走向边缘;二是在写作策略上由"五四"时期的凸显主体到隐匿自我;三是在思想传播上由"五四"时期的良性状态走向困境与尴尬。